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关 键 词：安全结构 双边主义 多边主义 中日和解 路径选择
一、引言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大幕的拉开，东亚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冷战的过程虽然充满了剑拔弩张，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除了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发生了局部战争外，东亚地区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和稳定的局面。然而，冷战结束后，朝核问题、东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开始凸显，各种矛盾的交织造成了东亚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持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后，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开始在安保领域突破战后体制，加强了与中国的对抗，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非常复杂的局面。
以2014年底北京APEC会议为契机，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关系有缓和与改善的趋势。然而，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改善依然是异常脆弱的。回首中日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以来的历史过程，虽然早期经历过短暂的“蜜月期”，但自冷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的摩擦开始呈现日益频繁和深化的趋势，并表现出缓和与紧张不断交替出现的现象[1]。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之间全面和解的缺失。而这种和解的缺失，无疑是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所致；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缺乏有利的地区安全结构，也是造成中日和解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本文拟从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框架入手，试图为上述中日关系循环反复的怪圈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从而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
二、东亚地区安全结构：轮辐式双边主义过剩
从地区安全结构来看，东亚地区特殊的安全结构主要体现在：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与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相对缺乏。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上的双边主义与经济结构上的多边主义形成了明显的乖离，并且这一趋势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正在变得愈发明显。由于当前东亚地区特殊的安全结构，使得中日之间和解的环境与欧洲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像法德那样的和解也就缺乏一种基于安全设计的框架支撑。
“所谓双边主义，是坚持通过两个国家间互动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理念和外交实践，即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磋商甚至达成协议或签订条约等方式来协调双方的关系。”[2]双边主义是一种涉及两方的制度安排，这就意味着同多边主义相比，双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排他性与歧视性。地区内的双边主义是在国家之间的双边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按照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轮辐式双边主义(Hub-and-Spoke Bilateralism)和蜘蛛网式双边主义(Spider-web Bilateralism)[3]。
所谓轮辐式双边主义，即多个国家围绕一个主要国家或核心国家构成的某种结构形式，而核心以外的国家之间本身缺乏紧密联系。轮辐式双边主义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来充当地区内安全与秩序的提供者，但由于围绕这个核心国家的多个国家之间彼此缺乏有机互动，因此也缺乏合作的动力，并且核心国家将有可能被拉入到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安全与秩序本身缺乏强有力的支撑。而蜘蛛网式双边主义为阿米塔·阿查亚所提出，它是在地区内多个国家之间双边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是一个密集的制度网络。不同于轮辐式双边主义，这种关系结构之中不存在一个核心国家，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嵌套的双边结构安排。蜘蛛网式双边主义通过各个国家之间复杂的双边关系网络，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地区内多边主义的缺失。[4]甚至可以说，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雏形。因此，双边主义并非一定与多边主义不相容，重要的问题在于双边主义的结构安排。
战后以至当今的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结构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轮辐式双边主义秩序安排，从而使东亚地区缺乏深度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冷战之后，更是如此。中国则由于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因此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坚持双边主义。而区域内的大部分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有的选择依赖美国的轮辐式双边主义，更多的则力求在多边主义的道路上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主导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但“与美国支持欧洲多边主义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直在东亚坚持双边主义立场。”[5]以双边主义为原则，美国在东亚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盟国分别建立起一对一的双边安全关系，打造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轮辐式双边安全结构。在解释这种美国在西欧与东亚推行的不同战后安排时，伊肯伯里指出：“在理解关于单极国家权力的两种相互竞争的逻辑时，我们有必要记住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堪称对照的历史经验。……在东亚，安全关系迅速成为双边性的。……在东亚，美国更愿意进行围绕双边协议的秩序建设，因为多边主义包含着对美国政策自主性的更多制约。”[6]借助于这种双边主义安排，美国控制了其东亚盟国，并对中国实施了长期的战略围堵。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延续了其冷战时期的安全体系，强化了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盟友的双边伙伴关系。近年来，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其对东亚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而借助这种轮辐式双边主义制衡中国的需求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东盟这种多边主义结构组织也越来越为美国所重视。但其以轮辐式双边主义为主要抓手的东亚地缘政治战略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长期以来对一般所谓多边主义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过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因此对主权和独立自主非常敏感，而多边主义则有可能侵蚀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多边主义外交，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和条约，但在东亚，由于担心陷入由他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框架而失去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所以实行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双边主义就成为必然的选项。譬如，“中国最初也反对亚太安全关系中的多边主义。中国担心东盟地区论坛可能会被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操纵用来向中国施压，损害中国的领土要求，抑制中国合法的地缘政治作用。另外，中国担心东盟地区论坛可能会发展成为西方大国手里的一种工具，用来干涉亚洲成员国的内政。”[7]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积极参与东亚的多边主义抱有很强的疑虑，因此在中国看来，多边主义对中国而言并非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在涉及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论上。但是，中国最近显然已经认识到了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自有其价值所在，因此也逐渐改变了一贯坚守的双边主义外交倾向。如积极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并推动“亚信会议”等。在东亚，中国也致力于推动具有积极意义与合理的多边主义进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首倡并积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这一多边主义安全框架。
日本虽然也曾积极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8]，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即更多的是在美国轮辐式双边主义框架保持对美协调。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与美国同调，在以轮辐式双边主义为主要抓手之外，更加重视东盟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试图将之作为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总之，一方面双边主义“目前仍然是日本政治精英人物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基石”。[9]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厘清一个事实，即日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建构一个消极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网络来制衡中国，美国则充当其幕后推手。譬如，中国提倡在解决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问题时，应以当事国双边之间的谈判为主要抓手；而日本则积极鼓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发声，企图以此为手段对中国施压。日本还在中国的周边积极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热衷于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一起形成“菱形”乃至“双菱形”对华包围圈。而这种“多边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更遑论推动民族和解!所以，所谓“多边主义”，既有一般意义上相对于“双边主义”的“多边主义”，也有具有特定内涵的“多边主义”。
不言而喻，当前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在于这一地区美国主导的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可以说，双边主义仍然是东亚国家处理本地区事务的主导方式，这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双边伙伴关系或者军事同盟在本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10]轮辐式双边主义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小国获得一定外交空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某种程度可以绑架核心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核心国家之间由于缺乏相互联系的双边主义网络，特别是中美与中日之间本身的紧张关系，使地区安全形势存在很大风险和变数。实际上，这种安全架构和情势，恰恰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在其“重返亚太”之前，与多边主义相关联，东亚的一体化进程相当顺利；而近年东亚形势突变，实际上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维护其霸权刻意所为的结果。日本则借助于美国的这一战略，推波助澜，其外交近年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主动，在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中起到急先锋作用，并借机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这就必然给中日间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蒙上阴影、增加难度。
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这种轮辐式双边主义的安全结构之所以不利于和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之后，都在扮演着制衡中国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然对美国试图主导、日本积极推动的东亚多边主义疑虑重重。“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明了多边制度的重要性。……今天，由于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该地区难以适应全球政治所发生的根本变化。”[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中越之间围绕南海问题、中菲之间围绕黄岩岛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争端的加剧，都与该地区双边主义安全结构有关。在这种安全困境造成的地区安全形势没有明确保证的时候，和解也就成为奢侈品。同时，合理的多边主义地区安全结构发育的迟缓，也使中日和解缺乏第三者的保证和中介入的角色，中日和解一直未能出现重大进展，也就不足为奇。
三、多边主义是实现和解的重要路径：来自欧洲的经验
一般而言，经典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是现代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特别是自战后以来，多边主义的发展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按照基欧汉的说法，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通过特别的安排或借由机制来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12]按照约翰·鲁杰的理解，所谓多边主义是指“按照某种原则来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13]。多边主义制度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多边主义的这些特征使得多边主义在解决诸如集体安全、经济协作等问题上，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多边主义是解决战后国际秩序，实现战胜国与战败国和解的重要路径选择。
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欧洲协调体制通常被看成是最早的多边主义实践。这次维也纳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在多边主义的安排下，不仅解决了战后的秩序问题，而且作为战败国的法国被重新接纳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并且作为一个大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与重建。因此，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对战后国际秩序基本上是满意的，法国的报复心理被最大限度地削减了，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乐于维持现状的国家。
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后，再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一战结束后，如何设计战后国际秩序、使得和平得以长期维持，成了摆在战胜国面前的最大课题。在和会参加国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组织——“国际联盟”成立了。国联最初是将战败国德国排除在外的，后来的洛迦诺会议上，德国获得了进入国联的资格。德国加入国联，一方面使得德国“取得了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此，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德国反对就不能通过。德国无可置疑地恢复了欧洲强国地位。”[14]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将德国约束在国联这一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之中，英法对德国实现了和解，德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虽然从后来看，德国加入国联有着为战争争取时间的目的，但从德国“成功地麻痹”了曾经的敌人英法等国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通过多边主义的框架安排，英法等国已经不再视德国为仇敌了。
然而，这一多边主义的安排为何未能最终阻止德国的复仇，也没有能够使德国彻底放弃历史恩怨和战争手段，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该多边主义安排仅有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从形式上来看，国际联盟作为当时世界上囊括了英、法、德、意等大国，拥有众多成员国的国际性组织，的确符合多边主义的形式安排。但就多边主义所要求的互惠性、包容性和不可分割性来看，国际联盟恰恰缺失了这种多边主义的内核。一方面，由于国联缺少美国、苏联等大国的参与，这就使国联本身成为安全需求者的集合，没有国家愿意充当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而缺少大国提供的安全保证和承诺，集体安全的权威性和效力也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英、法等国一再对德国的战争姿态做出绥靖之后，多边主义所要求的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已经沦为一句空话。
欧洲在经历了短暂的20年和平之后，再次被战争蹂躏。不同于以往的是，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开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世界的主导权转移到了美国和苏联手中。“美国必须与欧洲人谈判，这意味着同意对其权力的制度化约束并做出承诺。”[6]美国在西欧推行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将自身与西欧的安全和繁荣联系起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多边主义步伐开始加快，从最早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欧共体再到欧盟，欧洲现在已经迈入了欧罗巴共和国的门槛——虽然因为日前英国的公决“脱欧”使欧盟遭受一定挫折，但欧洲联合的大趋势不会因此改变方向，只是需要不断调整而已。在欧洲联合的过程中，也即在欧洲迈向多边主义的进程中，法德终于实现了和解。德国不仅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真诚的反省和道歉，而且选择将自己的安全同整个欧洲的安全编织在一起。由法德和解而结成的法德轴心，在欧洲多边主义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看到，美国在欧洲推动建立的多边主义地区安全框架本身是为了应对苏联，即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但在客观上，它将法德融合进了同一个框架内，而且使德法不得不为自身与欧洲安全承担责任，这种多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推动了法德和解，则是不争的事实。
德国在一战后通过多边主义安排虽然融入了欧洲，但并没有彻底放弃复仇和战争，二战后的德国却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在与法国和解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欧洲和平的坚强后盾。从德国在一战后与二战后的不同表现来看，德国对于战争的反思程度与多边主义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关联。一战后欧洲的多边主义安排偏重形式，而缺乏多边主义的内核，即互惠性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因而效果不彰，德国也没有能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二战后欧洲的多边主义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德国的安全有了保证，但德国却不得不将自身安全时刻置于欧洲安全的整体之中，于是通过对战争进行反省，与邻国达成和解，从而在实现欧洲整体安全的同时保证德国安全，成为德国战后寻求安全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欧洲多边主义的萌芽是伴随着战后秩序的安排开始的，多边主义在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和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那么，为什么多边主义的安全结构框架会有利于实现民族和解？首先，多边主义将加害者与受害者置于同一个结构框架内，同一个框架使得双方从一开始就必须面临相互接触的问题，这就为双方提供了大量互动的机会和场合。其次，多边主义框架内存在着可以发挥调停者和保证人的角色，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大量的第三者不仅可以调停双方的冲突，而且可以通过保证人的角色使和解协议得到落实，而不用担心背叛和对报复的恐惧问题。最后，多边主义造成了一种复杂性相互依赖的情势。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实现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中，双方认同逐渐发生改变，和解也就有可能在此过程中产生。
四、东亚走向多边主义的实践及其进程
与欧洲不同，二战结束之后，轮辐式双边主义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在东亚通过与日本、韩国建立一对一的双边伙伴关系，建构实现其地缘政治的战略平台。这种双边架构在冷战时期曾经长期被美国作为遏制中国，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平台。
长期以来，客观上由于东北亚的主要国家中、日、韩、朝等国关系错综复杂，也使该地区的多边主义进程举步维艰。在这一地区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无疑还是一般国际关系或特定意义上的双边主义。
与东北亚地区不同的是，东盟成为东亚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多边主义实践载体。众所周知，东盟的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并取代了东南亚联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此后，东盟进一步扩大，至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奠定了现有的东盟十国的原型。东盟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预设的作用，但在冷战结束之后，东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在东亚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并且合作的领域也开始外溢，逐渐向高级政治领域发展，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加深入。
随着东南亚多边主义进程的加快，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东北亚地区也出现了多边主义的因子，如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领导人定期会谈机制的建立等。不言而喻，东北亚多边主义进程仍然任重道远。此外，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建立了“10+3”会议机制，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同时作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步骤之一的东亚峰会，也连续召开了多届，可以说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多边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势头。
多边主义安全框架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有助于缓解东亚国家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15]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产生，是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日益紧密联系的必然结果，也是东亚地区在由“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东亚自我认同发展到了新阶段。
但同欧洲地区多边主义进程相比，东亚地区多边主义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东亚多边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六方会谈”、“东盟模式”等，或欠缺制度化、机制化安排，或制度化程度相较于欧盟要低得多，更缺乏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地区多边安全组织。这种双边非正式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在多边主义尚待成熟的时期，或许是必要且不可缺少的阶段。但从长远来看，要实现东亚更高程度的多边主义，则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整合、提升现有的合作机制与模式，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另外，从当前东亚多边主义的推进过程来看，可以说由东盟国家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呈现了所谓“小马拉大车”的局面[16]。除了美国因素外，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相互不信任，以及主导权之争，应该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东盟缺乏将东亚地区整合为统一的多边组织的能力，故而这种有些畸形的东亚多边主义很难走远，容易陷入踟蹰不前的困境。
实际上，随着美国的所谓“重返东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势头正在遭遇严重挫折。这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五、推动发展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
东亚是当前世界上最富活力和最具增长前景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被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视为全球战略利益的关键地区，而且还聚集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因此，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将直接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和解的缺失，中日关系中紧张—缓和的周期律使两国关系未能从根本上改善。那么，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汲取和借鉴欧洲的经验教训，不失时机地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最大限度确保和延长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妥善处理好地区紧张局势、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当务之急和战略抉择。同时，也借此平台，努力与近邻强国日本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以确保我国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外交政策，美日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特别是美国出于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考量，在东亚要借重日本，也是日本长期不能正视历史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推进把日本包含在内的东亚多边主义进程，把日本约束在东亚的多边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要充分认识到：多边主义是亚洲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互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形式，中国参与多边主义当然要受到亚洲国家的制约；但同时，中国通过多边主义可以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新亚洲战略，在亚洲地区真正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17]在推进东亚地区多边主义进程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现实。因此，更有效更少面临阻力的方式，或许是实行一种集体领导抑或大国协调的方式，来推动东亚多边主义进程的发展。“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日关系走向成熟和稳定，有利于中日两个地区大国实现长远和解与和谐共生。”[18]中国应该认识到，积极推进东亚多边主义，虽然可能暂时会增加自身的义务，一定程度上会束缚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实现中日和解和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路径选择，这不仅是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起历史使命的战略举措，而且我国将最终从中受益。
在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过程中，须进一步培育东亚认同和亚洲认同，树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19]。正如德国在一战后与二战后对待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所显示的那样，多边主义的效果与战争加害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由于目前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稀缺，日本对于战争一直缺乏深刻反思，这又进一步阻碍了本就稀缺的地区多边主义的生长。日本这种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姿态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东亚各国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感情，使得这一地区虽然在形式上出现了多边主义。但在各种规则制度上，特别是在地区认同上日本仍然有摇摆。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缺乏完全承担过去错误行动的能力，频频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中国国民的感情”[20]。但在中国方面，战争刚结束就以仁恕之道以德报怨，用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及时、妥善遣返数百万日本战俘及其家属。现在，除了极少数右翼政客之外，中国依然应以最大限度的宽容之心对待日本，培养日益成熟且自信的国民心态，不断超越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所带来的困惑和障碍，使得两国真正得以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与此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东亚认同与亚洲认同，树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样，中日之间全面彻底的和解才能最终实现，东亚的安全与繁荣才能有根本保障。
六、结语
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除了倡议建构新兴大国关系之外，也非常重视经营周边外交。习近平主席适时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并在亚信会议、博鳌论坛上多次建言共创“亚洲命运共同体”，意在同亚洲国家一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1]。
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北京APEC会议前中日间达成了“四项原则共识”。使两国关系自日本“购岛闹剧”后陷入战后以来最低谷的状况有所转圜，趋于缓和。
如前所言，如何打破中日之间“紧张”→“缓和”→“紧张”→“缓和”——这一周期律中的又一次循环，不仅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治智慧，同时也依赖于中日两国之间和解文化的生成，特别是多边主义建构的路径选择及其努力程度。缺少了以和解文化和多边主义路径为支撑的缓和，注定是脆弱的缓和。以推进东亚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为契机和平台，致力于培育和解的文化土壤，使和解的文化真正在中日两国之间扎根生芽，这样的和解才会真正推动中日关系重新起航，走向建设性轨道。其间，重要的是，如何将日本右翼政客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
在这样的历史性战略思考框架下，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民间外交、青少年间的交流，尤其重要。战后，中日之间通过民间、半官半民、再到政府间的文化、经济、政治互动，在“渐进积累”过程中，国民感情逐渐由长期战争形成的严重对立而趋于缓解。并以此为基础，使实现邦交正常化“水到渠成”。现在中日之间的国民感情从舆论调查的结果看，高达80％以上互相之间没有好感，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状况。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失去信心。应该认识到这不过是一时现象，中日之间诚然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以及东海海洋权益之争，但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和长远来看，依然不过是局部和一时的问题——它还能深过70年前那场长达十数年的战争对国民感情的伤害程度吗？!其间，日本右翼政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不也百般阻挠，但中日关系的历史车轮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前行，他们无不黯然下台，而安倍晋三也终将步其后尘。不言而喻，这需要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此外，在国际环境方面，美国虽然执意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但由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巨大，这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有根本不同，所以也就存在更大的妥协空间，意味着更大程度实现东亚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周边国家虽然整体上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中国、安保方面则借重美国，以求平衡，也有像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之争的国家，希望借助美国和日本等与中国抗衡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同时寻求与中国的妥协之策。这也就是说，积极合理的东亚多边主义有其内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且，其在解决东亚地区国家间棘手问题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总之，在推进东亚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进程中实现中日和解，不仅有利于中日之间解决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将日本约束在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之内，而且也必将为中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提供一种路径选择，从而为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梦”建构稳定的周边和区域环境。从长远来看，东亚多边主义进程的推进，将使中国在东亚地区舞台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必将日益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