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梁启超在言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生动的文风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局。在这其中，发表于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极为重要。梁启超在其中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支配非西方国家的手段，强调前者灭人之国往往不需要直接动用武力，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便可完成。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近代中国人更为全面地开眼看世界极有帮助。也正是在剖析“灭国新法”的脉络下，梁启超提醒国人要注意帝国主义问题。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梁启超 “灭国新法” 帝国主义 世界大势
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陈恭禄曾指出：“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虽然一些海外学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是要具备所谓“中国中心观”，但离开了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的深入考察，离开了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现象将难以得到完整而周全的解释。具体到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要想深入分析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政治主张，需要注意到秉持这些主张的人士如何剖析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大势。因为既然外部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变局，那么一种成熟的政治主张，就必然包含着对中国外部形势的剖析与判断。即便是对各种域外思潮皆持反对态度的声音，也是建立在基于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立场来对后者进行判断的前提之上。那种仅从中国内部出发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做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其实十分少见，即便有些许遗迹，也已经很难切中时代的基本症结，并很难形成具有动员效应的社会思潮。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部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与加强，与其说体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不如说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学理译介与思想论争中表现得更明显。在这其中，梁启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甲午战争以降，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之后，随着对救亡图存的深入探讨，随着人们以日本为中介获取到更为丰富的关于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的信息，出现了大量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新式报刊，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阅读习惯、思维习惯、写作习惯。在此过程当中，梁启超堪称近代第一批借由新式媒体而扬名士林的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论着基本是以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为主要亮相方式，所谓“饮冰体”，即用适合于大众宣传的文风和体裁，将最能引起时代共鸣的内容呈现于世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都提及自己青年时代曾深受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之影响。因此，以梁启超在当时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可以见微知着地探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与外部形势的基本认识，并由此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时代课题，以及这样的时代课题为什么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而在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里，1901年7月至8月间刊登于《清议报》上的《灭国新法论》一文尤具典型意义，这篇文章既是对甲午至戊戌年间中国士阶层对外认识的检讨与扬弃，又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分析中外形势的基本框架。因此，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思考逻辑、理论渊源值得进行详细梳理。
一、《灭国新法论》发表前中国士阶层对于世界大势的总体认知
要想分析《灭国新法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位置与意义，必须先对之前中国士人对于中外形势的主要认知方式进行一番考察。洋务运动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日趋险峻的外部环境，面对次第展开的洋务新政，不少有识之士都开始极尽所能地获取更多关于中国外部的信息，进而探索振衰起微之道。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谭嗣同等新一代士人深感忧虑，他们开始投身于各种救亡运动之中，成为之后中国政坛与舆论界的要角。康有为通过“公车上书”，成为备受朝野关注之人，虽然他对于今文经学的大胆解释让不少士人视为离经叛道的“野狐禅”，但他关于变法的主张，以及对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危机的论述，还是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
康有为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上，不但深受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著作与主导的报刊影响，而且随着与来华传教士往来越来越密切，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后者的有意引导。在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建议身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迅速与日本谋和，并主张中国应主动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将自己撰写的《中英同盟密稿》交给李鸿章，极力宣扬中国应和英国结盟。而在此前，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创办的报刊上经常刊登美化英国与英国对外政策，丑化长期在远东、中东与近东和英国对抗的俄国，劝说中国与英国结盟的文章。1895年，李提摩太撰写了《新政策》一文，建议中国政府广泛延请西人担任职务，包括聘请他们担任政府顾问，让其负责对外邦交；成立所谓“新政部”，让八人担任总管，其中一半必须是英、美两国人士；聘请西人负责中国修筑铁路的事宜。也就是在这一年，康有为认识了李提摩太。
正是有着这些因缘，1898年，康有为代其弟康广仁撰写了一篇名为《联英策》的文章。在文中他强烈建议清政府应和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并声称英国基于现实利害考虑，定会帮助中国对抗俄国等其他列强。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此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独到”认知之上：
且历考西故，英真救人之国也。康熙四十一年，以助奥故而攻西班牙；乾隆二十年，以助普故而拒法兰西，连师七年；嘉庆七年，以助意故而拒拿破仑；咸丰三、四、五年以助土耳其故，死士二万，糜饷七千万镑而拒俄；光绪元、二年，助土拒俄，调二十四师船。顿重兵于毛鲁塌岛焉。故英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也，其成案彰彰也！若夫俄则徒闻自辟土以攻人而已，未闻助师以救人者也。故虽以至切近之土耳其，而不敢托以庇焉。此真英、俄之别也。故谓宜联英也。
必须承认，康有为在这里对俄国的评价是比较到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俄国就是在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民众。但问题在于，康有为此处对英国的评价，和来华传教士及其中国簇拥者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很明显能看到后者对康有为的巨大影响。据茅海建教授的考订，康有为此处所言的英国对外关系史，大部分皆为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之谈，而“康的这种对英国历史与政治的曲解，显示其对英国扩张史与外交手段的无知，若以此为基础而作清朝外交的战略思考，将是很危险的”。进一步而言，针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当时中国士阶层对于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茅海建教授有着极为中肯而透彻的分析：
由于清朝官员以及知识人不熟悉也不理解近代国际知识及其外交方式，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说”来思考外交战略，很容易受英、日某些并不负实际责任的官员鼓吹的影响。许多人由此主张联英、联日，以抗拒德、俄。康有为也是其中的一个。近代世界外交史及此后的中国外交史已经证明，结盟是一极其重大的外交决策，本国需有相应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外交经验，方可与大国交手；如果没有充分的研究与准备，弱国在“结盟”的名义下东靠西靠，只能一次次地充当列强之间的牺牲品。
康有为虽然在外交判断上由于受到外国传教士主导的消息来源影响而出现偏差，但从动机上来说，他是充分意识到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并且已对现代国家诸如主权、领土等要素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因此，随着他之后有机会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实际情况，就很容易真正深入探寻与思考列强的行动逻辑，以及中国如何实现富强。与康有为的情况相似，唐才常在戊戌变法前后也相信英国和日本肯定不会坐视中国被其他列强侵略，他们无论是从道义出发，还是从现实考虑出发，都会愿意帮助中国。因此他建议中国应和英国与日本结为同盟。他畅想：“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对于日本，他称赞“日本志士”向中国传播新学知识，并认为经由日本转手的新学知识不会与中国传统学术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也是奉行儒学的国家。因此他相信日本是在“实心保华”。如果对照一下当时英国和日本的对华方针与企图，就能看出唐才常的这番国际视野显得多么一厢情愿。而谭嗣同更是在与好友贝元征的信里建议将西北大片疆域出售给英、俄两国以筹集国内建设所需经费，这显示出他当时所能获得的关于世界政治的信息颇为稀缺，以至于对19世纪以来英、俄两国争夺东亚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近代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而言，要想实现名副其实的政治觉醒，除了要基于时代变局而洞察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当中的症结与缺陷并思考解决之道，更要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形势与列强的行动特征、对中国周边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有确切的认识，避免将由于长期熏染而形成的儒家政治理想投射到列强身上，比如认为后者反而是在实践三代之道，忽视了其热衷于殖民扩张的特征，导致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议论。而要想实现这一点，除了时代的进一步刺激，还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了解世界现状的契机。
二、探索“灭国新法”的动因
从甲午至戊戌，梁启超在舆论界声名鹊起。从发表的论着内容来看，他主要聚焦于中国政治与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尝试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新的阐释。关于世界形势，他在相关文章里基本并未自外于当时流行于世的各种思潮。比如他认为近代西方的国际法体现了《春秋》之义，是实现大同的契机，是“孔教渐行于地球之征”，这明显带有极强的“康学”特征。而在另一些文章里，他却形成了更为透彻的认识近代世界形势的契机。比如在发表于1897年的《论中国之将强》一文里，他认为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与它们持续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关系紧密。虽然他还未能深入认识到后者开展殖民扩张活动的各种手段，但由此出发，无疑已经找到了理解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主要线索。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不久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开启新的文字生涯。在1902年12月为该报发行一百册撰写的祝辞里，梁启超自言创办该报的主旨之一是“厉国耻”：
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在这篇祝辞里，他将《灭国新法论》与《亡羊录》《瓜分危言》并列，称这些文章的意义在于“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
所谓“唤东方之顽梦”，除了延续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内外危局的警示与忧患，很可能更与梁启超在1900年的经历有关。1900年庚子事变，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统治阶级先是暗于形势，盲目自大，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后又变得奴颜婢膝，为保住自身地位而又一味媚和，而中国也险遭瓜分之祸。在南方，梁启超深度参与了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勤王之役，但由于保皇会自身组织散漫，以及利用会党的策略漏洞极多，加之筹款困难，康有为等人设想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实现，勤王之役以失败告终。丁文江等人在为梁启超编年谱时就指出，这次失败让梁启超“所受的打击也非常之大”。这让他更明确地意识到运用新式媒体来对中国读书人进行政治启蒙宣传的重要性。
而要想更好地做到“陈宇内之大势”，进而“冀同胞之一悟”，就必须先让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增加。在这一点上，东渡日本，面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知识界译介的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梁启超有了一个绝佳的提升自己对中外形势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机会。1899年，梁启超自《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强调居今之世，欲明新知，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就是广泛阅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的论着。他指出，既然学习西方语言文字颇费时日，不如就近求其次，把日本学者择取、译介的西洋论著作为了解世界大势的凭藉。因此，他大谈自己如何通过简单地学习日语，进而大量阅读日人著作，感觉自己知识结构为之一新。
在这其中，梁启超尤为重视阅读日本学者译介、著述的历史学、法政学著作。在发表于1902年的《东籍月旦》里，梁启超列举了许多日本出版的历史学著作，其中关于晚近历史的著作，梁启超指出：“着最近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竞争之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而这些内容恰恰对于他更为全面地认识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极有帮助。而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时评，诸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他时常援引同时代日本政治学者的著作。当然，今天的研究表明，在讨论世界大势之时，梁启超所援引的日本学者多属于明治维新以降的国家主义者，如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加藤弘之等。客观来讲，这些人虽然鼓吹日本应秉持国家主义立场，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并将帝国主义作为历史进化大势来看待，强调日本若不顺应此大势，则难以在国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里立足，但也正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向日本民众介绍世界大势、提醒日本政学两界不能对西方列强的行动方式心存幻想的立场来撰写文章的，因此其论着里对于世界大势的分析，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指关键问题。因此，其国家主义立场是需要批判的，但这些论着对晚近政治现象的描述却有助于让当时知识来源比较匮乏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好地明晰中外大势。比如1900年《清议报》上刊登了友贺长雄撰写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一文。其中强调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殖民主义成为欧洲列强的普遍行动纲领，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射到非洲与亚洲。相似的，1900年《清议报》第61册刊登了一篇名为《英国之帝国主义》的文章，以英国为例，向国人介绍了帝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正是有了这些知识视野，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发表于1899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里，梁启超就已指出当时的东西列强开始卯足力气展开竞争，在此过程中动员国内各种力量服务于此目的。在此背景下，国民是否具有良好的素质，是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灭国新法论》里，梁启超秉持相似的立场，强调“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他用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提醒国人，既然这是一个各国展开激烈竞争的时代，那么失败的一方就会遭受“灭国”的境遇。因此，探索中国在这样的时代下何以自处，思考如何让中国民众具有良好的现代素质，都应以此为主要出发点。
当然，征诸人类政治史，政权兴亡更替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之事。中国传统典籍也记载了许多讨论政权何以兴、何以亡的内容。更有甚者，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就在《上清帝第二书》里指出：“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因此，仅是强调中国在时代变局下身处危局，似乎并不是梁启超所首创。而梁启超此文的重要性则在于告诉国人，固然要充分意识到在列国竞争之世失败的一方很可能惨遭“灭国”，但更需认识到列强灭他人之国绝非仅有攻城略地搞屠杀这一种方式。他强调：
故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呜呼！泰西列强以此新法施于弱小之国者，不知几何矣！
在这里，梁启超指出最新的“灭国”方式包括“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煽党争”“平内乱”“助革命”。除了将“助革命”视为列强灭他人之国的手段，显现出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保守政治主张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外，其他的内容，诸如“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平内乱”，或是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怂恿（或者强迫）下已经实践过的（“通商”“平内乱”“代练兵”），或是被视为洋务派的大臣在奏章当中经常极力建议的（“放债”“通道路”），或是戊戌变法前夕康梁师徒自己建议光绪皇帝采纳的主张（“设顾问”）。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这个观点一方面具有反思先前中国对外交涉过程中的深刻教训之意味，另一方面更在提醒国人，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其他地区展开的殖民活动并没有太多区别。只有了解19世纪以降的列强殖民史，洞察其殖民手段与意识形态说辞，才能真正全面认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多么险峻，中国为什么处于被“灭国”的边缘。梁启超在撰写《灭国新法论》时，虽未看过霍布斯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研究，但梁启超对列强灭人之国的认识，无疑印证了霍布森那段著名的话：
现在，凡是关心时事的人都无颜面再谈论欧洲是在中国履行什么“文明使命”了。除了明确的经济利益之外，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动机和手段再也不需要什么掩饰了。俄国、德国和法国竞相展开的夺取领土和直接政治控制的计划以及动摇了“门户开放”原则的“势力范围”政策，其背后的动机都明显是商业和金融利益。
三、“灭国新法”与亡国史鉴
开宗明义之后，梁启超开始借助世界近代史上的具体史实，以埃及、波兰、印度、布尔、菲律宾为例，详细分析西方列强是如何运用这些新手段来灭人之国。这体现了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本，十分注意汲取世界史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名副其实的“开眼看世界”。在这其中，关于波兰，早在戊戌年间康梁师徒就已对波兰遭受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瓜分的历史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关于布尔，置诸世界近代史，相比对于中国而言，其对于英帝国内部的影响或许更大。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梁启超对埃及、印度与菲律宾的论述。
他首先谈到埃及近代史，借此来说明列强如何运用向弱国借外债来实现侵略意图。他说：“埃及自苏彝士河开通之后，始借债于外国。其时正值欧洲诸国物产过度，金价停滞，而资本家怀金无所用之时，乃恃己国之强，利埃及之弱，以重利而行借贷之术”。而埃及统治者也相信通过外债能实现国力提升，遂“心醉外债之利”，加上“埃王左右有欧人而为顾问官者，说以富国学之哲理，惑以应时机之谰言”，让欧洲资本大量进入埃及，使埃及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外债。随着埃及欠债数目越来越庞大，列强开始逼迫埃及政府任用外籍人士为财政顾问，复“以外人监督岁入，管铁道，掌关税，而财权全外移矣”。随着关税操控于外人之手，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在埃及境内享有各种免税特权，让埃及的财源日趋枯竭。通过对埃及的政治与经济操控进一步加深，列强“卒乃将埃及岁入岁出之权，全归外人之手；直以英、法人入政府，尸户部、工部二大臣之位，是实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二大臣既入政府，借更新百度之名，谓埃及人老朽不可用，遂免要官五百余人，而悉代以欧人”，最终让埃及变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叙述完埃及这段历史之后，梁启超感叹道：
呜呼！世有以借外债用客卿而为救国之策者乎？吾愿与之一观埃及之前途也。虽然，吾无怪焉，灭国之新法则然也。
梁启超所言的内容，大体上是埃及统治者穆罕穆德·阿里去世之后，外国资本逐渐渗透与埃及主权日益丧失的历史。在穆罕穆德·阿里的孙子阿巴斯担任埃及帕夏期间，他认为其祖父励精图治搞改革，却在欧洲列强的干涉之下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应该改弦易辙，不让西方列强对埃及产生忌惮。在他继位期间，英国开始向埃及进行经济渗透，埃及的棉花成为曼彻斯特棉纺厂里的廉价原料，同时英国将大量廉价商品倾销至埃及。此外，英国利用阿巴斯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矛盾，假意支持前者，让前者同意英国在埃及修建铁路，让英国开始逐渐控制埃及内政。阿巴斯死后，赛义德继位，由于青年时代曾接受西化教育，使其对西方国家抱有不小的期待。于是他在继位期间鼓吹经济自由与门户开放政策，试图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来发展本国经济。他将银行、铁路、运河、航运等不少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交由外国人办理，使大量欧洲人涌入埃及，视该地为淘金圣地。在此背景下，埃及的经济命脉进一步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
1863年，萨义德去世，其子伊斯梅尔继位，在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加紧对埃及的渗透，最终使后者沦为半殖民地。伊斯梅尔一反穆罕穆德·阿里所为，大举向英法两国借外债，而英法等国也借机加强对于埃及的资本输出，在埃及开设银行，与埃及本土权贵联合创办开发公司，使伊斯梅尔的“欧化”政策变为有助于英法等国控制埃及的契机。列强不断向埃及借外债，使埃及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西方国家，同时以埃及不能正常还债为由头，先是让埃及以土地、关税、铁路等为担保来还债，之后则控制埃及经济要害部门。1876年，英法两国以监督埃及对贷款的使用为名，分别派遣一名官员到埃及政府中任职，担任埃及的财政总监，控制埃及的经济发展。英法同时胁迫埃及成立亲西方的内阁，使之成为债权国的工具。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埃及拥有广泛的治外法权，各国领事馆成为埃及各地的“太上政府”。总之，埃及从失去经济主权开始，进而不断丧失政治主权，彻底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获取地、商品倾销地、资本输出地。
很明显，梁启超叙述埃及近代的这段历史，很容易让人想起同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西方列强意图控制中国的关税与铁路，特别是对于海关税务司相关职位的争夺，成为列强在华斗争史的重要内容；不断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团想通过向清政府贷款来操控中国的经济、获取更多的资源；不断有列强希望利用不平等条约中对关税的协议，向中国倾销商品，让中国的民族工业难有起色。而在戊戌变法期间，隶属于广学会的传教士德贞，更是撰文建议“中国若能允将国事全归英国办理，仍不侵中国君权，照英国在埃及办法，试办二十年，中国之强，拭目可待。最善之法，无逾于此”。这一论调俨然是在拿中国官绅当猴耍。因此，梁启超以埃及为例申论列强的“灭国之新法”，就很容易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过去中国的对外政策，通过认识真实的世界大势来思考中国何以在这样的时代里自处。
关于印度，梁启超认为：“印度之灭亡，可谓千古亡国之奇闻也”。他叙述英国依靠东印度公司开辟殖民地，掌控印度各邦。随后利用印度各邦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使其自相残杀，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他援引法国殖民者的话，认为英国人吞并印度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募印度之土人，教以欧洲之兵律，而以欧人为将帅以指挥之”；一是“欲握印度之主权，当以其本国之君侯、酋长为傀儡，使率其民以服从命令”。梁启超感慨面对英国的殖民企图，印度统治阶级非但不思团结，而且互相争斗。他于是强调：“世有媚异种残同种而自以为功者乎？吾愿与之一游印度之遗墟也”。很明显，梁启超是通过印度的事例警示国人要具有国家意识，不能因内部纷争而被列强操控，终使本国遭受殖民。而在《灭国新法论》发表一年以后，康有为也以印度为例撰文，强调在列强环伺之下，各省自立只会遭受瓜分，以此来反对梁启超等人萌生的与革命党合作之念。
梁启超从印度各邦分立导致英国殖民成功的角度立论，固然看到了英国殖民印度的一面，但更为关键的部分，却未能在《灭国新法论》里呈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活动史，既开启了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程，又和让中国遭受苦难的鸦片贸易息息相关。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印度又成为英国自由帝国主义的试验场，通过对印度进行“文明”的殖民统治，彰显大英帝国进行全球扩张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印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印度成为英国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当然，在这期间伴随着的就是印度的棉纺织业被英国殖民者摧残殆尽。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印度劳动力人数下降，英国多次在印度人为地制造大饥荒，让数以万计的印度人惨遭饿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有意在印度统治阶级里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让他们接受英国教育，信奉英国政治文化，成为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帮手。
1857年至1859年，印度爆发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英国殖民者毫不手软地进行镇压，并对捕获的起义者进行“炮决”这样的残忍刑罚。随着英国保守主义政府的上台，英国对印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保守党政府通过举行维多利亚女王获得“印度女皇”的仪式，昭示一种新的统治政策。英国开始在印度建立一元化的管理制度，让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总督手握重权，同时加强警察系统。在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反思自由帝国主义政策的声音，认为应凭借英国更为“文明”的优势，对劣等的印度人进行管理，而不应期待印度人也能成为英国人的“同胞”。总之，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是其在19世纪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缩影。越是能认清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越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列强的殖民手腕，促成政治自觉。从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梁启超未能于此处多着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关于菲律宾，梁启超论述了该国军事领导人希望利用美国的力量来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最终却引虎拒狼，让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他强调：“世有欲借外国之助力以成维新革命之功者乎？吾愿与之凭吊菲律宾之战场也”。但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强调菲律宾之所以沦为殖民地与美国的东亚战略直接相关，从菲律宾的命运可以窥见美国的本质：
菲人以为美国文明义侠之称，久着于天下，坦然信之，表亲爱焉。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菲国独立军既奏成功，民主政府既已建设，其时菲政府所辖者，有十六万七千八百四十五方里之地，所统治者有九百三十九万五千余之民，而美军所侵掠领有者，地不过百四十三方里，人不过三十万余耳。菲未尝借美之兵力以复国权，美"藉菲之声援以杀班力，两国之关系，如是而己矣。岂意美人挟大国之势，藉战胜之威，一旦反戈以向菲人，虽血战三年，死伤疫疠，其所以惩创美人者不可谓不剧。而卒至今日，刀缺矢绝，大将被俘，百战山河，又易新主。
正如梁启超观察到的，随着美国工业产能不断提高，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与原料获取地，美国开始步武欧洲列强后尘，加入殖民扩张的行列之中。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里犀利地指出，到了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已呈饱和状态”，因此，“对于石油、钢铁、制糖、铁路、银行等工业和金融巨头来说，它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要么花钱花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花，要么去夺取国外市场。摆在它们面前有两条出路，告别过去的政治孤立，面向未来采取帝国主义政策”。霍布森形象地说道：“罗斯福总统及其‘天定命运论’、负有‘文明使命’的政党冒险热情不应当使我们迷惑。需要帝国主义的是洛克菲勒、皮尔庞特·摩根、汉纳、施瓦布先生及其伙伴们，是他们把帝国主义加在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头上。他们需要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想利用本国的国家手段为资本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否则，这些资本就成为多余的了”。更有甚者，美国在统治菲律宾时布下了严密的监控体系来阻止当地人的抵抗，其主要内容包括搜集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情报与当地精英的负面信息，靠前者来遏制反殖运动，靠后者来确保当地精英的服从。这一套监控机制后来被美国政府用于国内来加强警察队伍行动力、完善监控手段，以此来对抗工人运动。当然，虽然美国统治阶级出兵菲律宾的现实原因是如此这般，但他们依然不会忘记将此行为加以美化。1898年，在美国开始觊觎菲律宾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向陆军部长说：“占领军司令官的责任将是，用最公开的方式宣布，我们不是作为一个侵略者和征服者，而是作为朋友来保护当地居民的家园，保护他们的职业和保护他们个人的和宗教的权利。所有那些积极进行援助或真诚归顺，并与美国政府合作以实现这些仁慈目的的人，都将报之以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所谓“作为朋友来保护当地居民”，所谓“仁慈目的”之类的说辞，与美国在占领菲律宾初期进行的杀戮行为做对比，无疑显得十分讽刺。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相比于其他西方列强，美国在中国士人的眼里形象并不太坏，甚至由于美国通过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而建国，美国采取不同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共和制，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在中国洋务派圈子里颇有声望，对比其他东西列强汲汲于瓜分中国，美国长期宣扬“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让不少中国士人对之颇有好感。而对于美国殖民菲律宾，当时还对世界大势颇为懵懂的章太炎，甚至认为“美故以商立国，与东亚相亲昵”，美国本来并无太多占领海外领土的诉求，因此让美国占据菲律宾，不但无害于东亚局势，反而有助于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结盟，共同抵御俄国，让中国在此结盟关系中受益。当时章太炎初入舆论场，对19世纪美国对华政策所知还比较有限。他或许并不晓得，19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文罗斯1869年在写给英美在华商人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因为美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是“低劣”国家，所以“优越者不能进入一种后退的路程去适应低劣者；如果他们之间有任何关系存在的话，这些关系必须基于像较强者可能愿意采取的那种公允条件而存在”。也正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低劣”国家，所以他向英美在华商人喊话：“在他们能够在文明国家社会中站稳平等立场以前，他们必须停止破坏一切交往；他们必须把国家开放……我们有权去强迫他们遵守条约的义务”。换言之，只要判定中国不是“文明国家”，那么中国就理应接受像美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虽然这样的要求说穿了主要是为了让中国服服帖帖地打开国门，方便英美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华牟利。因此，梁启超如此这般评价美国，让国人明晰美国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列强进行殖民活动的普遍特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名副其实地“开眼看世界”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四、由“灭国新法”看晚清时局
梁启超论述上述国家的“亡国史”，正像他所提倡的“新史学”那样，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引以为鉴。他在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惨遭殖民的过程之后，强调：
以上所列，略举数国，数之不遍，语之不详。虽然，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百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安睹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者耶？西哲有言：“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彼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也，恒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国相遇也，恒以权力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怼焉！
其实在梁启超之前，已有不少有过洋务经历的士人对西方列强所宣扬的公法、文明等说辞表示质疑，强调列强在对待中国之时，从不按照这些说辞来行事，而是以实力为依托。而梁启超在这里所指出的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则讲“道理”，和中国相遇则不顾“道理”，实则洞察到了像国际法之类的“道理”的本质，即它在当时只适用于符合“文明标准”的基督教国家之间。那些不信教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法的视域里多被视为“半文明”或“不文明”，西方列强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活动，而这些地区要想获得国际法的承认，只能按照西方列强所设定的标准来自我改变。但关键在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往往也是游戏的参与者，这就让像中国那样的“半文明”国家，永远处于仿佛有机会成为“文明”国家一员，却又总是还差一步的境遇。通过梁启超前文所论述的史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的“文明国”，其真实手段究竟有无文明存焉。
因此，梁启超希望中国能从这些史事当中吸取教训，避免让列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屡试不爽的殖民手段在中国再上演一次：“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论，惊骇世俗，吾且举近事之一二，与各亡国之成案，比较而论之”。比如对于借债问题，梁启超痛陈：
夫使外国借债于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后也，则何必互争此权，如蚁附膻，如狗夺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让耶？试问光绪廿一年之借款，俄罗斯何故为我作中保？试问廿四年之借款，俄英两国何故生大冲突，几至以干戈相见？夫中国政府，财政困难，而无力以负担此重债也，天下万国，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复争之若鹜焉，愿我忧国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关税、厘税作抵，或未至如何启氏之所预算，中国庞然大物，精华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债主之权，日重一日，则中央财政之事，必至尽移于其手然后快，是埃及覆辙之无可逃避者也……中央政府之有外债，是举中央财权以赠他人也；各省团体之有外债，是并举地方财权以赠他人也。吾诚不忍见我京师之户部、内务府，及各省之布政使司、司善后局，其大臣长官之位，皆虚左以待碧眼虬髯辈也。
甲午战争之后，以清政府急于筹措对日赔款为契机，列强掀起一股向中国借款的高潮，而中国的海关被外人所控制，更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梁启超通过观察埃及的近代史，认为清廷如果将摆脱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向列强借款上面，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会让中国的财权逐渐被外人所控制。在这里，虽然他未必像当时西方的帝国主义研究那样洞察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与基本性质，并对金融资本的运作规律展开详细剖析，但他意识到了金融主权与财政主权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并将其向国人进行宣传，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政治启蒙作用。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国债史》一书，进一步分析了向列强借外债的危害，可以说就是延续了《灭国新法论》里的相关思考。但问题在于，虽然梁启超言之凿凿，但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并未走出靠举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险境。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北洋系，都汲汲于向列强借款，甚至不惜用国内的工厂与自然资源做抵押，其结果便是中国的财政进一步落入外人的控制之中，成为民初政治与经济的重要乱源。
其次，梁启超还对列强积极地在落后国家修筑铁路一事加以总结：
夫铁路之地，中国之地也，借洋债以作铁路，非以铁路作抵不可；路为中国之路，非以国家担债不可。即今暂不尔，而他日稍有嫌疑，则债主且将执物所有主之名，而国家之填偿，实不能免。以地为中国之地也，又使今之债主，不侵路权，而异时一有龃龉，则债主又将托办理未善之说，而据路以取息，势所必然。以债为外洋之债也，以此计之，凡借款所办之路，其路必至展转归外人之手而后已。路归外人，而路所经地及其附近处，岂复中国所能有耶？试观苏彝士河之股份，其关系于英国及埃及主权之嬗代者何如？呜呼，此真所谓自求祸者也！此所以芦汉铁路由华俄银行经理借款，而英国出全力以抗之；牛庄铁路之借款于汇丰银行，而俄国以死命相争也。诚如是也，则中国多开一铁路，即多一亡国之引线……若是则文明事业，遍于国中，而国即随之而亡矣。
梁启超此论，绝非无的放矢。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统治集团与资本巨头开始计划染指中国西南地区，主张从缅甸修一条铁路直通云南，通过控制路权来控制周围地区。到了19世纪80年代，列强开始将修筑铁路作为他们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过渡，获得修筑铁路的权利被列强视为掌控沿线经济命脉与自然资源的绝佳手段，因此各国开始在中国争夺筑路权。与之相关的，就是列强向清政府借款修路，往往附带着控制铁路管理机构人事任命权，要求在铁路沿线驻军，控制铁路沿线城市税收等要求。这也正是1900年以后各地保路运动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而言，梁启超以列强在华修筑铁路为例，指出：“若是则文明事业，遍于国中，而国即随之而亡矣”。这里的“文明事业”云云，不禁让人想起列宁的那段著名的话：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列宁对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修筑铁路的讽刺，是建立在他对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热衷于金融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进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修筑铁路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输出金融资本的重要途径。他形象地指出：“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他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订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梁启超此论的意义在于，他从半殖民地国家自身的立场出发，探讨列强如此热衷在华修筑铁路，将对中国的主权造成怎样的损害。这既是在批判清廷的对外政策，又是在警醒国人意识到列强“灭国”之手段。就此而言，将梁启超的这些观点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反帝国主义思潮的脉络里来认识，更能显现出他对于中国与世界形势分析的洞见。
最后，梁启超提醒国人注意，列强的瓜分中国之论固然可恶，但所谓保全中国之论同样需要警惕。他指出：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夫开放门户，岂非美事？彼英国实门户全开之国也。而无如吾中国无治外法权，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汉口等号称为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尽力者乎？其尽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
随后，梁启超以交通机关、治安机关、财政部门、教育领域为例，分析一旦中国接受门户开放的局面，虽然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但将会产生哪些难以弥补的不良后果。在出版于1902年5月的《现今世界大势论》里，梁启超形象地强调：“不知有行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无形之瓜分，则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万万国民陷于九渊而莫能救也。”“文明国之灭人之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如昵之。”这正如列宁所论：“这个时代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网罗缠绕着”。
犹有进者，1898年，有贺长雄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刊登《保全中国论》一文，建议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效仿1856年英国、俄国等国家签订合约维护土耳其主权的做法，共立合约保全中国。而数年以后，在同样是刊登于《清议报》的《灭国新法论》里，梁启超批判这样的保全中国论，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先前列强对华宣传中种种说辞的真实面貌。而门户开放之论在当时主要由美国提倡，这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息息相关。正如今天的研究所指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的新阶段。美国在用武力吞并菲律宾以后，又在对华关系中提出了这项政策，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反对这个政策，从而在国际上捞到了很大的声誉，扩大了它在中国的影响。从此，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了它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不再追随和附和其他国家”。因此，梁启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剖析，客观上就起到了让国人不将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某个外表上看起来有较好形象的列强身上，也不再将形式上拥有主权等同于实际上主权无损，而是要深入地洞悉列强殖民扩张的种种手段，洞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具备了哪些要素，才能在如此险峻的外部环境下自立。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不断因获取这方面知识而萌生强烈救国之念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治觉醒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在辛亥前十年的舆论活动中给予中国人的贡献之一，就是用他那支“常带感情”的笔，详尽描绘了近代列强扩张的场景，让国人知道东西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主权处于不断丧失的危险状态之中。他提醒国人：“由今之道，无变今之政，不及一纪，而十八省千百州县之地，势必全为欧美资本家之领域，则夫此间之数万万人，所恃以赡饔飧而资事畜者，惟有鬻身入笠，充某制造厂之工匠，某洋行之肩挑，某铁路公司之驿卒，某矿物公司之矿丁，某轮船公司之水手；其最上者，则为通事焉，为工头焉，为买办焉。”在外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将会越发凋敝，中国民众也将饱尝海外资本与买办资本的“铁拳”。而列强也可借此手段，不用军事行为就能操控中国的内政。如果中国不抓紧国家建设，提高经济实力，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对于当时大多数对世界现状知之甚少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十分深刻且必要的。比如任鸿隽就回忆，他青年时在重庆府中学堂读书时，“有人翻印梁任公之《灭国新法论》，读之尤令吾感动”。而在向国人介绍世界新知这一点上，正如青年时代就阅读《新民丛报》的蒋梦麟所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梁启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
五、余论：“灭国新法”与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民初的舆论传播往往呈现这样的特征，即由名震一时的知识分子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报刊上撰文，宣传一些新的概念、术语与学说，随后一些知名度不那么出众的知识分子在具有地方性影响力的报刊上进一步撰文普及、推广这些新概念、新术语与新学说，通过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使这些新概念、新术语与新学说渐渐广为人们所熟知，成为开展政治动员与文化运动的重要凭藉。此外，由于一些新概念、新术语与新名词能产生广泛的时代共鸣，能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形势，它们往往被在现实政治分野中处于对立状态的政治力量所共享。梁启超在清末进行舆论工作时所撰写的论着，很大程度上就有这样的特征。在《灭国新法论》里，梁启超通过埃及、印度等国家的例子，详细论述了近代西方列强如何运用外债、金融、交通、财政顾问等手段控制他国，进而灭人之国。这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开眼看世界”教育。
梁启超此文发表于1901年，一年以后，一位笔名为“雨尘子”的读书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认为列强之所以在庚子事变前后力倡瓜分中国之论，主要是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与商品。而所谓门户开放之论，表面上是在保证中国的主权，实际上却让中国门户大开，使外国商品更为便利地倾销至中国，让中国资金不断外流，本国工业难有起色。而列强如此这般考虑的背后，就是“帝国主义既盛行于列国，凡政治家所经营，士大夫所议论，皆无不奉之为标表”。1902年，曾对梁启超产生极大影响的加藤弘之的《天则百话》由吴建常在广智书局翻译出版。在加藤弘之论述殖民地问题的段落里，译者吴建常写下这样一段按语：
各国素以瓜分中国为心。乃近则一再言和，一若唯恐我之危亡者。非有爱于我也，盖侵略主义愈用愈精，暴烈手段遂一变为平和。而不知唯其平和，其内心之狠毒乃益膨胀。如议商约、改税则、索路矿、谋内河行轮，无非欲揽我之经济交通权，扩张其势力范围，而隐以制我之死命也……居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盘涡之中心，苟不急讲国民教育，企图独立自存，吾恐数千年之大帝国，将永为印度、台湾之续也。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最明显进步，就是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意识到了除了坚船利炮，东西列强还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来支配中国，中国所处的命运，与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同样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地区并无二致。中国人要想思考抵御之道，就必须直面列强的“灭国之新法”。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了不少日本学者撰写的剖析帝国主义的著作。譬如，幸德秋水的名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就成为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的重要参考。中国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列强在华铺设铁路与控制铁路沿线的自然资源、外国银行通过对华借款来操纵中国金融、洋货大量倾销至中国等严峻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这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并不完全一致，后者所预设的主要读者群——“中等社会”，也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广泛组织动员工人与农民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二者在整体思路上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政治力量的集体共识，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也成为了20世纪全球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放眼当代，二战之后，美国在东南亚与南美洲扶持了不少右翼独裁政权。这些政权高举“反共”旗帜，表面上亲美、西化，被美国认定为“自由世界”的一员，但实际上却独裁而腐败。它们统治着一群普遍赤贫的大众，不愿去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当中的土地分配问题，并且缺乏为本国建立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的动力。因此在经济上，这样的政权高度依附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跨国公司掌握着该国大量经济资源，致使本土工业因受到美国资本输出的冲击与挤压而难有起色。为了维持统治，它们不得不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借债，却又因债务缠身而让经济发展更加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这些政权的不少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却由于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密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这些政权的方式，不正与梁启超在清末所描绘的“灭国新法”极为相似么？如果从这样的视野出发来审视世界近现代史、审视20世纪中国的变革，那么梁启超的位置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