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个长久以来被人们所遗忘的巨大历史性存在，正以不同的方式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人们忽然发现，梁启超在百余年前思考过的许多问题，正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他所得到的答案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无论有效还是无效，都将成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

因此，当今之世与梁启超相遇，就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复活，并重新介入到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现代国家建构以及社会转型中来呢？我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在现代叙事中重新激活他的生命。这不仅是我写作《梁启超传》的动力，也是我寻访梁启超故迹所期待的。正值梁任公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走在他曾经行走的路上，感受着他的呼吸和目光，我们也许会跨越百年时空，再次聆听到心声和脉动。

一个淫雨霏霏的冬日的早晨，我们驱车前往南粤最南端的新会茶坑，探访梁启超的故居。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造访。从深圳出发，车行于广深高速，一路向西，行至虎门，过虎门大桥，烟雨迷蒙中，林则徐当年焚烧鸦片的雄姿已邈不可见。继续南行，经中山、江门两市，车窗外时紧时稀的雨，或轻或重，敲打着车身和玻璃窗，像一支悠长的乐曲，不知何时才能停下来。

时近中午，我们的车挟泥带水驶进茶坑。村里静得出奇，但闻雨声，不闻人声。间或有一二行人走过，为我们指点路径。遥想百余年前，这里岂非“世外桃源”？这里距新会县城尚有二十余公里，正当岭南两大水系西江与潭江流入南海的交汇处，从这里向西，不远就是著名的小鸟天堂。我们的司机是个来此地打工的湖南小伙子，他对小鸟天堂赞不绝口，对新会梁氏却一无所知，尽管车上有卫星导航仪（GPS）引路，我们还是走上了一条“歧路”，不仅泥泞难行，还常有车陷泥“坑”之扰。

茶坑位居两江入海口冲积而成的一座岛上，所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自称：“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这样的小岛在这里共有七个，茶坑所在的岛恰居中央，虽然雨水充足，四季常青，却也天灾频繁。据《新会县志》记载：

夏秋之间，时有飓风。其作也，断虹先兆，海气沸腾，狂飙震撼，毁屋拔树，徙舟于陆，浮苴于林。其势起东北而竟西南，或一岁一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尤风。其作也，黑云翔涌，猝起俄顷。……濒海地卑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二者相搏少寒多暑，而村落依山者炎气郁蒸尤甚。

茶坑便依山濒海而建。村前的耕地，是乡民在江水长年冲积的基础上自填自围开垦的。溪水流经梁家老屋，穿村而过，我们的车就停在溪旁梁启超故居纪念馆的门前。村后便是绿树葱茏的熊子山，在这个阴霾密布的日子里，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山形，而最初给了梁启超浪漫遐思的凌云塔，这时也只剩下了若隐若现的影子。

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我的心里贮满了一种温暖的情愫，眼前的景物涌进我的眼里，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纪念馆分为两部分，东侧为故居，西侧为展厅。展厅是新式建筑，取中西合璧的设计，既有晚清岭南侨乡建筑的韵味，更隐约可见天津饮冰室的风格。

自然是先看故居。穿过宽敞的回廊，我只看到很少几个游客，雨中的庭院则愈显空旷，只有雨打花木枝叶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窃窃私语。故居不大，既非深宅大院，也非崔巍高堂，在当地应该就是一所普通的民居，青砖土瓦，只有一正厅、一便厅、一饭厅及两间耳房，两厅前各有一天井，便厅内侧有木梯可达其顶部楼亭书房，考虑到安全和保护文物，目前已不能踩踏。纪念馆馆长是个年轻姑娘，她把每间屋子指给我看，告诉我当年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看到梁启超父母的寝室，不过一床、一柜、一桌而已，据说梁启超就出生在这里。在客厅的另一侧，有一间同样大小的屋子，清光绪十八年（1892）夏天，梁启超偕新婚妻子李蕙仙回乡，这里便是他们的新房。他们在家乡住了一年有余，梁启超先是闭门读书，继而到东莞讲学，李蕙仙则与公婆一起操持家务。转过年的二月末，长女梁思顺在这里出生。

这位李夫人其实大有来头。她的父亲李朝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她的叔伯哥哥李端棻，幼年丧父，叔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乡试，李端棻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少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李端棻马上想到表妹李蕙仙。此时的李蕙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来拜见座师，李端棻便事先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字可庄）做大媒，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初来乍到，茶坑闷热潮湿的气候让李蕙仙很不适应。但是，这位生长于官宦之家、从天子脚下嫁到中国极南一个乡村的大小姐并没抱怨，也不嫌弃，她很快便适应了梁家贫寒俭朴的生活，梁家上下都对这个新媳妇交口称赞。这时，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去世已有五年，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但她仍能极尽孝道，日夜操劳，精心侍奉，在乡里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站在这个简陋破败的狭小房间里，我有点浮想联翩。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是如何看待李蕙仙的，也不知道人们究竟能否理解她。离开这里时，我见有一对男女往里面张望了一下，却没有进去，是不是觉得没啥可看呢？不知道。旁边像是一间厅堂，正中挂着孔子像，下面摆一张香案，两侧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那几张桌子显然已是仿制品。这应该就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吧？梁家世代务农，自耕自食，祖父梁维清是村里第一个秀才，除了曾在县里担任“教谕”一职，也在乡里教授自家子弟。平时则耕种从祖辈那里分得的几亩田，中了秀才之后，又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置了十几亩田，合起来约有二十余亩。他有三个儿子，第三子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仕途不行，屡试不第，秀才都没考上，退居乡里教授私塾。他从父亲那里分得六七亩田，收入有限，靠教书所得弥补家庭生活。“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可谓梁氏一族的生活写照。

梁启超最初跟着祖父读书，六岁以后，进了父亲主持的学堂。有位朋友对我说，你没有去过新会茶坑，无法感受那里的氛围，在岭南这个化外之地，梁启超能够脱颖而出，一飞冲天，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只能说他是个天才。我对这种说法一直心存疑惑。不错，若论富庶，这里不及江浙；若论政治、文化，这里甚至不及百余公里之外的广州。即便是我现在看到的这几间旧居，恐怕也非梁启超少年时期的陈迹，而是他成名之后为父亲出资新建的。由此可见，他的确生长于贫寒之家，家中经济，在乡里也仅属于中等水平，但他早年所受教育，却不比许多出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的子弟差。不幸中的万幸，皆因为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十岁前后，为他的求学、立志、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梁氏家教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都和新会这片土地有关。其一，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受到宋儒陆九渊比较多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即儒家常说的“内圣外王”。陈白沙是新会人，他的学术、思想在岭南传播很广，不仅书生士子受其滋养，一般农家子弟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熏陶。梁维清津津乐道的“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出自陈白沙的手笔。他死后，新会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

其二，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除了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方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当地的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都被他当作教育儿孙的场所和素材。梁家居住的茶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七百多年前，大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在此陷入绝境。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官员也都跟着投海，在这里，南宋军民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有人在此建起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其中还有陈白沙、陈独漉等人的题诗。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又建起一座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为此，陈白沙还撰写了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为了祭祀宋元时期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崖山还建起了忠义坛、全节庙，以表彰这些先烈。而梁家的祖墓恰恰也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都要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墓。从茶坑到崖山是要坐船的，途中经过南宋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宏范灭宋于此。每次从这里经过，梁维清都要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直讲得心情沉痛，直说得老泪纵横。这时，他往往还要声情并茂地背诵陈独漉的诗篇：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殿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不知梁启超做何感想？但是，看他成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们得承认，梁维清把忧国忧民的种子，播撒进梁启超的心田，并且扎下了根，至死不移。固然，梁启超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这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家教”这碗酒垫底，天才的幼苗也是会枯萎的。

离开故居时，我曾建议去看一看崖山，这个曾经上演过一幕绝世之战的古战场，让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启示在前面等着我，却终因天气作怪，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