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批判了国际关系学科"西方中心论"的现状,主张建立以多元普遍主义和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借鉴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有学理意义的理论建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开始在世界上产生学术性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应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个可操作性界定,同时也试图回应一些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和质疑。
关键词：全球国际关系学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华文化历史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21世纪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一个学科发展倡议，目的在于反对西方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支持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推进国际关系学科覆盖全球范畴，实现国际关系学科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显著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努力表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原创性知识生产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呼应了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成为了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大厦鲜明亮丽的组成部分。显然，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需要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平台。本文试图对这样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学科图景加以描述和分析。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
过去20年里出现了不少推动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努力，但首先正式提出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倡议的学者是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其目的是要拓宽学科疆界，重构国际关系学，使之成为“在多元基础上形成的全覆盖知识大厦”。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思想是兼容并蓄，根本原则是多元主义 (pluralism)。它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提倡非西方国际关系世界发展新的理论和思想。但与此同时它也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然是全球国际关系知识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一）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节点
标志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三个重要的节点标志。
1. 第一个节点标志是阿查亚和布赞2005年组织的一个研究项目，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重要问题
当今时代，全球化迅速发展，其影响遍及世界各个地方，而“国际关系理论却显然没有呼应研究对象全球化这一事实”。“阿查亚—布赞项目”的学者主要来自亚洲，其研究成果最初发表在2007年出版的《亚太国际关系》杂志专辑上面，后来又以论文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其之外的观点》）的形式出版。该研究项目对西方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所处的葛兰西式的霸权地位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国际关系学的这种现状不可接受，必须加以改变，而改变的基本方法就是“促使非西方思想者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
“阿查亚—布赞项目”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其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过于西方中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是西方哲学、政治学理论和历史文化，其所反映的内容是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并以其自身的方式框定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边界。经典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无一不是根植于欧洲历史、西方社会理论传统和实践。其二，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尽管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完全不存在，但是由于西方已经占据了学科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其他地区或是其他文化中产生的理论不是被压制就是被视为非理论。其三，需要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并展开和西方主流理论之间的对话。该项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呼应和反映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要求，才能产生尊重多元实践和不同历史与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该项目还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以解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日益难以解释和理解的国际关系事实，从而丰富国际关系知识的宝库。
2. 第二个节点是2014年阿查亚当选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会长的就职演讲，正式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的名称和倡议
阿查亚不仅强调了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必要性，也概括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意义、目的和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应当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一是要基于多元普遍主义；二是必须根植于世界历史而不是西方历史；三是包含而不是抛弃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四是需要将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融合起来；五是要摒弃例外主义；六是要承认多元行为体的存在。
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认为，鼓励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发展，以此拓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这对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倡议还认为，通过将被边缘化的理论声音包含在国际关系学科话语之中的方式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宝库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议程上，鼓励发现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世界多元历史、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之道，都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走向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学科的重要途径。其中，推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形成国际关系学术话语的多样化形态尤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这门学科真正具有全球意义。
3. 第三个节点是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建立百年之际推出了新著，成为有力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2019年出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百年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一书重述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阿查亚和布赞两位学者在书中指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19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年份，也就是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构建，但在1919年之前，实际上许多国际关系的思想和观点早就已经出现和存在了。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根基是西方哲学和政治学理论，其实践依据是欧洲现代化的经验。此外，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也是在欧洲首先形成的。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不仅是以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为思想启迪，而且是以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为基本依据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外围”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其结果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是从西方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思想而已”。尽管外围地区很久之前就有诸多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和观点，即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印度、日本和拉丁美洲国家也都出现了许多关涉国际关系和国家事务的思想和观点，但这些思想和观点都被国际关系的主流话语所忽视和掩盖，始终不能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体系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再次重构，其标志是国际关系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该学科里的主导地位也再次得到确立和加强。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心也从欧洲转到了美国。
1989年之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声音逐渐加强。这与全球化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呼应。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都出现了这种迹象，这些地区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灵感，国际关系学科多样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知识生产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多元主义发展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会从西方中心向全球国际社会空间拓展。知识多样化不仅是多元主义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成为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石。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不少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们开始质疑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西方中心主义做法，批评这样的学科现状无视并排斥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文化、政治和历史，其结果只能是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被边缘化。b只有改变这一现状，全球国际关系学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
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 国际关系学应反映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
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尽管不时会出现逆全球化现象，但国际关系理论理应反映全球化这一基本现实，并且应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平衡发展以响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全球国际关系学者预测，虽然现在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语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定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举行的“世界国际研究学会年会”是一个标志性转折，它不仅呼应了全球非西方地域学者的关切，而且还有意识地发出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声音。虽然阿查亚和布赞也指出，2015年“是重要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他们都相信“国际关系理论不仅需要更多地反映全球南方的现实，而且还需要朝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向发展。”
2.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应当快速发展，而且还要快出成果
现在的国际关系学科表现出了过度“欧洲中心”的状态，例如，美国和英国的理论话语主导地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源泉往往被忽略。但是，知识生产应当面向世界各地的历史和文化，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虽然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在取得了一定的多样化成就，但这最多是一种“肤浅”的多元主义，不是“核心地带之内的多元化”，因为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继续处于主导地位，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继续处于使用本地区的数据来对西方理论进行验证的边缘状态。这种学科分工不仅会阻碍知识创新和再生产，而且还会导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路越走越狭窄，不能全面反映全球国际关系的实际进程和真实面目。因此，国际关系学科现在更为迫切需要的是提出基于世界其他历史文化之上的理论，而不是继续维持“让非西方经验来验证西方理论”这种不科学的研究模式。
3. 全球国际关系学应当是一种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学科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内容为：一是寻求对现有国际关系学的深入改革；二是包容核心和外围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三是鼓励核心和外围的国际关系理论彼此交流沟通。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导者明确指出，他们不是要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取代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因为国际关系学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全球的学问，应包含西方和非西方以及全球任何地域历史文化的学术思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倡导者还认为，检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其是否具有超越原产地的能力；二是看其是否可以解释更为广泛地区的国际关系事实。凡是符合这两条标准的理论都属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各种学派共生共存、互学互鉴的知识生产场所，必然需要中国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学界同仁和理论话语进行交流切磋，以便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对国际关系知识作出的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也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自身特点的流派。但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认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十分必要。
这里，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这个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
既然是理论，就需要满足三个基本的理论条件。第一，理论是系统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灵感闪现或是零星的思想叠加。只有当纷繁的思想经过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之后，才能称之为理论。第二，理论包含概念化、通则化和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将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没有这些特征，也就难以产生学理理论。第三，理论关照的对象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质性内容。无论理论的启迪和灵感来自何处，理论讨论的内容必须是关涉国际事务的，尤其是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在这一基本理论定义的问题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任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差异。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一直存有争议。由于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理论的标识。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就走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大部分理论思考因而被排斥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这种实证主义或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界定至少是不完全的，不能涵盖整个理论范畴。依照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原则建构的理论是理论，但以其他方式建构的理论同样是理论，比如偏重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国学派。因此，基于将理论界定为系统的思想这一定义，本文认为：只要是经过概念化、通则化、抽象化处理的系统思想都在理论之列。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既包含以因果关系论述验证的理论，也包括诠释学意义上的解读性理论。在当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时候，广义的理论定义可以涵盖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路径，因而更有利于全球国际关系学多元格局的形成。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实践和背景知识
这是一个核心的定义性特征。它意味着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取决于理论的思想资源是否来自中华文化、历史、思想和实践。人们之所以使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一表述，就是因为这些理论的依据主要是西方文化、历史、思想和实践。比如，个体理性是西方许多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假定，而这个核心概念则是深嵌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之中的，也是西方社会背景知识之中的元素。
这就关涉到了“背景知识”和“实践共同体”等诸多来自实践理论的概念。实践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的行为主要依赖于背景知识，亦即在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显现并且又反过来引导人的实践的知识。背景知识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共同体的意义结构，而且还能够使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实践行为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而这个共同体就是实践共同体。简言之，具有共同背景知识的共同体就是实践共同体。如果将文化定义为共同背景知识，那么典型的实践共同体恰恰是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理论建构是理论学者的实践行动，必然反映他所生活的实践共同体或曰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
实践理论衍生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任何社会理论都是起始于地方性知识，其普适性最多只能是有限普适性，而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是不存在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欧美社会的背景知识，其核心概念，诸如民族国家、主权、安全等，也都主要来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实践。据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是由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共同背景知识，比如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实践。由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体并存的世界，其实践活动自然多种多样，这就为多元社会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具有自身的特色，而且还与其他不同地缘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种共生共存、互学互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诸学派中的一个学派，或称“中国学派”。既然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既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体并存共生的世界，既然社会实践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那么社会知识生产的空间也一定是多元并存的，这就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知识生产空间是一个多重宇宙，不同地域文化都可以产生有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广为接受的个体理性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背景知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明确以个体理性为基本假定，而建构主义则表现了比较含蓄的个体理性预设；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伦理关系成为共同背景知识中的重要成分，显示出比个体理性更为突出的文化特性。a再比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主权，由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因此，无政府性就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推动。但是，在历史上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时存在的东亚国际社会则更是一种天下体系，无论是东亚的朝贡体系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准国际关系体系，都没有个体国家主权和无政府性的概念。b这一方面说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地方属性和文化印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他地域文化体系中产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使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这个术语，本身就是承认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以上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定义的说明也包含了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重要原则和特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汲取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精华的基础上，努力在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和思想的对话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汲取精华，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知识和概念，而是与时俱进地对其凝练和升华，使之成为对当今世界的关照性解释和进步性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特征——借鉴中华文化的背景知识——使其具有了中华文化的鲜明特性，通过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切磋交流，不仅可以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不断发展演进，而且还可以在理论上更具创新性。此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还应积极寻求超越性意义，通过超越知识生产的本土空间，以获得比较广泛的普适性。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其间，各种理论学派和学术思想可以平等地存在、发展、沟通和辩论，最终消解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非西方问题上的界限，当然也包括消解中国/非中国这些特定时期的标识，以便形成真正意义上属于全球和人类的知识体系。当然，这样的知识体系一定是不断进化发展的，同时也是多元的和多样的，必然能够表现出人的能动性的无限可能和人类知识生产的无边疆域。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步与质疑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近几十年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客观上讲，国家间实力的消长、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新型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导致全球实力格局或力量对比态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世界的眼光开始转向非西方世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引人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主观上重新发掘自身历史、文化、实践、传统的意识增强，比如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具有理论意识，希望在知识生产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a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充分性问题，亦即不能或是不能充分解释其他地缘文化中国际关系的事实，也在全球化和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来，从而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点
客观上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初步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
1. 中华文化背景知识资源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
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流派——天下体系理论、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都“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点。b尽管这三种理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在推理和分析方法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资源。例如，天下体系的根本是“无外原则”；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关系性”；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要素则是“道义”。而这三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恰恰是这些理论的创新点和突破点。
2.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部多样性的特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多种多样性。比如，上海学者积极构建的“共生理论”，大量借鉴了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观点，强调世界的多元本质，指出世界在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能归一。因此，人类世界应当在这种多元思想的基础上提倡共生性和平与合作。再比如，叶自成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从春秋战国这个准国际体系的时代入手，在融合中国传统思想要素的基础上，以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分析中国外交的特点。在方法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更加采取了中西交互格义的方式，将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哲学思想交互使用，追寻“世界主义”的终极目标。这说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交流切磋中发展起来的。
3.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理论体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不会局限于中国大陆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广义上讲，凡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属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台湾的石之瑜和黄琼秋教授以双边关系主义为基本内容，以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讨论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关系”一词构成了其理论著述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关系转向”与关注个体利益、假定自助性国际体系等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华裔学者凌焕铭（L.H.M. Ling）主要是通过借鉴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分析国际事务中的“自我—他者”关系、全球治理等重要问题，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些研究成果都应该归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之列。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构建上的努力还有许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布赞认为，现在虽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是非西方世界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理论建构，已经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来源”。阿查亚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对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努力作出了贡献”。在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的学术专著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论述也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认真讨论。从学理探讨角度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过去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那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只是深度新闻报道不是理论创新”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主要质疑
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出现，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二元对立”问题
虽然全球国际关系学倡导者一直使用“西方/非西方”的分类方法，但有学者认为，以简单的“二元两分”的办法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类是错误的。如果将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西方/非西方”两个部分，那么显然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划分方法，势必具有误导性。所以，采取兼容并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许会更加有利于知识生产。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使用“西方/非西方”的分类方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更加使得西方之外的理论没有立足之地。本文认为，在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属于非西方理论，但又是发展势头比较好的理论，所以，这种质疑自然把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二元对立”的典型案例。
2. 关于“中国中心论”问题
从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的视角来看，任何“中心”的建立对于任何理论的构建都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领域，建立某一种“话语中心”或是“话语霸权”，都会阻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现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中心论”，或称“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根据批判理论的分析，这绝不仅仅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比其他地区开始得更早、研究体制和机制也更为完善而占据了先进的地位或中心的地位，而是主导话语有意识压制边缘话语、强化知识生产领域形成对其有利的国际分工以确保自身永久拥有知识霸权地位的产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一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起来，势必也会出现类似美国的情况，形成新的“理论话语中心”，最后可能呈现出所谓的“西方和中国两种例外主义”的“话语中心”。
3. 关于普适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尤其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一直坚持只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理论才是理论。也就是说理论无论是在何种地缘文化中产生出来的，都必须具有超越原产地的能力，不仅可以解释当地的国际关系事实，而且也要能够解释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事实。即便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倡导者，也认为理论必须能够“全球旅行”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即理论必须具有全球范围内的解释力，必须能够“周游世界”，同时还必须将反对“例外主义”作为其基本原则之一。据此推理，既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例外主义”的主题叙事理论，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也会产生“例外主义”情景的可能性。
（三）对主要质疑声音的回应
上述现象和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加以关注。这里，本文就此作出一些必要的说明和澄清，以回应那些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质疑。
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有可能导致“二元对立”，但是也有可能产生“二元互补”
众所周知，“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要条件，即需要存在两个不同的“元”，比如男性和女性、西方和非西方等。这是一个事实陈述，只表述了差异二元的存在和共在。二是充分条件，即这两个不同的“元”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只有这种关系是处于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状态下，才能称之为“二元对立”结构。如果两个“元”之间的关系是处于相互包容和相互合作的状态，那么这就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二元互补”关系。比如，当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世界分为不同文明的时候，他并没有建立一个“二元/多元对立”的结构；但当他把这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本质界定为必然冲突的时候，就明确表现了一种“二元/多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使用“西方/非西方”的说法，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具有两种差异物的存在和共在状态。二元并存互补但不相互对立，这是中庸辩证法的精髓所在，是“both-and”结构，而不是“either-or”结构。中庸辩证法一方面承认差异两极的存在，也承认两极之间的互动是生命发展的原动力，但反对两者之间具有对立、冲突、不可调和的关系。正如郝大伟（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在分析中国辩证思维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因此，“西方/非西方”的分类可能会导致“二元对立”结构，但同样也可能产生“二元互补”的对话沟通结果。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本意上就是希望看到切磋促进、“二元互补”的共赢结果。
2.“中国中心论”的观点难以成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多种思想和观点共存而不是互斥、对话而不是对立的状态，正是从根本上“去中心”努力所产生的效应。如果说现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葛兰西式的话语霸权，那么产生更多的、并存互动的所谓“中心”恰恰有利于推动“去中心化”的过程，而且在理论领域里存在“多中心”状态本身就是“去中心”努力的结果或产物。用中庸辩证法中共生互补的观点来解释，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不仅有利于国际关系领域整体知识生产，也有利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说，现在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明显滞后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刚刚起步的阶段。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恰恰是为理论构建和知识创新提供一个机遇，为争取与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展开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中心意识”的确不利于知识生产，但如果现在就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发展视为“中国中心论”的表现，则很有可能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早夭折。这种看法和主张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对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发展也是一样。正因为如此，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才能够以“去中心主义”和葛兰西式的霸权为理由，鼓励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本文认为，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分为“西方/非西方”的目的是鼓励发现和推进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推动出现百家理论兼容并蓄的知识繁荣状态，从而最终消除“西方/非西方”这类特定发展时期的表达方式。
3. 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确存在，但关键是要承认国际关系理论的有限普适性这一前提事实
根据实践理论的基本假定，地方性实践在理论建构中具有关键作用，其所用社会理论首先是地方性知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初始构建都是建立在具有特殊性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之上的。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都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比如均势理论是建立在欧洲国际关系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它较好地解释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事实，但难以解释东亚的国际关系事实，因为欧洲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实践毕竟不同于东亚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实践。美国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解释国际关系的事实，并不具有全球普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只能做到有限普适性，而无法做到充分普适性。既然西方比较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只能做到有限普适性，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苛求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完全普适性。鉴于此，本文认为，非西方理论发展在起步阶段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够解释本土现象或本地区的国际关系事实，然后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再不断获得范围较广的普适性意义，而那些完全没有超越本土能力的理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被淘汰掉。这是一个规律，同时也是减少和克服理论发展过程中普适性和特殊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结语
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理想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知识大厦，包含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互学互鉴和交流切磋中不断提升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水平和增强人类对国际事务的认知能力。当然，现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知识话语霸权仍然十分突出，远远没有达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想状态。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迹象和一定的研究成果，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典型个案。总的看，对于中国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同时存在，但是否能够推进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成为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是遭遇昙花一现的命运，最终可能还是要取决于知识生产者的能动创新能力和持续努力。（注释略）
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