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八年为《南方周末》的“自由谈”栏目写一些小文字，忽忽已近八年，文字也有百篇之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首先，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个人并无确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面向大众的写作为服务社会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读书人徘徊踯躅于天下衍生出的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颇感无所适从。澄清天下的责任，于是渐行渐远，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了。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而且“文章存佚关兴废”。正如清儒沈垚所说：
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不绝于野，则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犹在也。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还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可知在新时代里，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反会被社会所融化。顾先生提出的方案是，学者若真想改革社会，就应当“快些去努力求学”。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五四”时代，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为己”的意味，今日则越来越向“为人”倾斜。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博士之学”压得喘气不匀；尽管还不敢忘他所说的“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却也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的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此前给报纸副刊写的，都是数千字的长文）。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确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报刊编者动员我这类人写作的理由，便是先问对目前报刊文字是否满意。答曰不满意，则曰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都不参与。譬如小人当道，多因君子退缩。只有人人出力，才能改变现状。话似有理，惟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本职工作”，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为面向广大观众的报刊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菁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甚至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读者”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言公”。而言论的“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喟叹，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也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
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下笔大惭”，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存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唯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则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引经据典”，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史家运用之功”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盖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唯多点到为止，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有“小骂大帮忙”之嫌。其实我的本意连“小骂”也没有。在这样的时候，既然选择说话，也只能尽量多说“建设性”的话，不给编辑和报纸添麻烦。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
有时候，立足于建设，仍可有所“揭露”。法国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行系列对话，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战”后亦然；但现在（对话是在一九八八年）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福柯完全一致。他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会的对立一面，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不排除是真心实意的，即确实感觉到实现了得君行道之愿），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大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社会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也随之转变，其社会地位整体上似乎有所退缩，至少弱化，这就是夏蒂埃和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这是带有自觉的转变，相当一些在思想界扮演着领导地位的文科学者（法语中的社会科学大体包括英语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约近于我们通称的文科）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一转变。
学问（科学）和学者仍在“战斗”，但战斗对象和战斗方式都有所转换。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介入”政治和社会，能尽量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战斗”。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这一观念反映了也针对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西方社会开始显著的一些新现象。意识到学者不能像媒体人一样思考和说话，既表明媒体地位的上升，也展现了学者的自觉。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对话是在广播电台进行的，法国听众的领受程度，真让人羡慕；而对话者的自觉，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术语，近代法国的改变虽大，基本仍是“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而中国的巨变，却是名副其实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
其结果，读书人言论关照和因应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在“五四”前后，很多“时论”已是在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下的反应性表述，等于是被“社会”要求表态，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话要说。故他们在讨论所谓社会问题（例如自杀、青年烦恼等）时，更多可能是在回应社会，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动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价值，则在于思存高远，主动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问题。像这样被动地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几乎为社会所“裹挟”，是新时代的新现象。
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乃是读书人的“本位”。在法国，媒体地位上升的同时，学者还有说话不能与媒体人同的自觉意识，其前提也就是学者尚维持其主体性。但在以变著称的近代中国，“公共”场域的变化也随世变而愈亟。梁启超早年曾说，其为报章之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唯“时势，逝而不留者也”。应时之文，“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尽管如此，他所发还是“其胸中所欲言”。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各类反应式表述的一个后续发展很可能是从“公共知识分子”变为“名嘴”—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在中国还夹杂着特有的“赶超心态”），“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不思而行，甚或闻风起哄，非大学中人所当为。做学问的人，总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虽然带着两层困惑，终于还是进入了报刊作者的行列。余不才，文不足以表私衷，甚愧言之不文，亦只有于忐忑中且惭且下笔。王阳明提出的“道大无外”，是书中一文的题目，今借以为书名，略表支持我写作的旨趣，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据章学诚的“言公”理论，写作是一长程，作者停笔之后，更多是读者的参与。只要阅读是延续的，写作也就永远在发展。
（《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罗志田著，社科文献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