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积劳成疾，在三十七年前去世了。那时我十七岁。他享年仅六十一。患了肺病多年，到最后，五脏都有问题。医生说，父亲既不吸烟，也不饮酒，而又没什么奇难杂症，只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好，于是孤灯挑尽，回天乏术也。
父亲有十一个儿女，我排行第九。他长于旧中国的家长制度中，年青时头上还留过辫子。他比母亲大十三岁，我出生时他四十多岁了。在有众多孩子的中国家庭里，排行低的没有什么人管教。我在十六岁之前，没有正正式式地跟父亲谈过几句话。母亲一向勤于自己的工作，而孩子又那么多，对我也就无暇管束了。家中各人见父母不管我，除了骂我顽皮之外也没有什么管束的行动。可以说，从童年到青年，大部份时间我是个“自由”人，但也因此养成很强的自主性。
话虽如此，从青年时起，我就觉得父亲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人。他十二岁那年从惠州跑到香港来工作，在一个富人之家当役童。父亲名张文来，是一个客家式的名字。“文来”二字不知是谁起的，很古雅，是我听过的客家之“文”字辈中最有文采的了。
富家的主人有点良心，让当役童的张文来跟他本人的儿子一起到湾仔书院就读。可惜读了三年，就要停学了。原来我的父亲貌既不惊人，才也不出众，沉默寡言，手脚笨拙，反应迟钝。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大懵来”！在湾仔书院读到第三年，富家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不能升级，富人就大发脾气，招“大懵来”到面前，问：“你及不及格？”“及格。”“那么你考第几？”“第一。”富人一巴掌打在大懵来的脸上，说：“胡说八道，为什么要骗我？”富家子在旁代为解释：“他真是考第一呀！”富人说：“他生成这样子，考第一也没有用，下学年不要再到学校去！”这样，我的父亲就没有再进学校了。
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富家主人因他读书考第一而给他一巴掌；不过这一巴掌倒打醒了他，使他发愤图强。虽然在本世纪初的香港，出头的机会有的是，但要图强也不是那么容易。父亲离开富人的家后，转做挑石块与用锤子碎石头的工作。后来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是由于挑石的损害所致。其后他在西湾河的街旁摆卖香烟，再其后转到天祥洋行当电镀学徒。
父亲好学，其勤奋与耐力是我生平所仅见。自觉是“大懵”，他就将勤补拙。他的英语大部份是自修得来的。若夸口一点说，我的英语文字在美国略有微名，但几年前重读先父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商业英文书信，自问不及！是的，父亲的英语说得不好，英文下笔时很慢，但写成后的文字是博士级。行文诚恳、清楚、畅通；文采斐然。他的中文也如是，且字体魄力雄强，可与书法家相提而并论。
在天祥洋行当学徒时，父亲不只学电镀，也利用工余时间自行研究电镀。有了心得后，他半翻译、半自著地写了一本电镀入门的中文书，成为香港工业发展初期的电镀经典之作。父亲去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尊敬他，把他的生日作为师傅诞，直至今日还是如此。天下师傅多得是，但父亲被同行纪念，可不是因为他的电镀技巧超人一等，而是因为他对同行的忠厚有口皆碑，他们于是就对之尊师重道起来了。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离开了天祥，创办“文来行”，卖电镀原料，也向买者免费指导电镀的方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很多时在文来行见父亲向电镀行业的工作者解释技术上的问题，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店中活动，一个不相熟的人走进来，高声嚷道：“张文来在哪里？”他跟着跑到父亲面前，神气十足地将一个手电筒搁在父亲面前的桌上，说：“你觉得怎么样？”父亲把电筒拿起来看了良久，点点头，那位不速之客把电筒拿回后，仰天大笑而去。
我们几个孩子破口大骂，说这个人没礼貌，不识规矩。父亲轻声说：“你们少说几句吧。这个人的电筒，在镀了铬的面上局部‘上’了黑色，没有半点瑕疵。这种上色的技术我研究了多年也办不好。香港没有谁能胜他。他感到骄傲，溢于言表，是应该的。”
我认为今天香港在国际上有那样的经济地位，是因为这个城市曾经有不少像我父亲和那位不速之客那样的人。
（二）
我在上文提及，我长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而且在家里众多孩子之中是排行第九的；因为父亲儿女多，便一向对我少注意。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却对我关怀备至，突然对我重视起来了。
在中、小学时，我念书的成绩不好，家里的人都知道；父亲认为我没有希望，理所当然。我在皇仁念书时，逃学多，上课少。我逃学，是为了要跟容国团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下象棋，跟舒巷城谈诗论词，也跟欧阳拔英学书法。某日，一位亲戚到家里找父亲，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家，于是我写下一纸，说某人曾经到访。父亲看了该字条后，遍问家中各人：纸上的字是不是阿常写的。过了几天，另一位朋友到访，问及文来行的台湾分行地址，父亲说：“叫阿常来写地址。”家人都觉得奇怪。那时是晚上，我已入睡，而地址谁不会写？但父亲坚持要我写，那么姐姐就把我推醒，写地址去也。
我抹抹惺忪的睡眼，把他们说着的地址写下来。父亲说：“拿给我看看写得对不对。”姊姊说：“我看过，是对的。”父亲说：“你懂什么？给我看看。”他看好一阵，问我：“你的书法从哪里学来的？”“跟欧阳先生学。”“学哪家字体？”“先学曹全，再学张迁，现在学的是娄寿。”“学碑？为什么不学帖？”“欧阳先生说字的基础是汉碑。”父亲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后来欧阳先生告诉我，父亲曾多次找他，问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
过了几个月，父亲身体欠佳，病重，进了一个时期医院后回家休息，再不回店工作了。那时我没有学校收容，闲来在家，父子对谈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老父幼子论世事，说前途，使我对父亲有难以形容的亲近感。
一天，母亲说：“你爸爸在家里闷得发慌，他自称是象棋高手，你可不可以跟他下棋，替他解闷？”我于是拿了象棋，跑进父亲的房间，摆开棋盘，对父亲说：“阿妈要我跟你下棋。”他喜形于色，说：“你也懂得下象棋？”我坚持让他先行，然后以烈手炮连胜他三局。他问：“你的象棋从哪里学来的？”“跟徐道光较量过，几天前他胜了李志海。”
父亲听着，说：“你读书不成，但我也读不到几年书。你不喜欢读书，不读也罢。多年以来我不管你，没有留心你的发展，见你在校成绩不好，就认为你没有希望。现在我对你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认识的所有青年还要好。你不读书，到文来行学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可不要忘记，我对有学问的人五体投地！”
这几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父亲死后，我到文来行工作了两年，其后有机会到北美求学；灯前夜读，要休息时，想着父亲的话，疲倦之身又往往振作起来，走到书桌前，聚精会神地把书再打开。一九六二年的春夏之交，我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处，索取移民局所需的学生“纸”。该处的女秘书说：“处长要见你。”我以为大难将至，殊不知处长说：“我要跟你握手，因为三千多外籍学生中你的成绩最好。事实上，我没有见过这样成绩的学生。”一时间我想起昔日父亲的话，禁不住流起泪来。
像父亲从前一样，一九四八年起我也是到湾仔书院念书的。有一回，我在家中偷面包给一位同学吃。母亲发现了，大兴问罪之师。父亲要见我，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父亲说：“你为什么要偷面包给同学吃？”我回答说：“他的成绩很好，但没有钱吃午餐。”父亲说：“这样的学生是应该帮助的。你替我每月给他三十元吧。”
抗日战争期间，听说日军快要到香港岛来，母亲买了大量的花生“枯”、油、盐之类的维生食品。香港沦陷后，在西湾河澳背龙村所在的山上，父亲把这些粮食与邻居分享。一九五四年，他死后的清晨，我家门前挂上白布，邻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天，白布满山皆是，到了晚上，我听见邻家的哭声。在殡仪馆的晚上，我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工业界知名人士，跪在父亲的棺前哭泣。
父亲是信基督教的。他是现今还在的圣光堂的执事。教我书法的欧阳先生，曾经是广西的一位县长，年纪老了，因为避共而逃到香港来，不名一文，衣食无着。父亲照顾了他。父亲与世长辞时，欧阳先生以他最擅长的石门铭字体写了一副挽联：“五年海角我栖迟，推食解衣，至荷高谊；一旦天堂主宠召，抚棺凭吊，难尽哀思。”
本文成文于199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