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撰写过两篇反思传播研究的文章，一篇是《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该文着眼点是全球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笔者认为，传播研究一直追随的是政治宣传与商业广告的节奏，因此大量的效果研究成为主流范式。传播学学科未能就人类关切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理论的视野和雄心都相对不足，这使得传播研究变成了同仁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游戏。
另一篇是《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对后文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判。只可惜黄旦的批评没有把握我文章的主旨，未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交流。黄旦批评我的“中国传播研究走偏了”的判断，强调中国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语境，这其实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了。我强调中国传播研究走偏了，是基于自己理想的传播研究逻辑而追问的。其实我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中国传播研究如果要在学术知识场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就必须回到传播的逻辑起点，追问传播的元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传播研究的共同体（中国传播学界并没有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有的只是些小山头霸主的冲动）应该对传播是什么、人类为什么离不开传播、传播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以家为喻，并非黄旦误以为我强调学科需要封闭在一个小圈子之内，而是指传播研究需要一种原点的追问，要有终极的学术关怀。这便是为什么我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传播研究“不是为投身于此的知识人寻找一片谋生的职业，也不是给宗教和其他信仰寻求理论依据。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毕竟社会因沟通而存在”。
那么如何直面“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并基于此建立我所指出的传播研究的逻辑问题呢？要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指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网络社会”崛起对传播研究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虽然我自己还不那么肯定，但与以往形态有着极大的差异自然是不争之事实），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全新的社会呢？曼纽尔·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向世人分析了他对于这一新社会的基本构想：其一，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
其二，网络社会导致信息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他曾写道：“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其三，网络社会将重构时空结构。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中，网络能够通过改变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来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网络社会的空间可以区分为流动空间和地域空间。流动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电子化的互联网构成的流动空间；第二个层次是节点与核心构成的流动空间；第三个层次则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构成的流动空间。
其四，网络社会对社会认同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卡斯特认为，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在网络化的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深地浸入社会机体之中。但卡斯特相信，虽然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他认为，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他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在另类的电子网络或者在共同体抗拒的基层网络，我才看到了一个由认同的力量在历史的战场所记得的新社会，开始崭露头角。”
梳理了网络社会的基本思想，就比较容易清楚地看出这一时代传播研究必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域至少会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了：一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的节点、密度、强度和交互频度与社会资本、社会权力的关系；二是网络时空的流动性问题，以及基于这一独特的时空结构而产生的流动的时间政治与空间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战争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三是网络社会的抗争机制与社会认同模式的变迁与再造；四是基于以上诸问题的解释，进而必须回答的人类向何处去、人类理想家园是否存在、人类的合作行为如何演进、永久的世界和平是否可以实现等有关人类间甚至生命间的沟通对话问题。虽然我不可能在此列出详细的问题清单，但我认为以网络社会为基础，以沟通对话为脉络，以理想家园为目标，就是我们当下传播研究的逻辑脉络。尽管我的描述多少带有点乌托邦的色彩，但理论研究似乎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力。
超越媒体的传播研究
法国学者马特拉曾指出：“传播机器通过不断地扩大人员、物质与象征财富的流动来加速逐渐扩大的整体对社会的融合，并且不停地移动物质、知识和精神的边界。”如今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似乎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随身携带品，而是人们必不可少的身体器官的一部分——你和机器已经密不可分了。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也融入了网络，在线生活成为我们的常态。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演进，都会引发传播研究者的极大焦虑。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2年写道的：“我们今天深入电气时代的程度，就如同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深入印刷与机械时代的程度。他们由于同时生活在两种反差强烈的社会和经验之中而产生的困惑和犹豫，我们现在也感同身受。”每一次，我们都会讨论起时间和空间的消弭问题，如同当年沃尔特·惠特曼所焦虑的那样：“这是些什么样的絮语，噢大陆，它们跑在你之前，还穿越海底？所有的国家都在亲密交谈？全世界将来会只有一颗心脏？”
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提出了三重维度的传播研究问题，他认为，人类自身就具有媒介的素质——我们在社群生活中从事着面对面的、本地化的交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的类型的媒介——“大众传媒”，即第二维度的媒介——伴随着书籍、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而诞生。它使得新的社区类型成为可能。而由网络化的个人计算机和手机之类的数字媒介构成了第三维度的媒介。它们整合了“大众传媒”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则是从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发展而来。
第三维度媒介的出现给媒介研究与传播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媒介在本地层面、国家层面或全球层面上将形成怎样的社区？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目前仍是未知数。也许交流与传播渐次展开，它们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协作与合作。当传播学学者还习惯于探寻大众传媒具有怎样的“效果”时，数字化媒介与网络化传播已然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审视并重构效果的概念。媒介与传播既是社会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交流活动的场所，它们无法不产生影响。问题不仅在于此类效果的性质，也在于其范围：效果的质量与数量。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会对社会组织的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延森在《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移动化、普适化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介需要我们重新看待传播的观念，特别是传播的范围。”
延森的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笔者在《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中就强调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学科的眼光。因为学科性的建制不过是科层制管理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播研究不能有自己相对特定的研究主旨。正如哲学家们要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人类学家会为文化与符号之网而沉思。传播研究者必然要回答我与你如何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来达成人类的合作性实践活动。延森的思路很开阔，但他仍然有一个核心词汇，那就是建构社会共同体的传播实践问题。三个维度的传播研究，其实都会围绕这样的主线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