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术文章都对计量史学进行过界定和总结。这些文章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讲起，即计量史学是运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手段来研究历史。他们接着会谈到这个名字的起源，即它是由“克利俄”（Clio，司掌历史的女神）与“度量”（metrics，“计量”或“量化的技术”）结合而成，并由经济学家斯坦利·雷特与经济史学家兰斯·戴维斯和乔纳森·休斯合作创造。实际上，可以将计量史学的源头追溯至经济史学的发端。19世纪晚期，经济史学在德国和英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此时，德国的施穆勒和英国的约翰·克拉彭爵士等学术权威试图脱离标准的经济理论来发展经济史学。在叛离古典经济学演绎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史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经济史最早的形式是叙述，偶尔会用一点定量的数据来对叙述予以强化。

历史学派的初衷是通过研究历史所归纳出的理论，来取代他们所认为的演绎经济学不切实际的理论。他们的观点是，最好从实证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和演绎来研究经济学。历史学派与抽象理论相背离，它对抽象理论的方法、基本假设和结果都批评甚多。19世纪80年代，经济历史学派开始分裂。比较保守的一派，即继承历史学派衣钵的历史经济学家们完全不再使用理论，这一派以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为代表。另一派以施穆勒为代表，第一代美国经济史学家即源于此处。在英国，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弗朗西斯·埃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代表着“老一派”的对立面，在将正式的数学模型纳入经济学的运动中，他们站在最前沿。

在20世纪初，经济学这门学科在方法上变得演绎性更强。随着自然科学声望日隆，让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运动兴起，此时转而形成一种新认知，即经济学想要在社会科学的顶峰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将其形式化，并且要更多地依赖数学模型。之后一段时期，史学运动衰落，历史经济学陷入历史的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理论化程度降低了，他们更多采用统计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学家随之声名鹊起。经济学有着严格缜密的模型，使用先进的数学公式对大量的数值数据进行检验，被视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打趣道，如果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女王，那么经济理论就是经济学的女王，计量经济学则是它的侍女。与此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技术，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越来越感兴趣，对所谓世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差距拉大这个问题也兴趣日增。他们认为，研究经济史是深入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渠道，他们将新的量化分析方法视为理想的分析工具。

“新”经济史，即计量史学的正式形成可以追溯到1957年经济史协会（1940年由盖伊和科尔等“老”经济史学家创立）和“收入与财富研究会”（归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管辖）举办的联席会议。计量史学革命让年轻的少壮派、外来者，被老前辈称为“理论家”的人与“旧”经济史学家们形成对立，而后者更像是历史学家，他们不太可能会依赖定量的方法。他们指责这些新手未能正确理解史实，就将经济理论带入历史。守旧派声称，实际模型一定是高度概括的，或者是特别复杂的，以致不能假设存在数学关系。然而，“新”经济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是将可操作的模型应用于经济数据。到20世纪60年代，“新”“旧”历史学家之间的争斗结束了，结果显而易见：经济学成了一门“科学”，它构建、检验和使用技术复杂的模型。当时计量经济学正在兴起，经济史学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憎恶计量经济学，另一派则拥护计量经济学。憎恶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其“信徒”退守至历史系。

“新”“旧”经济史学家在方法上存在差异，这是不容忽视的。新经济史学家所偏爱的模型是量化的和数学的，而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往往使用叙事的模式。双方不仅在方法上存在分歧，普遍接受的观点也存在分裂。计量史学家使用自己新式的工具推翻了一些人们长期秉持的看法。有一些人们公认的观点被计量史学家推翻了。一些人对“新”经济史反应冷淡，因为他们认为“新”经济史对传统史学的方法构成了威胁。但是，另外一些人因为“新”经济史展示出的可能性而对它表示热烈欢迎。

计量史学的兴起导致研究计量史学的经济学家与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家之间出现裂痕，后者不使用形式化模型，他们认为使用正规的模型忽略了问题的环境背景，过于迷恋统计的显著性，罔顾情境的相关性。计量史学家将注意力从文献转移到了统计的第一手资料上，他们强调使用统计技术，用它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假定关系是否存在。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计量史学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们只把它看作经济理论的另外一种应用。虽然应用经济学并不是什么坏事，但计量史学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将理论和最新的量化技术应用在旧数据上，而不是将其用在当下的数据上。也就是说，计量史学强调理论和形式化模型，这一点将它与“旧”经济史区分开来，现在，这却使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以至于有人质疑经济史学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实际上许多经济学系已经认为不再需要经济史学家了。

中国传统史学对数字和统计数据并不排斥。清末民初，史学研究和统计学方法已经有了结合。梁启超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强调了统计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巫宝三所著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可谓中国史领域中采用量化历史方法的一大研究成果。此外，梁方仲、吴承明、李埏等经济史学者也重视统计和计量分析工具，提出了“经济现象多半可以计量，并表现为连续的量。在经济史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做些定量分析”的观点。

在西方大学的课程和经济学研究中，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史紧密结合，甚至被视为一体。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基础性历史数据。欧美经济学家在长期的数据开发和积累下，克服了壁垒，建立了一大批完整成熟的历史数据库，并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如弗里德曼的货币史与货币理论，以及克劳迪娅·戈尔丁对美国女性劳动历史的研究等，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整理这样完整成熟的基础数据库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资金，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在量化历史讲习班上，我曾提到，量化方法与工具从多个方面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现和创新。量化历史的突出特征就是将经济理论、计量技术和其他规范或数理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有真正达到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的互动融合，才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的互动发展。然而，传统史学也有不容忽视的方面，例如人的活动、故事的细节描写以及人类学的感悟与体验，它们都赋予历史以生动性与丰富性。如果没有栩栩如生的人物与细节，历史就变成了手术台上被研究的标本。历史应该是有血有肉的，而不仅仅是枯燥的数字，因为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记录，也是我们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通过研究历史，我们能够深刻地了解过去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中国经济史学者在国际量化历史研究领域具有显著的特点。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量化历史研究中崭露头角，通过量化历史讲习班与国际学界密切交流。此外，大量中国学者通过采用中国历史数据而作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套八卷本“计量史学译丛”的出版完美展现了当代经济史、量化历史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通用方法，必将促进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同时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结合中国历史和数据批判借鉴，推动对中国文明的长时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