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在关注台湾大选之时，香港也有一件事情很值得关注。

梁振英在发表施政报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没有计划连任特区行政长官。这句话看似平淡，但实际上是为重启政改打开了可能之门。为什么这么说呢？

2017年香港将进行新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在2015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之后，各方几乎一致认为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将继续采用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方式，而且其中有不少人认为梁振英可能继续出选并连任特首。这种判断在实际上是认为，香港不可能在近期重启政改，2017年不可能实现行政长官的“真普选”。

但是，这次梁振英的表态却近乎是明示，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在近期重启政改，并提出新的政改方案。

香港很多市民和政界人士认为，上次的政改方案是为梁振英“量身定做”的，其目的在于保证梁振英继续当选，因此方案的设计基本上排除了有竞争力的反对派人士参选的可能性，这样，政改方案最终在立法会遭到反对派的否决。

现在梁振英不再谋求连任，那么对于港府来说，继续坚持原来那个政改方案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梁振英在施政上由于受到立法会的掣肘，难以有大的作为。但是梁振英又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作为的人，所以只要各方面条件允许，自己又没有了连任的顾虑，他转而去积极推动重启政改，在香港民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可能成为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

对于中央治港来讲，重启政改可能也是一个选项。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对特区政府提出要求，其中一个是要港府维护香港的“和谐”。事实证明，要想治理好香港，单纯依靠建制派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这好比是，要实现两岸和平发展，单纯依靠国民党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两者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尽可能的去团结香港的各方面政治力量，包括反对派，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否则，香港怎么可能“和谐”呢？

要团结反对派，与反对派达成和解，就不能把反对派当做建制派来要求。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先生曾经说过（大意）：只要反对派坚持“一国”，中央就可以跟他们交流对话。笔者以为，既要反对派坚持“一国”，又要反对派拥护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对反对派来说是勉为其难了。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是“一国两制”，内地实行社会主义，香港实行资本主义，两地的制度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对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没有设置这样的交往前提，对香港也没有必要设置这样的前提，否则就不能体现“两制”的要求。

客观的形势已经是时不我待，如果不能重启政改，就香港的普选议题达成协议，给香港人一个明确的政治预期，那么2017年之后的香港很可能更加激进化。

雨伞运动催生了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本土主义的诉求也日渐高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是另一个佐证。黄之锋这些年轻人已经在联络伞后组织，准备参加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试想一想，2020年的立法会将出现多少年轻的面孔，香港的选民又有多少今天的中学生加入其中？这种局面离现在也不过是只有四年多的时间。

现在香港政坛上的头面人物，不少已经年过六旬，新老世代交替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香港政坛耕耘多年，也很希望给自己一个交代，给香港一个交代，这是中央跟他们对话、达成和解的基础。梁家杰、刘慧卿都曾经公开表示过反对“港独”，这是对港工作难得的资源，不可轻易辜负。

香港政治之激进化，很大程度归因于普选争议。若能够尽快就普选问题达成和解，对于香港的激进化思潮，将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便还有一些激进的政治人物和组织，也较难唤起港人的支持。激进思潮退却，温和的中间力量才会水落石出。

现在梁振英放弃连任，给特区政府和中央重启香港政改，都腾出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