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是十八以来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战略规划和领导体制改革等方面。政府发挥统筹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依法治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加强了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领下,各部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多种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过程的积极性。当前,网络社会领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总体向好,正能量充沛,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声音不断聚集壮大。但是,网络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社会治理。
[关键词]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十八大以来,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党和政府在理论与实践上对网络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网络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手段都有所创新,并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法治管理、行政监督、市场调节、技术管控、行业自律、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是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一、党的领导是网络社会治理的政治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的重要保证。在网络社会治理中,中国共产党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领导主要具体体现在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战略规划和领导体制改革等方面。
第一,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网络社会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观点,形成了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开始破除传统的统治思路,在国家政策层面向治理理念转变,并把治理理念运用到了网络社会治理领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这是中国共产党由传统统治理念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这是将治理理念运用到网络社会治理的明确表述。
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了互联网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并要求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国家治理,强化互联网思维。习近平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3]
针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提出了“网上网下两个同心圆”的重要命题。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强调“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习近平强调:“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4]可以说,“网上网下两个同心圆”的重要命题是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出发点。
习近平特别重视网络生态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现在看来,必须要把网上斗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高度重视起来,抓紧干起来,讲究战略战术,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 [5]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国已是网络大国,要做网络强国,并特别强调要加强网络社会治理,使网络空间明朗起来。他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 [6]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网民遵守互联网秩序,增强辨别是非、抵御网络谣言的能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7]
习近平也非常重视推进网络强国战略。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第二,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战略规划。十八大以来,党在网络强国战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明确清晰的战略规划。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习近平强调,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习近平强调,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一项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作了部署。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将“网络强国战略”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规划建议。该建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构建万物互联、融合创新、智能协同、安全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第三,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改革。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正是基于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8]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由习近平亲自任组长,成为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最高领导机构。习近平指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9]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从战略上解决中国过去互联网管理体制存在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权责不一、协调不畅等弊端,开启以国家意志对网络空间进行统一规划和系统治理的新时代。这对于加强网络社会治理无疑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也显示出中国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等方面的决心。
二、政府引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
政府发挥统筹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依法治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是网络生态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之一。
第一,积极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进程。网络时代的来临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社会的交往模式,如何在制度建设、立法保护、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条件下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促进网络生态健康发展,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近年来制定或修订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分别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相继颁布了一大批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制订或通过了不少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有关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并发挥了较好的治理作用。
特别重要的是,为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2016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是中国网络生态治理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对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范。这部法律既填补了中国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空白,强化了对网络安全的认识,又可以起到统领网络安全各领域的工作,是中国在依法治网方面的重大进步。
第二,不断强化网络安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对各种类型的网络不端行为加强了管治力度,专门出台了关于治理网络诈骗、网络募捐、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网络信息搜索、网络传销、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虚假新闻等方面的管理规定或意见措施,或者在一些领域采取了专门行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从2014年开始,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等部门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扫黄打非净网行动”。同时还开展了“护苗行动”,对淫秽色情、暴力、恐怖、残酷、迷信等有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信息进行了全面清理。这些专项行动净化了网络文化环境,有效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问题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网络环境。再例如:2016年下半年,加强了对电信诈骗的治理力度,从开展技术升级、打击团伙犯罪、堵住资金流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标准,统一执法尺度。
对网络犯罪在立法层面的规范进一步加强。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若干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补充规定,刑法规定的有关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主要包括: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网络服务渎职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
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6年12月27日,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阐明了中国关于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立场和主张,明确了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是指导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该《战略》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工作的战略任务是坚定捍卫网络空间主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打击网络恐怖和违法犯罪、完善网络治理体系、夯实网络安全基础、提升网络空间防护能力、强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等9个方面。
第三,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和网络舆论引导。近年来,主流网络媒体在加强和改进网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实提高了网络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对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和政府加强和改进了对网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了主要负责领导亲自抓、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格局。习近平指出,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10]
各级党政机关积极支持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网民的网络道德建设,强化对少数意见领袖的正面引导,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注重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取得了明显进展。以北京市为例,据北京市网信办主任佟力强介绍,2013年以来,北京市强化主流舆论场的权威信息发布,突出宣传“三个自信”和中国梦,推荐点击“身边的感动”,打造“互联网文化季”,推动开展各种“微公益”等活动,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
第四,以推广应用为重点,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驱动要素的转变,电子信息产业无论从与其它产业的关联性还是独立性上看,都将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当前,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的行业之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一批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企业,如联想、华为、阿里巴巴等,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结构优化的中坚力量。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六大主攻方向:一是引领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能;二是促进均衡协调,优化发展新格局;三是支撑绿色低碳,构建发展新模式;四是深化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五是推动共建共享,释放发展新红利;六是防范安全风险,夯实发展新基石。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网络政务发展,着力推动政府上网扩大范围,建立高效的政府部门业务系统,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网络政务的推进速度非常快,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发布、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办公系统、网络问政、网络咨询与网络协商等方式的使用,明显提高了行政效率,并降低了公民对政府的生疏感,拉近了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距离。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持续深化电子政务应用,着力解决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中国网络政务的兴起和发展,公民可以更加便利和清楚地了解政府工作程序,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更加公平化和透明化。并且,政府在决策和咨询过程中,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和征询公民意见,这不仅可以有效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还可以了解和掌握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要求。
三、多方参与是网络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领下,各部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多种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过程的积极性。
网络社会组织开始在网络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相对于国家直接治理而言,行业自治具有明显的优势。行业自治的方式更为直接,更有效率。通过确立行业自治规则,能够综合运用更多的技术手段,直接实现治理目的。[11]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倡导网络文明、培养良好风尚。这些网络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年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参与到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网络安全生态以及营造健康网络舆论环境等方面的工作中,为中国互联网发展、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传统产业”等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搭建了广阔发展平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网络运营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展行业诚信自律。网络运营商有责任承担一定的网络社会治理责任。其原因在于:网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枢,许多网络平台具有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技术能力,网络平台具有遏制有害信息广泛传播、防止损害扩大的能力。[12]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了包括网络运营商有确保用户信息安全和配合信息安全执法的义务;明确了信息泄露受害人,有要求网络信息泄露者改正错误,并通过法律诉讼获取赔偿的权利;明确了信息安全的公益性原则。《决定》公布后,许多网络运营商公开表态支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起到了治理主体的作用。
广大网民踊跃开展网络监督,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网络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网民的积极作用,中国网络空间的净化离不开广大网民的参与。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成立于2005年8月。自2014年5月起,该举报中心正式归入国家网信办。其工作目标就在于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搭建公众参与网络治理的平台,维护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维护网民权益,受理处置网民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实现网络空间清朗。同时,不少网民逐步开始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尊重他人,从网络安全与社会文明的角度接受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仍有必要依托学校、家庭、媒介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对网民进行全方位网络道德素养教育。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方共同参与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整治网络欺凌暴力、清除网上敲诈和有偿删帖等一系列专项行动,网络空间日渐清朗。
各级政府或社会组织大力倡导文明上网、理性表达,并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活动。2015年2月,共青团中央研究决定,结合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在全团广泛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深入推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2015年6月,“网络中国节”主题活动开始上线。“网络中国节”以传统节日为主线,通过一系列具有亲和力的网络文化产品,吸引网友广泛参与,引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2016年5月,中国网公益中国频道、中国品牌频道联合公益中国爱心联盟等相关单位支持发起全国文明上网行动计划,倡议网信企业积极净化网络空间,倡导广大网民文明上网。这些活动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中国积极行动,提升了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能力与作用。任何一国的网络生态都是整个国际社会网络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生态的跨国性表现非常突出,因而,网络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合作互助、共同发挥作用。2014年,中国倡导并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此后每年举办一届。习近平指出,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希望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一个平台,共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2014年11月,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嘉兴乌镇举办。习近平在贺词中指出:“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赢。”2015 年12 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13]同时,他指出:“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14]2016年11月,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举措对于加强全球互联网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3.
[2]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1-52.
[3][4]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6.
[5] [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422、429、429.
[9][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9、155.
[11]蔡文之.自律与法治的结合和统一[J].社会科学,2004(1):72-78.
[12]王利明.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J].法律科学,2016(5):110-117.
[13][1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
(本文发表于《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