（2010年7月17日）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来了张博树老师为我们做演讲。张博树老师是当前最值得钦佩和尊敬的学者之一我可以借用辛子陵教授的评语说，他可以与在经济学界长期被视为异类，受批判，受打击，甚至入狱的著名知识分子顾准、孙冶方相伯仲，他可以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张老师秉承了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执着于对事实、真理的追求，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富于良知与责任心，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张老师目前正穷一生之力，集中研究中国专制制度和宪政改革之路，并一直致力于中国批判理论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为主题的六卷本专著正在撰写之中。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经济行为与人》、《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重建中国私立大学》、《利维坦导读》、《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从五四到六四》等。最近由香港出版的《我与中国社科院》一书详尽披露了张老师近二十年来与社科院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最终和社科院分道扬镳的事实，真实记录了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张老师为我们今天做的讲题是“漫谈台湾的宪政——台湾七次修宪的启示”。下面我们请张老师做演讲（掌声）。
张博树：谢谢李老师，过奖了，不但是李老师，还是刚才引的辛教授的评价，其实我不过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情。今天下午也很高兴与这么多朋友见面，一块讨论台湾问题。我是上个月到台湾去访问，在东吴大学待了一个月，给学生讲课，和台湾各界的朋友也做了些接触，对台湾的宪政话题也搞了些材料，现在正在整理当中，有一点心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共享，交流。
台湾的民主转型，很多大陆的朋友都在关注，都有兴趣，毕竟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但台湾三十年前就已经向前走了，到现在呢，和我们相比，它已经走的很远了。我们过去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对它的党外力量曾经发挥的作用，像美丽岛事件，对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的正面的功能，我们过去都很重视，很多朋友在这方面都有研究。但是，对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它的宪政建设，宪政转型，特别是1991年台湾启动了它的民主化进程以后，在它的宪政转型当中做了什么，说老实话，过去我们了解不多，我本人也了解不多，所以我这次去台湾是有意识地在这方面收集些材料，也和台湾的学界朋友做了些探讨，我觉得这方面的话题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体制我们都觉得不行，我们肯定要改。说我们的体制不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宪政结构不行。我们也有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到现在是1982年第四部宪法。但宪法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更何况，即便宪法里规定的不错的内容，实际生活当中也往往落实不了，存在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今后我们肯定有一个如何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结构，推进我们国家的宪政转型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我想都对我们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值得去讨论。但是很抱歉，因为台湾这个方面的情况我自己也还是在学习、消化当中，所以今天讲的还是很初步，也不一定都对。如果我什么地方讲错了，欢迎在座的大家进行批评，我们共同讨论。
我们来谈台湾的七次修宪和对大陆的启示。我想分成四个问题与大家交流。第一，我们需要看一下台湾两蒋时代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它的宪政体制是什么样子。我们简单地做一个回顾，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的基本特点以及两蒋时代台湾的宪政体制。第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1991年以来一直到现在，台湾的宪法的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七次修宪。第三，在了解了七次修宪的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政界和学界对台湾现行的宪政制度的不同意见和争论，看法。第四，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宪政和宪政制度的改革对大陆有什么样的启示，我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心得。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说起，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与两蒋时期的台湾政制（政治制度）。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在1947年公布了宪法，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制宪讨论的过程。47年宪法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是孙中山关于宪政中国的基本架构。孙中山关于如何建设宪政中国是有他的一套理论想法的，我们简单地概括的话，就是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孙中山所理解的未来的中国宪政，首先有一个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应该是体现真正的民权，民权表现在四个方面，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选举、罢免是针对国家领导人员的。创制是指国家的根本制度、重要的法规应该由人民来制定；重要的法规如果有争议，则由人民来复决。这四项被认为是直接民权，这是孙中山当时的设想。这四个民权由于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当时还觉得直接搞选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设想了一个国民大会制度，选代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代会。这是四项直接民权。然后是五院制度，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这与西方是一样的，还有考试、监察，这两项被认为是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的优点。这就是权能分治，五权宪法。47年宪法基本上是以孙中山的构想为基础，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融合了西方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东西。大家知道，47年宪法的起草有个很长的过程。当时民国有位很著名的学者叫张君劢，他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引用了英国内阁制的某些特点，融入到47年宪法当中。所谓内阁制，最简单地说，就是总统没有太大的权力，最高行政权是在行政机构，在英国就是内阁，在其他国家叫法不一，总体来说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有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总统基本上是虚位的。这是英国内阁制的特点。47年宪法基本上体现了或比较接近这个东西。它赋予当时中华民国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是47年宪法，大家先对其基本结构有一个了解。这个宪法是1947年1月1日公布，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48年第一届行宪国大选总统。蒋介石蒋中正先生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当时正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其实从46年下半年开始国共就打起来了。47年打得很热闹，48年的时候解放军都开始反攻了。48年正好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在内战的环境下，这一届的国大就通过了一个条款，叫做“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包括一些紧急处分权。当时的解释就是处于内战当中，总统需要有更多的权力。所以47年宪法中总统权力有限，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对宪法做了临时性的补充，就叫做“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是由国民大会通过的。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理解后面的台湾宪政的转型是很重要的背景。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临时条款的内容很简单，而且当时本来没打算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东西来实行。当时设想的是两年时间，两年之后是否有效是需要国民大会进行议决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临时条款实施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废除的？是1991年。戒严法是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在全台湾进行戒严的文件，也是因为两岸处在战争状态、敌对状态。戒严法在1988年被宣布废除，实行“解严”。我们要理解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的政治结构，刚才说的这三个文件大家需要记住，非常重要。47年宪法，从理论上说，五十年代以后台湾是一个行宪的体制，而因为“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它又是一个戒严体制，临时条款加戒严法，对宪法是一个限制。这个体制产生了两个问题，特别是国民党从大陆到了台湾以后，它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按照原来的宪法，总统只能当六年，六年以后连选可以再任一届，即最多十二年；国民大会当选的国大代表任期有六年，六年以后要重新选举。47年国大代表是从全国产生的，除了解放区共产党占领的地方以外，其他地方都产生了自己的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以后，国大代表任期六年，到期应改选，问题是国民党已经到了台湾了，大陆已经不在它的手里了，也不可能从大陆地区产生国大代表，便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最后没辙，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第一届国大代表无限期延任。当时蒋介石还雄心勃勃，想反攻大陆，台湾被认为是自由基地，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第一届国大代表凡是与他一同到了台湾的，便一直任国大代表。但是他没有想到时间如此之长。后来到了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反攻大陆看来越来越没有指望，特别是71年联合国席位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国大代表的年岁也大了，假如说四十年代当选国大代表时是三十岁，到了七十年代就成了六十岁，年岁再大的就七八十岁，这种现象被称作“万年国代”。
第二个问题是总统。总统最多当选两届，但是蒋介石到了60年第二届已经干完了，当时那种情况他还想继续干，好像也没有人能够取代他。怎么办呢？就得修改宪法。这个修改是通过修改“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形式来实现的。蒋介石前前后后一共做了五届，最后死在任上。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它的宪政结构就面临着这样两个问题。一直到老蒋去世，小蒋接班，这两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一直到蒋经国的晚年，台湾的民主化已经是风起云涌，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国际形势也迫使它做出改革，包括美国人也不断地给小蒋施加压力。当然小蒋本人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也确实意识到，看来这个事情一定要往前走，不然是没有希望的。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蒋经国1988年去世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到了1990年，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从这个时候，台湾民主化的新的进程就开始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也就是台湾的修宪的过程也就开始了。
下面我们谈第二个问题，七次修宪的基本经过，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刚才我们说了，到李登辉上台的时候，台湾面临着一个新的契机，就是要重新检讨、反思两蒋时代的问题，包括宪政制度，要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它的修宪过程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从1991年开始，到2005年，台湾的修宪前前后后一共有七次。我们做个大的分类，可以把七次修宪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三次，1991年一次，1992年一次，1994年一次；这三次修宪总的任务是解决威权时代、两蒋时代在宪政上遗留的问题，开辟新局。所谓开辟新局，首先是要废除刚才我们所说的临时条款，动员勘乱说不上了，两岸已经分离这么长时间了，共产党这边虽然不断出问题，但台湾也管不了，台湾早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的独立的系统的政治实体，它自己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而1947年宪法是在大陆制定的，本来也是针对大陆的治理搞出来的，现在仅仅是台湾，它就必须针对变化了的形势对它的宪政的机构、原则做一些修正，特别是要解决万年国代和临时条款。1991年的第一次修宪，简单地说，它是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正式废除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第二件事情是为产生新的国民大会的代表制定了程序，提供了合法性。1991年的修宪过程，它的主体仍然是万年国代，当然因为万年国代有些成员过世，在七八十年代陆续补充了一些，但主体还是1947年的第一届国代。1991年做出决定，要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届国民大会的代表主要由台湾本地产生。1992年的修宪主要涉及今后总统怎么选。它也有其他的宪政结构方面的考虑。比如说，五权宪法的基本框架还要不要。92年第二届国大代表里面已经有反对派的人士正式进入。民进党早就合法化了。民进党是在1986年成立的，87年解严以后就正式合法化了，92年第二届国大代表里面已经有相当部分是民进党的党员。92年的时候，民进党总体的势力还不如国民党。所以左右1992年修宪的主体仍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当时的基本主张就是孙中山的那套东西不能变。五权宪法、权能分治、国民大会等还要保留。但是总统如何产生，这是可以讨论的，也应该改进，这是当时国民党的基本主张。而民进党当时已经提出了全新的主张，简单地说就是总统应该直选，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另外，原来的47年宪法已经不适合台湾的现实，所以他们提出中华民国的名称也应该改变，那就提出了像“台湾共和国”这样的设想。这个在我们大陆的解读的话，就是它要搞台独。92年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如何去修宪的问题上观点是不一致的。但由于当时民进党的势力还不够强大，所以92年修宪的主导力量还是国民党。最后的结果是总统应该是由公民来选举，但是如何去选举，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还是委任制的选举，92年没有定下来。总统如何选举是在1994年修宪时确定的，那就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大家知道台湾真正选总统是1996年的事。这件事情实际上在1994年修宪的时候已经从宪法意义上确定下来了
第二个大的阶段是第四次修宪，也就是1997年的修宪。这次修宪非常重要，在台湾修宪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大家知道1996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即台湾实现了公民直选。当时是第九任总统，台湾已经出现了民选总统。既然有了民选总统，原来的宪法结构就需要做一些调整，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原来的宪法进行修订。47年宪法是针对全中国的情况来制定的，现在则只是台湾，如何去治理好台湾，宪法本身就要改，更何况有了民选的总统。如何使宪法的结构适应台湾的现实，这就很重要。当时国民党和民进党对于97年的修宪也各有不同的主张。国民党主张效法法国。法国实行的是半总统制，既不同于总统制，也不同于内阁制。内阁制最典型的是英国，国家元首是虚位的，最高行政机构要对最高立法机构负责，有相互制约的机制；总统制以美国为首，总统是民选，议会也是民选，双方之间有相同的合法性，但互不隶属，彼此之间有一套制衡的设计。法国是半总统制，是戴高乐第五共和国时期搞的比较特殊的一套制度设计。它有两个行政首长，一个叫总统，一个叫总理，两个都是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最高首长是总统。总统和总理之间有工作上的联系和机制。1997年台湾宪法修订过程中，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就是应该效仿法国，因为已经有民选总统了，效法法国的半总统制。我看了一些材料，当时从95年到96年，国民党派了许多人到法国去取经，去学习，半总统制是怎么设计运作的。民进党方面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再一个，他们也提出了半总统制的方案。最后修宪的结构的确是搞出一个类似于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的制度设计。具体来说，大家知道在台湾没有总理，它有行政院，总统可以任命行政院长，而且无需立法院同意，这是97年修宪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了。但是立法院有倒戈权，立法院可以提出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案，总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案以后，有权可以解散立法院。97年修宪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所谓“冻省”，就是台湾省的位置。本来中华民国也是三级架构，中央、省、县，后来到台湾以后，它保留了台湾省，还有福建省，尽管福建省它实际治理的范围不过是澎湖列岛，金门、马祖。台湾省基本上和它的中央管辖的范围是差不多的，有点叠床架屋的感觉。97年修宪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省”冻结起来，省不再是一级自治单位，它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形式上还保留了省，实际上没有意义。但这样以来，当时的省长不愿意了。省长是宋楚瑜，动了他的奶酪了。此外，在更具体的一些方面，比如监察院、考试院等的功能都做了一些调整，就不细说了。97年的修宪非常重要。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争论的也很厉害。我这次在台湾的殷海光故居基金会做了一次讲座，主持这次讲座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胡宏华，还有民进党方面的元老陈中信，他送了我一本书，叫做《宪政大对决》就是讲的97年修宪过程中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涉及到宪政改造的许多问题上的辩论和冲突，所以97年这次修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宪政结构基本上是97年修宪后形成的。
第三次修宪是后边的三次修宪。这三次修宪分别是1999年、2000年和2005年。这三次修宪简单地概括，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国民大会的问题。国民大会说起来很有意思。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在孙中山最开始的设计里面，国民大会是代表民众行使直接民权的机构，但是国民大会实际的运作又很简单，47年宪法所讲的，国民大会就干一件事情，选举总统，当然也包括罢免总统，另外就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根据47年宪法，国民大会平时是不开会的，选举总统的时候要开会，选举之前九十天要召集大会，来从事选举工作。国民大会开会也很有意思，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人代会。一两千人凑在一起开会，开几天，十天也好，八天也好，把总统选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国民党当时把国民大会理解为民意机构，那么它跟立法院是什么关系呢？立法院在孙中山原来的设计当中只是一个治权机构，并不是一个行使民意的机构，但是后来国民党方面也觉得说不通，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在国民党的官方解释里面，通常把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民意机构。但是大家知道，在西方有立法院就够了，当然有的是一院制，有的是两院制，像美国就是两院制，参议院、众议院，法国有国民议会，还有相当于参议院的机构。台湾有立法院，后来也承认它是民意机构，还有监察院。国民大会经过97年的修宪以后，实际上确实可有可无，但是要想一个办法，通过规范的程序终结它。过去大家不敢动，那是孙中山定的，孙是国父，国父定的东西没人敢动。但到了97年台湾民主化达到这样的程度以后，这方面的顾虑就越来越少了。
后面这三次修宪就是终结国民大会在台湾宪政体制里的角色的过程。99年第五次修宪是由当时国民大会的议员们提出一个修正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届国大的代表，任期适当延期，与下届的立法院的议员产生的时间一致，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让二者逐渐合一，通过这个方式让国代逐渐推出舞台。它本来是这个样的想法，99年提出的修正案本来是这么个初衷，但是没想到修正案通过以后没有半年的时间，台湾的大法官做出了一个解释，说这样的修宪是违宪的。大法官会议在2000年3月对99年的国大代表提出的修正案提出质疑，认为它不对，是违宪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权力给自己延长任期，你们这些国大代表，当时老百姓选你们，就是六年任期，或者就是四年任期，原来是六年，后来改为四年。任期只有四年，你们没有权力给自己延长任期，老百姓没有给你们这个权力。大法官会议做的这个裁定也对，这样一来便宣布国大代表的宪法修正案无效，这种情况下迫使国代进行一次新的修宪，这就是2000年的第六次修宪。
谈到2000年的修宪，大家还要注意一个背景，这一年又是台湾的总统选举年，而且这一年是台湾历史上头一次反对党上台，陈水扁当了总统，民进党取得了执政权，国民党下台，这当然是台湾历史上有一个新的创举。2000年3月份台湾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次选举非常有趣，大家知道这次选举除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还有独立候选人，对不对？你从当时的得票率来看，民进党的陈水扁得票率是百分之三十八点几，第二名宋楚瑜差的不多，就几个百分点，第三名是国民党的连战，差的就比较多。所以2000年总统选举之后，台湾的政局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第六次修宪，对国民党来讲，当时的想法不希望看到出现像宋楚瑜这样一种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力量，（宋楚瑜）是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宋楚瑜虽然没当成总统，但是选票很高，他借着这个势力建立了一个新党，就是亲民党，虽然它是从国民党里面分离出来的，但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力量，从国民党来讲，不希望看到这股力量壮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有新的想法，就是通过尽快地废除国大来阻止亲民党的力量的上升。这是一种解读，当然也有其他的解读。不管怎么说，由于2000年台湾大选以后政局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第六次修宪出现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国会这个东西确实应该让它寿终正寝，应该让它退出历史舞台了。修宪的结果，就是把国大虚极化，不再是实体了，也不再定期举行了。刚才我们说过，国大按照47年的宪法，尽管六年才开一次，但那也是定期的。第六次修宪的结果就是，国大没事就不要开会了，什么时候有事什么时候开会，所以当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任务型国大”，有任务就开会，没任务就不开了，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意思。这是2000年第六次修宪的一个重要结果，国大从此不再是一个常设机构，需要的时候可以开个会，完成任务就完事了，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无限期推迟，不存在了。正是因为有了2000年的第六次修宪，所以才有了05年的第七次修宪。
05年的第七次修宪也是任务型国大开的唯一的一次会，执行的唯一一次任务，就是在历史上彻底把自己解散。简单地说，就是废除了国民大会制度。2005年的第七次修宪最终完成了这件事。05修宪第一个是废除国大，国大原来承担的功能，比如说选举与罢选总统的功能，当然早在1996年总统已经实现了民选，不再是国大的事情了，但有些其他的，比如像议决领土的变更，这是国大的重要的功能。既然国大不再存在了，像这种权力交给谁，这是05年修宪一定要定下来的，定的结果就是把它交给全体老百姓，交给公民，由全民来决定。包括领土变更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一说大家就能够听出来比较敏感，在大陆解读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台独吗？是不是？这是通过公投的形式实现台独的合法化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05年的3月份大陆这边就出台了一部法律，反分裂国家法，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这是大陆这边共产党的解读。其实大家把这个过程了解了，就可以看到它有它的逻辑在里面。从宪政改革角度看，它是为了解决废除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大会原有的职能应该由谁来承担，它有这个东西在里边。这是它的宪政转型的一个结果。当然作为政治，它确实很复杂。民进党、国民党和其他的政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也不像我们大陆官方过去的解读方法，它就是变着法的搞台独，给它找理论根据。不是这个逻辑。所以05年的这次修宪，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修宪，它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废除国大，由全民公决、全民投票的方法来解决、来继续承担原来由国大所承担的任务。此外，对它的立法院也进行了深刻地改革，就是立法院的席位减半，原来二百多人，现在减为113人，立法院议员的产生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叫做所谓“单一选区的两票制”，老百姓在投票选举议员的时候，其中一票是投给本选取的一个人，另外一票是投给党派，这是吸收了德国和日本的选举经验，搞出了新的选举办法，这样使得选举更加公正一些。这是台湾宪政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革。
最后，05年的修宪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以后再修宪提出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原来修宪大家知道，就是国民大会的事，国民大会就有权修宪，前面七次修宪都是国民大会干的事。根据47年的宪法，它就有这个权力。但是05年修宪后，以后再想修宪，就复杂多了。它规定，需要由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超过四分之一提出动议，开会的时候要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立法会议员出席，出席的人里面要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同意，这样一项宪法修正案才可以正式提交，经过半年的公示以后，再有台湾的全体公民票决，同意还是不同意。必须由超过选举人的半数以上同意，那么这项修正案才算成立。这是非常高的修宪门槛，很不容易。就在台湾目前这么一个社会状态下，它的蓝绿两边基本上势均力敌，用他们有些人的说法，台湾是处在分列中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设置这么高的修宪门槛，实际上意味着，再去修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05年修宪以后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再没有修宪。这就是台湾的第七次修宪，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宪政结构，在台湾自己看来是怎样的，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点情况。我这次在台湾东吴大学讲学，其中参加了他们几个不同的研讨会，包括在五月份东吴大学召开的规模很大的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叫“变化中的立法和行政关系”国际研讨会，它的主题就是检讨今天的台湾宪政结构合理不合理，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会规模很大，前后开了两天，几乎把台湾岛内这个行当里最著名的学者专家都请来了，分成若干个组。开幕式上甚至台湾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做了主题发言或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国会沟通的艺术”。台湾的宪政结构是今天台湾政界和学界仍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他们不断在反思，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宪政结构是不是合理，还有什么问题。根据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情况，大家也能看出来，今天的台湾，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无论是作为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还是半总统制，或者叫做双首长制，好像台湾的结构都不太像，或者说又都有点像。台湾现行宪政结构里面，有总统制的因素，有内阁制的因素，也有半总统制的因素，是一个杂货铺。在47年的宪法里面，它本来是倾向于内阁制的一个结构，97年修宪以后，赋予总统比较大的权力，所以有点像法国式的半总统制，但又不完全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可以任命总理，无需议会同意，而且总统可以参加国务机构的活动会议，他可以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97年台湾修宪之后，总统虽然可以任命行政院长，但总统不能够随便参加行政院的会议，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子，实际上如何再另说。也就是说总统和行政院长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制度性的连接机制，这就使得它的半总统制不完整。到现在为止，你看台湾的宪法，它仍然规定，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是行政院，并没有说是总统，尽管总统是民选的。台湾七次修宪，很多条文做了调整，唯独行政院没做调整，现在仍然是47年的条文。这就是它在宪政结构上出来的一些毛病，而且在实际运作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如何去建立、去完善相互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值得去探讨的问题。所以现在不少台湾学者的看法就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体制有点四不像。既不是严格的内阁制，也不是严格的总统制，也不是严格的半总统制，它是多元的，有它的多元性。但是有人说，就是台湾的这样一个形式，行不行？也不是不行。问题是，一定要自洽。逻辑上要自洽，在逻辑上要把结构关系整理好。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台湾的学界和政界就在讨论，我们以后的宪政改革继续怎么走？到底是向更彻底的内阁制发展，还是向更彻底的总统制发展，还是说把它搞成个更合理的半总统制，这个问题台湾的学界还有很多争议，大家到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这次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学者在争议这些问题。他们就讲了，说如果台湾的宪政结构真要走向内阁制的话，就是继承47年宪法的基本精神，走向内阁制，那么总统就不宜由老百姓直接选举，因为内阁制中的总统国家元首是虚位的，他并不承担更多的实际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必要由公民直接选举。反对意见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我们又要把总统直选取消了，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吗？而且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个特点，总还是希望有一个当家人，手中握有权力，必要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民选总统符合老百姓的期待。也符合现在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大趋势，所以从总统直选再走回去是不对的。如果要走向彻底的总统制，像美国那样子的，那么就还需要对宪法做大的修订。比方说，国会，就是立法院，和行政院之间，立法院可以对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总统又可以对立法院提出解散，这是内阁制下的相互制衡的办法，在总统制是不用搞这套东西的。如果台湾要走向总统制的话，宪法里面关于立法和行政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性安排就需要做大的调整。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能不能做到，是不是能下决心，这要考虑。就是说，要走向总统制的话，也是有争议的。如果是走向半总统制，就像1997年修宪所要完成的方向的话，那么它还要做许多事情，特别是要建立起两个行政首长之间、总统和行政院院长之间连接的制度化的渠道，有一个规范的工作机制。另外，一旦出现立法和行政之间僵局的时候，或者一旦出现两个首长之间工作僵局的时候，要找到合适的化解机制。这里面当然，全民公决是其中的一个机制。还有没有其他的机制？比方说考试院和监察院能不能发挥点作用？他们的改革应往哪儿改？这些在今天仍然是台湾政学两届在争论、探讨的问题，还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些情况说起来都是很有趣，但也是很深刻的问题。我这次参加他们的几个会，深有感触。他们对这些问题讨论的非常深入。因为在台湾，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自由，什么观点都可以谈。不像咱们这儿，我随便发表点观点就把我开除了（笑声）。所以你看他们关于宪政改革怎样改，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是第三个问题。
最后第四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自己在了解了台湾的宪政改革的过程之后的感想。我所关心的是台湾的宪政转型和宪政改革对我们大陆的宪政改革有什么样的启示。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修宪和制宪，这里有各种可能的选择。根据台湾一些学者的研究，因为他们也在关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宪政转型的道路和模式，他们有些学者把修宪与制宪，也就是从权威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国家到宪政民主国家的路径，所走过的过程，采取的模式，他们归结为四种，四种不同的宪改模式。第一种叫做转型初期的一次制宪，符合这种模型的，比如说其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当然它们本来也不属于苏联，是四十年代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协议的一个结果，被强行并入苏联。后来到了89年它们分立出去，采取了一次性制宪。第二种形式叫做转型初期的大幅修宪。南美的阿根廷和亚洲的韩国大体符合这个模式。第三个叫做阶段性的制宪，最典型的是南非。南非的制宪相当的成功，它是先搞了一个过渡性的宪法，过渡性的宪法里面对后面的宪政转型如何做，它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制度设计，然后时间表规划出来，一步一步地去做。南非的转型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讨论南非经验的时候，不仅仅它有一个曼德拉，有一个非暴力抗争，而且还有一个宪政转型当中的阶段性制宪。第四种是渐进式的修宪。符合这种类型的像东欧的匈牙利，亚洲的印尼，此外，台湾也可以归入到这种类型。台湾的学者也这样认为，可归结为渐进式的修宪。当然，修宪也好，制宪也好，其实它也是相对的。我们会发现，就拿台湾的修宪而言，虽然从没有采取过重新制宪的方式，但是把05年经过几次修宪之后的台湾宪法与47年中华民国宪法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修宪和制宪其实也是相对的。但是如果从不同的转型路径来看，这种区别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在想，我们大陆，我们以后的宪政改革，我们以后怎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人民日报没办法登，CCTV也没办法登，如果哪天CCTV也搞这么一个讲座，我也去讲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宪与制宪的问题，那我可就牛气多了。不过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大陆和台湾做一个比较的话，可以说，对我们来说，至少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后早晚会面对一个重新制宪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假如说台湾它的宪政转型，它的修宪如何使得1947年的宪法经过改造之后适合台湾的现实，这是它修宪的基本任务。
47年宪法不管怎样，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民主宪法。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老实话，基本上是个专制的宪法。大家同意不同意？特别是宪法的序言，是不是？当然宪法的条文有些也确实有问题的，比如说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问题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对的，但把后半部分加进来，问题就很大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怎么行使这个权力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吧？实际上它基本上是一个形式，走个形式而已。我们这个宪法，它的产生有它特殊的背景。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话题。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如果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的话，我个人是有一个观点，假如我们说1911年辛亥革命是代表着中国人开始了一个走向现代，建设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它代表了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的方向的话，不管它中间经历过哪些曲折，它总的方向是对的，那么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么一个制度，我认为是对1912年开辟的道路的一种扭曲，背离，当然今天我们在这儿没有办法去详细地论证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一篇文章，叫“共和六十年”。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查，如果你们能够查的到的话（笑声）。能翻墙就能查到。最近也还可以，几个国内的网站仍然是冒着枪林弹雨把它贴在能看得到的地方。我们就谈这个结论，既然是这样子，1954年的宪法，基本上是在毛老人家的主导之下搞出的一部宪法，我们现在一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国体的有关规定，其实都体现了党的意志。按照现在宪政民主的普世化原则来衡量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早晚面对着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就是要重新修订我们的宪法，或者说重新制定一部新的宪法，真正能够体现共和精神和共和原则的一部宪法，这件事情是早晚要做的。这可能是我们今后，大陆的宪政改革不同于台湾的地方。当然话说回来，中国很大，事情很多，就是制宪，也不是一步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它还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准备阶段。在这个准备阶段中，也可能是要把重新修订目前我们的宪法当作一个必要的过渡，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宪法序言里面有些个文字先修改一下，如果我党真有这个雄心和魄力的话，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不一定一下子就直接制宪。如果我们的转型是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创造条件的过程的话，可以在我们现有的宪法框架之内做一些修正，就如同当年的前苏联的改革的时候，也是通过废除苏维埃宪法第六条，就是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它是从废除那条开始的。我们当然不能一下子走到那儿，但总可以一步一步来走。修改我们宪法里面的序言，修改宪法里的某些条文，使它一步一步接近更民主的，体现普世化价值的东西，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民间力量的成长，共产党作为执政集团的内部的分化，中国宪政转型条件的逐渐成熟，在某一个时刻，可能会达到这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需要搞一部新宪法。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修宪来解决的，比如说人代会，人代会就几千人，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像台湾这种方式，逐渐地把它虚极化，最后把它废除。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立法院，我们一定要把议会改造成一个体现民意的，真正能承担起代表民意功能的真正的议会，这个议会也不可能是几千人一块开会，几千人一块开会肯定是个苏维埃，大家就是个举手机器，没有办法议事。究竟说中国的议会如何来建立，那是需要去研究，需要去设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后大陆的宪政改革有可能是修宪和制宪相互结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有可能在现有的框架之内尽可能地修正，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恐怕要有一个重新制宪的过程，甚至我认为这样一个任务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中国人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确实把49年的制度变化理解成是一种扭曲的话，那么我们下面面临的任务肯定是要纠正，这个纠正不是一个枝节性的纠正，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根本性的纠正，这个纠正不是要破坏，而是要建设，这是相反相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建构性的制宪应该是我们百年共和当中一个历史性的需要，当然对于这一代人来讲也是个历史性的机会，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或者说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那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争气，能不能做好，这当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代人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建构性的制宪肯定是我们要面临的历史性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建构性制宪的主体和时机的考虑。谁来制宪，什么时间来制宪，这些问题今天看起来似乎还比较早，我们离这个好像还远，当然也不一定。中国的事有时候确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循序渐进地来。如果是一步一步来的话，虽然说这个事情可能还早，但是现在就应该去考虑，去谋划。关于制宪的主体，从学理上讲，是有争议的。有些专门研究宪政问题的学者，他们有一种观点，觉得制宪主体是不应该由议会来承担，如果议会成为制宪主体的话，涉及到它自己在以后制宪当中承担的角色，就有可能考虑它自己的利益，在制度设计里面可能就留给它比较充分的空间。制宪的主体应该是个独立机构，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从实际来看，各个国家这方面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进行制宪，有的就是由它现有的议会或立法机构。制宪的时机的选择，现在当然，好像还没有列入日程，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民间，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探讨，做一些准备，至少做一些知识上的积累，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这些事情还是应该做的。现在台湾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做的很好的地方，也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的地方，就是在它整个修宪的过程，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台湾是越来越重视宪政建设应该有一个公民基础，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带了一本书，《中华民国宪法》，图表说明，是普及性的、说明性的，让全民都能了解宪法的规定，为什么是这个规定，如何去做，如何去行使公民的权利，发挥公民的作用，这里面做了很多说明，它是大学通识考试课程、研究所及一般考试用书。我还带来一本，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叫做《时代轮廓崭新与蜕变的历程——修宪档案专题选集》，是由台湾的国家档案管理局编的，把七次修宪的过程，有图表、图片、文字，很详细的说明，然后印成书，提供给大众，大家都可以来看，从书店去买，学校里可以讲，实际上就是形成一个全民都来关心宪政，讨论宪法，关心宪改的氛围，这是台湾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现在从整体的制度背景来讲，我们做不到，因为当政者就不愿让你做这些事。我们现在媒体、报刊、电视一天到晚是歌颂盛世。但是歌颂不行，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在那儿摆着。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这么说，危机很多，矛盾很多，但是也确实孕育着希望。从希望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全民都来关心我们今后的宪政改革，包括如何建设一个更合理的宪政国家，改变49年以来形成的制度背离和制度扭曲，建设一个既能够提升我们的公民权利，又能够满足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需要的宪政结构，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前无古人。实际上已有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但是可能我们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拿来直接放到我们这儿，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些传统派或毛左，还有一些卫道士们，一批评自由派就说你们是照搬西方的什么什么，全盘西化，这纯粹是胡扯。其实任何一个在严肃认真地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学者，我看没有什么人主张我把美国人的制度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的了，没有。那纯粹就是污蔑。大家所考虑的核心就是，一方面，要考虑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关于宪政民主的普世化的原则，同时又得考虑一个具体的适合于中国现在的情况的宪政治理制度，同时满足两条要求，一个是提升公民权利，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王权文化源远流长，做顺民做奴才做惯了，培养公民不容易，那么新的宪政结构应该体现这一条。但是另一方面，的确中国太大，情况复杂，怎么能够在提升公民权利的同时满足大国治理的需要，这是今后中国在建设一个宪政国家、设计宪政结构的时候，必须同时满足的两个条件。所以这个条件相当之苛刻。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充满了魅力。这对我们又是挑战，又是机遇。希望我们能够不辜负这个历史任务。（掌声）
提问交流部分
问题1：现在有一个论点，就是开明专制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您怎么看？还有的认为，中国一搞民主就天下打乱，你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张博树：您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开明专制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所以还需要有皇上，需要有人在上面统治。这个观点是二而一的。这个观点如果在一百年前来争论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些争论头儿，到今天争论这个问题已经是陈旧了。刚才我一直在强调，满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既提升公民权利，又满足大国治理，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想去解决所谓开明专制的任务的。开明专制基本的假设就是认为中国人搞不了民主。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个场合要谈台湾，谈台湾的经验，也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至少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不能搞民主，虽然民主在台湾还不是十分地成熟。既然台湾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尽管大陆的情况要比台湾复杂的多。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而是当权者根本就不敢做。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方面是不是连一点最起码的试验我们还没有做，那在这个意义上面，凡是提出开明专制如何如何，中国不能搞民主如何如何，总是有点卫道士的色彩，总是有一个为今天这个体制提供辩护的色彩，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是这样不好说。最近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更有意思了，假如过去人家还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条件还不成熟，老百姓水平素质还比较低，文化程度也不够，好像最近两年又有新的变化，人家不说我们不行了，人家说我们现在好得很，中国这是新的模式，甚至要向全世界推广的（笑声）。要这么说的话，不管开明专制不开明专制，但就是盛世。这就更糟糕了。
问题2：我赞成民主，但我认为民主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如何应对外敌与灾害，二是国弱民强。个人与整体利益的冲突是民主无法解决的，例如西藏新疆问题，您如何认为？
张博树：我觉得你刚才混淆了一个东西，你讲民主体制下，似乎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整体的利益造成损害，而在民主体制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讲，问题不是这样来说的。首先，民主体制的确是建立在个人之上的，每个人每个公民行使他的民主权利是为了保护捍卫他的利益，这是没错的，这确实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但这样一个前提是否引出了一个悖论的情况，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整体的权利就是一个问题了，所谓付出代价，甚至超过他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衡量的已经不是利益了，因为人是复杂的，如果我们来谈论人性的话，其实人性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利益原则，还有一个是公共理性原则，这是我们在理解人类行为的时候两个并重的原则，非常重要。在民主政治的建构里面，首先承认每个人的利益，同时把这个利益经过合适的制度选择的方式变成一个最大公约数，变成一个公共利益，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把表现每个人个人的独特利益的东西上升为公共利益，并且通过高扬公共利益，在某些方面，在最大的场合实际上是保证了个人利益，但是至于需要做出牺牲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就是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公共理性原则问题。西藏新疆的话题严格地说，我们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变量来理解，这不仅仅是政治哲学范畴之内，个人利益民主的问题。涉及到新疆西藏，需要放到今天中国特殊的制度语境之下，探讨如何产生这些问题，我自己是写过一些东西，比如《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我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我们制度的不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基本主张是通过加快宪政改革的方式。新疆西藏问题怎么能够和我们在政治哲学上所谈的权利问题结合在一起，更多的它是一个民族自决权问题。出于对当今中国现状的分析，出于对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考虑，显然在新疆西藏这些高度敏感的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们要同时搞两样东西，一个是要强调，藏人、维人无论是作为个人的权利还是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的确也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国家在今后整体转型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整体性的需要。这样的考虑也不是纯学理，很多涉及到现实政治，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国强民弱从来不是正常现象，甚至它就是一个要亡国的现象。我是这样理解的，假如说一个国家，它的钱都攥在政府手里面，老百姓穷的嗷嗷叫，这样一个国家距离亡国是不远的。至于说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详细分析可能来不及，最简单地说，它仍然要归结到我们这个体制不仅仅是这个体制，实际上是今天的当政集团他们非常短视的一些政策造成今天的局面，严格地说，这对整个民族的未来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现在要改变的也是这个情况。（掌声）
问题3：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在谈到宪法的时候，总是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权的保护，台湾七次修宪对人权的保护是怎样的，它对自己的定位，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规定的呢？第二个，民主化浪潮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外部因素的作用，例如德国、日本等，中国的宪政转型中外部因素的作用您是怎样看的呢？
张博树：关于人权保护，在台湾的七次修宪过程中，他们对人权保护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仅是体现在比如台湾的原住民，原住民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话题，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此外的话对社会权、工作权等人权保护，在七次修宪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改进，而且这样的一些东西不仅仅体现了制度，也体现了全民教育。东吴大学有个专门的张佛泉人权中心。张佛泉是很著名的学者，对人权研究很有贡献。现在东吴大学人权中心担负着全校关于人权教育方面的基本东西，而且不仅仅是对东吴的学生，它对整个台湾是承担了许多工作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东吴的人权研究中心最近两年编了一本辞典，叫《人权辞典》。大概收录了上千个条目，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大陆。它把大陆的也收进去了，比如说孙志刚案件。我在东吴期间也看过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们放了一个片，就是胡佳拍的那个DV，外边国保怎么监视他，他的几个月的被监视生活是怎么过的。这个片子在东吴大学的人权研究中心是专门给大家播放的，它也是提醒台湾的学生和老百姓除了要关注台湾以外，也要关注大陆，也要关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违反人权的现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台湾人权保护方面实际上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和工作。我顺便向大家介绍一些我个人的感受。我在台北期间参观过他们的一个办事机构，就是台北市中正区户政管理所。户政管理在台湾过去也是由公安局管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但是后来觉得不对，由公安局来管，好像是显得不人道，所以现在把它放到民政部下面，专门成立一个户政管理所。他们的工作做的非常之细，我到那儿参观，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工作细致到婚丧嫁娶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并提供完善的服务，而且把它提升到是保障人权的最基本的体现。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修宪的过程，而且是整个台湾的公共治理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构建，这方面可以说很有成绩。我就觉得，在台北你呆上一个月，就从你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的治安，老百姓的状态，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台北的水平要比北京高出一大截去。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海关系问题。事实上在台湾这些年的修宪过程中。两岸关系一直是一个背景性的东西，但有点吊诡的是，就他们修宪过程的讨论来看，他们很少直接触及大陆问题。大概是因为他们面临的首先是台湾内部的治理。两岸问题他们也知道不是台湾一个方面是说了算的事。比如说这边的体制，他们也认为是非民主的体制，非民主的体制不是台湾自己努力能够改变的。这的确是我们大陆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改变。所以他们的讨论，比如我所说的两天的讨论，提供了上百篇的论文，没有一篇是谈两岸的话题的，没有。都是谈的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大陆问题是个背景性问题呢，因为他们很清楚，实际上台湾的宪政和它今后的走向，大陆问题它是躲不开的。包括甚至向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七次修宪关于全民公决问题，这种问题在大陆方面会引起很敏感很激烈的反应，他们很清楚。所以两岸问题或台海问题不管它干什么，实际上都是个背景性问题。我这次在台湾，和一些朋友们，不论蓝营绿营，和他们讨论了不少两岸问题，甚至我有时候还给他们提一点建议，我说你们蓝营绿营，绿营过去是不谈大陆的，蓝营因为这些年两岸经贸关系在增加，大陆问题谈的更多一些。但是好像两边都缺乏一些对于两岸未来的战略考虑，一种评估，这样意义上的研究，我觉得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都缺乏。我跟他们还是做了不少交流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为什么这样，他们也有各自的理由。所以这个话题的确很重要，但是有一条，这是蓝绿两个方面都认可、承认的，就是关于两岸未来的前景，实际上他们不是不关心，他们有个共同的见解，就是两岸未来假如能够坐在一起，不仅是谈经济问题，而且能够坐下来谈政治问题，恐怕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陆的宪政改革一定要启动，大陆的政治体制一定要变化，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岸才有可能坐下来谈政治。为什么？只有在那个时候，两岸才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交流的基础。现在没有。这个我完全赞同。从我们大陆这方面讲，应该去努力。其实从最终解决两岸问题来看，恐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第三个，外部因素能不能对一个国家的宪政改革、转型发挥作用，大家知道，按照我党和政府的话，是拒绝的。国际上一有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它就会说你是在干涉我们内政。有时候还会做出很小儿科的办法，比如说美国每年有一个国别人权的报告，其中每年都有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批评，我们这边好了，一方面指责你是在干涉我们的内政，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每年发表一个美国的人权报告。那你不是干涉人家的内政吗？（笑声）你说别人干涉你的内政，你怎么还效仿呢？逻辑上说不通呀。其实这里面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当权者、卫道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御用学者就喜欢干这种事情，把国际方面人权的正常批评与基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现在世界仍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是需要超越的，把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基于人类共同价值上的所谓全球公民社会、公共理性所要讨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在人权批评这个问题上，它完全是超国界的，它和民族国家利益是两回事。本来这个东西在学理上并不复杂，但是可怕的是我们现在的那些御用学者文人和当权者在故意制造和误导我们的年轻人。它往往会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内政不容干涉来抵御正常的国际社会的批评，故意将两个不同的混淆。而这种道理本来要讲清楚并不困难，但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合适的渠道和平台，因为所有的媒体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应该感谢李老师、刘老师，你们现在提供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讨论这个话题。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希望这样的民间平台会越来越多。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平等的交流机会，能够打破原来故意制造的混乱。所以中国的宪政转型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甚至是其他方面的支持，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当然，如果拿大陆和台湾相比较的话，这也是我们不利的地方。因为台湾毕竟与我们不一样，至少它自己是要建设民主政治的，即便是在两蒋时代也是如此，所以它自称是一个反共复兴基地。即便是老蒋在台湾内部搞一些独裁，他也不能不顾及到比如说美国的影响。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不但是自称我们有一套不同的东西，而且现在还要把它发展成一个模式，甚至要向全世界推广，这是很糟糕的现象，必须要解决。
问题4：两岸都处于党国时代，都是由列宁理论发展来的，台湾的党国是如何转变的，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掌声）
张博树：谢谢这位朋友。其实我们何尝不希望共产党能识大体，顾大局（笑声），我们希望你能够向前走，向前走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看到世界大势，大的趋势是不可违逆的，中国肯定要往那方面走。共产党1949年建立了这个政权、这个制度，六十年下来，不管积累了多少问题，有时候我还愿意给他们找一点理由，就说你当年吧，至少是出于好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实现社会改造，当然这个话题说老实话，是有争议的。不管怎么讲，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我们还是希望他，开始的动机还有好的一面，六十年下来，这个结果有些东西你开始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有些地方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有些地方确实做的很糟糕，那么现在你应该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往前走。这是对它的一种规劝。规劝从中国转型来看，体现的是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既然我们说中国很大，转型过程可能很复杂，而且大家都希望这个转型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的，没有带来过大的社会动荡的，没有造成太多的社会损失的，没有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的转型。既然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转型更有利、更合理，那当政者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个东西，甚至配合这个东西。它完全不配合，它就是一条路走到黑，那这个事就很难。但我相信让它配合，主动配合，确实有难度，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民间要通过自己的方式，要通过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形成更大的压力，迫使当权者做出调整、配合，至少在某些场合它要默认。这个过程我们不说你是在退出，而是说你是在往前走。我们民间和体制内当权的主张改革的开明力量一块往前走。如果你真往前走了，我相信很多人反过来会支持你，觉得你干的还很不错，虽然你过去犯了很多错误，甚至你制造了一些罪恶，但是如果你往前走了，你过去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再重新的做某种程度的考虑。这就涉及到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暂且把这个话题搁在一边，至少就中国和平转型的战略角度考虑，经过民间的压力和努力，迫使当政者，至少它内部的开明派也赞成往前走，往前走不仅是为了国家好，而且也是给自己这个党找出路。那当然这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方式，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当然不好说。我觉得好像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你看三味书屋这个地方搞讲座搞了好几年了吧，没有被封杀，就我坐在这个地方大放厥词，三年前我在这儿也是大放过一场厥词，结果也还可以。也可能您请的这些人里面有的讲得比我还厉害，所以应该承认人家有进步。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党的官员，或者有关机构的（笑声），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回去传个话（笑声，掌声）。我还是充分肯定政府的进步，只要坚持这个进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一块往前走。（掌声）
问题5：台湾把教育加入到民主化进程中，民间教育是很发达的，而台湾的知识界对大陆教育也是有诸多批评的，例如龙应台等，台湾当局马英九也说过一句话“six-four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台湾也是最早引进阿伦特和哈耶克理论的，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主张，您如何看待？
张博树：你的头一个问题，马英九也说过的“six-four不平反，统一不能谈”，这句话不是他最近说的，是他当选总统以前强调的，其实最近两年两岸对于马英九的批评恰好集中在马英九当了总统以后，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似乎不像过去那么鲜明了。这话不是他现在说的，他不鲜明的话，我们也可以理解，台上说话和台下说话看来还是有点区别的。当然也不是马英九个人的问题。在这次six-four二十一周年的表态比他去年二十周年的表态要有进步。就这个话题其实他受了很多牵制。刚才我们谈到了台湾的蓝绿两营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情况。我感觉是这样，民进党方面他们过去的确不把大陆问题当作他们的一个主要议题，既然是台独，他们是要远离大陆的，这是过去民进党的基本走向。但是最近这些年确实有变化，变化在于由于两岸经贸联系越来越多，有几十万台商，一百多万的台湾人口在大陆，这不得了，无论是谁都要不能不重视这个现实，所以台湾民进党这些年来也在修正它的政策、视角，他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大陆问题。台湾的国民党，说实话过去是长时间的当权党，而且台湾的不少人认为它的确代表了台湾很大一部分的政商利益或者说是权贵利益。两岸之间现在的经贸联系，国民党一方面是积极推动这个事情；政治方面基本上是搁置不敢轻易地去碰这个话题，它在推动经贸联系。它解释说我是为了台湾的未来，是为了打破台湾经济交往中被封锁的状态。这个讲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民进党对它的批评呢，就是你让台湾的经济在目前的两岸状态下更多的裹挟进去，对台湾的安全恐怕是有问题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在台湾，即便是主张两岸要走向统一的观点，比如说台湾的新党，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我认识一位台湾新党学者，政治大学的教授，他就讲过，我们新党是国民党的马前卒，国民党不敢讲的我们可以讲，国民党不敢做的我们可以做。而国民党和新党泛蓝这一块儿至少还是主张两岸一块去努力，是这样一个关系。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立场，这位朋友还是讲，现在压在台湾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叫做军事威胁，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第二座叫做外交围堵；第三座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第一个军事威胁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的电视台从来不讲的，大陆的老百姓恐怕很多人也不知道，觉得我们一天到头就是给台湾送熊猫（笑声）。但台湾老百姓很清楚，对面有一千多枚飞弹在对着我们。这对他们的生活、心理实际上是有影响的。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在这边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心情的。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候，他们搞了一次辩论，学生会搞的，主题就是ECFA话题，两岸签署的经贸框架协议，当然在台湾民进党是不赞成签这个协议的，国民党是力主签署这个协议，现在已经是签了，它的立法会正在审议。当时还没有签，双方在争议。那天参加争议的两方，一方是台湾的劳动党的一位人物，台湾劳动党就是台湾的左派，就是台湾的毛派，他们是赞成两岸签署这个协议的。另一派的话是东吴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属于泛绿的民进党，他反对。两边围绕这个话题开始争论。现在蓝绿营在两岸问题上仍然是很敏感，很复杂的。政治议题在台湾实际上他们看的很清楚，这个时候还没有谈政治问题。其实大陆也很清楚。大陆现在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和九十年代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大家知不知道，九十年代初江泽民曾经与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沈君山，四君子之一，沈君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到大陆来，在北京与江泽民三次会谈两岸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谈话内容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到了2002年江泽民退了以后，沈君山才把谈话内容写进书里面公开出版。这本书一位朋友建议，推荐给我，我就买了这本书看了。你要看那里面的话，当时的江泽民或中共中央对于说两岸尽快地走向统一还显得很急切，这个急切有一个背景，就是邓这一代人还在，他们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表现出两岸迫不及待地统一。反倒是沈君山表现的非常冷静，他说，江先生，这个事情现在实际上是不行的，条件不成熟。他提了一个方案，叫做“一而不统”，两岸都承认是一个中国，但现在统一是走不到一起的，所以政治上各自搞各自的。简单来说，台湾的思路就是静等其变，等待大陆自身的变化。现在台湾地区的学者在两岸这个问题上，恐怕大部分的自由主义的学者的确基本上是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现在担忧的反倒是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在两岸缺乏一个政治前提的条件下，这种紧密实际上对台湾意味着某种威胁。大家可以琢磨这个问题。关于民间交流呢，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两岸之间官方往来还是很多的，当然它也不以官方的名义了，实际上是官方主导的那种所谓民间的交往是很多，但是两岸之间的独立的民间交往，或者说是台湾的民间和大陆的独立民间的交往现在很少，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这次在台湾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也是深有感触，觉得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流。其实很多像我们北京的一些活动，像三味书屋的活动，其他的NGO组织的活动，完全可以和台湾民间进行交流。事实上据我所看到的，已经有不少的台湾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学界，也包括他们的舆论界、媒体界，也包括他们的公民社会，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是相当发达的，他们的NGO组织相当发达，他们现在的确已经意识到，应该和大陆的独立民间多做交流，已经有这个意识。最后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和哈耶克这两种自由主义在台湾学界的情况，我了解的也不是太多，从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公开的出版物来讲，这两个东西他们都是重视的。就说这么多。（掌声）
问题6：关于重新评毛与政治改革，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张博树：关于重新评毛这个话题与今天的主题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不过既然你问到了，我就简单地谈一点看法。重新评毛，当然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目前为止，关于对毛的评价，大家知道，官方的说法，它的根据就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对毛是有个评价的。后来邓小平自己都讲，那也就是在当时那个条件搞出那么个东西，他也觉得并不是完全实事求是。在搞那个决议之前，中共内部曾经搞过一个四千人的大讨论，当时很多人实际上是不赞成把毛和文革前的许多东西相提并论，主张对毛做一个彻底的评价，但是邓当时阻止了这个事情。最近关于如何重新评毛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觉得好像有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大概就是所谓毛派的兴起。乌有之乡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我们现在确实有这么一帮人，其中有些还自称是学者写了不少东西，认为中国今天出现了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当年毛主席的教导，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你说毛主席说的对不对呀？对！你看今天权贵资本是不是都是共产党内的呀，是不是都是新生资产阶级呢？是的！所以今天出现了所有的问题是因为背离了当年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好了，既然如此，顺理推出的结论就是，今天中国应该重新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国应该重新回到毛时代，那么今天的问题才能解决。这是一批毛派的朋友的观点。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对他们是一分为二，我觉得他们看到了今天的问题，而且敢于指出这些问题，这是好事，这也是他们的优点，他们不像那些也被大家认为是左派的，就是那些新左派，新左派这方面还不如毛派。新左派把我们今天的问题归结为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西方人的问题，中国今天所有问题是因为国际垄断进来以后造成的结果，这个观点回避了造成今天中国诸多问题的内部的体质上的最核心的原因，新左派们回避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他们不如毛派，毛派比他们强。但是毛派所提供的逻辑解释在位看来是错误的。回到毛泽东，回到文革，中国今天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确，他发动文革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他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想共产党蜕变的问题，但是已经证明他那个办法解决不了。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改革开放三十年，08年写的，题目嘛比较学术化，叫做“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就是要讨论毛邓江胡几代中共领导人面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它势必要发生的一个自身蜕变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对待的，他们曾经想怎么解决，为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也解决不了。那里面已经涉及到对毛这段历史的一些评价。另外我刚才提到的所谓“共和六十年”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章里面也是谈对毛的评价的。简而言之的话，重新评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尽管今天有许多的争议。刚才我说了毛派他们是这么个观点；正统派，我们今天的当权者，在毛这个问题上他们小心翼翼，他们也知道81年那个决议实际上是说不服人的，但是目前他们又没有勇气真的对毛的评价问题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对人家来讲，现在核心的问题是维稳，不是重新评价历史。在他们看来，重新评价历史会破坏现在所谓的稳定，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在自由主义者这个大的范畴里面，对于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段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本人也有很多的争议。就我所看到的，我们不少的自由派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刚才谈到的辛子陵教授，他们对毛泽东更多的是从否定的角度，有些甚至是全盘否定的角度看待。那么否定的话，仅仅是否定毛这个人，说他是一个暴君、阴谋家，甚至是个人品行方面有很多恶行的这么个人，而且对那段历史，基本上认为是胡闹，毛一个人在那儿胡闹，左右了当时三十年的中国史，所以那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可以继承。我觉得这是现在自由主义学者当中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见，也有不少我所认识的朋友都持这种观点。但坦率地讲，我个人在这方面对这种观点是有保留意见的。我对毛是这样一个看法，一方面他作为中国当代最大的一个独裁者，是毫无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当年所干出的那些事情，我们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做一个更深入的梳理，我们要把握49—76年之间中国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究竟它背后的原因、逻辑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缺乏一个更认真的、更深入的、更深刻的一个梳理。这里面不仅仅是对毛个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从我们今天来看似乎是不可理喻的那些现象，其实那些现象之间是有具体的逻辑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有它的逻辑，问题是这个过程的确对一整代中国人造成了深重的伤害，虽然提起这段历史，大家很容易首先是一种清算，一种批评，甚至是一种倾讨，从这些意义上来考虑，但是我觉得只有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更深层的反思，从历史的、哲学的意义上进行反思。而这方面的工作，说老实话，我认为自由派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不够的。我自己这几年陆陆续续写了点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查。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它还涉及到我们如何往前走。其实如何看过去的历史，如何评价毛，这是一个方面，这个评价涉及到一个我们能不能对历史做一个更成熟的、更深刻的反思和梳理，而且这个反思和梳理应该有助于我们更理性的和更建设性的来面对未来。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掌声）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学习、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台湾是我们神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同文同种。在台湾能做的、能做好的事情，我们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做、做不好。大家都毫无疑问地承认一点，就是目前大陆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时期，如何往前走，还有很多争论，也还犹豫不决。当然，直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道路，但是呢，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而那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没落的，因此我们很难放下身段去向他们学习。加之我们多年来所形成的那种敌对思维和敌对意识，总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在向谁学习上就有了非常大的障碍。那么向西方不可以学，东方又没得学，幸好我们还有个台湾。我想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向自己学习了，没有了心理障碍，也就没有了身段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障碍可能就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不应该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说到在中国不能搞民主，一直有一个理论，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认为我们国家落后，人民的素质低，但我想这儿还有个例子可以做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当初我们引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的印象好像没有今天发达，人民的素质也没有今天高。但是我们把它引进来之后，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起码我们当时都是很认真地走这条道路。之所以没有走成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够深刻，也不是我们的立场不坚定，而是当初的引进者他们忘记了社会主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民主二字，那么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也有成功的先例，而且今天北欧许多国家也走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试图走这样的路，但是由于丢掉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灵魂，所以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没有搞成功。同样在今天我们如果走民主道路，它也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成长的过程。因此，我想今天张老师详尽地为我们做台湾的经验介绍，就是为了我们探索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出路做准备，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如果有更多的关心，张老师讲了他的著作和网站，大家可以去看。另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今后可以请台湾的学者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讲座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老师！（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