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从1946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与傅先生虽未再相见，但在他担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北大的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先生由美返国、绕道台湾探亲时，傅先生还托他传话给我，说要把他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我（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可见，他对我还在念念不忘之中。到1951年1月内，我闻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后，顾不得我应与他划清界线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声恸哭起来。后几天，我就接到了陈寅恪先生《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一诗，知其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却没有敢写追悼傅先生的文字。
今距傅先生的逝世已经四十六年，而今年又正是傅先生的百岁诞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友人逯耀东教授来信告知：要编印一本纪念论文集，并嘱我也写一短文附入。我因不曾写过悼念傅先生的文章，长期以来一直引为内疚，所以现在极愿遵命赶写一篇。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把在傅先生逝世以后，海峡两岸的学人所写的纪念文字和论述傅先生生平学行的文章，包括不久前才刊出的杜正胜先生的《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尽可能搜集来进行阅读。阅读之后，觉得其中有许多篇，例如胡适先生的，李济先生的，程沧波先生的，写得既富情感，也举述了许多前此不为人知的一些事迹，读后十分感动，也十分受益，觉得我前此对傅先生的生平及其为学为人，所知实在太少。然而也正因如此，我自己却又觉得很难再找到下笔的余地了。踌躇再三，我决定只就我昔年受业于傅先生的过程中，和其后帮他做些杂事的过程中，对他在治学、治史、治事等方面的方法、议论、态度等等，以及我所获得的一些感受、体会和启发，拉杂的加以胪陈，以期能与已有的文章互相印证，或稍作补充。但愿不至与已有的文章出现过多的重复之处就好了。
当“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开展和进行时，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锋人物的傅斯年先生的声名也随之而震烁一时。那时候，我还正在一个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听塾师讲说高头讲章。尽管如此，我也竟从一位外村来访的塾师口中听到了傅斯年的名字，而且说他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是山东人，是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从这时起，傅先生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可是在此以后，傅先生到英国和德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再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当我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期内，是没有读到过傅先生的任何文章的。
1930年，北京大学刚从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而独立出来，蒋梦麟重回北大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长，我于1931年夏报考北大未被录取，所以考入一家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而在这时却又听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先生因采用了某高中教师所编中国近代史作教材，受到了学生的攻击，因而去职，而由傅先生暂代系主任之职务，这自然更加大了我要考进北大历史系的吸引力。于是，在1932年我又一次报考北大，而这一次，我终于被北大所录取，得以成为北大史学系的学生了。
那时候的课程设置，把中国通史规定为文学院各系新生的共同必修课程。1932—1933学年的中国通史课程，在胡适院长的设计之下，是由历史系的主持人，先把全年的课时，依时代顺序分别安排为若干个专题讲授，然后再由历史系主任按每次的专题，邀请在北京的专家来校讲课（据闻此事亦出于傅先生的主张）。其时，北大史学系的系主任，已改由一位擅长于欧洲中古史的陈受颐先生担任。傅先生虽是蒋梦麟校长所依靠的振兴北大的两位重要人物之一（另一位是胡适先生），而他却只是在北大作兼任教授，其正式职务乃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当时该所设在北海的静心斋）。
中国通史第一讲定名为“导论”，是要说明设置这一课程的宗旨以及概述一下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方法之类的一些问题，陈受颐决定请傅斯年先生主讲，这本应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因陈先生并未向傅先生做详细的说明，只说某日某时要请他到校向新生谈谈有关学习中国通史的一些问题，傅先生则理解为只是与史学系的新生开一次座谈会，只须即席发言即可，不须作何准备，因而也就没有作讲课的准备。及至被邀请到北大二院大讲堂的讲台之后，他看到教室里已满满地坐有二百多学生，他既感到大非意料所及，匆忙间真不知从何处讲起为好。在此两小时的课时内，他虽然也论述了有关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然而既极散漫又少条理。刚进入北大的新生们，大多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值来听课，遂在下课之后，不免议论纷纷，表示有些失望，我当时似乎也曾向人说到：“真正是大名之下，其实难副”呀。
是在我进入第二、第三、第四各年级之后，修习的课程较多，对于一些课程的彼此之间能有所比较，然后对傅先生的学问和识见才具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和认识。
例如：在我们的必修课程当中有先秦史和秦汉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讲授的，他的讲授，虽也有其精彩独到之处，然而他的材料的来源，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开设的先秦史和秦汉史的专题讲授两门课程中，他的讲授，却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他所谈及的课题，既多是开创性的，在旧有的史学论著中不曾有人谈及的，且多是具有纲领性的，其中包涵了极丰富的内容，都可以分别展开作为个体研究的子目。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讲课头绪纷繁，忽此忽彼，有似脱缰之马，难以跟踪（无法记笔记），然而这却正是其他教授不可企及之处。唯其是开创性的新意之多，通过傅先生的讲述，就不但使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是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战国，全都重塑在一个崭新的氛围和场景之上了。如他所号召的那样，他真正做到了“承受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开辟了这些方面的新世界”。杜正胜先生在其大作《从疑古到重建》中，曾有一段文字说，傅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
“不是历史系科班生，赴欧游学也不学历史。以一个历史圈外人而能给近代中国的史学带来震撼性的革命，未免令人啧啧称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傅先生称为“给近代中国史学带来震撼性的革命”的人，然而，为傅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和定位，我以为是非常恰当，不可移易的。
傅先生在北大史学系担任了一次“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他所讲授的内容，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写成讲义印发给学生，绝大部分都只是口头讲述过而没有写成文本。但不论已经写出或未曾写出的，其内容却与别一教授所讲大不相同。在他讲过一次之后，恰好又有一位留学德国十多年的先生返国到校，“史学方法导论”便改由他来担任。他是一位完全依靠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所印行一本《历史研究法》，把它译为汉语，然后照本宣科的。傅先生所讲授的“史学方法导论”却绝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学、治史实践中体会得来的，而绝非从某本出版品中照抄来的。
他在德国有三年之久，他的好友陈寅恪先生于时也正在德国，二人且经常就学术问题切磋。当傅先生回国之初，有时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其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国史学家的一些影响为无疑；然而傅先生在回国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当中，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命题，和他所经常放在嘴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然而傅先生还不止是在这文章中，在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提出这一命题，高唱这一口号，而且还把他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贯彻、实践这一主题和口号的基地。
以下试举例证说明：
例证之一：他千方百计、卑躬折节地排除了河南地方的阻挠而完成了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后因日寇侵华战争而停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推动了殷商史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古代社会研究等方面的进步，这是他厉行寻找新史料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之一。
例证之二：明清两朝都把其重要政治事件的档案原件贮存在内阁大库中，到1921年主管这批档案的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只因缺乏经费，便把这批档案材料装入八千多麻袋中，出售于一家纸店拟作还魂纸，幸而被罗振玉赎买回来，其后又转卖于李盛铎。到史语所正在筹措成立之日，却又有日本满铁公司要向李盛铎购买这批档案的传闻，傅先生又急谋抢救，先后与中山大学当局及胡适、陈寅恪两先生相商，嗣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终于筹得款项，将其购得，归史语所进行整理。在史语所迁往台湾之前，已先后从这批档案中整理出来大批案卷，辑印为《明清史料》一至四编，共四十册。其中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满族兴起初期与明朝斗争的史料以及洪承畴、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史料，都极为丰富且极有价值，这对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历史的研究，自必会发生显著的作用。试想当年若非傅先生积极策划把这批资料抢先购买，而听任日本满铁公司买去，则今日我们的史学界缺少这批宝贵的原始资料固为极大憾事，而我国家偌大一宗文化遗产竟拱手奉献给正在谋划侵吞我国家的寇仇，那就不仅是我们史学界、学术界的一桩绝大耻辱了！
例证之三：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干、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况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1939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干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上面关于发掘和使用新史料的敍说，也许显得过于繁琐了，但我这样做的用意，是想借此说明傅斯年先生通过诸如此类的举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到五十年代终了，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风。他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从清初的顾亭林、黄梨洲、乾嘉学派、以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各流派的造诣和成果，又批判地吸取了欧洲一些科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者治学、治史的主张和方法，不只是加以贯通，而且有所超越，形成了他的治学、治史的一系列方法和主张，寻找新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扩充研究历史的工具，则是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对上述三种史料的发掘、抢救，既体现了傅先生扩充史料范围的主张，更体现了为实现他的“要把科学的东方学建立在中国”那一志愿的努力。而这个志愿，却正是他要把中国文、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攀登到国际领先地位的一个弘伟豪迈的志愿，远非一般拘文陋儒涉想之所能企及。试就安阳殷墟的发掘来说，若照今日最盛行的议论来说，那只是史学研究初级的、低层次的工作，从而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之不可取，岂不是将成为一种笑谈吗！至于有人认为傅先生之所以极力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其意盖在于排斥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他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已作了明确的表态，说道：
“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而在《史学方法导论》的开宗明义处也声明说：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这些话，说的都很清楚。不以史观为“急图”，当然就是说，史语所的同仁只努力要把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各种物品依次予以整理、分类、考释、说明，进而探明史事原委。在此以后，则不论信奉历史唯物论或者抱持其他史观者，全可以加以利用，作出关于殷商史的著述。
我向傅先生当面请教学术史上的问题，是在读二年级时到中文系旁听傅先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那一课时所讲，正是关于西汉后期学者们对于从鲁恭王府新发现的几种古文经是否应立学官问题的争论。那时钱穆先生已在《燕京学报》上刊出了他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是专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我读过后很佩服，而傅先生讲的却与钱文不完全吻合。下课以后，我便依据钱文的意见向傅先生提了一些问题。傅先生又把他的意见作了一些申述，意思是让我不要专信钱先生的一家之言。傅先生回家后向我的同班同学傅乐焕（傅先生的远房侄子，当时住傅先生家中）说及此事，仍以为我不应专主钱说。其后，在一次听他讲课后，又曾向他表示，最好把他在课堂所讲全部写为讲义，印发给我们，这样既可以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他答复我说：他目前事情实在太忙，不能专门为了你们的方便再来做编写讲稿的事情。通过多次听傅先生讲课和多次与他接触，愈来愈感到傅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才华的超逸绝伦。
1935年春我读三年级时，和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要为天津《益世报》编一种副刊，名叫《读书周刊》。该报主编表示，必须有一些教授参加编委方可。于是我们便邀请了胡适、傅斯年、钱穆、孟森、罗常培等先生作编委，并由毛子水先生（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任主编。从此以后，我与傅先生的接触才略多了一些，而且从毛子水先生的口中才知道蒋梦麟回北大做校长以后，在重建北大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聘请教授、添置重大教学仪器设备等，傅先生与胡适先生实是两位最起作用的人物。
傅先生到北大兼课，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授他的学业，培养诱掖后生学子；然他让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人都到北大兼课，则显然还有另一用意，那就是要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进史语所各组做低级研究人员。在我们这年级毕业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就有五、六人被选中，我也忝居其一。只因胡适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对我写的《陈亮传》比较满意，已表示要我留校作助教，所以当傅先生要我去史语所时，我即据实以告，并说我的妻子在北平做小学教员，就不想再去南京了（史语所当时已迁南京）。傅先生说，到南京找一小学教员当，想也容易。但最后还是允许我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职了。
陈亮与辛稼轩是好友，两人的事亦有许多互相牵连之处。当我写作《陈亮传》时，找来梁启超所作《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所作《稼轩词疏证》参考，却全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想自己另作一本《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适逢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号召从事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可以向该会申报课题申请资助费用。
胡适先生是该会的秘书长，傅先生则是该会的学术评议委员。我于见报之后，去胡先生家询问我是否可以申请，胡先生问知我要写作《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便向我说，梁氏弟兄既已写了年谱和词注，而梁启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如想另作，必须对他们的成品写一书评，说明你掌握了更多的材料，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出来才行。我照此办理，写成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辩证》，在《国闻周报》上刊出。胡、傅两先生看到此文之后，都以为写得不错，而在清华大学任导师的陈寅恪先生，当时与我尚不相识，竟也对此文大加称许，并且屡次向人询问作者为谁。直至问及傅先生，方知我是刚从北大毕业的，是傅先生的学生。此后，我所申请的项目果然得到批准。
傅先生的民族意识极为强烈，陈亮和辛稼轩都是他素所景仰的人，他所能背诵的稼轩词也很多。当我准备开始我的研究项目时，他在南京几次写信给我，要我不要把注释搞得过于繁琐，千万不应做成仇兆鳌《杜诗详注》那样，并且劝我把书名定为《笺证》，而不要定为《笺注》，而且不必勉强为之编年。我拿傅先生的信去与胡先生商谈，他却说此事可以完全由我自己决定，傅先生的意见可以参考，却不必完全遵守。其后，我虽对稼轩词进行了系年，也未把书名定为《笺证》，但对典故的注释我却尽量简略，只是把与各词本事有关的人、地、背景等尽量加以考索。及《年谱》与词的《笺注》完成之后，我拿全稿赴昆明，傅先生稍稍翻阅一下，便写信向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寇攻占，以致未能印行。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胡先生催问，而以纸张缺乏之故，只能先把《年谱》印出，但其时傅先生已去美国就医，我寄奉与他的书未必能够看到；到《辛词编年笺注》初稿出版之日，则已是先生逝世十六、七年之后了！
在抗日战争前，北大文科研究所是由胡适先生做主任的，到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大之后，三校原创立的研究所却还都分别存在。北大文科所设在昆明云南大学近邻的靛花巷内，改由傅斯年先生兼任所长，陈寅恪先生也被聘为导师，汤用彤、罗常培等先生也住在那里。
我于1939年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于8月末奉傅先生之召，经上海、香港、海防、河内，于10月上旬抵昆明北大文研所供职。职称为高级助教，月薪为150元。这时我才与陈寅恪先生初次晤面，但既一同住在靛花巷一栋小楼上，一日三餐也在同一餐桌上，陈先生所讲授的隋唐五代史与佛典翻译文学，我也每次都去旁听，陈先生每次外出购物访友，我也都陪同前去。实际上等于做了陈先生的助教。
傅先生和史语所的同仁全住在昆明郊区的龙头村，并不经常住在靛花巷内。但他每次进城，必到我的房间巡视，查问我这些天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其时《宋会要辑稿》在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未久（每部二百册，共印了二百部，定价每部二百元），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多有争购此书者，北图留在上海者遂决定将大东所存之书全部寄往昆明，并言明对史语所及北大文研所之购买者给予七五折之优待。傅先生以我致力宋史，嘱我乘机购买一部，我却以为，即使是优惠价格，也须用去我一月的全部薪水，因而颇为犹豫。傅先生遂决定由公家垫借书款，然后由我分半年偿还。在当时的昆明，实在是无书可读，在买到此书之后，我倒真正可以寝馈其中了。
到了1940年夏，日寇飞机对昆明的轰炸十分频繁，其时陈寅恪先生为准备去英国讲学已赴香港。傅先生则为求免于日寇不停息的空袭威胁，想把史语所的全部人员和书籍搬迁到更偏僻的地方，便派人去四川调查访求，要找一个在地图上不见其名字的地方，其后落实到南溪县的李庄，于是从这年的十一月便开始搬迁。傅先生表示，要我也随同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他向我说：“史语所搬走之后，你留在昆明更无书可读，有何意义？”
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时由各地迁往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一律都没有把图书随校搬迁，北大、清华、南开以及南京、武汉等校，无不如此，而独独史语所的全部图书，更不用说那些属于国宝性质的——从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全部文物和从李盛铎手中买得的内阁大库档案材料了，由于傅先生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由于他在运筹、调度、组织等方面之特殊才能，竟能通过百般周折而随人员把它们完整无缺地搬迁到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完善的图书资料宝库。而现在傅先生又设法把它迁往四川李庄，则我留在昆明，确实将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了。因此，我便毫不迟疑地决定随同史语所迁往李庄。大概是第三批搬运书物的车辆就由我与历史组的陈架一同作押运人员，在抵达泸州之后，溯江而上，抵于李庄了。
李庄是一个滨江的小市镇，而史语所选定的所址则还在距李庄三华里的山坳中，名叫板栗坳，是张姓人家的几所宅院。在安顿妥当之后，我被指定在田扁上的一所宅院居住，图书馆也设在这一宅内，使我得到从未有过的方便，可以专心致志、恣意披览和搜讨。所以，我虽然在那里只居住两年半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内，却能就《宋史》的《职官》《刑法》等志做了一番考证，写成了初稿，还就王钦若、刘恕等十数人的传做了考证，还写了《评周谷城着〈中国通史〉》《〈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等文，在重庆印行的几种刊物上刊出。
我的妻女当时还留在北平，亟须把她们接出，而李庄这地方实在太偏远了，要看重庆的报纸都得在五六天之后，与北平的人来往函件自更煞费时日。我的长兄因在家乡（山东临邑）参加敌后抗日的游击战争，于1941年秋为境内通敌的盗匪所杀害，在家乡的老母的生活也需要照料。因此，到1942年我便商得傅先生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妻女设法迎接出来。
在准备离开李庄之际，我便把《〈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初稿再作了一番整理，并写了《序》和《凡例》，送请傅先生审阅。《考正》的正文繁琐细碎，他实无暇全看，但看了《序》和《凡例》都觉得满意，当即向我说，要把这两篇小文收入《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中刊出（当时正与重庆的商务印书馆谈妥，要恢复《史语所集刊》的印行，先生并嘱我，如此后能在重庆工作，《集刊》第十本的校勘工作由我负责）。及我到了重庆之后，又接先生来函，已决定把《〈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全文收入《集刊》第十本中印行了。这对我实在是一次极大的鼓励。稍迟，当时移居桂林的陈寅恪先生也写来一篇对我极加称许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但未来得及编入《集刊》第十本中。
1941年日寇突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日寇日趋灭亡的形势已出现，然而，国内的战局却还在日益困难，陈寅恪先生赴英讲学之约已绝无可能实现，而在香港沦入日寇手中之后，他因多次受到日寇以及北平、南京两伪政权中附逆的民族败类如钱稻孙等的逼胁，遂急遽逃至广西桂林。傅先生当时是想把陈先生请到李庄这个僻静的地点来的，他不但自己写信给陈先生，也叫我写信给陈先生，说明此意，陈先生也回信给我，说有很多可能是要来李庄的。但后来成都的燕京大学也发出邀请，那里的生活条件自然远非李庄所能比，陈先生便到成都去了。
在此我要附说另一件未能实现的事。当史语所的全班人员和全部文物图书都已搬运到李庄的时候，“五·四”前后在北大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长期坐牢得释之后，在四十年代前期也正居住在四川江津一个邓姓人家，主要是为了就医治病，但还经常地关心时事，有时还发表政论、骂一通斯大林之类的文章。大概是在1942年内，在劝请陈寅恪先生移居李庄的同时，也派了语言组的丁声树先生前往江津，企图把陈独秀也请到李庄，在那里安心地搞他的文字学。可能因陈独秀并不甘心置身于寂寞之滨，重度一番学者生涯，以至邀请者虚此一行。此后也就无人再谈论此事了。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这两位陈先生都能命驾到李庄，并在那里收徒授业，则当日的李庄小镇岂不更要平添一幅富有传奇性的景观了吗？
我离开李庄去重庆时，傅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朱家骅，要我持信去见他。朱与我相见后，要派我到甘肃的天水去做一所国立中学的校长，我未同意。遂又经一友人介绍，到一家名叫“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任编审，主要是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另外还拉了钱穆先生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徐炳昶先生的《先秦史》（书名似不如此，现已记不起来）、劳干先生的《秦汉史》等书，在该社作为专书出版。该社社长刘百闵，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委员之一，他对傅先生也很敬重。他曾对我说，傅先生每次在会上发言，都精彩动听，只是他每每出口成章，随口引用古书语言，恐怕有很多参政员未必听得懂耳。他特别托我向傅先生要了一部《性命古训辨证》阅读。
傅先生和我自己都不认为“中国文化服务社”是我可以久留之地，当他一次与国民党中宣部的正副部长张道藩、程沧波会面时，又谈及我的工作问题，他们二人都表示可以介绍我到复旦大学去教书。傅先生遂又亲自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两人，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说我不论在教学或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在北大、清华可聘做副教授等等。我持函去终宣部，张道藩正外出，与程沧波晤谈之后，程未再自己写信，即把傅先生的原信转寄复旦大学的章益校长。大概是1943年的五、六月间，复旦大学即来函，聘我为该校史地系副教授，七月初我即到校报到了。后经复旦的一位资深教授告知，章校长是陈立夫派系中人，而傅先生则是朱家骅派系中人，两派虽形同仇敌，但章校长却深知傅先生为朱派中最有学问、最有本领的人，所以傅的推荐信最起作用。假如由张道藩或程沧波直接推荐，倒反而可能办不成。
1944年春，美国政府拨出一笔专款，作为救济中国的文化教育之用。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表示，绝不接受这种嗟来之食，而其他文教机关则均无此表示。复旦大学则经校务会议（？）决定，凡正教授均可领取此项补助，凡副教授均不能领取。我是副教授，当然不能领取。及傅先生知道这一情况之后，遂即致函主管这笔资金的机关，特别为我申请了一份。
1942年春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全国历史学家的会议，后方各大学的知名历史学教授大多出席了，傅先生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我那时还未到复旦史地系教书，当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资格）。在会议结束后，当时国民党内主持文化活动的潘公展，宴请了全体出席会议的人员，要请他们为他（潘）所主持的胜利出版社拟定编印的历代著名人物的传记各承担一种。在我的师友中，我得知姚从吾应允撰写一本《岳飞》，吴晗应允撰写一本《明太祖》。
出版社的计划是要在1944年底把这套丛书全部印出的。但姚从吾先生当时不但在西南联大教课，还是西南联大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无暇顾及撰写书稿的事。因而到1944年春，他把此情况通知出版社，出版社便乘傅先生又去重庆开会的机会再去找他，请他代为指定另外的人撰写此书。傅先生因对我写的《陈亮传》还留有印象，当即回答说：“到复旦大学去找邓广铭写。”
当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印维廉到复旦找我，说明来意之后，我当即把这一任务应承下来。但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也与其他内迁大学一样，沪上原校图书全部未能随校迁来，北碚复旦图书馆藏书实在不多。我便又通函征得傅先生的同意，于这年暑假再回李庄，去搜集有关岳飞的资料。在李庄共住了三个月，回校后就利用这些资料于1945年初把《岳飞》写成，向出版社交了稿。到侵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恰恰是这本《岳飞》印成发行之时，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重返李庄搜集岳飞资料时，我在1936年完成的那篇毕业论文《陈亮传》，直到这时才得在重庆的独立出版社排印出书，我随身带了一本送与傅先生。此书的初稿，在我毕业前夕傅先生就曾在胡先生处翻阅过。但事隔七八年，翻看时的印象可能已经淡忘，在看了这次的印本之后，他却向我谈了述写陈亮状元及第那一章，大意似说，我对当时那班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们的思想情况，未免有些鄙薄得过分了。但他对陈亮这位一生奔走呼号、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对于我所撰写的这本《陈亮传》，基本上还是加以肯定的。傅先生对我在复旦的教学情况也很关心，当我向他汇报说，我担任的中国通史课程，暑假前只讲完唐代，傅先生听后说，既然是通史，就不应只讲到唐代。
在这个暑假之前，当傅先生又去重庆的日子里，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将军的胞弟，经人介绍拜访了傅先生，要求傅先生能为张自忠将军写一篇传记，以表彰他的忠勇节烈。此事当亦傅先生之极所愿为，故亦应承下来。在看过我的《陈亮传》印本之后，他又联想到此事，便提到要我帮他一起撰写，我当然也很愿意参与此事，所以也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傅先生随即向我说道，比较难于处理的是张自忠由天津到北平，宋哲元让位给他，和他几乎陷入日寇的虎口，以后如何机智地从北平逃出诸事。傅先生说，是否可以参考关公为曹操所擒，困居曹营且为之立功诸事，但也觉得并不切合。在此次的谈话中，终未想出适当的处理办法，我就告辞了，且后来也仍然没有商谈何时动笔写作的事。
傅先生是一个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也许把“家事”改换为“学术界的事”更恰当些），即使在李庄家中闲居之日，他也是终日考虑这样那样的问题，他的脑子无时能感到轻松和消闲。1945年夏，日寇投降，他从此就更成了大忙人，为张自忠写传的事，遂致再也无暇顾及了。
我在八十年代看到傅先生于1945年8月17日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信之前，完全不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原是想以傅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在看过此信之后，对蒋介石当时之舍胡而取傅的原因，也仍然感到莫名其妙。从1945年的秋冬，到1946年的10月傅先生离开北平为止，在此期间内，我与先生相见的机会颇为不少，他对我却从无一言谈及此事。他向我虽曾说过他为何肯做代理校长的事，说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假如别人代理，可能就要设法“转正”，不再让胡先生来就任了。
傅先生做了北大代理校长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飞昆明处理因国民党军队杀害一西南联大学生而引发的一次学潮。在由昆明回到重庆之后，又发表了一次引起轰动的言论，则是：凡是在伪北大任职的教职员，北大复员后，一律不予聘用。在重庆的教育界、学术界，对傅先生的这一主张只不过略有纷纷意见，而在北平伪教育部和伪北大那班伪员们，闻悉之后却大为骚动不安，由周作人、容庚领头纠集了一些人，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傅先生的不用从伪人员的主张大肆攻击。他们还把这一公开信专函钞寄傅先生，署名的却没有容庚以下诸人，只是周作人一个人。
我当时也正从北碚到重庆看望傅先生，傅先生立即把此信转与我看，并要我代他写一回信给周。我看了周的来件后，觉得非常奇怪：他对自己置身汉奸群丑之间达八年之久，在信中并无丝毫忏悔和自怨自艾的表示，而竟然理直气壮地对傅先生无理取闹，甚至向傅先生发狂言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等，实在是无耻之尤。傅先生当即痛斥他说，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对于写回信给周作人一事，我却表示无力承担，因为不在沦陷区，对周作人做汉奸期内背叛国家民族的具体罪行，我都不甚了然，无法加以揭露和声讨。周作人的此信后来似乎在重庆的一家报刊上刊出了，至于是否有答复文件，以及如何答复的，我现在都完全记不起来了。此后不久，南京政府把周作人押解到南京去受审，容庚等人大都离北平另谋出路。到傅先生1946年5月抵达北平之日，一些伪员们已作鸟兽散，不能再兴风作浪了。
傅先生在由昆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重庆，再没有回到李庄去。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为北大各院各系聘请主要的负责人、主要的教授。这时候，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已经决定把抗日战争前原有的北平大学撤销，把该校原设的工、农、医三院并归北大，这样就使原仅文、理、法三院的北京大学，扩大为六个学院了。当时即使文、理、法三院的教学人员也都不齐全，所以，傅先生在那一时期便全力延聘一些知名人士到北大各学院任教学职务。我当时每到傅先生处，他都要我替他写一些信件，也全都是属于这类事体的。有一次，傅先生向我说道：
“各学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尽量聘定，因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义者，对人没有严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请，那可能会弄得很糟糕的。”
当时，朱光潜教授已确定重回北大任英语系主任，他向傅先生推荐杨人楩教授到北大史学系教西洋史，说他教学很行，可是不容易伺候。傅先生对朱说：
“只有北大伺候得了的人到别校未必伺候的了，绝不会有在别校伺候得了的人到北大反而伺候不了的。”
所以就把杨聘来北大任教了。他向我说，决定要我回北大史学系任教，也与此事相先后。
复旦大学为迁返上海作准备，全校的课程都在1946年4月下旬结束，我把学生的考卷评阅完毕之后，就去重庆看傅先生，他当时已决定于5月4日飞北平，并即嘱北大驻渝办事人员为我准备飞北平的机票。我是5月7日到北平的，5月8日我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去看傅先生，傅先生见我后说：“你来了，很好，我现在实在忙得很，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遂立即招呼工友搬一张桌子到校长办公室来，作为我的办公桌。从此以后，各个办公室的人员便都称我为“邓秘书”，其实，傅先生只是聘我回北大史学系教书，并未要我兼作办公人员，然而我从此即成为一个冒名的“校长室秘书”了。
傅先生到北平后，所抓紧进行的主要工作，一为各学院的校舍和教职员、男女学生的宿舍，二为办学的经费，三为继续聘请教学人员。对校舍、宿舍等事，大概都是与南京政府派来处理敌伪逆产的人员去交涉，而且大都是由他本人或已经来平主管总务的人员去交涉，我所知情形不多。但我似乎觉察到在抗日战争以前，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不同，对教职员是不提供宿舍的，全都由他们在各街巷租房居住，因此，负责总务的人对争取教职员宿舍一事并不积极，认为如由校方提供，以后的麻烦必难以应付。但傅先生看到抗战期内大家流离失所的情况，认定教职员的宿舍也非由校方全部提供不可，所以，他为了此事所操的心、所费的劳力也特别多。
北京大学由三个学院扩大为六个学院，此事自然在抗日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为代理校长的傅先生增加了不少麻烦，但在当时，傅先生也必为此而极感高兴。就在1946年五、六月内，在20年代的后期曾任北平大学校长的李书华先生，到傅先生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先生向李书华说：
“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
当时有人闻知此事，以为傅先生不免有些自鸣得意，我却以为这必是因为，当北平大学创建之初，竟把北京大学撤销，裁并为北平大学所属的“北大学院”，后经北大师生的复校运动，遂终于又在1929年恢复了北京大学，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先生胸中余恨必犹未全消之故。傅先生北大意识之强烈，于此也可见一斑。
对于筹措经费的事，傅先生主要是仰仗当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傅先生回国之初，即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延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和中文、历史两系的主任，在共事的过程中，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终生未变。我曾不止一次替傅先生写信给朱，每次皆由先生口授，有一次似乎还有比较急躁的话，说如果不蒙以大力解决此事，则弟实无法再留此撑持这一局面云云。朱之对傅，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所以友情能永恒维持，且愈来愈显深厚。朱氏为官场中人，凡其属于纯政客性质的行为，亦即要搞些不太磊落正大的举动时，他也从来不敢去干求傅先生参与。例如他要向蒋介石献九鼎时，他只敢求顾颉刚先生去撰作铭词，却决不敢干求傅先生作。
在朱氏的友人当中，傅先生既直，且谅，且多闻，真乃孔子所谓“益者三友”，而绝非与之同流合污的人。在此，我想附说一段闲话。《胡适日记》曾载，当傅先生在胡先生家与丁文江先生初次相见时，胡先生介绍说：“这就是你当年立志要杀的那个丁文江。”二人相识不久就成了在学术事业上协力奋进的挚友。但在胡先生说过这句介绍词，在丁先生别去之后，傅先生却对胡先生说：“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按实说来，胡先生所开的这个太大的玩笑，还有另一半并未涉及。据毛子水先生亲口告我，傅先生留学德国时，在其所发牢骚话中，他立志要杀的两个人，一为丁文江，另一个则是朱家骅。这大概是因为傅先生当时对此二人全不相识，也全存在一些误解之故。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倘无朱氏的大力相助，傅先生在回国初年，在其才能、智力、学术思想的发挥等方面，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的。
傅先生的朋友，有许多人都称赞傅先生在办研究所和办大学时的要东西、要材料和要经费的本领，这在他做代理校长期内也都有具体体现。单就其筹措经费一事来说，我在上文虽说他主要是依靠教育部长朱家骅，这从行政体制上说当然是最正常的办法，但在此以外，他也仍然采用一些非常规的办法。
例如1946年6六月蒋介石来北平，有一天约傅先生与他同游文丞相祠，傅先生即乘机向蒋陈说了北大目前所遭遇的某几项重大财政难关。蒋要他写一书面报告，以便批示照办。傅先生返校的当晚，通知我去办理此事。当由傅先生口授拟定的初稿进行誊清时，我刚写了开头的“主席钧鉴”四字，傅先生觉得写得不好，便请当时在场的汪敬熙先生写，汪不肯，傅先生便自己执笔誊写，但在写了开头四字后仍觉得很不满意，最后仍是由我把全文誊清，第二天送往蒋介石的寓所，由他亲自写出批示，终于使北大渡过了一次大的财政难关。
傅先生在1946年来北平后，把他的全副身心都扑在北京大学的复员和重建的事业上，在操心和劳力中会使他感到疲累，但同时也会使他感到慰藉。因为这毕竟是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为全国文化事业的振兴而倾注他的心血，但也因此我虽在此期间内经常侍从在他的身边，却再也不能如当年在课堂上听他讲课那样，或像他在李庄家居时那样，得以随时听到他在学术上的一些卓见，以及在治学方面受他的亲切指导了。尽管如此，我却从他处理学校行政的方面，从他处事接物的方面，看到一个伟大学人恢宏的风度、弘通的见地、敏锐的思想、笃实的践履，无一不是足以为人师表。
清初的顾亭林曾为学人定出一个客观的标准和要求，叫做“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当时所说的“文”，无非指中国历代的典籍与文献。而在今天，则对这个“文”字的内涵和外延全须加以深进和展拓。例如既须包括一些外国语文，还须包括一些近代新兴起的学问之类。但是，即使对这个“文”字赋予最近代和最高境界的解释，傅先生对“博学于文”一语也是当之无愧的。而傅先生的不满五十五岁的一生，有一些极重要的段落皆处在与文化界或政治上、社会上的腐朽、邪恶、反动势力的斗争之中，其高风亮节，证明了他真正具备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操守，称其为“行己有耻”岂不还是属于比较低调的评价吗。
本文原载于《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9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