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外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中外对于“中国形象”存在较为严重的认知差异。《中国形象》的作者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形象”却没有跟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形象认知的角度，解读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认知的差异，以厘清认知差异存在的原因，旨在为中国形象传播的更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形象；形象认知；差异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形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形象”囿于西方思维定势束缚的时期。这期间，西方人还基于冷战思维，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围绕中国的人权、死刑、西藏新疆民族冲突、社会法律、官员腐败等所谓“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其二阶段以1997—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是“中国形象”开始反映中国声音的时期。西方对中国评价开始出现“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声音（KuikCheng-Chwee，2005：p102）；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是“中国形象”在中西方之间不断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中有所调整的时期。经过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西方评价中国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治国理念、中国品牌、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公共卫生、公民社会、气候变化、对外政策等方面的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沈雅梅，2001）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与中国的互动与合作日益加深，然而正如《中国形象》的作者乔舒亚·库伯·雷默所说的那样，直至2005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被人理解的国家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形象认知的角度，解读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认知的差异，以厘清认知差异存在的原因，旨在为中国形象传播的更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中外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差异
所谓认知，是指人对某种实体所持有的认识和知觉。说到底，认知都只是人“认为是事实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本身。同时，每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也是各不相同的。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分析说，人们拥有的“形象”，本来即“自身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润滑油”，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这种形象也逐渐发展，变成了有别于实际存在的“魔幻”而独行的，并创造出了新的现实。此时，真实和“魔幻”出现混合，“产生了不再坚持本我、反之让自己的言行适应自己的形象的事态”。他称之为“新的形式的自我异化”。（近藤诚一，2007：p34）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形象”却没有跟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乔舒亚，2008：p7-8）。这里有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乃至国家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而中国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则经常在自负与自卑间摇摆，有时候充满自信，有时候又缺乏安全感。这种状况会削弱中国的国际信任度，使得中国在国际舞上碰到越来越多的误解和猜疑，也妨碍中国正确判断哪些是国际社会对她的善意批评，哪些是恶意攻击。
事实上，大量的调查结果，支持了乔舒亚·库珀·雷默有关中外对于“中国形象”存在严重差异的基本判断。
2010年7月22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推出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1]。该调查显示，7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总的来说喜欢中国”。相较于2005年的数据（68%），显然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受欢迎的。但根据皮尤中心在其他23个国家所做的类似调查，仅仅7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中国持乐观态度。同时，根据现有的数据趋势，在21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下降，10个国家基本维持不变，而仅有两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上升。
类似的认知差距在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上也有所体现。在中国，有83%的民众认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在世界范围内仅仅30%的民众持相同观点。更加有趣的是，58%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或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而在中国以外有43%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自国门被打开后，中国基本是倾向于选择以强大的“他者”为镜来反观自身。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先后以欧洲、日本和美国为参照对象，从器物、科学技术以及中国的国民性、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传统等等层面剖析自身之不足。中国人的自画像，也一直在更新。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描述了中国的“神秘”、宋美龄反思中国人的弱点、鲁迅面对国人，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写道：“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王芸生在1946年8月2日在《大公报》以“欧洲这面镜子”为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与欧洲的民主自由宪政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而在今天，这种以强者为镜来审视自身仍然在继续着，在日本在地震时，中国人感叹日本国民之素质和媒体的专业精神，在美国生产出《阿凡达》时，中国人更坚定了创新决心。
雷默在调查中发现这一现象，他比较了1997年与2005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数据，受访者都来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在自填问卷式调查中，受访者回答的问题是：“下面哪些形容词更符合中国的特征？”调查者让受访者给每个词语打分，从1-100，100分表示该词最贴切地反映了国家特征。调查发现，1997年，中国人觉得“傲慢自大”、“难以亲近”、“与众不同”、“顽固刻板”这些词最符合中国特质；而到2005年，人们选择的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5年中国人选择“值得信赖”、“充满活力”“亲切友好”、“声望渐高”、“脚踏实地”以及“趋于大众化”这些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国家了。当年受访者选用的“难以亲近”一词几乎不再有人选用了。（乔舒亚，2008：p16-17）
用几乎与此同时进行的海外调查数据与中国国内调查的数据比较，雷默发现，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与其他国家民众的认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乔舒亚，2008：p21）。他说：“其他国家并不是这么看待中国的——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观念落后于中国自我认识的更新。他们看到了2004年或2005年的中国，却将其视为1997年或1947年，甚至是1847年的中国。”（乔舒亚，2008：p17）
二、中国形象认知困境的缘由探究
自古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一种是浪漫高雅而令人羡慕的中国。中国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因为社会太平、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们的一个理想来源；一种是落后愚昧而令其鄙视的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成为军事脆弱、文化落后、社会野蛮的代名词。这一认知定势，至今未变。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在美国人脑海中，中国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哈罗德，1999：p77-78）通过各类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对中国进行负面评价的，多是西方发达的国家，如英、法、德、美、意等[2]。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感受到中国一直在变化，大多数的中国人更是认为近30年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极为迅猛。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领导人更是一再强调中国的进步，强调“和平发展”的战略。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评论仍然是以负面为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霸权企图》、《中国的傲慢》之类的著作，一再强调“中国威胁论”、“黄祸”等等，个中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大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1.西方主流传媒的负面报道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相对高调进入国际社会以来，西方主要通讯社和主流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CNN、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近年来都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一些评论、深度报道和分析性报道对西方民众甚至是决策层有较大的影响。
西方媒体向来以第四权自诩，以监督批评为主要模式，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之必须。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份量的文章多半是批评揭露报道。比如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几乎没有中国所谓的正面宣传性的东西，多是批评揭露性的东西。这种媒体报道模式，使得美国人多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对2000年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一项追踪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1635条报道中，正面报道仅为394条，占报道总数的26%，而负面报道高达1214条，占报道总数的74%，特别是关于台湾、人权和外交三个方面的报道达932条，占报道总数的56%。（赵雅文，2007）（见下表）
20世纪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ArielC.Armony博士在《中国季刊》的拉丁美洲特辑中撰文，通过研究哥伦比亚的两份主要媒体——右倾的《时代报》和左倾的《观察家报》——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哥伦比亚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他发现中国呈现出二元的公众形象：既是带来蓬勃机遇的贸易合作伙伴，又是国际视野中充满争议的角色。两份报纸对中国的负面评论仍然多于正面描述：报道中持明确批判立场的占39%，正面描述则占27%。具体来看，经济方面的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且《观察家报》比《时代报》的批判意识更强，大多针对中国国内的劳工待遇提出质疑。《时代报》对于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对环境议题的影响更为关注，特别是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态度；《观察家报》则更为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措辞也更为严厉。有趣的是，两份报纸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正面态度，但并不建议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刘冉）
90年代中后期，李希光、刘康等人认为西方传媒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报道，提出了“妖魔化”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媒体通过负面的报道形式，建构了一个多少有些邪恶的中国形象：控制言论自由、严格的网络管制、防火墙、电子邮监控、政治迫害、洗脑、贩卖和屠杀女婴、宗教不自由、侵害知识产权、腐败、严重的人权……等等。是以有学者提出，西方媒体存在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作者还引用了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李希光、刘康，1996：p135）李希光认为，美国传媒妖魔化中国主要服务于以下目的：（l）为全球西化服务，制造全球西化的舆论一律的窒息空气；（2）使中国“南斯拉夫化”、“阿尔巴尼亚化”，甚至“阿富汗化”，彻底搞垮和分裂中国；（3）为全球霸权服务；（4）让美国公众脑海里充满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5）在公众中煽动仇华情绪；（6）影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7）联合美国国内各界势力与中国作对；（8）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9）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扩大中国具有西方思想的队伍；（11）利用国问题整顿美国的政党；（12）重新回到麦卡锡迫害时代。（李希光，1998：p382-388）不过，学者指出“妖魔化”观点过于简单，多出于情感的宣泄，缺乏理性的分析，研究方法上也有待改进。孟庆鸿就批评说，“妖魔化”观点罗列了大量现象来支撑其观点，却没有真正从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新闻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挖掘，必然使其粗陋、浅薄，缺乏学术价值。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认真态度。（孟庆鸿，2002）
方汉奇先生曾分析，与第一批到中国的新闻记者相比，改革开放后到中国来的“是一批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这些记者一旦面对和他们睽离了20多年的这一东方大国，顿时感到眼花缭乱，就像当年的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一样，觉得这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样都很新鲜。他们的笔下，因而出现过不少带有猎奇性质的和牧歌式的报道。此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歧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某些政治风波的爆发，又随之涌现了大量的‘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方汉奇，2002）。两种报道的交替出现“导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忽正忽邪，美国舆论对中国忽爱忽憎，这种左摇右摆，至今仍然未能尘埃落定”（麦金农，2000：p16）。
2.社会体制差异
冷战结束后，经过20多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民主宪政国家的繁荣，让西方世界想像着世界大同的未来景像——民主体制一统全球。而且他们也坚信，民主政体是目前人类能发现的最不坏的体制，他们相信普世价值，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以此作为划分你我敌友的标准。比如美国在外交事务上，一般基于是专制还是与民主，粗略地将不同的国家划分邪恶国家、战略性伙伴、同盟等多种不同的关系。这与毛泽东当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同一种思维。被视为敌对的国家，往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属于“非我族类”。这便使得“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比‘民主国家’大得多，因为前者的战略走向是难以把握的，而后者虽然也会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一些问题，但却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盟友。”（刘建飞，2010）。
如今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仍然是决策体制不够透明的非民主的国家。如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已经在走政治开放的道路，它允许许多的个人自由，施行了村级选举”，但还是“固守着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统治”（TheWhiteHouse，2002：p28）。2006年的该项报告又称：“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中国将面临着来自本国国民的迫切要求，那就是要沿着东亚一些民主国家的道路走下去，为经济自由注入政治自由”（TheWhiteHouse，2006：p41）。在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美国人再次强调推进国外的民主和人权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推进普世价值之必须（TheWhiteHouse，2010：p37）。
2011年1月30日，上海交大与美国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联合组成的“中国形象全球调查”课题组曾发布过“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型实证调研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总体印象好感上升、了解增加，更重视中美关系，但对中国的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认知度都相当低。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有55%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有满足其公众需求的政治制度”，显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多，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人缺少认同。80%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权，也说明了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根本差异。其中，政治价值和信仰起着决定性作用。调查发现，不同党派归属的受访者对于“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中立还是盟友？”的认知上有悬殊差异。54%的共和党人士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友”，不足20%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38.7%的民主党人士和37.4%的无党派人士认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约三分之一的人持中立态度。民主党人士更倾向于否定“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不过，普通美国民众的认识与政治人物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6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77%的受访者认为“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增加”；64%的美国民众基本认同“中国的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4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仅有28.9%的美国民众对此表示同意[3]。
从全球战略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着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但是中国决策者认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必须走渐进的道路。这便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现实与西方发达国家所“期望”存在比较大的距离，这种“期望”的落空，会让他们产生对中国的敌意情绪。如1989年是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最差的年代，主要原因当然是“89政治风波”。这一年中国五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带有很强的倾向性。1989年7月，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中，不赞成的飙升至58%，赞成的下降为31%，而在五个月前，这两个数字为13%和72%。（哈里，1933：p153-154）再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近几年几次针对中国的讲话和活动，也可以看出端倪。比如说2009年谷歌事件中，希拉里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就网络自由问题发表长达43分钟的讲话。她在讲话中四次提及中国，她批评中国对网络信息进行管制，并呼吁中国对谷歌及其他美国公司受到的网络攻击展开彻底调查。
3.种族优越感、基督教信仰和政治价值观
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天下大同”，反而带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单向扩展。西方人带着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对华人的歧视与偏见并没有明显减少。1882年5月6日，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的《排华法案》正是美国人对华人歧视与偏见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以来，追求血缘相同之根的种族学说在西方一度成为时尚。法国的格比纽（ArthurdeGobineau，1816～1882）及英国的张伯伦（HoustonChamberlain，1855～1927）更是发展出了一种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世界史观。他们都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讨论人种的演进。他们说现在世界上的人多半是不同种族混合而成，缺少特性，因此质量低劣。只有纯种的种族，才知道自己的伟大性，高高的超越其他的种族之上。他认为德国人是阿利安族仅存的纯正后裔，因此他们必须要担负起捍卫西方文化，防止犹太人、黑人与东方人等低劣种族的污染行为。而白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态度，随着西方社会在近二百年来逐渐取得全球霸权地位而越加明显与放任。
在西方人的文化中，“我”与“你”的区别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坐标，那就是你是否信教或者信什么教。今天的西方世界虽然主张宗教自由，但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多数。而在历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难以数计，但最惨烈的是1096年-1291年间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进行的宗教性军事行动——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这九次十字军东征（如果加上尚无定论的儿童十字军，就有10次之多了）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消灭异教徒。这一历史的阴影一直存留至今，9.11之后一系列的反恐战争，多少带有宗教冲突的余烟。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主张“无法无天”，宗教活动变成了封建活动被取消了，从此，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成了“不信教的人”。宗教对于西方世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亨廷顿的学说中得到印证。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甚至认为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他认为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这39个民主国家在整个68个以西方基督教为主要宗教国家中占了57％。而相比之下，58个以其他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7个，即12％是民主国家。民主在那些以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亨廷顿）
政治价值观，也是西方人对中国诸多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笔下，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还有一丝光彩。在19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西蒙·波伏瓦率先在新中国发现“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SimonedeBeaveauvoir，1958：p484）但自从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后，西方人越来越明白，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理念、国家体制与西方世界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自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共产主义这个词在西方世界便如同妖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奇洛特（DanielChirot）就写道：“共产主义所到之处不仅毁灭了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陈旧过时，社会信任遭到破坏，机构功能失常，而且造成玩世不恭盛行和腐败泛滥。”[4]
4.对中国军事、经济、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担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写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他还警告说：“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亨廷顿，1999：p255）。这是中国威胁论的逻辑起点。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确实为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做了一些努力，且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有所提升，但中国仍然没有承担一个大国应有的社会责任，他们担心中国有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作出“不负责任”的行为来。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军事、经济和食品安全等领域。
在军事领域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讲中国视为威胁。如他们就曾指责“中国继续保持或加强同伊朗、苏丹、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削弱了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努力”（2006）。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地迅速增长，这更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紧张。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军费迅速增长，军力迅速提高。2010年2月初，盖洛普就对美国面对何种威胁的问题调查中，美国民意把中国军力增长列为第5项。认为中国军力是威胁的美国公众从2004年的39%上升为2010年的46%。上升幅度超过所有其他威胁。即便是皮尤的乐观民调结果，2011年，有79%的人认为中国的军力发展对美国不是件好事。（熊志勇，2012）
西方对中国不安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7月13日发布的全球民调发现，受访的22个国家有15个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终将”取代美国的超强领导地位。而且那些认为中国正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美国人，大多对此前景感觉某种惊恐，他们认为这是件坏事。[5]
除了军事、经济因素外，近几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影响了西方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如熊志勇在研究中发现，2005—2007年间，美国公众对中国持消极看法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但到2008年却突然增高。他认为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里媒体大量报道中国进口食品、玩具和其他产品的安全性问题。（熊志勇，2012）据2011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在过去四年间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消息中，产品问题的报道占的比例最高，达到21%。这个数字超过对其他贸易和经济问题的报道。2007年中，盖洛普的一项调查表明，65%的公众说他们会尽量避免买中国的产品，64%表示他们宁愿付出两倍以上的价钱来买美国生产的同样产品。盖洛普对2008年中国形象调查的结果分析称：“一年来关于中国进口食物、玩具和其他产品的安全性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致使如今5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熊志勇，2010）
5.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安
国内学者刘建飞，走访了60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同他们就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他在交流中发现，一些美国学者强调，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时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刘建飞，2006）
应该说，国内明智人士对民族主义或者更极端的民粹主义是有清醒认识的，如吴敬琏先生最近指出：“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吴敬琏，2012）
但事实上，民族主义也好，新民族主义也罢，使用这种词汇来描述中国社会状况或者民族精神是不合适的。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人随意标识中国政治文化的歧视性话语或标签，正如他们在冷战期间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通称为共产主义一样。在西方社会看来，民族主义现已成为第三世界重要的甚至主流的意识形态。”（王义桅，2006）而赵汀阳则讲得更直白，他写道：“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赵汀阳，2005：p13）他认为，“中国思想里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界限清晰、斩钉截铁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引进西方观念的现代产物，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形成的‘新传统’。”（赵汀阳，2005：p51）诚然，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每当外国摆出强敌压制之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似乎能彰显出其巨大的威力。但西方社会误读了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基于文化传统，也不是基于利益格局。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宣导的产物。因为中国的舆论场基本上是由政治掌控的，党媒控制了民众的信息来源，制约着意见与舆论走向。尤其在国际事务上，中国民众因为鲜有直接获取信息的渠道，他们对“事实”的把握基本上来源于《环球时报》和新华社提供的材料和信息了。但今天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加上民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接触和直接阅读海外媒体的可能性增加，更兼现在大量的西方主流媒体也大力发展中文报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都直接用中文发表文章，使得中国人对复杂的国际事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将越来越失去其生成的土壤。从这意义上说，西方的担心是多余的。
6.交流的无奈——难以消除的刻板成见
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其实对中国了解很少，很少到中国来，甚至长期以来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兴趣。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雷默在其《淡色中国》一文中指出，直至2004-2005年左右，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被人理解的国家之一。
20世纪50年代，伊罗生（HaroldR，Isaacs）著有《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chesonOurMindsAmericanImagesofChina＆India），其中的有关中国部分，作者借助社会学的一些系统化手段，阐明了在170年的美中交往历史期间，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反应有着大幅度的波动，这些印象和态度大部分是它们所处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产物，并探讨了这些印象和态度与政治、国际关系、政府政策的制定、公众舆论的形成等之间的关系。60年代，斯蒂尔（A．T．Steele）著有《美国人民与中国》（TheAmerzcanPeopleandChina），书中主要写到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爹象。80年代时，麦金农（Makinnon）教授编辑了美国三四十年代对华报道的口述历史研究，库斯尼茨博士（Dr．Kusnitz）撰写了关于美国公众舆论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这些研究寇通过对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分析，研究新闻媒体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及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张玉，2012：p13-14）
在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多年担任当地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胡春春副教授在接受媒体介绍时，曾介绍说，他在德国中学做讲座，经常会遇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举手提问“三峡移民问题”、“达赖问题”、“新疆民族团结”等大话题。可如果让同学自己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又大多支支吾吾。对此，胡春春分析说：“他们根本不熟悉中国，却从媒体报道中牢牢记住了这些关键字。”[6]
可见，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对中国有限的知识往往基于媒体有限而零散的报道。而西方媒体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报道负面的新闻多于正面的，因此，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多半容易呈现负面了。再则，一旦有先入之见，新的信息和知识不太容易改变原有的认知框架，使得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总是发现对方难以沟通，甚至发现没有机会向对方解释自己。
三、结语
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曾经写道：“‘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达尼埃尔，2001：p157）从这角度看，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论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和社会反应，对于西方社会的负面评论，我们虽然要重视，但却未必需要太紧张。
毕竟，中国“和平崛起”也好，“和平发展”也罢，中国的一步步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借用布热津斯基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显著的现象，影响最深刻的现象，但是中国和世界为此都没有做好准备”。（王义桅，2011）但如梁启超先生曾所言，中国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更将是“世界的中国”，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只要中国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能够承担大国的责任，终有一天，印度、非洲人、穆斯林世界人民、欧美人民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会与中国人一道，会为世界之进步与和谐举杯欢庆的。
总之，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其一，“他者”关于“我”形象的生成，首先是基于“我”本身的物质，无论是中国国民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亦或是体制、文化层面，总归是有一个原形在的。因此，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如有负面建构，那自然要反思我们自身是否确实有缺陷，不要一开始就说对方在妖魔化，以敌对的心态去面对；其二，如前所述，形象的建构要通过符号体系来完成，要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去呈现的。这便意味着，我们要考虑传播渠道是否畅通，符号的编码是否失真，编码者是否能做到精确、客观、公正与全面，如果存在恶意的偏向，又如何去解决；其三，我们还需要评估“他者”的解码过程存在些什么样的干扰因素，不良刻板印象如何去消解等等。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身正了，影子就算暂时斜点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因为阳光终究是公正的。
注 释
[1]皮尤中心访问了分布于16个省市的3212名18岁以上公民。其中城市样本为北京、长沙、重庆、广州、哈尔滨、上海、武汉和西安；乡村样本来自分布于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江西、辽宁、山西和浙江的乡镇和农村。从统计概率角度，以上的3212个样本足以代表中国42%的成年人口。调查从2008年3月28日开始，到同年4月19日结束。http：//forum.china.com.cn/thread-694804-1-1.html
[2]一项对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和摩洛哥6国中，就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4国的形象问题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整体形象最佳，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者，在埃及为70%，在约旦为68%，在摩洛哥为52%，在黎巴嫩为46%，在沙特为40%。http：//gb.cri.cn/2201/2005/12/13/145@819189.htm
[3]数据来源：姜泓冰：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印象上升不认同政治制度，《人民日报》2011年1月31日。另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news.sohu.com/20110130/n279168539.shtml
[4]DanielChirot，IdeologyneverendsbyDanielChirotandAlmantasSamalavicius，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2-05-22-chirot-en.html
[5]皮尤报告见：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ina-seen-overtaking-us-as-global-superpower/。
另可参见中新社报道：http：//www.qstheory.cn/gj/gjgc/201107/t20110715_93279.
[6]htm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12/104021258167_3.s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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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5][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
[6][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页。
[7][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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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熊志勇：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民意对中国认识的分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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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财经》2012年9月2日。
[30]王义桅：探询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3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33]参见张玉：《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
[34][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录于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35]王义桅：公共外交要讲清“全球中国”身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