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在今天上午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然民生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解决的关键途径又在哪里？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有13亿人口，8亿农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在这样一个大国解决国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吃饭穿衣、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了，为什么这些关乎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有些问题甚至有恶化的趋势，以至于要当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话题大谈而特谈？

是政府没有钱解决民生问题么？过去有这个因素，现在却不能这么说了。中国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0万亿人民币，政府财政收入4万亿人民币。如今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的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已经拥有相当经济实力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国竟然还未能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需求，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当然，客观地讲，如果自己和自己比，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都会承认今天的日子比20年前或10年前要强。何以民生问题仍然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如今使用率极高的关键词――社会公正。改革开放30年来，并不是所有社会群体都大体均衡地享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而是有些群体变得肥的流油，另外一些群体却越来越处于社会的角落，享受不到政府“财政的阳光”，或这种享受的份额低得不成比例。

那么，公正问题又何以产生？这已经和财富的社会拥有量无关，而主要涉及财富的分配

方式及其实际结果。

最近，人民网登载的两件事情，形象地说明了公正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个是河南省濮阳县的官员群体腐败。这个县本是河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然而，近几年来，这个县刮起了一股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200～600平米不等的高档住宅。而正是这个濮阳县，２００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２４４２元，在河南省１０８个县市居第７５位。全县１０３５个行政村，只有２５１个村能看上有线电视。该县人均财政收入仅２００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

另一件事情是前不久揭露出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局长郑筱萸窝案。2007年1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定，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更可怕的是这个腐败案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药品监管涉及亿万普通国民的切身利益，有政协委员就指出，“现在很多大众化用药进不去医保目录，很多很贵的药反而进去了，不知道药厂怎么找到这把钥匙的，这幕后有什么我们现在了解不到的机制，就不知道了。” 而这种可怕的幕后交易势必损害广大患者的基本权益。

这两件事都和民生有关，都凸显了民生问题背后的社会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把公正问题的实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凡造成社会公正扭曲的，往往都和公共权力的异化有关。为官者作为公共权力的受托人常常得不到公共权力委托人（也就是广大国民）的监督，其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必然在造成公共权力扭曲、变质的同时，造成大量的社会不公。通过或明或暗的形式、渠道，财富的分配最终总是有利于有权有势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中这类“蛀虫”可以把具有良好取向的政策变得一钱不值，比如，当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援助资金被地方各类“蛀虫”鲸吞或蚕食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种结果。民生问题的凸显，不过是这种结果的最外在化的表象而已。

总之，这个因果链告诉我们，在很多场合乃至大部分场合，民生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公正问题，而社会公正问题的背后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与扭曲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只有一条，那就是落实公民的民主权利，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真正满足权力制衡的需要。这才是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中国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县太爷们已经把自己的安乐窝搭好，才去揭露他们。

我们也不能总是等到郑筱萸之类的贪官已经严重损害了普通公民的利益，才去把他们拉下马。

从政府施政角度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公正当然是一种进步，尽管――严格地说――该关注是一种对政治-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的迟来的反应。本文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合理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的前提和最有力的保障，是公民民主权利的落实。而这将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宪政安排，比如新闻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政党制度的改革、议会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等等。不过，这些是另一篇大文章应该讨论的题目，这里就按下不表了。

（作于2007年3月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