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等。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由于他重要的社会地位，傅斯年到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作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搏斗。陈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士大夫阶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傅斯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籍，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
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籍，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要把他请他政府里面。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爱国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候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因为是国民党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对这个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开首，就深有感触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他认定，国民党堕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于孔宋这样的腐败势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得利益。他以绝然的口吻说：“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
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没有像时下中国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自由竞争”、“财产自由”、“发展至上”等几条向权势者或新富翁献媚的市场教条，他对欧洲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反思，认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一切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变质了。“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四大自由”的罗斯福新政，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
他有一段名言，特别反映了内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中国是一个既无自由也无公平的国家，偏偏又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无法抛弃它、离开它，只有为了心中的理想去呐喊和奋斗。他对孔宋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不惜豁出只身，与之搏斗。
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人似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曾经说过：“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程沧波也这样评论，如果说胡适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就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傅斯年主张“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胡适未免天真、自信了一点，在这方面，还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蒋表面诚恳，实质是只懂压力，不知其它，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抗战爆发以后，蒋礼贤下士，常常召见傅斯年垂询国事，他成为最高领袖厅里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并不因此而膝盖骨发软，大唱“英明领袖”的颂歌。纵然皇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会后，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吃饭，为孔说情。席间有这样一段精采对话：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得任，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国民党内士大夫阶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这场搏斗，说到底只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悲剧。政治的体制不变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纵然孔宋被赶下台，还会有新的腐败势力孳生出来。在这方面，傅斯年未免士大夫了一点。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一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不过，它在中国失传实在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