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关键词 胡适 傅斯年 国际道义 世界主义
1956年，胡适回忆说，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常负《独立评论》编辑责任的几位朋友的主张并不一致，彼此之间常有激烈的辩论，比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其时傅斯年墓木已拱，胡适亦步入花甲，却仍记得在对日问题上傅斯年扮演的反对者的角色，适足反映当年的心态。现在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对国际组织，国际调查，乃至国际交往原则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与国际视野相关。
一、“和”抑或“战”：胡适、傅斯年之间的鸿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主和”，傅斯年“主战”。但“战”与“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南辕北辙。胡适“主和”的言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或非公共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而他与傅斯年的对日态度也是一个随时势而变的变量，表面看或许有傅斯年“浅看出来”和“深看出来”之别[ 此说法可参见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但实际上，变化的一直是“浅看出来”的部分，“深看出来”部分则一直没有变多少。
事实上，主“和”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主张，它曾是《独立评论》社多数同人的共识。胡适说：“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们一二十个朋友曾几次聚会，讨论东三省的问题。”他本人还和蒋廷黻各自起草了一个方案，由于过于温和，“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这个方案的基本取向可从他参与组建的“自觉救国会”的宣言中体现出来，就是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提倡“曲突徙薪之谋”，称赞“甘地精神”[ 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123页。]。胡适与蒋廷黻起草的方案“始终没出现”的原因，或主要是因为形势和民意所迫，但如果是在《独立评论》同人中讨论，亦不排除傅斯年座中反对的因素。
与胡适相比，傅斯年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192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着眼的是“学战”，用顾颉刚的话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 顾颉刚1928年4月29日日记（1973年7月补记），《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160页。]。但与西洋的汉学争地位，将汉学的中心移回中国，亦是胡适之所愿。[ 如胡适1932年12月6日在长沙演讲时说：“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间的真平等”。参见《我们所应走的路》，《胡适全集》第21卷，第552页。]虽然至今对傅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针对太炎学派，还是矫枉过正的说法[ 分别参见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版，第166页，第176页。]，其基本取向则在于“为学术而学术”。不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所受的刺激以及焦急的心情，亦不亚于胡适。此点可从致王献唐的信中窥见一斑。傅斯年写道：“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参见张书学、李勇慧整理：《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近代史资料》总9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彼时，由现实的危机而发问“书生如何报国”，进而怀疑学术研究的价值的，不仅是傅斯年，像李济等人也都对纯粹的学问表示出了瞬间的怀疑，而顾颉刚则觉得再呆在书斋中做学问太对不起良心[ 具体见顾颉刚1933年12月18日致罗家伦、1935年9月4日致胡适以及1932年12月25日致谭惕吾的信，分别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页，第490页；第2卷，第261-262页。]。 当然，傅斯年很快投入到了直接影响现实的工作之中，他联络姚从吾、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等学者共同编撰《东北史纲》，亲自编撰的《东北史纲》第1卷也很快出版。
胡适在公共领域一直遵循和提倡理性以及渐进的态度，他确信和而不同的雅量是需要通过实际的经历而逐渐磨练出来的。在《独立评论》三周年之际，也即1935年5月14日，胡适谈到过《独立评论》决定采用“各人”自己负言论责任的根本态度之初，同人们并不了解这个负责态度，这个“不了解”其实是不习惯。“例如我的《论对日外交方针》（第5号）发表后，傅孟真先生曾对我说：‘这篇文字要是先经过聚餐会的讨论，恐怕就登不出来了。’可见那时候聪明的孟真也还看不惯这种各人自己负责任的办法。”胡适说，“但这个方法后来逐渐用惯了，大家也都不很觉得奇怪了。例如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时，《独立》（第21至22号）就发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评论：我不妨称它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孟真不妨称它为‘一件含糊的杰作’。此外更明显的例子是独裁与民治的讨论，武力统一的问题，建设与无为的问题，西化的问题等等，我总是充分登载不同的主张，有时候，独立到《独立》社员自己开起很激烈的笔战来了！”[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同期陈之迈的《教孩子的方法》中亦特别强调“和而不同”这一点。]
“九一八”后，胡适的心态是由相对沉静而逐渐变得激愤的。胡适9月19日日记仅有三条不长的记录：“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胡适1931年9月19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9页。]
胡适9月18日当天以及9月20-22日的日记均付之阙如，无从考察这几天其心态的具体变化，但仅从19日日记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一句需要与“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放在一起解读。因为一个月前，即8月6-17日，丁文江曾邀胡适到秦皇岛避暑，他们谈及日本的威胁是肯定的，这个想法在丁文江确也相当地早，1926年胡适从欧美回国途径日本，丁曾去函敦促胡适久住，以期多了解日本[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8页。]。 而从胡适自身看，1915年，他已经在顾虑日本的强大以及可能的侵略。[ 胡适致留学界公函，1915年3月1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90页。]以是观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并不能反映此刻胡适的心情，相反，“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才最让他无奈、愤懑，乃至自责，这种心态也在同日应陈寅恪之请所撰《题唐景崧遗墨》一诗“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无难补，滔滔四十春”中有所反映。
愤懑之情自然不止胡适一人。在陈寅恪给胡适的答谢信中同样也充满愤懑，他说：“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9页。]同样愤懑的还有胡适的弟子顾颉刚。后者在9月19日的日记中说：“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之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譬如第三期肺病人，终于一死，死固可悲，但有何法挽回之乎！遥想健常（即谭慕愚——引者）闻之，又不知将如何悲愤矣。”[ 顾颉刚1931年9月19日日记，《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64页。]
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和深切的自省是前现代国家知识人在受到现代化后的外国侵略时最容易产生的反应。胡适此刻所说、以后又屡次提及的“四十年”乃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从1931年上溯，三十七年前的1894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时，三十七年后，不仅再遭同一国家的二度侵略，他们亦发现在国内经过两三代知识人努力提倡的现代化的作用有限得超乎想象，从政府到大多数国民都无法认识到科学对富强的基础作用，故才有四十年白白过去的激愤、自责和感叹。
胡适的沉静和自责，亦与他秉持的理性和学术训练有关。正因为有此学术训练，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知识人通常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没有一般百姓那么直接和强烈。然随着对日本侵略影响的感受和判断的加深，他们的反应也会变得强烈起来。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的前夜，胡适感叹道：“这一年的光阴，没有一天不在耻辱惨痛中过去的”[ 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从后来提到“九一八”时的一些说法，亦可知胡适确也心急如焚。这是经过了消化后的反应。
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有一段眉批显然是后来添加的，其中说：“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9月14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参见1931年9月14日日记眉批，《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5页。]1948年12月13日，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提到：“民国二十年（1931）9月17日，新北大开学了。……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9月19日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1956年3月12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得更为激烈：“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9页。]
不过，傅斯年的反应比胡适更为激烈。在他看来，“‘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他甚至认为，“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亦是极力主战的，他说：“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说：“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傅斯年的主战的确也不是一时性起，他的理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张持久战。他说：“对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于]我们越有利。”“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其二，强调主战与民族、国家的复兴有关，也即是说除了一般地反省外，他亦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视作一种行动上的反省。他说，主战“不仅是‘鹿死不择阴’的腔调，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系于此。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澈底的缔造，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浑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以上均见孟真：《日寇与热河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傅斯年不顾一切地“主战”，是希望以此来求得重生，通过抵抗来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性，也就是将抵抗侵略作为中华民族获得重生的一个契机。如果从信心上言，傅斯年的“主战”（或强硬）与胡适的“主和”（或温和）并无区别，胡适虽然“主和”，但并不等于没有信心。就在傅斯年上述文章发表前后，胡适在《上海战事的结束》中说：“自九一八以来，许多忧国的人都陷入了极端的悲观，眼见那‘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恶劣现状，都几乎不信这个民族有竞争生存的能力了。”但“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的三十多日的血战，用热血和爱国心替我民族一洗无抵抗的奇耻，使敌人震惊，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国人人感觉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国家的振作，都可以说是在这一役建立下了精神的基础”。他自己也从中“发见了我国民的抵抗力，增高了我民族的自信心。”[ 适之：《上海战事的结束》，《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在《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中，胡适又说到，要制定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 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胡适本人的态度在向强硬转变，上引两文即是证明，然“主战”的傅斯年似乎仍不甚满意。他说：“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直是做梦。‘理性的’先生们说，日本的行为是日本军阀的行为，并非日本国民如此。这是全无意义的话”。这明显在针对包括胡适在内的“主和”一派[ 孟真：《日寇与热河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而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胡适声言“和比战难百倍”[ 参见胡适致蒋廷黻（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4页。]，“和”抑或“战”一直是横亘在胡、傅之间的一道或隐或显的鸿沟。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15日傅斯年写下《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其直接目的是用激将法刺激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他说：“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之机会了”。“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北方人之不抵抗，为全国诟病”，故在此之时，“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孟真：《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实际上，胡适也曾对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以雪前耻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具体见其1933年3月2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87-188页。丁文江也写过《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要张拿出血性来。参见《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虽然类似“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的话，胡适亦曾说过[ 胡适1932年8月29日在《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中说：“无论国际政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与援助的”。《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但此时他仍不想放弃通过国联的斡旋和道德上的制裁，以及日本内部文治力量崛起而对军国主义者有所牵制的可能性。面对国内盛行的“抵抗”之声，他又展示出“魔鬼辩护士”的一面，故才有“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的说法[ 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实际上，傅斯年也看到无序地徒言“抵抗”或借“抵抗”之名并无实际意义。他稍早曾指出：“现在‘抵抗’固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话语，然而放一枪，开一炮，尽民之膏泽以买飞机一类的抵抗，还不算数。既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到[则]昔日醉生梦死之无抵抗，今日醉生梦生之抵抗，其无济而有害于国家大事国民荣誉是一样的！” [ 孟真：《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这也是傅斯年“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的理想[ 孟真：《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
胡适的复杂之处在于，他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这种不一致也非有意为之，而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上述“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一段话写于4月11日，而就在半个月前，即3月3日，他和丁文江曾致密电于蒋介石，言“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胡适1933年3月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88-189页。]。这明显是在“主战”，他所以不出来公开“主战”亦明显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回应，又不希望无序地作战有关。
胡适与傅斯年之间最直接的冲突，即人们常提及的后者扬言脱离《独立评论》一事。其实，这仍然是“战”与“和”的差异引起的。在华北问题上，胡适是现实主义者，他主要是考虑以小损失换取时间。他认为，此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欧美都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个暂时缓和的时段。这也是《保全华北的重要》的重点所在[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而傅斯年则不免偏于激情和理想，以他之决心，他还是想寸步不让、寸土必争，自然不接受胡适的妥协态度。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说：“孟真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华北），大生气，写了一封信来，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没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原注）”又说：“今天孟真说，他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 本段与下段，分别见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第205页。]
如果单看这一段，确实不容易判断胡、傅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因为其时胡适正在南京，他与傅斯年出游时同乘一辆汽车，有直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所以在随后的日记中，胡适说：“此次与孟真长谈的结果，他的误会全消了。”但从下面的谈话内容亦可知，傅斯年只是顾全大局地“容忍”和“谅解”而已。因为据胡适日记，在他们交谈中，他提出了三点：“（1）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2）凡立一说，我们岂能因为此说或被外国人翻译去而就不发表吗？我们只应对症下药，而不应太顾虑到外国人如何重视（？）我们的方子。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自己人说真话；岂可因为怕外国人听见就不敢说真话？”“（3）《独立》诚有太和平之处，你们何不多说不和平的话，使《独立》稍稍减轻其太和平的色彩？”
由此亦可知，傅斯年不满于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有两点：一是“顾虑到外国人如何重视我们的方子”，即担心胡适的发言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影响；二是觉得《独立评论》上缺乏激情的主战文字，这个“太和平”的表现其实也是熊十力所不满之处[ 参见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然从第一点“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一句也不难发现，胡适主要还是从维护团结出发，才声称傅斯年的“误会全消了”。因为一年后，傅斯年仍屡提《塘沽协定》，以为是“半跪”的姿态，且颇耿耿于怀[ 参见傅孟真：《政府与对日外交》，《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6月10日，第1张第2版；在《睡觉与外交》中傅斯年仍悲愤地说：“自《塘沽协定》之大辱以来，军事上尽撤藩篱而东向乞怜之姿态，在巧舌如簧的政客口中，固尚有几分强辩可以敷说；独此外交上之极度松懈，一若‘为长者折枝’而不为，真不知是何居心也。”参见《独立评论》第114号，1934年8月19日。]。他的强硬就绝不是“误会”可以解释或“误会全消了”可以描述的。1935年6月21日，《独立评论》杂志社聚餐，傅斯年对胡适通过王世杰向蒋介石提出的两个方案再次表示不满。胡适在当日日记中感叹：“这个情形又与三年前无异。”他说，傅的“热诚可敬，但他是不肯细细平心考虑的。为国家谋，不能不细心，不能不远虑。”[ 胡适1935年6月2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486-487页。]
二、国际道义：尊重国联及其调查报告书的原由
其实，态度强硬的傅斯年在一些问题上，亦颇受胡适的影响。此影响往往与分歧混同在一起，形成一种变与不变的持续叠加。这一切又集中表现在对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态度上。
1932年10月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正式公布后，胡适与傅斯年的态度就不甚一致。胡适见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译文后，“又用英文原文对勘了一遍”[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于10月4日写下《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表示欢迎和接受，而傅斯年则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中称“国联报告书弄到不上不下之地位”。傅文表面上是对公众发言，实际却是针对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所以开头便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他是件‘含糊之杰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孟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这种轻蔑的口吻当然主要针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而胡适之论所以不能幸免，是因为在傅斯年看来，胡适所认可的“自治”，只能助长日军的变本加厉。但此时对胡适而言，“自治”仅是背景，而现实的考量才是重点。胡适认可调查书，是因为报告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在《对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变“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的办法”，乃是“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是对建立“满洲国”“最有力的两个因子是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即认为是这两个因子促成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后来他解释这两点时，还是强调国联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基本底线。而报告书的另一贡献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见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下同。]。
在胡适看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所以体现了“世界正谊的最大胜利”，是因为表决者中不乏袒护日本的人，却是全票通过。而这样一来，如果日本违背了国联的报告，就“是与世界正谊的作战”。他说，这是由于西洋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训练，建立了“公断人”的信仰。只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报告书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没有报告书就没有了可依据的是非标准。报告书给了国联一个最可信任的事实的基础与解决的原则。胡适注重和谋求的是道义以及道义上的支持，而在他看来，报告书已经从道义上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侵略东北的非正义。有此道义基础，才能考虑下一步收回领土的问题。
而傅斯年则不满意报告书中批评中国的内容，如“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洲事件之一个主因”。因为这个说法正是日军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满报告书中限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之行使，以及给予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外法权。他说：“国联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 以上见孟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胡适的《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一文差不多是在傅斯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发表四个月后所写的，但他显然没有忘记傅的质疑。他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恰好回答了傅斯年的上述质疑，胡适说：“报告书里自然有不少指斥中国的文句，……但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偏袒我们自己的见地，是一种不偏不袒的公断人报告。完全偏袒我们的意见，和完全偏袒日本的意见，在中立国家的眼里是同样可以怀疑的。”故日本违背国联的报告等于是在“与世界正谊的作战”[ 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 ]。
现在看来，胡适其实是想寻求、认可和建立一种国际通行的“是非标准”，也即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这一点与他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
在这里，胡适表现出的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正义理想。在此前后，他又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提到“国际眼光”的重要[ 如在1933年8月14日的题为《太平洋会的规律》的演讲中提到了“国际眼光”。参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654页。《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1933年）还是反对排外和自我孤立，仍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参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658页。]。他所以希望国联来调解，不仅是受到威尔逊以国际组织来代替各国联盟的竞争以维护和平主张的影响，亦希望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事，以使中国真正融入到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当中，这也是世界主义意识的体现。
但这一切亦非全出于理念，也是针对国内外交上简陋和狭隘的现状，以及国民党政府对国际外交的不重视而言的。1933年，胡适曾提到了“九一八”之初，“世界各大国都没有中国的公使，只剩一个施肇基在日内瓦唱独角戏！政府里也只有一个宋子文在北极阁上支撑那危迫的局面！”他说，“两年以来，外交方面的成绩在于抓住了国联与美国两线，后来又修复了苏俄的一线。在事实上虽然没有多大的挽救，但在精神上却可说是有了很大的成功”。此处的“成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使中国得着世界的文明国家的道德的援助，使我们的敌人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道德贬议之下的罪人”[ 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
尽管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国际联盟的地位，胡适还没有乐观到无视现实的程度，他主要是不想放弃国际调解的机会，不想因此被排除在国际之外。故1933年1月，他预测到国联调解会失败，但仍坚称国联的失败是“光荣的失败”[ 胡适：《国联调解的前途》，《独立评论》第36号，1933年1月22日。]，并坚持说：“我们的将来必须倚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织，使强者不轻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头讲理，安稳过活。”[ 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
此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胡适译为司汀生）代表美国提出的“不承认主义”也让胡适兴奋。这不仅因为胡适早年接受的和平主义在起作用，也与胡适1919年在“神州学会”题为《非攻》的演讲中“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一说相契合[ 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年2月（此为实际出版日期）。]。胡适声言：“不承认主义”（或“司汀生主义”）“确是开了一个‘国际公法从来未曾有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认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他说：“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的成功与失败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前途的。”[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
其实，傅斯年1932年12月至1936年5月间赞扬国联，认可国联存在的价值多少都是受胡适的影响。前述他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中称报告书是“不上不下”的“含糊之杰作”，但不久即在《这次的国联大会》中改口说：“以前国联虽无多帮助于中国，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们这边，没有人公然以日本为是的。”[ 孟真：《这次的国联大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对国联有所期待，自然也就关注国联的动态，而特别是傅斯年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且偏重于从策略上看待国联的作用，故当1933年2月，他观察到国联“突然转于强硬的态度”，因而可能有利于中国时，便开始驳斥国内流行的“国联路穷命尽，且作困兽之斗”之说[ 孟真：《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
而针对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事上的软弱，傅斯年进行激烈批评时，也从外交策略上强调国联的作用。他说：“国联已因我们的不争气——热河战之不力及《塘沽协定》——被人看破了偶像权威，而我们今日还是依赖着国联的决议案，才能维持关于东北之法律地位。对国联的态度我们断无佔在日本一面的道理。……总而言之，公式必须郑重，语言必须明了，责任必须指明是谁：重的事件必须不能轻说”，否则，要“斫丧‘国家的人格’”[ 孟真：《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独立评论》第91号，1934年3月11日。]。 此时傅斯年未必非要“主战”，但他在对日问题上，无论抵抗，还是外交，都是主张强硬的。他说：“局势至于今天，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同时强调说，对欧美国家的外交，要增进效率[ 傅孟真：《政府与对日外交》，《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6月10日，第1张第2版。]。
傅斯年在《睡觉与外交》中对国联的解说，几乎就是胡适说法的翻版。他指出：“国联遭日本之一击，德国之再击，而威权大失，诚是事实，然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变的。……国联本身无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东西，然而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些空东西，而是些强大的国家，环以多数的小国。……国联不是别的，只是世间受了欧战之教训以后，想出来的一种以会议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他还指出，国联转机在望，忽略和轻视它的做法，诚为不智[ 孟真：《睡觉与外交》，《独立评论》第114号，1934年8月19日。]。
直到1935年10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渐加深，国内舆论对国联越来越表示怀疑之时，傅斯年仍在响应胡适《国联的抬头》中的立场，维持着国联的地位。他说：“今日国联虽遭空前之难端，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国联的抬头’。在国联的抬头中，我们不能不一喜一惧”[ 傅孟真：《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0月7日，第1张第2版。]。
虽然在另一篇文章中，傅斯年依然站在胡适一边，极力为国联辩护，并提出应对国联的三原则，即“第一，我们对国联，切不可认他为发泄自己虚荣心的场所。”“第二，中国必须以国联的立场为立场，以应接国联。”“第三，若求以国联为机构，把我们放在‘集体安全’中，既在常时不可不积极的尽我们的责任，如上文所说，尤应知道我们必须先作牺牲者才能盼望《盟约》之保障发生效力。”[ 参见孟真：《国联与中国》，《独立评论》第174号，1935年10月27日。]但正是这第三点，透露出傅斯年态度上的变化。
三、一喜一惧：道义与现实的冲突
从“一喜一惧”之说亦可知，傅斯年远没有胡适那么理想和乐观。在《国联与中国》中，傅斯年虽然也在批评指责和怀疑国联者，说：“此时在国内诅咒国联，蔑视国联以及愤慨国联者，无论是办报的或政府中人，皆拾人之唾余，充分表显其绝对无知识而已。”“譬如怨着说‘国联瞧不起我们’，这话根本无意识”！但他同时也说，“我以为，无论中国目下如何苦痛，无‘国联的抬头’如何‘远水不济近渴’，我们的上下，总该深切注意国联形势之演转，而考虑自己的立场。”“我们现在不要管国联如何待我们，只要问我们如何待国联。不要问国联能不能在将来帮我们，只要求我们能为自己的生存先天下而吃苦”。[ 孟真：《国联与中国》，《独立评论》第174号，1935年10月27日。]这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
差不多半年后，傅斯年终于忍不住在《大公报》上发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说“到今天，国联真算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 傅孟真：《国联之沦落和复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5月3日，第1张第2版。又见《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在另一文中，他干脆说：“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这自然是针对胡适“国联的抬头”一说的。他特别提到“超国家”的理想，因为傅斯年显然明白，胡适之理念中有威尔逊的影子在。他说，威尔逊总统最初所欲望的，比现在的国联还彻底得多，只因和英法等国的妥协，弄成《凡尔赛条约》中的一章，本有些不伦不类了，再加上自决的民族无一定的界说，于是殖民地照旧是殖民地；又承认一切现状，即承认维护最近胜利者之法益，即等于抑压最近失败者使其不能自脱于束缚，于是国联偶为一般真正热心的理想家所菲薄。他希望改变一种无所不包的集体安全组织[ 以上见傅斯年：《国联组织与世界和平》，原载《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2页。在1935年9-10月间，胡适连续写了《国联的抬头》（《独立评论》第170号，1935年9月29日）和《再记国联的抬头》（《独立评论》第172号，1935年10月13日）对国联关注的同时，还有一种希望的寄托。]。 这等于是又推翻了自己在半年前的《国联与中国》一文中极力主张遵守的“国联的立场”。
傅斯年对国联的彻底失望，从反面证明他当初对国联的赞同实是受胡适影响的结果。然傅斯年转变态度之后，胡适还在努力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傅斯年1936年5月连续发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和《国联组织与世界和平》后，胡适于5月24日撰写的《国联还可以抬头》，直接针对张忠绂所谓“国联的没落”一说。胡适也承认，近八个月之中，“国联制裁完全不曾发生效力”，但他对国联依然寄托了希望，故认定应该加强国联的力量[ 胡适：《国联还可以抬头》，《独立评论》第202号，1936年5月24日。]。不过，张文只是说“现在国联是没落了，将来国联的复兴必须是一种变相的复兴”，在本期《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中胡适却说，这与傅斯年的说法“并没有多大的冲突”[ 胡适：《二〇一号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 换言之，傅斯年上述二文，本来表达的是对国联的失望，在胡适的解读中却成了置死地而后生式的乐观。他说，傅斯年的意思是“国联的复兴靠这次的沉沦”。在国联的问题上，他与傅一样，“都是比较乐观的”[ 胡适：《国联还可以抬头》，《独立评论》第202号，1936年5月24日。 ]。 显然，胡适是有意维护二人观点的一致性[ 其实，早在1935年，胡适与傅斯年产生分歧之初，他就在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这中间自然存有“公心”。胡适在《一四一号编辑后记》中提到傅斯年的《中日亲善》，要当局注意此文。刊《独立评论》第141号，1935年3月10日。胡适这么说，不是同意傅斯年的意见，而是要当局认识到这个极端言论代表着社会一个方面的意见。]。
彼时，胡适与傅斯年有关国联的言论基本都是发表在《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星期论文》上，他们希望通过舆论这种知识人的方式去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他们提供的却不是政策本身。而总体看，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国联的态度一直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也是两大巨头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矛盾引起的。前者要求尊重国联，有一部分原因是针对后者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胡、傅对国联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外交”政策。
在对待国联的问题上，汪精卫因为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对国联往往不以为然，在他们一派看来，依靠国联或国际干预最多不过是得到“国际共管”的结局[ 这里存在留日派与留英美派的差异。留日派的黄郛夫人说，英美派相当狭窄。她认为，英美是远水解不了近火。参见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6页。]。胡适起初也是主张直接交涉的，但那更多地是针对张学良和国民党方面的不抵抗以及随后的“不撤兵，不谈判”的回避政策的。胡适后来与汪精卫的分歧也在于此。胡、汪两人都看重日本“文治力量”的兴起对极端派军人的制约，但这个“文治力量”却一再被压制。而同样是主张直接交涉，胡适一直强调要在国联的主持之下进行，这个“公开外交”却不是汪精卫所情愿践行的。关键是，当时势发生变化后，胡适改变了态度，而汪精卫则一条道走到黑。
当然，在东北沦陷的初期，直接交涉未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何应钦回顾此事时，对胡适之见就加以肯定。他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即异常兴奋，但也一部分人烛及先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迴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深，问题愈陷僵化”[ 参见何应钦：《敌乎？友乎？》，收入其《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附录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页。按照学者的研究，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中，持此上述相同看法者，亦并非何氏一人。参见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02页。]。
“九一八”后，蒋介石痛恨日本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参见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收入其《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4页。]但基本的倾向是率先考虑通过国联和《九国公约》来限制日本。9月21日，他在国民党干部会议及当天日记中说：“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21日，转引自金冲及：《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这是最早有关依靠国联的表态。12月2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表明了通过国联解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立场。他说：“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要脱离国际联合会的关系，我们要在国际力量保障之下，使日本撤兵。”但蒋介石、国民党和胡适对国联作用的认知，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胡适强调依靠国联，是基于他的世界主义立场，希望中国真正融入到国际中去，而蒋介石、国民党并无此理念，他们仍是从策略上着想，且主要是为了减轻国内政策和舆论上的压力。时任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就明确表示，国民党政府信任国联，可以得到四个“利益”，其中第一个利益即是：“对于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 以上分别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201页，第112页。]。
因为是策略，且有转移矛盾和推卸责任的考量，对时势的判断又不免以日方态度为主，在外交上的犹豫与是否诉诸武力抵抗一直是相伴而行的。“九一八”后，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积极性仍十分有限。前引胡适所批评的只派遣施肇基一人赴国联即是一个例证。以后虽增加了几位，但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后，不仅自兼外长，且谋求直接与日本交涉，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操作。1931年10月，宁粤双方虽在沪召开的团结会议上改“不撤兵，不谈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整体情况仍无明显改观，且难以见到积极外交的出现，以致引起胡适的批评。后者指出：“九一八以来，政府除了迷信国联与《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民众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应该利用激昂的民气和国际的舆论，来争外交上的胜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众，高唱‘抵抗到底’而实无抵抗的准备，高唱‘兼用外交’而实无外交的方针。天不能助那不自助的人，何况那无制裁实力的国联？”[ 适之：《上海战事的结束》，《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
1938年，蒋介石决定委任胡适为驻美全权大使，胡适犹豫不决，正是傅斯年的力劝才得以成行。他们师生又回到了同一条轨道之上。但现在看，胡适寄希望于国联和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更多地是道义使然，故在没有希望时，亦保持着些许的希望，直到希望彻底破灭；而傅斯年则出于策略考量，故很容易在看不到希望时秉持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撇开国联。但他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其批评后者的言论基本与胡适一致，他们都在呼吁积极外交和“公开外交”，这也是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外交诉求的反映。这里不存在理想与现实孰多孰少的问题，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理想与现实的一面。只能说，胡适考虑更多的是怎样在尊重国际组织、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原则的基础上，让中国尽可能地融入世界，进而为世界所承认和尊重。但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横行之时，一方面国际通行和公认的规则未能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国际道义被法西斯主义者无情践踏而失去了信誉，他的这个愿望自然无法实现了。
（刊《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此为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