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曾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闻之欣喜不已。今则皇皇大著，已在眼前。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时心情，正司马迁所说的“心向往之”。《文集》共十一卷，一至三卷收录先生五十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著，四至五卷是有关张謇的研究，第六卷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论文，第七卷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取证，八至十一卷则是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霨（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后来过从渐多，课外也时常请教，真是获益良多。那时曾写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便得到先生具体的指教。受教之余，遂产生了回国后追随先生到华中师大任职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为我是说客气话（那时拟毕业后回国的确实不多），仅漫应之。后来我将毕业，先生确知我要回国，乃托曾在普大进修的陈时伟兄带信，欢迎我去华中师大。但人生缘分，有时就悭一间。陈时伟兄那时已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恰遇他导师转校，随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带到时，已是半年以后，其时我已确定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了。

长时间追随的机会虽然失去，短期的师生之缘却一直是我珍贵的记忆。因国内多以在某师名下念过学位视作列入门墙的标准，我亦恐有辱师教，故未敢公开表出这一段师生之谊，谨在私下通讯时以师相称而已。2005年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大曾开学术研讨会庆祝，我才首次在与会的拙文末尾略及这一渊源。

普大一别之后，开沅师仍诲我不倦，一直关注扶掖我的学术“成长”。前辈风范，感人至深！而先生的学问言说，更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每读先生文字，或有机会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开沅先生的史学，向以识见和裁断著称；即使讨论具体史事，也都逾越所谓“就事论事”的层次，具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如先生曾提出，“研究辛亥前后历史，有两个名词不可不加注意，一曰风气，一曰潮流。”我的感觉，不仅先生对辛亥前后的观察如此，他的整体研究，也都注重时代的风气和潮流。先生曾注意到，在20世纪初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非常注意利用这既存的信息网络，而上海也正是以东京为中心的留学生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口集散地,结果形成一个传播革命舆论的“东京-上海轴心”（《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章开沅文集》第3卷）。

窃以为这个“轴心”或不止于传播革命舆论，当时与革命党人竞争的言说群体，大体也存在类似的“轴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转向“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无疑会促成晚清史研究较大的新突破。

先生又曾指出：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们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章开沅文集》第6卷）。这更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不仅适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趋新人物，大体也适用于进入民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趋新人物。中国读书人从清季开始的反传统倾向，基本都可由此视角去认识和理解。

先生一向主张研究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看问题。他特别赞赏法国史家布洛克所说的，“要揣摩前人的思想，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让位”（《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章开沅文集》第10卷）。很多人爱说“同情的理解”，而陈寅恪说得极为深透，先生多年来便“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

能常对人言者，当然是自己治史的心得。先生的研究，一向秉持“了解之同情”的取向。如清季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虽已有三民主义的观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说，往往侧重于其中排满的民族主义一端，可说是“一民主义”。川人雷铁厓于1907年便曾说：“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段话是有些“种族主义”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时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故其“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这就透过言说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从而点出了当时相当一批人言说的实际指向。

以上不过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几篇小文中的见解，已如此振聋发聩。类似的睿见，在《章开沅文集》随处可见。则文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见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过去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这一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多少针对着这样的看法，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

的确，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都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见其大。严复曾说，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盖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样看来，不熟悉宋以来的历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不容易认识清楚。

同时，清儒素重汉学，读书识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有意面对一般人立说者，也随时都在引经据典。后人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几乎无法了解其言说的实际所指。而近代中国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响之大，更已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若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发展，会大大束缚研究中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性的提醒。

这方面先生也有具体的示范，即提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研究，要注重“三个一百年”——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并不充分，则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准备是不够的。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这样的时代巨变认识不足，研究自有缺漏。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后，世界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如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流失的紧张、“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并进等，都影响到人类今后的命运，很难选择单向的解决，只有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有更深入的领悟（《辛亥百年遐思》，《章开沅文集》第3卷）。

且开沅先生不仅提倡别人“走出中国近代史”，他自己早已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关照着整体的史学。很多学者讨论的“史识”，先生也非常重视，多次言及。在一篇小文中，先生在探讨史识的同时，进而提出“史感”的概念，说出了不少人（至少我自己）想说而没说的话（《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下同）。

先生由诗言史，通过苏东坡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名句，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他“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在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就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晚清张维屏的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并不流于黯然的伤感，而以“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结尾，同样寓史感于“千古”之中。两皆如柏格森所谓引入空间观念的时间，将“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

先生特别指出：“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窃以为，史感虽非与生俱来，仍有资质禀赋的一面。现在大家都注意“学术正确”，所以老师不太敢讲天赋。其实毋庸讳言，治史确有靠天分、直觉的一面。史感好不好，人与人的确是有差异的。但这方面的能力又是可培养的。就像游泳一样，有的人“水感”好，这样的人相对较容易进展到“水性”好的程度；但游泳终是人人都可学会的，且一经学会基本可以终生不忘。识力或多靠解悟，学力则凭积累，是可以训练、可以培养的。先生强调“史感并非与生俱来”，正是要鼓励治史者在实践中“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

治史到此境界，就不致囿于研究对象的时空界限，也无所谓“走出”与否了。且开沅先生虽是学人，却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他年轻时便有报国救亡的经历，听说后来也几次有“大用”的机缘，却因经常口出“真言”，都擦肩而过。惟人生之阅历，总蕴涵于学问之中，又出于学问之外。像开沅先生这样识见宏通的大家，如王阳明所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此次《文集》为读者考虑，各卷独立出售，则专家与非专业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于无物不照之中，领会先生随感而应的智慧。

先生有一句众皆熟悉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对先生个人而言，或类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对后辈学人来说，则不啻船长的“行驶海图”。愿与《文集》的读者分享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彼此努力，在史学的涛涛瀛海中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