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2日，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做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名家讲座”，发表主题为“信用的形态与制度：历史演化与比较视野”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与美、英、日的“高信任度社会”相比，中国是低信任度的社会与文化，福山此论具有代表性，他成为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座上宾。也有人认为市场化导致了当前社会失信。果真是这样吗？
19世纪的美国长期为欺诈与失信所困扰，在强烈的需求驱动下，个人信用体系在市场交易中自发萌生成长，20世纪逐渐演进并制度化，变成行为约束机制，进而一定程度上内化为道德与伦理。“德国造”、“东洋货”的形象变迁也体现了类似的演变过程——由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蜕变为深受信赖的跨国品牌。这一方面说明，所谓高信任度社会并非固有的文化基因，更不是一种特有的民族性，而是经历了一个信用制度建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信用制度是市场需求驱动的产物，是一种市场经济内生的机制。
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存在着朴素的信用形态，及与之相应的产权意识和契约精神。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和行用数百年，就与信用的发育相关。诚信普遍成为家训、戒子书的信条，商人也以此作为商道精髓传给孩子（如果说儒家“仁义礼智信”含有说教的成份，那么传给自己孩子的东西都是掏心掏肺吧。事实上，“仁义礼智信”与其他宗教和文化都有相通之处，而且其流传久远，说明朴素信用根源于人类内心的追求）。
然而20世纪的斗争与不断革命之下，“仁义礼智信”自五四运动以来被斥为封建伪善；民间契约化为灰烬，传统信用被连根铲除。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为了革命而夫妻、父子、师生之间相互揭发与斗争等有违天理的现象让后人无法理喻，普通人之间的相互揪斗随处可见。文革后，人们之间仍心有余悸，甚至仍然存在“杀熟”现象。计划经济及其后一段时期只存在依赖于政府背书的“单位信用”，个体连人身都依附于单位与政府，遑论信用。缺乏单位或政府靠山的个体户与私人企业，因长期缺乏信用记录与评价而备受歧视。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单位信用而社会化与市场化，但个人信用体系仍在探索之中，于是出现信用机制的缺失或断层。既缺乏有效的信制度约束，而朴素道德等儒家传统直到今年才开始被号召重建，因此社会失信现象尽管较之文革要好得多，但仍较为严重。显然，失信现象不能归咎于市场化。恰恰相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信用制度会逐渐生成和完善。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新的信用形式应用而生，如芝麻信用，其分数被多国签证所采信。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合作与信用经济，这也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更讲信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