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傅筑夫（1902年—1985年）关注社会变革，将学业攻读方向由理工科转向社会科学尤其经济史。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筑夫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归国后的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六年间，傅筑夫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并兼任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傅筑夫发起并亲自主持，在大后方开展规模庞大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傅筑夫认为，中国经济史本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但长期以来研究者非常少，资料不易搜集。尽管傅筑夫主持的工作成果在当时还只是资料卡片，而每张卡片上的分类与对史料的评价，却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雏形或初步框架。

1947年元月至7月，傅筑夫离开四川前去东北大学，任商学院院长兼学校教务长，讲授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鉴于当时沈阳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教学和科研工作及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傅筑夫便举家迁去天津。1947年8月，傅筑夫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讲授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门课，另外还担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课程，除此之外，傅先生还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老而弥坚的探索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傅筑夫在南开大学开设了《资本论》研究的课程，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开设中国和外国经济史两门课。值得一提的是，傅筑夫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先生兴趣相同，他们时常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他们讨论的成果便是195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付梓的合著《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1957年，傅筑夫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在这种环境下，傅筑夫开始了第二轮的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虽然这次的条件与第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认真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次经济史整理的搜集范围进一步扩展，实际上是对重庆搜集史料的补充和完善。令人痛心的是，多年积累的明清时期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资料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以至于傅先生计划撰写七卷本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只完成了前五卷，因资料原因没有明、清两卷而成为经济史学术界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978年夏天，傅筑夫的学术研究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这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密不可分，同时对其来说还有一个机缘是，傅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工作，这样他离开工作生活了30年的南开大学，来到北京经济学院即今日的首都经贸大学，主要承担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中国经济通史”。从南开大学调动到北京之后的6年多时间内，傅筑夫虽然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但他研究和撰写中国经济史论著可谓殚精竭虑，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这期间，傅筑夫先后完成并出版了312.8万字的9本专著，平均以每年撰写超过50万字的速度在与时间赛跑，据专家不完全统计，这些论著引证的史料和当代考古资料约10319条。这充分体现了傅先生学术根基之深，言必有据，文必有引，同时也足见傅筑夫老而弥坚的探索精神。

构建了一个理解我国传统经济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傅筑夫著作等身，研究领域广泛，观点鲜明，见解深刻，文笔清新，其研究独树一帜，系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构建了一个理解我国传统经济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其论著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重感，展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成一家之言的宽广视野与学术创新能力。傅筑夫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家，他兼蓄经济学眼界与历史胸襟，具有非常敏锐的国际学术视野。

傅筑夫一再强调，研究经济史不仅要系统地积累资料，而且要熟知经济理论、经济规律，才能辨别经济史料的真正价值，在甄别史料方面要有沙里淘金的功夫。从傅筑夫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搞经济史需要历史知识、经济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学者，尤其要有坚实的古文修养。不仅如此，学习和研究经济史还需要学贯中西，要进行必要的中外比较。这是我们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傅筑夫通过对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后提出，尽管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大量使用金银做货币，有大量商业资本，又有雇佣劳动，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傅筑夫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国主要是地主经济，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来兼并土地，这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难题。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抑商政策，用限制市场经济的办法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连军队装备和供应宫廷需要的东西也要抛开市场，成立专门机构来供应。

作为著名教育家，傅筑夫对教学与研究者也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评价标准：熟悉本专业业务而无创见，只能算个教书匠，要想成为大师必须有系统的创见，要想成为宗师则必须形成学派，后继有人。傅筑夫显然无疑是学术宗师，而他对教学的高见无疑是在长期的教学第一线的实践与教学管理工作中得出的。

傅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尤其在经济史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立体型的学者。傅筑夫独树一帜的学术品格，其彰显的追求真理科学态度，在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7月2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