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区议会选举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今年涉港工作的两件大事终告完结。对于建制派而言，通过政改方案和赢得区议会选举这两个目标都失利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现在才终于看清楚，要实现这两件任务，究竟会有多难。

这次选举受创最深的无疑是民建联，获得席位119席。尽管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跟上届相比，流失了17个席位，流失率将近13%。民建联是政改方案的支持者，此次席位流失很显然跟民建联在政改问题的立场有关。

反对派方面，公民党增加3个席位，民协增加3个席位。从民主党分出去的新民主同盟派出16人参选，15人当选，创出最高当选率，当选率几乎翻了一番。关于民主党，党主席刘慧卿表示增加了1个席位，有的媒体则表示减少了3个席位。没有看到确切的数字。

激进反对派社民联、热血公民、人民力量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

从传统的建制派和反对派的阵营看，最铁杆的“保皇党”（注：一些港人将建制派称为“保皇党”）和激进的反对党都遭受挫折，选民的投票意愿向中间聚拢。铁杆保皇党和激进反对派流失的票源转而投给了温和反对派。温和反对派是这次区议会选举的赢家。

另一个流向是这次选举崛起的新的年轻力量，有8名伞兵当选。这可以视为“雨伞运动”的后续反应。

这次选举结果的后续影响可以预料：

1，选票流失将形成寒蝉效应。建制派特别是民建联会开始自我设限，他们的言行举止将会变得小心谨慎，担心说错话而影响未来的选情。相应的，他们在香港政坛的影响力开始收缩，这种趋势似乎不可逆。

2，温和反对派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将成为左右香港政局的关键力量。虽然伞兵崛起，但在政治立场上，与建制派相比，温和反对派对伞兵更有亲和感。有人认为伞兵有可能成为第三种力量，笔者认为伞兵更可能是温和反对派的第二梯队。这从青年新政与泛民派协调明年立法会补选就可以看出一二。

3，在意识形态上，“双普选”和“本土主义”将双峰并立，成为两面旗帜，引导许多港人的政治诉求。港人的自我身份识别意识更加强烈和确定，其捍卫香港价值观的意愿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方面不要直接将香港的“本土主义”视为“港独”，本土主义里面也有激进和温和之分，将这两者简单划等号很可能会形成认识和政策层面的误判。笔者以为应该从历史和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中央地方关系，特别是香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在坚持“一国”的前提下，如何让中央和香港都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兼顾两方关切和利益。大陆在推行分税制的时候，是中央和地方一个一个谈下来，所以充分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大陆分税制这样的重大政策出台都可以中央跟地方直接谈，香港的治理其实也可以借鉴。

综合建制派区议会席位的流失、温和反对派的壮大和青年伞兵的崛起，中央治理香港的不确定性增加，管治难度加大。一个可能的现实性的重大挑战是，即便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没有实现双普选的情况下，泛民派有没有可能在立法会中获得过半数席位？

或许有人这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曾经追随长毛梁国雄的杨继昌近期就在诠释这个天方夜谭。杨继昌的设想是成立香港的民进党，向台湾民进党学习，吸收台湾有关经验，将香港本土政策、论述发展得更为成熟，以期成为政坛一股强大力量。

根据相关报道，杨继昌强调，该党对香港而言“既是泛民亦是本土”。他表示，希望团结所有反对派，甚至包括通常被认定为建制派的自由党，在立法会选举中制定配票策略。他预言，若配票成功，泛民派可在地区直选中获得23席，超级区议会获得3席，再加上5席功能组别以及与不支持梁振英连任的自由党合作，便可取得过半数议席。

笔者以为，杨继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天方夜谭，不可掉以轻心。这件事情即使杨继昌不做，随着形势发展，自然会有其他人来做。

自由党虽然属于建制派，但它的行为方式如其党名，“自由”任性，并不拘泥于建制和泛民的队列限制。在这个议题上它可能支持建制，在另一个议题上他可能支持泛民。自由党不喜欢梁振英，如果梁振英当选，自由党与泛民阵营采取一致行动就会不出意料。按照杨继昌的设想，这样泛民阵营事实上就在立法会取得过半席位。

若如此，即便2017年行政长官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有什么意义呢？即便2020年立法会席位仍然是保留功能界别，又有什么意义呢？那种以为控制行政长官人选就可以管治香港的想法不是真正成为了天方夜谭？

在香港总是斗来斗去，如果最后斗出一个港版“民进党”，该如何向历史交代？看问题如果总是立场高于现实，愿望代替理性，难免不会出现误判误导。所以香港问题是一个调整思路问题。政改失败和区选失利，已经给出了教训。这个事情在台湾问题上也可得到参考，过分的强调“政治正确”，高举高打，一厢情愿，最后可能“事实”都不正确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是不是应该对民进党多看一眼？

怎么办？现在的局势是，控制行政长官人选很可能是一个无用功，废了这么大劲，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特首本来已经非常弱势，待泛民派真如杨继昌所设想的，联合自由党取得立法会过半席位，特首的工作可能只是端坐官署，默思不语了。说好的行政主导呢？

如果无法完全消除港版“民进党”的可能性，无法排除自由党面对一个它不喜欢的特首，而与反对派行动一致的可能性，那么何必要在特首候选人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呢？再说，寸步不让又能如何？控制一个当选后总在立法会无功而返、毫无行动能力的特首，有什么意义？索性不如换一种思路，来跟温和反对派有商有量好好谈一谈。

再有，香港的局势是，年轻人上位很快，伞兵参政愿望强烈。现在是香港政局一个新陈代谢的时间窗口。年轻人虽然上的很快，但还没有主导香港政治。年长者虽然可能不久的将来会退出政治舞台，但是现在仍然对政治发挥重要影响。试想，如果再过几年，新陈代谢完成，黄之峰这一辈人成长起来，纷纷走上香港政坛，央港之间还有多少可以对话沟通的余地？他们这一辈人跟老一辈人的政治观念已经大相迥异，年轻人更有可能会诉诸“港人自决”、“全民公决”来解决政治分歧了。在“全民公决”的民意挟持下，央港之间能有几分回旋余地？

所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在2017年之前重启政改，与泛民派达成和解，在立法会通过一个修改后的政改方案，给香港政治一个稳定的预期，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