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之时,数字中国是围绕传播技术应对乃至引领大变局的主体性表达。作为启发式概念,数字中国代表传播现象与世界体系的双轨变局,由此呼唤新时代传播命题: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理解传播与技术的广泛社会活性,并以中国与世界的博弈式融合为语境、以人类共同体的世界未来为对象,开展整体传播研究。结合拼合思想、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传播物质主义的认识,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与社会语境的三元互构,其视传播为讯息性、物质性、组织性的社会行动,视形成中的物质文明为传播现象,强调带有历史语境烙印的传播活动在构成技术路线中的建构性角色,并侧重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所采用的技术创新集群折射并重构的权力、过程、关系、时空与价值,以此正视新兴传播-技术聚合体作为激化地缘政治之"精神火线"、超越"文明冲突"之媒介行动者、支撑"发展共同体"之组织载体、发挥"改造世界"主体性之斗争及创造场域的全球传播新命题。最后,结合元实践成为元理论,数字中国研究需培育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互动互鉴、充分反思、自我突破的可持续传播模式。
关键词：数字中国; 整体传播; 传播-技术聚合体; 媒介行动者; 新世界主义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信息技术是全球经济两个增长极，彼此激荡，互为因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数字中国、数字社会，体现中国从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的结构性传播变革。结合传播体系与活动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战略支撑地位，数字中国作为启发式概念代表传播现象与世界体系的双轨变局。在传播现象层面，伴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的融合应用，数字中国建设正在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环境。由此，传播体系与活动已超越现代性社会的大众传媒传播模式，并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成为支撑、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及其分配与流动的通用性角色。此外，传播变革与世界体系的时空重构彼此交织，形成新的应然诉求。尤其是在中国推动新全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全球大变局中，数字中国所涵盖的基础设施、组织载体、传播模式和观念动能是联系国内外格局的关键性范畴，是培育包容性机遇与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面向全球数字未来贡献中国智慧的传播渠道。
本文旨在勾勒数字中国的传播命题，即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社会主义为内涵和新世界主义为指导的新全球化背景下，在整体性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评价数字中国所涉及的传播体系与技术治理问题，尤其是在资源结构、组织逻辑、信息互动三个层次的接洽中理解蕴藏的矛盾与机遇，并探寻传播学视野下的解决之道。本文认为，在全球“数字衰退”和中国“博弈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1，数字中国的种种技术空间创新是物质与精神、传播与社会、批判与建构之间的互构与演化，是“改造世界”的传播、斗争以及创造场域。因此，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的传播研究需要探究并培育形成中的新物质文明，即新型社会技术系统容纳何种文化价值、物质资源、社会流动?何以实现连接和参与?具有何种结构与边界?以及传播何种利益、价值及规范的公约数?
本文论述从矛盾性语境上升为抽象性概念，随后在思维行程中回归现实语境中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研究进路。首先，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物质主义认识(communicative materialism)、以及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视野，提出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包含三重维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辩证批判视野、以“传播+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以及以整体传播为视阈的研究范式。其次，本文界定数字中国的元时空意识。一方面，数字中国承接“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历史认识2，即为克服福特主义经济危机，全球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推动信息通信的市场化、资本化、去规制改造，并随后在技术资本的驱动下推广数字化政治经济改造;另一方面，数字中国代表开放历史观与相对自主性。置于全球体系中，经济周期诱发权力空间更迭，使得数字中国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3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性和危机性并存的矛盾语境中，数字中国的政治方向与社会性质为何?以数字中国为元时空，本文提炼问题挑战与现实需求。
鉴于网络智能技术在全球危机中的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征用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拼合思想(assemblage thinking)，在本体论意义上提出研究进路，即聚焦新型社会技术体系的传播—技术聚合过程与形态，以此揭示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采取的种种技术空间创新所折射与建构的权力、过程、关系与价值。在论述何为政治、何为传播、何为社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新传播技术为历史变迁创造条件，随之新技术在政治经济结构、利益及观念竞争、制度化机制，以及社会主体能动性所构成的多层次影响下，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交流与说服等传播活动生成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构成长期影响传播可能、发展机遇、价值公约的新物质文明。最后，本文强调，数字中国研究应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探究嵌入在不均衡传播地貌与立体性拓扑结构中的技术活动、传播实践、社会结构之间的生产性关系，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建设性意识出发，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图景、目标与路径。
一、整体传播视阈下数字中国概念释义
理论与研究不外乎问题求解与问题批判两种类型，前者以问题所处的主导格局为归依，而后者则透过问题抵达对于既有格局的超越。4数字中国也不例外，其建构需要自觉界定立场与视阈。以世界体系为依据，人类历史已从地域性民族史步入跨国资本主导的世界史5，数字中国就构成于世界体系中。这意味着数字中国的批判与建设需要超越方法民族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均衡且混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乃是构成社会体系间差异的同一过程，并以中国为方法关照全球普遍问题。在此基本认识基础上，数字中国概念汇聚三重维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辩证批判角度、以“传播+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以及以整体传播为视阈的研究范式。
首先，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启发性概念，即以批判与辩证为立场，侧重判读以传播媒介技术为资源、支撑，以及场景的数字化转型所造成的格局变迁，并探寻南方国家抗击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普世性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可能。6该批判立场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史息息相关。始于19世纪末，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中心的全球秩序，开始长达世纪之久的抗争与斡旋。7继成为政治自主、经济自立、文化自觉、技术自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新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重新融入数字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并遵循世界贸易规则改造国内经济与制度的安排，在既定世界秩序中寻求“博弈式融合”8。就当代“世界之中国”，学界有不同判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冷战后占据上风的国际趋势，其瓦解并裹挟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中式新自由主义”9。然而，近期批判全球政治经济学以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的研究却认为，超大型社会主义南方国家并非历史虚无，而是在能力与价值领域构成牵制新自由主义权力的反权力。10尤其是在传播、技术与文化领域，近半世纪列强瓜分通信主权的历史教训11、列宁关于苏维埃必须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告诫，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潮中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颜色革命12，都迫使中国在全球融入过程中坚持物质、体制、观念上的相对自主性。两种判读虽各有依据，在全球危机中却亟需新思考。由此，Mizoguchi Yuzo于1989年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提供了新思路，即一方面超越传统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坐标，另一方面不以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战略考量为学术起始点，而是以想象更高层次世界秩序为目标。13
其次，数字中国概念突出媒介技术与传播体系的核心位置。在过去五十年中，以互联网为驱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总体从属于资本逻辑，因此未能消解全球体系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生态失衡、不均衡发展、基层公共体系衰退，以及劳动再生产危机。民主赤字、发展陷阱、认同缺位、治理失范成为全球联动中此起彼伏的风险。因此，始于2008年的全球危机被丹·希勒称为“数字化衰退”。不无悖论的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始终被推举为解决危机的主要路径。以科技创新、数字化、信息网络为特征的新基建成为当前转危为机的技术空间创新活动(digital technological fix)。14新基建及其社会过程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应当成为研究对象得到深入分析。
该研究关切呼应传播学正在经历的媒介转向和物质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在后结构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经历话语转向，使话语与观念成为涵盖甚至是凌驾于社会关系与物质形态的全部，形成与经济还原论背道而驰的语言学还原论。15不无吊诡的是，与话语转向相匹配的是关于新传播技术解放性力量的技术迷思。一方面，技术迷思顺应“观念至上”与“克服时空”的传播学学科预设;另一方面，技术迷思体现在对于传播技术所持的神秘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认知盲点。16然而，在以5G网络、传感器、算法、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后互联网时代”17，传播媒介技术泛在发展，新研究范式呼之欲出。技术—科学社会学在传播学产生理论回响。在前者总体忽视传播媒介技术的前提下，传播学领域自有的媒介研究逐步从技术决定论、中立工具隐喻，以及功能主义技术效果研究的狭窄视阈中解脱出来。这从近年出版的代表性合集中可窥见一斑:学者们认为传播媒介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既是特定意义体系以及机构权力的缩影，又会在既有格局中激活非线性、复合的、动态的重构过程。18
最后，在重视媒介技术活性的同时，数字中国概念立足于传播物质主义认识，视“传播”为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桥梁、组织社会关系的基本要件，也是追问、反思、否定、超越既有物质文明的“过渡”19，进而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社会历史语境的三元互构。此种主客互构的辩证思维蕴含在整体传播视阈中20:第一，物质和社会生产与精神活动不能割裂，传播是两者接洽互构的桥梁。经济或科技活动均由特定观念驱动，而社会的产业、技术以及时空又是知识—权力的可见结构和物化支撑。第二，传播实践既包括表征与说服在内的话语实践，又包括连结与反连结的行动实践，因此是观念体系、话语结构、时空规范、制度安排、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得以构成或改变的生产性社会行动。第三，从阈间视角来看，传播研究需探究跨域规律，包括社会语境中既有等级中的中间景观、边界工作以及边界物质。21放在以“超越零和博弈的斗争哲学打造人类命运体”22的新全球化实践语境中看，新全球化行动追求物质与精神、利益与价值、方式与目标的勾连乃至共振，是整体传播实践。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以及全球抗疫联防合作机制为例，其核心在于推动去西方中心的利益共同体、空间共同体、科技共同体、规则共同体，而这种物质性、实践性、过程性的连结融合为共同体对话空间提供了现实基础。23因此，在整体传播视阈下，新全球化既存在于以发展实践为载体的传播政治经济逻辑及其社会性效益中，也存在于价值、话语以及传播模式层次上的实践、反思、超越与培育中。
二、元时空意识下的新问题
西方主流研究趋向视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为元时空，探究数字中国的过渡性、特殊性，抑或是修正性。与之不同，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具有元时空框架，重视其主体性、创造性，以及与世界的交互性。此外，以数字中国为方法还要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提出现实建构的理论方向与实践原则，并以开放世界史为目标提出更为合理的未来秩序。
此理论旨趣符合时代需求。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史观、军事霸权格局、以及技术经济垄断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该局面释放资本主义矛盾，已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极端身份政治、极端民粹主义等悖反趋势。值此历史转折点，中国走进新时代，更自觉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亟需以更高的“品位与势能”带动全球格局24。因此，数字中国研究探究的不只是产业与经贸发展，还关切道路选择与文化价值，亦倡导中国与世界同命运、人类休戚与共的“新世界主义理念”25。尤其在价值论意义上，数字中国概念需要支撑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定现实的批判性把握，也要以历史唯物史观的“建设性转向”为指导，探寻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实践原则、发展路径、制度形态，以及世界图景。5正如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指出的，“我们要重新定位与西方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应是‘接轨’，而是‘转轨’;我们不应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应该是作为主体去创造新的人类文明”26。
面向新坐标开展新实践之际，数字中国面临何种现实挑战?在“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全球变局中，利益之争与价值之辩加剧，而互联网处于摩擦碰撞的中心地带，构成互联网地缘政治。一方面，互联网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新枢纽。作为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主要载体，互联网是汇聚社会经济文化多样性的物质主线，又悖论地因嵌入形形色色的语境和主体而成为“文明冲突”的利益及精神火线27，而其所包含的技术政治、网络结构以及传播权力，具有支撑、组织、实施传统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新一轮的全球发展是以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社会建设，其影响极大地超越社交媒体与虚拟空间，正成为重塑经济文化环境、重构劳动生产关系、组织远程监控与社会自治、重组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社会—技术过程。17随着技术黑箱化以及生态化趋势，全球传播研究已明确培育出新全球媒介研究———从关注网络地貌、传播通道、信息流动的媒介地理学扩展至关注以网关、滤网、穹顶为支撑的新型社会技术体系及其诱发的内外部传播关系重构。
中国在互联网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成为全球秩序中已部分地克服“中心—边陲”格局并具备影响人类数字未来能力的新兴主体。全球信息技术趋势研究表明28，中国正在成为领跑者和引领者，因此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备受瞩目。这对数字中国及其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其一，国际社会尤为关注数字中国的自身发展如何在实然与应然层面具象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29。换言之，数字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特征与社会效益即是国际传播实践;其二，数字中国如何在观念、规范、政策、组织、技术、商业层面的融合与互动中影响全球公共领域，将是长期存在的国际传播议题30;其三，数字中国的主张与追求又如何通过新技术集群的跨域旅行得以实现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31，何种解释体系与传播模式更能够促进数字中国的持续学习、文明互鉴、自我反思以及自我超越;其四，沿用Robert T.Craig的“传播元理论”，数字中国研究在描述解释社会现象之外，自身也是传播实践，应以反思传播元实践为目标，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超越资本主义永续性的“可持续传播模式”32。
数字中国建设与传播还发生在网络外交空前发展的语境中。以网络为前沿与支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实现了人类普遍交往，外交关系和传播关系已从政府间分散至广大的非国家主体之间纵深式的联系、合作、交换;33但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凌驾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建共享共治，而国家主体性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放大，这在中兴、华为、抖音所遭遇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政治围堵中得到印证。如何在地缘冲突激化的内外部条件下利用好网络外交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推动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涉及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纵横视野:在宏观层面，舆论、军事、技术、生产、消费各范畴都与传统国家机构形成竞争与张力，组织、沟通、整合、驾驭外交网络、技术经济网络、全球传播网络，以及调动非政府组织的能力至关重要。34网络关系不止于宏观层面，而是以几何形态连结中观与微观，广泛勾连个人、群体、组织、市场、国家。在技术必然性的表象下，多样性的历史经验、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多视维的社会文化在接触与协商中发挥影响力。正如数字变革经验研究所示35，新场景、新结盟、新主体、新主张、新惯习从中形成，构成数字化在重构社会政治秩序与经济运营实操过程中的多样性呈现。以结合元实践成为元理论为目标，数字中国研究需合成多语境、联合多主体，合力建构可持续传播模式及其公约，以期更好发挥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主体性。
三、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进路
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需要以人类共同性为未来坐标，也需要从现实经验出发推动现实形态的变革与优化。5因此，对于数字中国研究，纯粹的经验方法与变革性的理论创新缺一不可。然而，犹如钱学森1993年提出的处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性“世界社会形态”，数字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已形成“多元异质的有机状态”12。在广泛联系中，数字中国是多样要素、复合单元、交叉关系、多重过程、结构力量在动态联动中形成的复合整体，是利益、观念、资源、权力在对接与结盟、支配与租用、摩擦与排斥等多重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构、物质形态、观念格局，以及交流可能。由此想见，以单一元素为基点理解和建设数字中国会导致研究与实践的片面化。那么，如何从多角度、层次、范畴中作出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成性聚焦呢?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野基础上，本节征用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拼合思想提出研究进路，即聚焦新型社会技术体系的传播—技术聚合过程与形态。
在知识论意义上，西方主流互联网研究是脱胎于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结盟国家领导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进入低潮，前苏联以及后殖民国家陷入危机并激化全球市民社会思潮，而美国成功将国际传播事务限定于窄化的贸易行政管理范畴。值此历史转折之际，以赛博迷思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将互联网描绘为超越历史语境、外在于社会关系、决定发展阶段的天然且中立的本体。这一系列结构性、机构性、叙事性转变，促使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研究倾向于聚焦社交媒体、网络公众及其文化政治表达，抑或是研判新媒体的商业效果，总体表达并正当化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以及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相匹配的技术政治旨趣。与William Rowland所认为的媒介史往往“根据媒介所使用的传播形态来评估媒介的重要性，进而考察媒介的社会、制度和认知纬度”相一致36，主流互联网研究的媒介理论以自在自为的媒介技术属性为逻辑原点，考察所谓的科技无域潜质，导致媒介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对于社会历史语境复杂性及相关政治争论的忽视。
传播政治经济学率先从历史结构层面破解赛博迷思。其承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新信息网络技术在生产领域诱发的生产力变革以及生产关系转变，探究该过程释放出的社会与观念力量如何在国家—社会复合体以及国际秩序中催生权力重构。学理关注既包括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维系霸权性观念—物质—体制综合安排的批判性研究，也包括在辩证视角下对具有变革潜力的新主体、新关系、新过程的建设性评估。37然而，总体而言，相关经验研究描绘冷战以来美国如何借助数字技术重建跨国资本联盟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统领地位38，因此亟需追问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普世化趋势中，中国何在?现有研究已阐明，数字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具有博弈式全球融合与不均衡社会地理发展的双重逻辑，也揭示出其内在所涉的差异性传播业态、多种权力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互构与牵制。39然而，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尚未跟进全球大变局中新一轮互联网发展以及智慧社会建设，并且缺乏对于精神活动与传播模式的整体性考察。
从网络社会学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全球互联网激发社会传播能力，促成曼纽尔·卡斯特勾勒的从大众传播时代到大众自我传播的网络社会转向。在网络社会中，以性别、族群、宗教、职业为例的非阶级认同构成不可忽略的情感结构、记忆痕迹、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动力。在这些认同所支撑的惯习与反思驱使下40，个人、群体、机构透过新传播技术体系展开社会互动，构成难以还原至政治理性或经济算计的竞争性观念动能与策略性连线行动，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成为相对独立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传播力41。此外，网络社会还见证生产、消费、金融、信息传播的场域化过程。这些场域跨越传统边界，勾连多梯度，表现为抽象逻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碰撞与演化，进而成为改写传统一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多元范畴。以空间作为权力的表征，超国家组织、网络化国家、资本网络、跨国公司集群、社会网络组织、网络个人都指向从等级逻辑向网络逻辑的转变。
然而，根据传统社会科学类别界定的网络节点与边界依然不足以捕捉数字技术泛在的社会新特征，即技术、知识、话语、时空关系聚合成的新兴物质系统。事实上，在新闻、健康、教育、创新、治理等重点领域，由传播技术侵入催生的新型单元、关系、构成、形态、系统正成为新的研究进路。以手机、健康码、平台型媒体、城市大脑、数字小镇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物质性现象为例，新型传播技术体系超越媒介作为“渠道”“工具”“中介”的常见定义，生成自由主义的工具论、现实主义的结构论、以及建构主义的互动论难以充分解释的社会技术系统。事实上，在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研究，以及以萨森为代表的全球都市研究影响下，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成为新研究方向42，并包含三个维度的范式流变。首先，该方向意在打破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突出现代物质文明的政治属性，并揭示社会结构以物质为介质所抵达的再现与重构以及物质体系嵌入在社会过程中的释义弹性;其次，社会技术系统还指向行动者，聚焦机构性行动者、群体性行动者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连接、排斥、互构的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协议、网络结构以及外在形态，并提出诸多行动者通过话语与行动达到再现、扩展、改变既有边界与等级的竞技场意识;最后，社会技术系统的拓扑结构本身携带着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烙印，对构成社会技术系统的诸多行动者具有辩证意义上的限制性与使动性，而非人类行动者在拓扑结构中起到生产性、时空性，乃至结构性作用，由此具有从局部影响全局的行动动机与行动能力。
在此理论烛照下，新型传播技术体系意味着媒介自身定义发生变化，即从常识意义上透明的“容器”43转变为媒介行动者。无论是将城市视为交流体系的城市传播研究，还是探讨参与政治的平台研究，抑或是构成网络化治理的健康码微观权力44，都指向作为媒介行动者的新型传播技术体系及其通过内外部交互所构成的传播关系。它们既是生成社会连结、支撑流动性权力、整合社会意义、确认意识形态的社会生产领域，又是界定经济关系、社会分工、成本分摊、权益分配的政治经济空间和机构化场域。可以说，广泛的媒介技术介入与全球大变局中的国家社会形态的转变密不可分，是时空秩序重校、经济格局重构、社会政治秩序再表达、文化实践路径新辟，以及社会主体再建构的物质性与过程性本体。
四、三元互构:技术—传播—社会
在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的学术语境中，新型传播技术体系的本体论如何融入整体传播视野?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折射的范式转移与主客体同构的整体传播思维存在耦合关系，因此需正视技术、传播、社会各自的活性以及彼此间的交互与合成。
首先，社会技术系统扩展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对象。以全球5G网络、基础设施化的第三方平台、大众智能传播系统以及穿戴设备为纽带，后互联网技术已充分勾连虚拟与物质，成为侵入并重构社会关系的物质性环节，因此是重要社会性变量需得到正视。技术哲学家Langdon Winner曾指出，核电站与特定社会关系相匹配，甚至以后者为前提，但另一些技术体系则可以通过安排与设计更灵活地表达权力与权威。45那么，鉴于技术的嵌入性、异质性和流动性，数字中国现象囊括技术旅行的社会过程，即智能传播技术在政府与治理、生产与流通、教育与医疗、新闻与交往、家庭乃至生命过程中多语境、多站点、多用途应用所带来的实践博弈、话语争议以及多样化结果。如果说媒介研究关心的是主导传播技术与社会主要特征之间关系的话，以传播技术为客体的内省性问题就成为:何种行动主体在何种条件下、依据何种价值、经历何种过程形成技术体系内外部的社会关系?
其次，社会技术系统为挖掘数字中国的传播维度打开空间，引申出新物质文明的传播意涵。雷蒙·威廉斯指出，传播体系(communications)是社会关系的组织表现与制度形态，而传播活动(communication)则是社会生产过程，是社会主体体验、表达、探索、再造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46传播体系与传播活动构成辩证关系，前者限定传播秩序与传播可能，后者在政治文化语境中实现关系、产生交换、生成意义，并激活、维护、改变包括前者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传播活动包含社会互动论意义上的符码交换、讯息传递、物质流动、能量转移的横向意蕴，也包含政治经济意义中传播资源与传播关系等级分配的纵向意蕴，亦是传播物质主义认识中社会主体对社会系统进行体验、表征、规划、组织的社会行动。在此意义上，新型社会技术体系可被抽象地视作由传播行动构成的过程与形态。基于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新传播技术为历史变迁创造重要条件，随之技术在政治经济结构、利益及观念竞争，以及社会主体能动性所构成的多层次影响下，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表征与说服等传播活动形成传播—技术聚合体，进而以媒介行动者为形态限定传播可能、发展机遇以及价值公约。在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开创去中心全球化格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物质文明传播语境中，该理论假设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问题，即新型传播技术体系租用何种物质资源、社会流动、文化价值来实现广泛连接参与?数字中国传播何种利益、价值及规范的公约数才能培育新物质文明?
最后，社会技术系统概念之于技术社会性的重新审视也为传播学超越媒介本体论提供研究进路，鼓励学科视野投向媒介与社会语境的互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戈尔丁与默多克就指出，主流大众传播研究拘于媒介中心主义与媒介功能主义，而文化研究虽将媒介内容视为之于社会结构的诠释和折射，但该批判传统以媒介文本为中心而忽略语境与过程，从而导致媒介分析与社会整体的割裂。47如前文所论，已有理论进展以及数字中国的复杂性、发展性与前沿性都对传播学提出超越媒介本体论的要求，呼唤整体性的传播研究视野。诚然，在中观层面，各类传播—技术聚合体即形成中的社会技术系统，其通过资源聚拢与话语权再分配、参与性与排除性重构，以及特定社会行动与文化价值的物质化机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力范式”48。然而，不同于西方学界充满悲观宿命论的“监控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论断49，社会场景、社会过程，尤其是“中国信息、传播与文化体系市场化转型与全球化竞合的基体，即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沉淀与技术积累所赋予中国在地发展的相对自主性的基础”12，扮演不可或缺的建构作用，孕育不尽相同的技术政治与传播可能。一方面，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在与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文化实践的互动中受到牵制与塑造50;另一方面，围绕传播—技术聚合体的社会过程也生产性地改写权力、权利、参与、流动、时空，由此构成发挥“改造世界”主体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建构人类共同体未来的斗争与创造场域12。
五、变局尺度:权力、过程、行动者
至此，在整体传播视阈下，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引申出三点进阶式认识: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博弈式全球融合的双重逻辑下，数字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以及意识形态上呈现多元异质基体;第二，传播体系与技术路线并非自在自为，而是嵌入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与文化实践环境中，并辩证地构成生产性社会过程，是包括国家、资本、区域、机构、社群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围绕技术资源、技术可能以及技术观念，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交流与说服等传播实践，达到开创与再造关系的过程，其既受限于又作用于历史性社会地理不均衡;第三，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传播—技术聚合体成为支撑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政府治理手段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础设施，其在聚拢空间、自然、金融、知识、信息的同时也诱发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参与权、话语权的重新配置，因此构成关乎权力、权利、权益的显著政治过程，亦在整体传播意义上构成新物质文明传播。
放在不同尺度下，由算法、数据和智能构成的技术黑箱，由平台组织构成的制度矩阵，以及由媒体融合改革促成的传播环境变迁，都是数字中国的具象研究对象。鉴于此，需借助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意识来克服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实际上，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交叉影响下，传播学研究“始终围绕传播系统进行”，传播系统亦是捕捉研究对象复杂性的概念工具。51中国传播学原发的媒介生态研究已为系统思考勾勒出研究路径，其跳出北美媒介环境研究的媒介一元论思维，从生态学所归纳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出发，以立体视角把握包括要素、关系、构成、结构、形态、趋势、规律在内的传播格局，形成一个针对媒介生态系统内在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领域，并以关联描述、效果研判，以及规划建议为研究内容。52
然而，嵌入在全球失序与系统性危机中，数字中国是围绕传播技术应对乃至引领大变局的主体性表达与过程性实践。如何避免系统论陷入“结构功能主义媒介观”的静态整体意识?53借助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经验现象，如何发现数字中国应对变局的设想、过程与效果?这需要克服传统结构主义之于系统逻辑的绝对化、超历史、静态性的理论设想，发现行动者超越既有结构的能动性。就此目的，后系统理论进一步摆脱结构主义类别，从行动者视角跟踪过程与形态:系统的维护与变迁均不能脱离行动主体间的互动与连接，其以行动者的传播实践为中介过程，实现特定物质、观念、人群以特定关系拼合，形成或稳定或善变的系统结构。处于社会关系与矛盾语境中的行动者，具备反思与抗争的能动性，从而赋予系统变化的社会动力。
尤其在系统面对危机的矛盾性语境中，围绕新技术发起重构关系的新过程亦或表达新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具有潜在变革性。从行动者角度发现拼合行动、去拼合行动，以及所产生的新系统形态，是揭示变化趋势与政治意涵的研究进路。54诚然，既有系统有把关、选择、认证、排除、连结、反连结的权力，因而具有韧性。但即便如此，既有系统仍具有可变性。其由多重过程汇聚而成，过程虽受系统限定，但系统内外部问题激发的过程重构能生成新关系从而改变系统。比如，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试图通过创新内容与技术，勾连县域空间内外的人群、事物、资源，以此构建情感、利益以及政治关系，达到塑造新的社会空间、改写权力空间中梯度位次的目的。55又比如，为了防止华为凌驾于硅谷企业主导全球互联网的架构，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禁运谷歌移动服务施展其“脱钩”权力，但是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此情景中具有“反脱钩”潜力，其将搭载分布式设备，还将以开源模式吸引应用开发者，从而搭建新生态。56
在应对全球变局过程中，“一张蓝图绘到底”是数字中国理念先行、发挥主体性的概括表述。在后系统论强调结构通过行动者实现延续与变化的视野下，价值成为体现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维度，但价值与价值行动亦是复杂的。比如说，新时代的重要发展理念是数字中国建设的价值坐标，但是其与历史基础以及现实结构形成勾连与张力。以现实范畴中的命运共同体为例，其是人类社会面对系统性危机相互依存的客观必然性，但也指向制度局限性以及观念选择性。57因此，理想范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说是“自在的世界性实体”，不如说是以共同价值建构为基石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物质能力、制度架构、组织原则、社会关系的价值行动过程。5由此想见，价值行动贯穿于数字中国的建设场景中。抽象价值与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互为条件，但也在协商与融合中重新演化为价值行动。可以说，价值行动折射着不同场域中的历史结构性环境、新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以及主体间利益与观念互动，乃是行动者的“惯习”“愿景”以及对当前情势所作“判断”的有机组合。58
六、结语
通过阐述新时代的传播研究需求、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性转向，以及后系统论围绕权力、过程、行动者得以丈量变与不变的尺度，本文勾勒出整体传播视阈下的数字中国命题:即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之时，充分理解传播与技术的广泛社会活性，并以中国与世界的博弈式融合为语境，以人类共同体的世界未来为对象，开展整体传播研究。其承接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对既有不均衡传播秩序中的结构、观念、作法作出批判性分析;还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全球南方与西方中心主义及资本主义永续性的矛盾关系，强调传播活动与传播体系是发挥“改造世界”社会主体性的斗争过程与创造场域。
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三元互构。这承接传播学科中新型数字传播方向的研究思路，但超越既有“技术—传播—社会”模型所暗示的以技术特性为基点、以传播形态为尺度的思维惯式59，而把视野扩展至新型媒介行动者所蕴含的过程、形态以及政治。通过征用拼合思想、科学社会学、传播物质主义认识，本文视传播为讯息性、物质性、组织性的社会行动，视形成中的新物质文明为传播现象，强调传播活动在建构技术路线中的构成性角色，并侧重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采取的种种技术创新所折射与构成的过程、关系、空间与价值，以此正视传播技术乃是激化地缘政治之“精神火线”、超越“文明冲突”之媒介行动者、支撑“发展共同体”之组织载体的全球传播新命题。在讨论何为社会、何为政治、何为传播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带有历史语境烙印的传播实践在激活、确立、转变技术形态中起到建构作用，而随之形成的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嵌入、表征、放大、转变特定社会关系，是权力关系得以物质化与体制化的社会过程，或将改变传播可能、技术意识以及系统风险。处于全球地缘政治、国家—资本—社会，以及公共生产生活诸多梯度的交汇点，传播—技术聚合过程及其物质性形态乃是捕捉数字中国与世界的“常与变”、数字中国内部的“异与同”，以及以传感、传输、存储、数据与算法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过程“因与果”的重要切入点。(67)
在此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上，数字中国作为整体传播时代的历史—地理概念勾连起宏观层面的不均衡社会网络结构、中观层面的机构化和物质性的社会本体及其关系网络、以及微观层面行动者的实践与反思。在此立体拓扑结构中的各横剖面则是以普遍交往与等级凌驾、认同多极与权力单一、命运共同性与利益隔阂排斥为矛盾的传播地貌环境。因此，为了回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建设性转向，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指向结合元实践的元理论，应秉持以下问题意识:第一，数字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属性即是传播实践，因此数字中国研究需批判地分析历史逻辑与话语逻辑、定向进化与风险挑战、实践做法与价值路标之间的错位张力，以求辩证统一;第二，挖掘数字中国建设在国内外传播中的新主体、新结盟、新场景、新主张，在全球性物质互动与精神交往中培育时代进步的路标与空间，打破变为桎梏的价值、物质、制度结构;第三，在数字中国追求生产力发展、系统自主性以及规范结构有效整合社会的过程中，培育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互动互鉴、充分反思、自我突破的可持续传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