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传记是文学之一种，估计不会有人反对。反之，否认传记的文学身份，以为传记就是传记，非所谓文学者，却可能招致白眼和质疑。
那么，传记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传记是不是一定要入赘文学这个大家庭，才能名正言顺地混迹于江湖呢？
这文学不是那文学
从历史上看，传记确曾附属于文学。对很多人来说，称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不仅是约定俗成，更像是天经地义。造成这种局面的，或也其来有自。毕竟，我们有过悠久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六经皆史且不论，《史记》可以被称作“无韵之《离骚》”，而《离骚》也可以传称之。后世有所谓几大才子书，也是史传、诸子、小说一勺烩。朱东润先生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也从不回避“文学”这两个字。好在他对“文学”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他注意到“传叙文学”的特殊性，随后指出：“传叙文学是史，但是牠底主要对象是人，所重视的不是事实具体底记载，而是人性真相底流露。这是重大的差异。传叙文学也是文学，但是和一般文学也有重大的差异，这里所说一般文学底意义，特殊是指中国的文章。”
在这里，朱东润先生试图澄清“传叙文学”一词的边界和内涵。在他看来，传叙文学的身份既非史，也非文。说它是史，却不同于一般的史；说它是文，又不同于一般的文。也就是说，传记固为历史书写，但它与文学却是近亲，有相似之处。最主要的，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是“人学”。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文学求美，传记求真。即如朱东润先生所言：“传叙文学底价值，全靠牠底真实。无论是个人事迹的叙述，或是人类通性的描绘，假如失去了真实性，便成为没有价值的作品。真是传叙文学底生命。”文学则不然。文学不是不讲真实，不过，文学所谓真实，主要不是事实层面的真实，而是意义层面的真实。如果事实的真妨碍了美，文学就会放弃事实的真而追求美。朱东润先生认为，六朝的“文章”就是这种虽光鲜亮丽，却少了实际内容的花架子。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不仅要求辞采纷呈、对仗工整，还要求音乐性，宫商谐调、音调铿锵。这样的文章，声调好听，形式也好看，但内容空洞，写人不见人，只是粉捏泥塑，毫无生气，这种以辞害义，徒有其表的作品，不仅不能算是传记，甚至不能算作文学。他说：“新的传叙文学所写的人，不一定丰容盛鬋，也不一定淡妆素抹，甚至也不必是蓬头乱发，这里所写祇是一个人，是人就有人底必然的缺憾，也就有他不可淹没的光精。一切的文采都剥落了，祇是一种朴素的叙述。传叙文学就应当是这样一种没有文采的文学。”
传记写作的伦理
由此我们不难体会，朱东润先生是把传叙、文学分而治之的。说到底，传叙与文学虽有共性，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古人对此认识最清楚的，他认为是作《朱子行状》的黄幹。他引黄幹的话说：“有谓言贵含蓄，不可太露，文贵简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为文者，固能使之隐而显，简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顾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简古而未免于艰涩，反不若详书其事之为明白也。”黄幹又有《晦庵朱先生行状成告家廟文》，自称：“追思平日闻见，定为草稾，以求正于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余年。一言之善则必从，一字之非则必改，迁就曲从者间或有之，褊愎自任者，则不敢也。盖合朋友之见，止于如此，则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从者，隐之于心而不安，质之于理而或悖，则尤足以见知德者之鲜，而行状之作，不容以自已也。”
黄幹所言虽针对的是行状，却也道出了传记写作的一个原则，即作为行状的作者，要避免“褊愎自任”，并时刻警惕“不容以自已”。也就是说，记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不能凭主观的想象和个人意志，要以事实为依据。唐代的李翱曾为韩愈写过行状，但他在《百官行状奏》中写道：“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如何才能取信于读者呢？ 没有可以取巧的办法，只能如黄幹所言，用十几年的时间，一件事一件事地核实求证。司马迁作《史记》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看他所读之书，所交之友，所游之地，以及所问之故老，他的半生，都消磨在史料的搜寻上面，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勤劳。进而看他立传的时候，务求材料的充实，如果材料不足或不实，即使开国功臣，他也宁可冒着记载不备的嫌疑，绝不肯作没有根据的叙述。这也是孔子的意见，《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因为不足，所以不能徵；因为不能徵，所以也就不能言，这正是孔子的严谨处。
唐代的刘知几作《史通》，专为史学家设一标尺，以“才、学、识”为治史所必备的条件。清代的章学诚又添上一个史德，是为四长。梁启超认为，章学诚的补充虽很有必要，但他把史德简单地解释为“心术端正”，又显得不甚圆满，“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在他看来，“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 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但人的意识是很容易被其主观意志所摆布的，稍不留意，有些做法就可能伤害到“忠实”。比如夸张。文学创作，这是很常见的修辞手段，写传记，却应力戒，以免伤害事实。又如附会。即把某种史实硬套在某种流行的观念上，借此抬高传主的身份，或罩一光环，也不是忠于事实的态度。再如武断，更是“忠实”的大敌。“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而防止武断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这种毛病对传记写作是最具杀伤力的，不能不特别警惕。一个好的、负责任的传记作者，对于过去的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审慎对待；或遇材料各异，一时难下断案，则不妨全部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梁启超作《王安石传》《李鸿章传》也用这个方法，这是很好的方法。总而言之，传记写作的伦理，无论求为“心术端正”也罢，“纯采客观态度”也罢，说到底无非是“把自己的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亦如《大学》所言：“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情绪总是被忿懥、恐惧、好乐和忧患所困扰，我们在传记写作中也就很难达到章学诚所说的“端正”，以及梁启超所要求的“公正”。
关于虚构和想象
传记写作的现状则表明了，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传记写作伦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创作观念的影响。常有朋友在写作传记时表示，材料不够，可以借助于想象和虚构。想象是合理的，虚构也是合理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文学创作是无中生有，按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它当然也要尊重现实，反映现实，但不是照搬现实，而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看来，文学创作无论如何也是离不开想象与虚构的。南齐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一篇《神思》，专讲文学创作的思维特征，其标志即“神与物游”这四个字，思绪不受时空限制，心境放纵如江河横溢，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文学创作，这是很高的境界，用于传记写作，又将如何呢？ 传记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文类，真实是它的生命。作者要对具体的传主负责，而非对带有普遍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负责。试想，如果传主的人生、个性、精神气质是靠虚构、想象创造出来的，那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又如何取信于读者？ 最终势必伤害到传记的生命。毫不夸张地说，虚构与想象正是传记写作的终结者。
虚构和想象伤害传记写作的手段可谓多矣，最常见的，即代传主思考，代传主发言。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曾经写道：“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旁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 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依据？ 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厌心息喙。”
这里所说是古代文献中的情况。钱钟书在引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李元度的《天岳山房文钞》、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对此事的质疑后言道：“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这在古代文献中似乎并不少见。钱钟书又提到《孔丛子·答问》篇所记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的疑问：“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这种情形在古代也许很难避免，钱钟书先生亦为之设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他又引《韩非子·解老》的说法：“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他认为：“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这一番话或可理解为古人记事记言采用虚构和想象实属不得已，即便如此，也不是凭空虚构和想象，“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而想象也须有一副“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类似如今考古界的复原。
像考古一样搜集史料
如果说文学创作最看重才华，那么，传记写作则最需要耐力与眼力。有两个职业与传记作者最接近，一是调查记者，一是考古队员。他们的共同点是重视材料，具有识别材料真伪的能力，不编造情节、故事，不偏听偏信，推论、假设也要有所依据，并加以说明，用事实说话是其基本原则。傅斯年当年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也应适用于传记写作。他作《史学方法导论》，讲到史料对史学的意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传记写作自然也离不开史料，甚至可以说，传记写作从积累史料开始，然后才具备进入写作过程的条件。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就是传记作者的“米”。以史料为导向进入传主的人生历程，及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才可以免于各种主观意识和私心杂念对写作的干扰。
史料既如此之重要，那么，传记作者就不能不把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辨析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做记者时有句话，叫做“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就是指搜集、占有材料，要不厌其详，不厌其细，不厌其烦，不厌其多，直至追根溯源，非发掘出真相不可。这也正如西谚所言，“可饮泉水者，不饮瓮中水”。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绝不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线索，每一次辉煌成就的获得，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都是耐力与眼力的体现。
传记写作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是非常丰富的，可谓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亦莫测涯际。一般性的就有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笔记等，此外还有“六经皆史”“诸子亦史”的说法，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日记、自传、自述、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报纸杂志、广告传单，以及各种全集、文集、诗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都可能保存着传记写作的材料。现在还要算上近百余年来所积累的考古成果，亦是一座宝库，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藏。尽管如此，传记写作的材料却不易得。这是因为，现成的、针对某位传主的资料汇编或工具书亦很难得，需要作者以披沙拣金的精神用心去搜寻，有时花费几个钟头，也未必得到一粒金沙，但我们就是要做这种看似不经济，却不可缺少的筚路蓝缕、积铢累寸的工作，这也是一个传记作者必备的磨练学问的能力。
史才亦非可有可无
刘知几提出史学家应具备三种能力，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章学诚为之补充一个“德”字，梁启超则认为，这个次序应该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但这并不意味着史才不重要。拥有丰富的史料只是具备了传记写作的基本条件，就像盖房，备好砖瓦灰石、钢筋木材，还要讲究设计规划，也就是如何安排处理材料。传主的一生，多姿多彩，跌宕起伏，要写得好看，引人入胜，就不能像替人作起居注一样，写成一部流水账，总要有所剪裁，有详有略，详略得当。有的传主，私人生活也许没有太多的不同寻常之处，作者就要考虑改变惯常的着眼点，换一种方式来结构他的个人历史，以便充分展现其多方面的复杂性。
譬如梁启超。他的人生经历之精彩，主要地并不表现为个人的私人生活，虽然他的为父之道备受推崇，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深度介入到各个时期流行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他的思想甚至成为构成他个性的主要因素，达到了彼此无法独立存在的程度。从他的行为和经历中可以发现，思想总是他的行为的先导，有时他的思想甚至跑到他的行为的前面去了。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他才成为举世公认、无与伦比的启蒙思想家，恰如胡适对他的赞美：“文字收工，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试想，为梁启超立传，如果用传统的结构方式，是不是就很难全面、完整地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质？ 因此，就要采取新的方式，即能凸显其人生独特性的结构方式。
诚然，人各不同，为人立传，结构、剪裁、取舍也会各有所重。有时候，留心传主人生中的大事或许多一些，但小事也不应当被忽略。梁启超说：“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他是主张大事、小事都应该兼顾的。其实，事不在大小，而在于安置得是否合适、妥帖。有一种剪裁就可能伤害到传记写作的真实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比如有些作者会以故事更集中、更紧凑为理由，或有意制造悬念，强化故事性和戏剧性，把一个人在几个不同时间段做的事合并为一件事，或者把几个人的事糅合到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剪裁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是很常见的，电影剪辑中也有类似的手段，称之为蒙太奇，是将镜头按照一定方式组接起来，从而使叙事产生新的意义。但传记写作不欢迎这样的剪裁，作者也没有权力随意改变叙事中时间、空间的前后顺序。一件事的意义，发生在此时此地和发生在彼时彼地，应该是不同的。文学创作，作者可以根据自己设定的意义来安排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主动权在作者；而传记中的意义，却不是作者的主观可以决定的，而是从事件本身发生出来的。离开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又怎能保证意义不被扭曲呢？
诚所谓传记非文学，此亦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