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其时开沅师还在海外讲学。翌年春，开沅师回国。记得第一次见开沅师的情景。此前从师兄们那里听到一些开沅师如何严厉的“故事”，见面前难免有几分惴惴。那天特意提前到所里，等见到开沅师，罗福惠老师刚介绍我，开沅师即含笑点头说：“啊，你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写得还不错，离开台湾前，我将它转赠给了‘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两句话一下解除了我初见名师的紧张感。事后我和何建明师弟说：“老师和蔼可亲，没有传闻的那么可畏啊！”
之后数年和先生在同一层楼办公，几乎朝夕相处。先生一直是煦煦春阳，从未疾言厉色。亦因为此，我和建明在先生面前说话、聊天也非常放松，有时甚至有些放肆。以至于朱英师兄对我俩说：“以前的学生和章老师说话都紧张，你俩和章老师说话真随便。”后来又听师母说，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性情确实变得温和多了。
据我的观察，章门弟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成才率明显高于后期。这和先生对弟子态度的由严转温，不知有没有一定关系。也许只是巧合吧，因为整个学界都有“60后”不如“50后”的趋势。
1994年9月，我和建明都跟随开沅师读在职博士。开沅师没有正式给我们开过课，而我们在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受教的机会。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办公条件不错，每人有一间办公室。在研究所四年间，大部分时间能在办公楼见到先生。除了正式向先生请教问题，更多的机会是和先生闲叙。而闲叙中的受益更远胜于课堂。也因为是闲叙，即使不成熟的想法，也敢于向先生提出，请先生指点。先生或赞或否，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让学生有开窍之感。
对于博士论文选题，我没有考虑继续做留学史，而想另辟新径。当时大体聚焦于两个题目：一是教会大学的校园文化；一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权。先生当时刚创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我也是中心成员之一。第一个题目即是因应中心而拟。先生对这两个选题均表示认可。而我权衡再三，最终选定基层政权研究。当时国内的民国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央层面，对基层政权几乎无人问津。对民国档案的利用，大家也都指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尚少有人利用地方民国档案。而我有意利用省县档案馆所藏档案来做研究，得到先生的赞许与鼓励。
开沅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向来给以宽松自由的思考空间，鼓励学生自由选题，“走自己的路”，绝不强勒学生跟随自己的兴趣去做。亦因为此，章门弟子的选题是多元的、开放的，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地，甚少交集。开沅师本人的研究更是多点开花，而且点与点之间还跨度很大。每一领域几乎都是开拓性的。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莫不如此。学界的常态是，一旦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就固守那一领域，矢志不渝。这样做的好处是驾轻就熟，可以精耕细作；只是难免有学术“内卷化”的风险——有增量，而无增长。而开辟一个新园地，需要数年的积累才能有产出。但每一园地的开辟，均具有很高的学术创新度，并可引领年青学者。开沅师对自己的学术多元取向，自解为“喜新厌旧”：“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不过开沅师也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
这些年来，内心非常敬佩老师这种“喜新厌旧”的精神，亦试图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深感开拓新领域之艰辛。开沅师曾告诫：每人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专精的领地才能在学界立足，但视野一定要贯通，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年，眼界不可太过局促。后来先生又提出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中国史”，认为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越做越小。先生还告诫，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开沅师一贯主张“参与史学”，认为史家必须有适度的现实关怀，史学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还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史学应该在对过去的研究和现实的需要之间适当地寻求一种契合点，但强调“参与史学”不是御用史学，不是应用史学，不是影射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开沅师的这些史学理念，我不仅铭记于心，亦内化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只是先生的境界难以企及。
日本学者认为开沅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的研究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观察，如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描述辛亥以来知识精英“只争朝夕”的急切与急迫情绪等，均别出新意与深义。先生认为群体是个人与阶级之间的中介，值得重点研究，故章门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会群体之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位于《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亦基于此。之后我的研究，无论是民国政治史、国民党组织史，乃至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均适度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致力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关注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社会心态等，有别于传统政治史侧重“人物”、“事件”、“过程”之路径。大体而言，社会科学比较注重规律、结构、一般性、普遍意义等“不变”的一面。而历史研究则重视“变”，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社会科学重视“求解”、“求是”；历史研究则重视“求真”、“求实”。在社会科学的学者眼中，历史学者只会“就事论事”，不能上升到宏观的理论高度讨论问题；而历史学者则瞧不起社会科学的学者空谈理论，食洋不化。其实不同学科各有优长，是可以互补而不必互斥的。只要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历史，任何学科的方法均可借鉴。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方面，我是深受开沅师影响的。只是先生的功力实在难及。去年重读先生发表于1991年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一文，其感受仍十分震撼。
记得开沅师说过：“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这句话很能形象地表述开沅师对弟子们的细心呵护与关照。先生不仅开辟一些新领域引导学生们去做，更为学生创造和争取各种学术资源与机会。去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出版学术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书写两岸史学交流》，内中提到，1995年，章开沅先生专门给他（时任所长）写信，介绍王奇生申请台湾地区的中华发展基金，希望三井所长协助。我记忆中，当时只和开沅师闲聊中提及申请中华基金一事，没想到先生私下为我写信求助。而先生从没有告诉过我写信一事。若不是20年后看到三井教授的回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1997年，我北上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读博士后。1999年出站时，近代史所希望我能留所工作。当时我为此事深感为难。因为要让华中师大“放人”是一件难事，更感纠结的是，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将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来工作，第二年就让我在职读博士，不仅受恩于老师，也受恩于历史研究所，未曾为历史研究所效力即要求调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将自己的心事向先生坦陈，没想到先生的回答是：“能进近代史所工作，十分难得；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当然，不要告诉别人是我鼓励你离开的，否则我不好向校方交待。”我一直保守这一“秘密”，现在说出来，想必已无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