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清晨，章开沅老师在武汉养老院的寓所中安详离世，离7月8日95周岁生日只差40天。按传统的说法，章老师这一生称得上“寿满天年”“福寿双全”了。以我老家的习俗，这算是喜丧，晚辈们不能哭的。但当我从微信群里得知消息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修改课件，下午要给外国语学院提前批录取的新生讲山东大学的历史，因为提及与山大创办有密切关系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即齐鲁大学前身），我在课件中引用了章老师对教会大学的评论，还放了章老师的照片和书影，没想到这次课就成了我悼念章老师的方式。下午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神思恍惚，讲到章老师处几近哽咽，不能自已。同学们有些惊诧，我只好如实相告，画面中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今天去世了。
2020年的新冠疫情虽然对章老师没有造成直接影响，但据华师同事们说，章老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步行去办公室了。11月中旬华师与哈佛燕京学社等举办“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的国际会议，原本是线下开，我想正好可以回武汉看望老师。但会期临近疫情又起，外地学者改为线上参加。章老师还是到研究所会议室出席开幕式，做了半个小时的主旨发言，强调“如果不研究在华传教士，中国近代史就丢掉了一半”。章老师的思维、语言还是那么清晰、连贯。不幸的是，会议后不久，章老师就在家里摔了一跤，自此以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随后章老师与师母黄老师搬进医护条件较好的泰康之家（楚园），身体有所好转。但因楚园疫情防控严格，限制外人探望，直到2021年4月6日，我才有机会和师弟张晓宇一起回武汉看望老师。
那天下午，我们在寓所楼下大厅跟章老师、师母见面。章老师坐在轮椅上，气色很好，也很愿意谈话。我拿着《手泽珍藏——章维藩函札手稿汇编》向章老师请教。谈话中晓宇问章老师一封信的事情，章老师说“不是早就给你了吗？”晓宇这才想起章老师确实给过他了，可见章老师此时记忆力还不错。但万没想到，仅仅52天后，章老师就遽归道山。
5月30日，是我们与章老师告别的日子。武昌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摆满了师友和社会各界敬送的花圈，前来告别的人挤满了整个大厅。许多经年未见的师友从各地赶来，有人甚至连夜驱车近千公里，专程来送章老师。此情此景，让人动容。章老师生前誉满学林，身后哀荣备至。
10月20日，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举行了章老师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我们跟章老师做最后的道别。老师生前强调“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帮助石门峰公园规划设计，提升了该公园关于辛亥革命和武汉抗战等历史纪念的内涵。公园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专门辟出了一块宽敞的青草地，让老师魂归自然。章老师喜欢小草，经常自谦是“一株野草”。老师说，小草虽然“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但其“生命意志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这完全是老师一生奋进精神的写照。章老师为历史学科、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华师也为国家操劳一生，就在这片美丽的青草地上安心休息吧。
章老师离世后，师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写下了众多情真意切的怀念文章，读来都那么感人至深，而且让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关于老师的故事。我发现与章老师有过交往的人，甚至仅有几面之缘，心中都有说不尽的章老师！章门弟子更是对老师有讲不完的恩情。这不由得让人感叹，章老师这一生，不知给了多少人教诲、关爱和切实的帮助；章老师的言传身教，不知影响甚至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轨迹！马敏老师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概括章老师的人生，实在太合适不过。
1997年7月，蒙章老师和马敏老师不弃，我有幸忝列门墙；直到2014年7月我离开华师到山大，我跟随章老师学习、工作了整整17年，从一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大学老师。即使在我离开华师后，章老师也不时给我指导、鼓励。我天生愚钝，后天努力又不足，学术业绩与章门其他优秀弟子相比，恐有辱师门。但我想，如果没有章老师长期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不断鞭策我、帮助我，恐怕我都无法成长为现在的自己。对此，我永远铭感在心。
从章老师去世那天起，我就在想怎么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每忆起老师的恩泽，都有点情绪激动，竟不知从何写起。愈是庄重，愈发不敢轻易动笔。我想从我记忆中捡出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讲一讲，或许章老师都忘记了呢，因为他对弟子们所做的事太多了。还是从我入章门说起吧。
我最早听闻章老师的大名，还是在山大上大二的中国通史课上。讲到辛亥革命时，老师提到章老师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我当时是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对章老师的研究了解还不多。1994年秋，我考入山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李德征、李岫等老师指导下，我对章老师以及章门弟子马敏、朱英等老师的研究有了更多了解。受他们影响，我对商会史研究特别有兴趣，毕业论文想研究济南商埠商会。济南在1905年建立了总商会，到1911年又成立了一个商埠商会，为何要单独成立这个商会，这两个商会什么关系？当时还没有人研究。李老师同意我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我收集了一些基本材料后，就分别向朱英老师、马敏老师写信谈了我的研究设想，并请他们指教。两位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挂号寄来他们刚出版的大作，这让我备受鼓舞。可等我想去济南市档案馆查阅商埠商会档案时，该馆正对这历史档案进行缩微处理，不对外开放了，这一研究就此停宕。那时还在山大任教的陶飞亚老师告诉我，可以利用省档案馆的齐鲁大学档案做研究。我本科毕业后曾在该馆工作两年，环境还算熟悉。为能按时毕业，我赶紧去查阅齐大档案，并最终以“齐鲁大学经费研究”为题做了毕业论文。因材料比较丰富，写作也很顺利。
但我准备考博时还是想做商会史研究，那最好是去华师读。章老师地位太高，高山仰止，我不敢报考。我就写信给马敏老师表达意向，没想到马老师很快回信表示欢迎，但建议我联系章老师做导师。马老师还告诉我，华师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将来不一定非要做商会史研究，也可以做教会大学史，并希望我尽快去武汉面谈。
1996年12月17日，我从济南坐火车去武汉。那时还是很慢的绿皮火车，要颠簸一整夜，座位票也很难买到，半夜到郑州后才有空座。到武昌正好是早晨上班时间，我进学校后就直奔历史研究所，在走廊正好遇见朱英老师，因为我在书上见过朱老师照片，一眼就认了出来。朱老师把我领到章老师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内心颇有些胆怯，自我介绍都磕磕巴巴。章老师见我有点窘迫，就说马老师跟他讲了我的情况，让我坐下慢慢说。我就把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初稿，一篇关于周馥与山东近代化的会议论文，以及将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译文（陶飞亚老师指导）呈给章老师，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所谓“研究成果”。
章老师翻阅了我的毕业论文，说看上去还可以，能用本地档案材料很好，但齐鲁大学还有很多档案是在耶鲁，你还没机会看。随后章老师告诉我，美国鲁斯基金会出资把耶鲁所保存的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档案做成了缩微胶卷，只有三套，耶鲁保留一套，一套给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套就在华师，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章老师又谈到了成立不久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介绍了中心成员和正在出版的丛书，并送给我最新的一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最后，章老师给我讲了三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硕士阶段对教会大学史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可以继续做下去，欢迎来报考我的博士；如果你明年考不上，也可以先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不管是读博还是在中心工作，你都要学好英语。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了十几秒，然后才回过神来，答应章老师一定努力。章老师与我谈话的时间大概也就半小时，但从此决定了我今后的路。马老师当时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公务繁忙，直到晚上我才去马老师家见面。马老师还请王奇生老师过来，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马老师说，我们就按章老师的意见办，让我好好准备明年春天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至此，我才明白，马老师让我来见面，相当于提前面试了。
转过年来，我和女友考博都成功过线。过了一段时间，马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章老师考虑到你们两人同时读博，助学金很少，生活会很困难，打算让我先入职，保留学籍一年，学校还可以分给我一间平房。两位老师想得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就这样，1997年7月，我硕士毕业就来华师报到，成为历史研究所（1998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员。
章老师从1990年8月到1994年3月，先后在普林斯顿、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日本、台湾地区等高校任教、研究，1995年年初又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7个月，海外访学期间与众多学人结下深厚友谊。章老师回武汉很长时间内，仍经常收到海外友人的大量来信，我在所里前两年经常协助章老师复函。那时个人电脑和网络还没普及，但中心办公室有一台进口原装的康柏电脑，而且还连通了网络。马敏老师大概是所里最早使用个人电脑和电邮的老师。那时我和章老师都还没有自己的电邮，对外联络都是用马老师的个人邮址。我每天早上去中心办公室检查邮箱，把收到的电邮打印出来分送给章老师和马老师，然后再根据老师的意见代为回复。当时大部分电邮都是英文的，我以前从未写过英文信，一开始都是我先拟个草稿，然后请章老师过目、修改，从句法、标点到行文格式都有改动。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句号必须要用英文输入模式的“点”来表示，不能用中文的句号，这个常识还是章老师教我的。章老师非常注重维护与海外学者的友谊，每到圣诞节和新年，都要我们准备数十张贺卡，亲自写上几句话，签上名。章老师跟我说，不要小瞧这张卡片，它让人感到温暖，这就是友谊。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知道为什么章老师朋友遍天下了。
我到研究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就与章老师有关。1997年12月正值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国教育报》想发篇关于章老师如何发现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文章，马老师指派我来写。因为章老师的大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其他文章对此讲得都很详细，我根据这些材料很快就写好了，给章老师和马老师过目后就传真给报社了。没几天，文章就以《铁证》为题见报，排了满满两个整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章老师亲自翻译的贝德士文献中的材料，但文章的作者署名却只有我。更让我不安的是，报社很快给我寄来了6000多元，说是稿费加奖金。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可称一笔巨款。我想，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是章老师一点点从耶鲁神学院档案中爬梳出来的，我不过是把老师的文本再加工而已，原创贡献很少。我去邮局取了钱，去章老师办公室说明原委，想把钱给老师。但章老师坚决不要，让我拿着去“改善生活”。我一再表示我不能要，推来推去，章老师突然有点不高兴，我吓得赶紧退出。我又去找马老师，马老师就说你就不要坚持了，这是章老师对你的关心。我用这笔钱置办了好几样家具电器，刚分到的很简陋的小平房顿时有了家的感觉。
章老师曾说，做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史研究一定要面向海外学术界，他们材料多，研究也比我们成熟。因此，章老师总是想法设法为年轻人创造海外访学的机会。1998年初，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的创所所长马爱德先生（Rev. Edward J. Malatesta, S. J.）和吴小新博士来中心拜访章老师，商谈交流合作。不幸的是，马先生在香港转机回国旅程中因突发疾病去世。利玛窦研究所为纪念马先生，设立了马爱德青年学者奖学金，资助博士生去美国访学三个月。得益于章老师的推荐和吴博士的支持，我有幸成为马爱德基金资助的第一位博士生。我得以有机会去旧金山大学、耶鲁大学访学，并收集我博士论文的材料。
但第一次赴美过程并不顺利。去北京美国使馆签证处面谈时，签证官问我每月工资有多少，我实事求是回答说相当于110美元。签证官没说什么，直接把我的护照和申请材料从窗口退回，完全没看材料中邀请方每月1500美元的资助证明。我回来很沮丧地告知章老师，老师安慰说，被拒很正常啊，我给你写封保证你回国的推荐信。再次申请，终于顺利通过。
1999年10月，我以一个在职博士生身份第一次出国访学。因旧金山大学给我买的机票是先从武汉飞香港，再经停东京到旧金山。我在武汉天河机场顺利登机，正在畅想第一次出国旅行的种种美景。但离起飞时间还不到10分钟时，突然有两位边防人员上了飞机，直奔我的座位，让我出示护照和机票，还询问我许多问题，我一一如实作答。最后我补充了一句，我说我是华师章开沅老师的博士生，老师同意我出国的。这时其中一位警察说“我认识章老师”。就这样，我顺利抵达旧金山。
我到了美国后，章老师还教我怎么适应美国文化和礼仪，怎么做才算得体。章老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出访海外，九十年代初在美国任教、研究三年多，按老师自己的说法他是个“老留学生”，我则完全是个“土老帽”。旧金山大学举办国际会议，邀请章老师作嘉宾。我比章老师早到了几天，就去机场接老师。我接过章老师的行李箱，又想去把老师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也拿过来，但老师坚决不让，还给我上了一课：在美国你不要按中国尊老的做法，要理解老年人的自尊，除非他们要求，不要给他们提包，也不要随便去搀扶他们，除非他们真有困难，可以跟在一边随时保护。自此以后，我陪同章老师出差，都是按此指示来做。一直到章老师晚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要走很多台阶，他也从不让别人搀扶。
那天晚上会议主办方安排了冷餐会，章老师稍事休息就赶来了。与会学者很多，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我就跟在章老师身后，不时给章老师加菜、倒饮料等，还一个劲儿跟老师说要吃饱。章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说这样的冷餐会意义不在吃，你看大家都在交流，你也不要照顾我，你要主动上前去找学者谈，做自我介绍，不要害羞，英语说不好也不要紧，跟人家交换个名片。章老师就把我拉到几位他熟悉的朋友面前，其中就有后来给我很多帮助的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玛丽（Martha Smalley）女士。会议期间，章老师还让我注意学习怎么做presentation，无论怎样都不要超时，还鼓励我积极提问等等。茶歇时，章老师也不忘介绍我认识一些知名学者，包括鲁珍晞（Jessie Lutz）、裴士丹（Daniel Bays)、狄德满（Gary Tiedemann）、劳泰瑞（Terry Lautz)等教授，都是那时认识的，他们后来都给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章老师教我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常识，但对当时的我却是醍醐灌顶，让我比较快地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访学期间所到各地拜访学者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因为我是章老师的学生而受到热情接待。这次美国之行虽然只有短短3个多月，但收获远超我的预期。特别是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两个月，因为看了不少差会档案，我决定将博士论文的选题由教会大学的农学研究，扩展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回国前我给章老师写信，开玩笑式地说，您的名字就是我的“护身符”，让我在美国一路走来都顺顺当当。
我刚工作的那些年，陪章老师外出开会或讲演比较多，这都是我向章老师学习的好机会，这包括学习如何工作、待人接物等。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98年春天，我和同门王薇佳陪同章老师及师母去南京大学讲学，同时也为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与南大出版社商谈。我们去了章老师房间，发现老师已早早把我们翻译的资料分门别类，在桌子上摆放整齐，等出版社杨金荣老师来访。章老师带我们把问题全部梳理一遍，这样交流起来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那时从南京到武汉还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上海中转。卧铺票很难买，因此回程的火车票委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代购。徐老师古道热肠，很快就买到章老师和师母的软卧票。我们约定到火车站见面取票。那天清晨，我们乘坐一辆中巴从南京赶往上海火车站，但由于一路下雨，师傅不敢开快，到上海站时离火车出发已不到15分钟了。路上我曾跟徐老师手机联系过，但好像忘记确定见面的具体地点。当时手机还是很贵的通讯工具，我和章老师都没有，这次出差是专门向马敏老师借的。火车站入口处人山人海，很难发现徐老师的身影，我立即给徐老师的手机打电话，但要命的是能拨通但听不见他说话。我非常慌张，对着手机大声喊我们在哪里哪里。这时章老师跟我说，别喊了，不要催徐老师，徐老师血压高，我们大不了就在上海住一天嘛。所幸的是，离开车还有5分钟的时候，徐老师出现了，跑得大汗淋漓，原来他是去了软卧贵宾候车室等我们，他能听见我说话，又折回普通进站口找我们。现在想来，当时我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上车后我跟章老师检讨，差点误了行程。章老师笑了笑，说以后遇事不要慌，要多替对方考虑。
章老师总是体谅他人，不轻易批评人。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2002年8月，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日本友人松冈环女士要来武汉调查。章老师因去韩国开会，让我和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朱长义负责接待。其实我们俩对日军侵略武汉的历史都不熟悉，朱同学的专业是古代史，只是业余时间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有兴趣，经常向章老师请教，老师就记住了他。当时我们也来不及去省市档案馆详细调查，只能赶紧分头查阅已出版资料，以期对日军在武汉地区的侵略史实有个基本了解。
我们陪同松冈环代表团去了武汉多个遗址调研，又在宾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先把了解的基本史实跟代表团作了报告。在交流阶段，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如“日军在武汉杀死多少人？”“在武汉有多少慰安妇？”“日军在武汉有无细菌战？”等，我和朱同学都很诚实地说还没研究过。尽管如此，我感觉双方交流还是很融洽、很有收获，尤其是松冈环一行不辞辛苦来武汉实地调研，他们严谨、求真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们也对自己和本地历史学者没有开展此类调查研究工作深感惭愧。
跟随这次访问交流活动的有一位《长江日报》记者，还是华师历史文化学院毕业不久的校友。第二天《长江日报》刊出了这次活动的新闻，标题是《日本小学教师问倒武汉博士 武汉沦陷史亟待发掘》。我跟朱同学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没有很好完成章老师交代的任务。章老师回国后，我把松冈环托我转交的两件礼物送给老师，把《长江日报》报道也拿给老师看。我给老师坦承，我们两人准备不足，确实也回答不了松冈环代表团的问题，请老师原谅。章老师看完报道，说这个报道主旨还是对的，催促我们加快武汉沦陷史的研究，但这写得太简单了，没有把松冈环一行的目的和他们的可敬之处表达出来，且本末倒置，把你们俩也扯进来了。又说，这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上来啊，总不能写成“日本小学教师问倒章开沅”吧，“这很不像话啊”。章老师说，这不是你们俩的问题，我跟《长江日报》的人说一下。我补充说这位记者就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生。章老师就笑了，说看来还是我们培养的问题啊，我们没教好学生啊。章老师就这样宽慰了我和朱同学。
我刚来研究所时，曾听前辈老师说章老师是很严厉的，甚至有时也发火。但我在所里的这十几年，感觉章老师对我们都是很温和的。只有一次，我犯了错，在一次不该我发言的论文答辩会上，因为观点不同，我言语冲撞了一位年长的老师。这并非是我有意去冒犯他人，确实是我容易冲动的性格所致，我觉得我给章老师丢脸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章老师办公室说明原委，认错请罪。章老师听完了，很严厉地跟我说，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这种批评别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要诚恳道歉，争取原谅。章老师又说我，你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对人真诚、言行坦率本来是都是好的品格；但直率过度，不加思考，就会变成冲动、鲁莽了，这个要不得，要改。章老师又讲了他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和所见，说明性格某种程度上能决定命运。章老师那次跟我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几天后，我向这位老师做了公开的检讨，获得了他的谅解。
我从这件事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以后每当有冲动苗头的时候，我都会立刻想起章老师的话。章老师深知我的性格缺陷，在工作中总是宽容我，不断给我提醒，校正我的方向，所幸这种错误以后没再犯过。到2003年底，王奇生、何建明两位中心骨干先后北上，马敏老师又升任华师校长，中心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章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负起研究中心的管理责任，以中心副主任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在章老师的指导下，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难，因为章老师早已铺好了路。当时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但研究中心情况要好得多。因为章老师在海外的影响力，从上世纪90年代起，鲁斯基金会、亚联董等机构连续资助研究中心，中心因此有充足的预算组织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暑期班和论坛，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丛书，建设资料室，使得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章老师特别重视中心的文献建设，多次叮嘱我，对西方差会档案和出版著作应买尽买，要舍得花钱。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等许多差会档案的缩微胶卷，以及耶鲁所存的《西方眼里的中国》等档案、书籍和期刊的缩微胶卷，都是这一时期购入，花费不菲。再加台湾林治平、王成勉等海外热心人士捐赠的资料，到2005年，中心所藏的教会大学和基督教史研究文献，种类和规模在国内都首屈一指。章老师强调文献中心要成为天下学术公器，要对国内外的学者免费开放。很多资料在公立图书馆要么不准复印或拍摄，要么费用高昂几十元一张。中心资料则全部公开，而且拍摄免费。很多学者特别是攻读学位的硕博生们因此受益最多，对此非常感激。这给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我们依然坚持了下去，因为这才能真正体现章老师开放的胸怀、嘉惠学林的初心。
章老师广博的人脉资源更为中心的交流工作助力匪浅。我曾跟章老师开玩笑，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是“打章老师的旗帜以聚天下学人”。因此，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国际会议，总是响者云集。从2002年中心设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讲座以来，我们先后邀请了鲁珍晞、白吉尔、巴斯蒂、钟鸣旦、梁元生、王国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满、周锡瑞、裴宜理等众多国际一流学者担任讲座教授。他们或是章老师多年的至交好友，或是曾受章老师教益的晚辈，都以担任讲座教授为荣，作为向章老师致敬的方式。
从2004年到2008年，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了五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从2009年开始又举办了四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多位知名学者来授课、指导。正因为章老师的号召力，这些名教授从未拒绝，青年学者和学生报名更是非常踊跃。当年参加暑期班和论坛的不少同学，现在已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骨干了。
无论是暑期班还是论坛，我都请章老师在开幕式上讲话，章老师每次都要兴致勃勃地讲上半个多小时。章老师讲话一向都是幽默风趣，大家掌声不断。章老师结合自己研究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一领域从过去的“险学”到本世纪初所谓“显学”的曲折历程。章老师曾多次引用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此鼓励参加暑期班和论坛的青年学子，不要因为当前热闹而随波逐流，而是要为寻求真理去研究，要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寻找自己的学术之路。
巧合的是，暑期班或论坛每次开幕的日子大都跟章老师7月8日的生日前后。章老师通常很不乐意我们给他过生日，但以暑期班、论坛欢迎宴会的名义请章老师参加，老师就不好拒绝了，师母也多一起参加。对大部分校外同学而言，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章老师，争相跟章老师合影留念。大家一起为章老师唱生日歌，分享生日蛋糕，其乐融融。章老师也非常开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最欢喜跟学生在一起了”。多少年之后，暑期班的同学聚会时还常常提起这段令人愉快的时光。
我在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的17年中，跟着章老师、马老师等诸多师长，学习了很多，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2014年，因我和妻子需要回老家照顾双亲，虽有万般不舍，还是不得已离开章老师和华师。我到山大不久，受命参与筹备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负责学术组的工作。基于章老师教导我的做事方法，加上我在研究中心组织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实操经验，虽然国际历史大会的规模要大得多，但这些经验都还能派上用场。回想起来，我所有这一切都是拜章老师所赐。
我离开华师后还是保持了过去的传统，每到年终就给章老师做个工作汇报。怕打扰老师工作和休息，我都是写较为详细的电邮，这样便于老师随时查看。章老师到晚年仍是保持早起工作的习惯，一般都是第二天大清早就回复，或指示意见，或给予鼓励。只是今年，我注定等不到老师的回复了。
师母黄老师说“开沅就是那种能让学生记一辈子的好老师。”罗福惠老师这样总结老师做人做事的品格：“先生处事以真，待人以诚，尤其于友人、师弟之道，有仁者之风，这是弟子们终身服膺的重要所在。”诚哉斯言！章老师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鸿篇巨制，还有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是一本更厚重的历史著作，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味和探索。我和诸位同门也要努力去完成章老师生前未竟的心愿，特别是对他的老师贝德士的研究。薪火相传，学脉绵延，或许才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