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本文国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在当代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独有价值使之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尽管国企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一是需要贯通考察国企的历史，二是需要加强对各阶段国企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三是需要推进国企发展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国企体系的形成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困境

当代国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又是一项重大制度变革，其经验总结还远不够系统和深入。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营经济数量虽不多，但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引领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解放前，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10% 左右的现代工业的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解放后，新生人民政权的接管工作稳步推进，力求保证企业平稳过渡，档案显示，企业的接管工作细致入微，其成绩可圈可点，值得系统整理。接管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基本原则为“原封不动、整套接受”，并逐步在企业内部积极发展新生力量，学习经营管理。例如，鞍山钢铁厂 1948 年接管时仅有共产党员 8 名，一年后党员人数便增加到 2722 人，至 1958 年则增加到 20332 人。进而，各地分散零乱的机构与企业得以统合，全国统一的行业组织体系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企业生存日益困难，纷纷向政府表达“救业”期许，希望获得政府的帮助。例如，1950 年 3 月至 5 月中旬，北京商业歇业 1411 户、工业歇业 215 户；与 1949 年 12 月相比，粮栈业减少了 29.5%、布业减少了 27.9%、银钱业减少了 29%、米面粮业减少了 20%。因此，政府在企业中的公股不断增加，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公私合营后，国企迎来了大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和配置资源，经济主体如何运行，对研究者而言，这是难得的“自然实验”，但目前来看深入研究者鲜少。不少人认为，国企没有搞好，出现了政策错误与经营不善。如以运动方式“办大事”模式的计划经济频繁出现中途调整、整顿、中断、延迟等问题，规划和建设都缺乏连续性，造成“胡子工程”“癞痢头工程”几近半数。其实，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国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其经济逻辑形成了对照和比较，对于深刻理解国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仍有待学界在以往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和配置资源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产生过巨大作用，但其同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例如，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过多次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产出少和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一等现象；尤其“大跃进”运动后，计划更是越统越多、越统越死，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逐渐消失，计划多变、相互脱节的情况频频出现。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用今天的眼光总结，可以看到，问题主要出在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利于把有限资源集中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浪费，但在信息传递不畅、统计手段落后、监督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计划不准、活力不强、某些方面效率不高的弊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既不能自主经营，也不需要自负盈亏，其生产数量、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有学者指出，“预算软约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痼疾。但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经济主体独立性缺失，才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国企发展困境日益凸显。以钢铁工业为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与发达国家已呈现较大差距。1978 年春，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大阪等地。在日本，他们看到：日本工厂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很高。其中，新日铁君津钢铁厂职工不到1万人，年产粗钢 1000 万吨，一座 4000 立方米的大高炉一班只有 4 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继承发展，全面认识市场经济规律，计划经济是一面难得的镜子。同样，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全面深入研究，探究其成绩与不足，也有利于我们更好认识改革开放后国企的改革发展。因此，这一课题值得深入探讨。

国企改革的艰难探索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在此过程中，国企日渐从政府生产单位向独立市场主体转变。而这又离不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全方位配套的进程，其中国企改革是中心环节之一。学界的相关探索与国企改革可以说亦步亦趋，前者推动了后者深入发展，后者也构成前者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国企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理应成为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精彩篇章，经济史、企业史等相关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稳步推进。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可看作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目标是逐步实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标志是 1988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的颁布，国企纷纷注册为法人企业，实现了从政府生产车间到独立市场主体的转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国营企业演化为国有企业。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企明确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当时许多国企都存在下属法人多、组织层级多等通病，一方面是由于国企“办社会”，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转型困境中病急乱投医，多方出击试图寻找盈利增长点。实践证明，上述行为损害了国企的主营业务与核心竞争力，新一轮的改革势在必行。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企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开始了艰难的攻坚战。截至 1997 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总计 16874 户，其中亏损的为 6599 户，占 39.1%。因此，当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企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 1998 年起，用 3 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 20 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 2000 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亏损企业减为 1800 户，减少近 3/4。

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企逐渐聚焦现代公司治理，其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2003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资委），标志着国有资本管理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开始，国企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公司治理为国企带来了激励与约束，其活力日益得到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激发了国企根本性、内生性的创新动能，国企迎来了超预期的高增长期。1996—2022 年，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上榜数量从 4 家增加到 145 家，营业收入规模从 0.1 万亿美元增加到 11.5 万亿美元，上榜数量和营业收入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国企自 1996 年起上榜数量保持上升趋势，并在总量和主要指标上占主导地位。

国史研究尤其是国企史研究一定要贯通，要打通历史与现实，因为国企改革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正在进行时，不立足于当下、不着眼于未来，就难以完整总结其改革的经验。从宏观的视野看，国企改革的成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相伴始终。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逐渐夯实，并在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不断完善。

国企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总结至关重要，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很多，但贯通性和理论高度的总结还可继续加强，以下基础性、根本性的两点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在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之下，国企上市使之成为“公众公司”，必须披露各种信息和报告，经营透明公开，证券交易所、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得以发挥；同时还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约束，作为市场微观主体与其他公司的差异越来越小。另外，国企还接受国资委和企业党委（党组）的监管，这又是一般上市公司所不具备的。2013 年以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也逐渐推进，更使得竞争性国企及国有资本不断焕发生机。

其二，在开放与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中，“引进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跨国公司与海外华商企业成为国企从学习借鉴到平等竞争的对象，进而国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有限的国内市场走向无限的海外市场，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具备了相应的竞争力。

目前，国企改革的成就尤其是其背后的逻辑，尚未能得到系统性总结和理论解释，因此仍不为外界所理解，不能使之心服口服。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断言中国国企是在政府补贴与扶持之下才获得成长，无视我们绝大多数国企已基本成为市场主体并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的事实。由此可见，国企的成就不仅要从数据上强化分析与宣传，而且要从理论逻辑上增强解释力。国企改革的理论阐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其潜在的理论价值也是非常重大的，因此需要学界继续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理论方法启示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对国企源流及其研究问题的梳理，不仅能够为国史研究提供相应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启示，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而且为国史的“三大体系”建设、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一）理论探讨与拓展

国企边界的争论 国企具有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存在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但也一直争议不断。从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到市场化的国有企业，进而到国有资本，政府日益脱离对微观主体的直接控制与干预。作为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问题，企业边界相关研究曾长时间是海外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国企边界研究能为这一理论的拓展做出应有贡献，也将深化对国企的认识与改革。在国企数十年的发展史上，企业边界的具体问题，如工业改组、试办托拉斯、建立街道工厂、订单外包等，已得到历史学界较多关注，却缺失企业边界理论的探讨。作为“公众公司”，国企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职能，同时又兼具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何者为重就使得企业边界问题尤为重要，且值得展开深入探讨。

当前研究误区 与国企成就与经验相对照，当前研究却存在一些新的认识误区，值得警醒。例如，无视长期改革之后国企脱胎换骨的变化，仍以此前数据与状况对其展开研究，否定国企存在的价值和改革成就；不能及时面对新变化、分析新形势，理论分析滞后于国企的实践与发展，对国企缺乏信心。因此，对数十年来国企改革经验开展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就既显珍贵，又有必要。当然，对国企的经验总结并不能简单地对既有成果进行机械地重复，而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得到新的理论启示和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探讨

活用国有企业档案 保留系统完整的档案是国企良好的制度传统，也为其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在选定具体的国企作为研究对象后，档案是深入剖析其经营模式、管理体制和改革发展等方面的必要工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企档案的获取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需要活用档案，从特定的、公开的、可提供的企业档案中总结出独特的经验教训，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有学者以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为例，就如何深入推进国企发展史做了很好的探讨。

强化口述访谈 口述访谈是开展国企发展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既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国企重大改革发展的老职工也越来越少，抢救性访谈很有必要。在口述访谈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循序推进，不断扩充口述的样本，同时又结合相关资料去伪存真，稳步拓展国企发展史的研究空间。

注重贯通性研究 国企发展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学界的研究，即基于各种文献对国企发展史的细致勾勒；一类是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研究，即着眼于理论分析、宏观数据、构造模型等对国企发展史的相关探讨。上述两种研究范式既有共性，但更有诸多差异，如前者多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前或改革开放初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发展改革关注较少；后者往往更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余年，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发展史缺乏了解。国企的演进是不断延续的，既有历史际遇，也有经济要素，因此，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打通彼此的界限，推进整体视野下的国企发展史研究。这种整体不仅强调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且还应强调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包容、完整。

推进国际比较研究 国企进入国际市场，备受所谓西方标准的非议。国企发展史研究应强化国际比较研究，在厘清国企探索国际竞争与合作历史的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国际规则，并分析总结国企提高建设、管理、创新、盈利能力的历史经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如何突围是中国国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可以在其发展史中寻找相关答案。

（三）自主的国企发展史知识体系建构

国企不同于一般经济主体，在中国更是经历了独特的演进过程，苏联国企在休克疗法后不再延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企为数甚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则缺乏中国国企所具有的竞争力。中国国企在摸索中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国企的成就来之不易，其改革仍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深化，其波澜壮阔的实践可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我们开展国企发展史研究，目的不仅在于书写其历史，更在于总结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国企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其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开始建构，从而有利于推动其相关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龙登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华传统的中国经济学解释研究”（2023JZDZ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