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华服传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人公成子的人生经历，几乎涵盖了清末民初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间数十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每个转折关头，我们都能看到成子的身影，尽管最初他只是个孩子。
成子与历史发生关系，始于给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夫妇做衣服。民国了，他给袁世凯的太太们做过新式旗袍。袁世凯要当洪宪皇帝，登基大典上所有人的礼服，都是成子做的。张勋复辟，他不仅为清朝的遗老遗少赶制“朝服”和长袍马褂，还为康有为修补了旧朝服上虫子嗑得洞。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成子给他做了一件礼服。民国政府顾问莫理循出席“巴黎和会”穿的中国式礼服，也出自成子之手。小皇帝溥仪要选秀，他给大绣——文锈做了参加选秀的服装；皇上大婚，他进“宫”为淑妃——文绣做了礼服；又为溥杰和唐怡莹的婚礼制做了全套服饰。不久，皇后婉容也请他根据乾隆爷的诗意设计制做了一件旗袍，还把自己的成衣库交给他打理，他几乎成了“皇家”的“御用”裁缝……
成子所经历的，一时也难以尽述，甚至杨翠喜、刘喜奎、梅兰芳等名伶，都穿过他设计制做的戏装和服装。他设计的新式旗袍不仅在上海服饰博览会上拿了最高奖，还被黄金荣的太太林桂生“请”到家里做旗袍。所有这些，一方面固然与他的职业有关，另一方面则出于作者的刻意安排，目的恰恰是要做实小裁缝此生此世的“传奇”性。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作者得到了他想要的。这种历史事件与个人经历的“混搭”，不能不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拓展读者的想像空间。当然，成子所经历的这些历史大事件，多是载入正史的，作者在这里只是掀起了历史帷幕的一个边角，透过这家“苏记成衣铺”，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变幻莫测、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
诚然，读者的这种阅读趣味完全是中国式的，尚未受到过欧风美雨的侵袭和浸润，他们并不在意西方小说叙事所强调的人类历史与小说历史的对抗。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固有两端，一曰史传，二曰传奇。传世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之流，所以盛传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了历史与传奇的关系。《华服传奇》是把历史作为人生舞台来处理的，只不过主人公不是在舞台中央呼风唤雨的人物。梁启超说，历史舞台上，通常活跃着两种人物，一种是“应时之人物”，还有一种是“先时之人物”，前者顺应历史潮流，是“时势所造之英雄”；后者则高居于历史潮头之上，引领历史，是“造时势之英雄”。成子既非时势所造，他也造不了时势，他只是个被时势带入历史的小人物，在历史的角落里靠手艺为生，随波逐流。
成子进入历史，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遂成为“传奇”的源泉。所谓无奇不传，因为偶然，因为莫须有，以常理来看就觉得奇异、奇怪，而“施之藻绘，扩其波澜”，这个奇异、奇怪之事，就成为传奇。譬如成子，本是运河边一个叫“勺子”的孤儿。这样的孤儿，在运河沿岸，何止千万！偏偏是成子，遇到了好心的神父赫尔曼。这时他已有了大名“郝义成”。神父收留他，不仅因为善良，还因为一双慧眼，看到成子是个天才，殊堪造就。他把西洋绘画线条、透视、色彩、素描的技法教给成子，成就了日后这个独领风骚于北京的“大裁缝”。
成子是幸运的。我们不得不羡慕他，在人生之路的每个紧要关口，都有幸运之神眷顾于他。赫尔曼神父自不待言，在成子最无助的时候，他收留了成子，给了他最初的艺术启蒙，还把他带到北京，而正是北京，最终成就了他。这里还为他准备了成就其一生事业的两个关键人物——师傅苏敬安和师娘吴文丽。他们二人的手艺，恰好出自江宁织造局，正是满清没落，宫廷技艺流入民间的时候。作者还在他的周围安排了几个将会影响其命运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对门的古玩店老板、革命党赵先生，一个是郭巡长的儿子郭子，还有一个是他的发小儿柱子。其他人一时也难以尽述。总之，每当成子遇到可能改变其命运的麻烦时，他们中都会有人出来帮助他化解。甚至到了成子晚年，他差点因为几句实话被打成“右倾典型”，还是这时已经做了共产党高官的柱子救了他。
成子的人生虽小有微澜，但总的来说，并无大悲大喜，作者的叙述也相当克制，很少跌宕起伏的渲染，顶多有一点山重水复，很快便是柳暗花明。比如成子为洪宪皇帝登基大典制做礼服，为文绣、婉容设计制做旗袍，以及他被黄金荣的太太“绑架”，都是可以大做文章，肆意铺排，不惜笔墨的，作者却宁肯以“简约”的方式处理，包括他与玲儿感天动地的爱情，叙述都偏于理智和冷静。这固然给传奇增加了写实的底色，看上去增加了叙事的可信度，但有得便有失，对一部“传奇”来说，则失之简略，未能淋漓尽致。或许这与作者的叙事重点在“华服”而非成子有关，此书名为《华服传奇》而非《成子传奇》，似乎可以证实我们的猜想。但小说的魅力毕竟在于写人，写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写出人与内外两个世界的对抗性关系，至于人的事业上的成就，只能是表现人的一种手段。
因此，把叙事重点放在成子的成就上而对成子这个人做简化处理，说重一点，是近乎本末倒置了。特别是在日本军队侵占北平之后，成子的人生渐入高潮，小说叙事却进入尾声，从1937年至1978年，数十年的光阴几乎被一笔带过，的确有点可惜。回到开头所说的历史和小说这对“冤家”，如果说，在历史中，人无法把握外来力量而只能“臣服”的话，那么小说，却产生于人的自由的创造和选择。或如昆德拉所说，小说其实“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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