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大辩论”一直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叙事方式。近年来以大理论或范式为主体的“大辩论”却逐渐偃旗息鼓，多年来没有出现堪与三大主流范式相比肩的理论范式，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当前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使我们有理由对“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表示怀疑。当前国际关系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在理论形态层面表现为国际关系中“另类理论”的逐渐增加，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和了“大辩论”传统所造成的单一理论霸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科，恰恰就是其展现出来的现实关怀意识的增强和理论包容性的增加。国际关系中“另类理论”的增加，表现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关怀意识在增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发展趋势，展现出的正是其理论包容性的增加，而且也有可能借此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的创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辩论”结束之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有可能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在日渐走向成熟的现实。
问题的提出
2012年4月，在美国国际关系协会的年会上，著名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策划并推出了一个讨论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在对该主题的介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从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国际关系经历了一个理论视角不断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经常所指的范式的争论。围绕着一系列问题，这些理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些争论扩展了学科的研究焦点，塑造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今天大理论和理论之间的论战在国际关系杂志上已经不再常见”。
从此，“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13年9月，《欧洲国际关系杂志》推出了一组以“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主题的特刊，其中收录的很多文章的作者都是参与2012年ISA主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讨论的作者，这组特刊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及其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期特刊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三位编者蒂姆•邓恩、丽娜•汉森、科林•怀特联合撰写的主题文章，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终结了吗？》。三人长期作为《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的编委，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自然有着较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
三位编者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长期过程进行回顾后，尤其是对《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从2008年到2013年所刊文章加以梳理之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从范式的争论过渡到理论和平共处的阶段。有两个趋势可以用来支撑这一观点。首先，他们发现，理论之间跨范式的争论越来越少；其次，单纯的理论建构和论述理论发展的文章也越来越少了。
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当时引起的范式之争，如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等，曾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是各种“主义”和学派之间的辩论越来越少，而理论验证（theorytesting）类的文章却越来越多。
这期特刊推出后立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引起了不少讨论，令原本沉寂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该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及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伊娜纳•海米蒂•阿塔亚（InannaHamati-Ataya）针对这期特刊的评论认为，这“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集体反思的一个机会，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途径来重新思考理论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关于这期含有如《大理论的贫困》（Thepovertyofgrandtheory）、《后范式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t-paradigmaticera）等众多文章的特刊，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的理论陈述，也不在于其最后的论证结果，即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正在走向终结，而在于其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这样一个富有丰富内涵和令人深思的理论话题。
回到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确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理论范式，催生国际关系新理论与新范式的“大辩论”正在偃旗息鼓，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如果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失去理论支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生命力是否就此消亡？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叙事方式
国际关系从一战后在英国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产生到现在，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在此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在借鉴与吸收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思想精华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变迁，而这些思想传统的形成与大辩论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大辩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自身存在与理论发展的一个核心，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叙事传统。
“根据大大小小的辩论来讲述国际关系学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国际关系学比其他大多数学科更彻底地运用战斗意象来组织国际关系学的自我认知。”大辩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具有特殊意义。“在国际关系学科历史发展进程中，‘大辩论’（greatdebate）不仅是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事实，也是学科历史叙述和建构的方式”。
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大辩论的产物，之后的大辩论又进一步碰撞出国际关系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辩论中成长起来，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辩论带来了国际关系学科方法论的多元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也催生了更为精细化的研究议题，建构主义在与理性主义的辩论中渐露锋芒，并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三大支柱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五次大辩论基本上贯穿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大辩论的存在，范式间的争论激活了思想，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众多思想流派，丰富了国际关系的思想宝藏。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科新的大理论却丝毫没有踪迹，国际关系的理论资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参与大辩论的三大范式，而范式间的辩论也偃旗息鼓了。
“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知识增长方式切合波普尔的渐进积累模式，即单纯的数量增长，而不是托马斯•库恩的激进革命模式，没有出现理论质变（质的飞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演进已经停滞了，现在很难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论创新的进展也明显减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理论或学派，出现了普遍的理论创新疲惫。”
“大辩论”的缺陷与正在走向沉寂的大辩论传统
“国际关系领域有着大辩论的深远传统，但现在，大理论和竞争性大理论之间的争论与交锋看起来正在减弱”。
长期以来，大辩论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叙事方式，也是产生大理论和新范式的重要渠道。但现在，大辩论正在走向沉寂，范式间的争论也缺乏新的动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步伐正在明显衰退。
曾作为催生国际关系大理论的重要诱因之一的大辩论为什么走向沉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大辩论曾经对国际关系众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催化作用，但同样应该看到，大辩论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大辩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作为辩论双方的主体必须是大理论，即所谓“大理论才能产生大辩论”，因此大理论必须依靠简化假设，尽可能地从现实中抽离和概括出最抽象和宏观的理论，以便得到最精简和科学化的理论，这便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隔离，因此它远不能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的部分歪曲和简化。正如肯尼思•沃尔兹将现实主义科学化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得到高度的精简，但我们不应忘记，该理论的成立基于其最初一系列假设，即国家是国际社会中唯一的自主且理性的行为体，这就使国内政治过程这个“黑箱”被彻底掩盖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力图重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国际关系本应是离现实最近的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然而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大辩论却使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我们时常会发现，当我们绞尽脑汁创造出一个精致美妙的理论之后，现实的发展会马上给该理论以致命的一击，这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然而当时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未曾预测到这一结果。
其次，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一固有印象。从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历程可以看出，其大部分理论由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虽然这些理论本身大多都是在汲取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思想资源之后进行的理论创新，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们都是在被美国学者重新提出并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才开始成为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理论。直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辩论之前，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未反映在大辩论之中；即便已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辩论之时，欧洲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没有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更遑论西方之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的国际关系思想。因此，可以说“大辩论”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因为正是大辩论的理论传统掩盖了国际关系思想多元化的现实。这种“美国风格”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相对贫瘠，使国际关系失去了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和土壤。
最后，由于大辩论过分地强调论争，而忽略了理论融合和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大辩论所造就的‘学术论争’意象对于学科内的分裂和尖酸的学术对立的过度强化抑制了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破坏了学术冲突的和平解决，因为辩论者似乎都想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最后独自站立在学术舞台接受谢幕掌声，造成一种学术派别之间的割据分立，创立了一些很少参与学术对话的孤立的小集团阻碍着学术共同体的培育和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正是对话和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正是由于大辩论的一些固有缺陷，随着大辩论的沉寂，作为大辩论产物的国际关系大理论也正在从国际关系学科隐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缺乏，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理论在近十多年来不见踪影。
那么，向来以大辩论和大理论作为历史叙事方式的国际关系是否就会从此失去方向，并走向终结？
近年来，由于大辩论的缺陷逐渐显现，大辩论的传统正在走向沉寂，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正在质疑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正在走向终结。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我们在大辩论式微之后逐渐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大辩论所掩盖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国际关系中“另类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的兴起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是国际关系本质的回归，正在远离与现实隔离的大辩论传统。
（一）理论验证类的文章正在逐渐增多
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验证类的文章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蒂姆•邓恩，莉娜•汉森,科林•怀特等学者对《欧洲国际关系杂志》自2008年至2013年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后发现，单纯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类文章已经很少了，但另一种理论文章，即理论测试类或理论验证类文章却很多。这一结论与布鲁宁（MarijkeBreuning）等人于2005年进行调查的结论相一致。
布鲁宁等人对1995—2004年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内的三本最顶尖的期刊，即《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国际关系理论（IRtheory）”主题类文章在三大期刊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9%、9.0%和2.7%，就总体而言，平均比例仅为6.7%，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政策分析类主题的文章则分别占30.4%、13.9%和11.5%，远远超过纯国际关系理论类文章的数量。
理论验证类文章同单纯的理论创造类文章相比，理论性方面显然要稍逊一筹，但此类文章表现出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努力，不再将理论封闭于象牙塔中来孤芳自赏，让现实判断一个理论究竟好坏如何。
（二）中观和微观理论开始显露优势
国际关系领域内中观和微观理论的不断增加也是国际关系实用主义转向的一项重要努力。由国际关系学科以往长时期内一直被作为大辩论主体的大理论所主导，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范式被公认是国际关系理论迄今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三大理论。
作为“大辩论”主体的宏观大理论在引领学科发展，塑造学科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向、激发新的研究兴趣方面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学科发展伊始，此类大理论对于学科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随着学科的发展和逐渐成熟，大理论的弊病也逐渐显露，最典型的表现为：
其假设往往以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和过度简化为基础，从而势必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高度隔离。过去多年前，虽然中观和微观理论始终存在，但相对于大理论一直未能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然而近年来，全球治理理论、联盟与威胁理论、软制衡理论、国际规范的传播与演化研究等中观和微观理论开始不断发力并逐渐显露其优势，这些理论命题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新理论的增长点。理论不再是粗线条的宏观理论和大理论，而是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三）国际关系各种地方性学派或理论的崛起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因此，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辩论都是围绕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展开的论争，而美国之外的该学科理论很大程度上被人忽略和遗忘了。
事实上，尽管有人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但作为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不可能摆脱其地方性特征。英国学派曾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内的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动摇。自20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正在变得日益明显。
除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法国学派、中国学派现在也都表现出很强的理论自觉性。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曾经对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地方性学派做出评论，认为“北京学派已经蔚然成风气，京都学派已有丰富思想基础，德里学派还缺乏学派意识，悉尼学派的建立尚难乐观，首尔学派依附于美欧的理论，东盟学派言之过早，台北学派还缺少自身的理论思想”。
最近，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虽然其理论性稍嫌不足，但却是对美国式大国崛起与霸权兴衰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四）问题导向型理论研究开始日益增加
国际关系实用主义转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问题导向型理论研究日益增加。
传统大辩论时代的研究大多遵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路，从设定概念、提出假设，进行推理论证，直至最后设计出一个精妙复杂的理论模型，但该模型往往与现实相去甚远。
以现实主义为例，它将国家假定为唯一的理性行为体，然而目前看来，这一初始假定本身是违背事实的，国家不是国际社会中的唯一行为体，更不是一个理性行为体。事实上，国家经常作出非理性的决策，否则便无法解释战争的存在。但当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回归从问题到理论的思路，问题导向型理论研究越来越多。
如贺凯与冯惠云的《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即从现实出发，考察了为何亚洲未曾出现一个类似于欧洲的集体安全组织；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也遵循同样的思路，首先发现问题，即为什么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一个走向了大一统，一个却始终处于不断的战争和分裂状态。作者针对这一问题开始思考和寻找答案，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国际关系学科内“另类理论”的兴起标志着该学科正在出现的实用主义转向，这至少使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走向终结。
多元主义与折中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由“大辩论”构成和推动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长期贯穿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主线，然而“大辩论”本身也有其明显的缺陷。正如奥利•维夫对之所作评论：
“范式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正常的辩论。它们不能相互进行理论验证测试，因为这些理论本身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论话语体系”。事实上，在此后的两次大辩论中，因为范式之间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尤为显著，这些理论基本上更多地是各说各话，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交锋。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后期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滞。为此，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就有必要跳出大辩论的学术传统，跨越范式间的藩篱，以问题为导向，沟通不同的理论范式，架起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桥梁，并以此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国际关系学科“大辩论”的沉寂与“另类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国际关系学正在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
国际关系学发生的这一转向必然也会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体现，即为了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对研究方法进行适当的变革。因为此类问题往往非常复杂，采用单一的理论视角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地解决，这就是过去由大辩论所产生的大理论所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大辩论的主导逻辑是理论的一元化，在大辩论中胜出的理论总是力图一统天下，所以，过去多年来的国际关系大理论总是面临着很多其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然而，随着大辩论的沉寂，多元化与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过去多年来的国际关系“大辩论”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国际关系学科已经熟悉了其由单一范式所主导的事实，“大辩论”后的胜利者成为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尽管任何时期都存在着多元理论的事实。“范式间的争论”的确有助于使某一研究传统内的理论更为精致，也会增加新的经验研究，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探究经验现象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理论的进步，而它们的进步在更大范围内为持不同认识论、本体论及方法论的学术共同体所共享，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便必须被加以考虑，以便充分顾及不同研究传统的角色和局限性。依照单一的范式进行研究的确有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洞见，使理论在局部得以深化，然而却失去了真正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效用。事实上，在过去多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由于未能对多种研究范式进行互补性的融合，现在“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危险的倾向：一方面在基本理论假定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并就此展开反复不断的学术论争；另一方面则无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事态发展。”这就是冷战结束之际，国际关系理论当时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由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或者大理论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事实上往往暗示着学科的不成熟。相反，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可以容纳多元理论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并在理论的沟通和对话中共同致力于理解现实问题。多元主义意味着给予国际关系众多理论以平等的地位，相信每个理论自身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又无法对所有的事实进行全面解释，因此有必要对多元理论进行综合
从理论的意义来说，试图对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综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其根本问题在于：
它们建立在不同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要把它们的假定糅合在一起并形成逻辑上自洽的体系，同时又能够推演出一系列有实际意义的经验结论，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然而，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就认为，复杂的知识生产方式可能造成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出现重叠的假定和相似的实质性解释，因此，不同的研究传统和范式之间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以某种方式进行再组合，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更富有意义的解释范式。
分析折中主义就是当前致力于实现理论综合的最新努力。按照希尔和卡赞斯坦的界定，分析折中主义具有三个明显的标志性特征：
研究问题具有反映现象复杂性的开放特征，而不以改进范式研究或填补范式研究空白为目的；构建的中观因果理论包含来自不同范式的各种机制和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内容；其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既切实联系学术论争，也密切关注现实难题。
这三个特征是从提出研究问题、建构因果理论及解决现实问题三个层次完整地概括了分析折中主义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分析折中主义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宏大理论，而在于从现实问题出发，让理论来适应现实和解释现实，而不是发过来让复杂的现实来适应简化了的抽象理论，最后将理论应用于现实，来解决现实问题和政策难题。
这正是分析折中主义最具魅力之处，也有可能因此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分析折中主义不仅致力于实现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和综合化，而且非常重视实践智慧，将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试图扭转国际关系学科多年来存在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分析折中主义的这种实践智慧恰恰是国际关系实用主义转向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也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多元综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多元综合，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国际关系多年来长期存在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且也有可能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
结 语
国际关系从上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一直以大辩论作为其学科史的主流叙事方式；在大辩论过程中形成的三大范式或曰大理论一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也构成了该学科最为清晰和简洁的发展脉络。然而，由大辩论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叙事方式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
首先，大辩论的主体必须是大理论，而大理论的形成必须依靠尽可能地简化假设，这便易于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隔离，以至于理论缺乏现实关怀；另外，由于大辩论过分地强调论争，而忽略了理论融合和理论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最后，大辩论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致使一些未参与论战的理论容易被忽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正是由大辩论造就的大理论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使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关系现实发生重大转折的情况下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辩论开始逐渐走向沉寂。在大辩论走向沉寂之后，国际关系多年来没有出现堪与三大主流范式相比肩的大理论或理论范式，因此，一时间人们都在怀疑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正在走向终结。然而，对此我们有理由保持适当的乐观，因为，我们当前正目睹着国际关系学中“另类理论”的兴起和该学科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
当前，该学科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在理论形态层面表现为“另类理论”的兴起，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其学科中多年存在的“大辩论”传统，也有效地缩小了这一传统所造成的“单一理论霸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走向终结，然而它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正日益走向成熟？以大理论为主体的大辩论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开始丰富，然而，依靠大辩论也恰恰证实了这一学科的不成熟。
因为一门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科，不仅仅意味着其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研究理论，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现实关怀意识的增强和理论包容性的增加。国际关系理论当前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一方面是“另类理论”的兴起——它们源于现实问题，后者渴望从理论中寻求答案，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进行冥想。理论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和政策价值，因此真正拉近了它与现实的距离，现实关怀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增强，承认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价值和解释的合理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它们加以综合，取长补短，以使之更具有解释力，而非执迷于如何在论战中胜过对手，从而表现出理论包容性的增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辩论”结束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恰恰可能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成熟。如果国际关系能以此为契机，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塑，“大辩论”结束之后出现的不仅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是该学科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