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气节”，什么是“教育救国”、“知识救国”，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家三代爱国，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绝，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先生慨然曰：“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文书，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生活既舒适又体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抗战八年，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就是不去上课。
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军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图书馆连书架都没有——所谓书架，不过是在废弃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朱自清先生为了度过艰难岁月，让妻子带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昆明稍低一点，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4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曾不无辛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韩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里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
由于战时国家财政吃紧，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没有遗忘历史的人们会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它所坚守的现代大学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 “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 “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是：面对强敌，它既保持了一个一致对外的统一的前提，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 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着国家的旗号搞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抗战期间，曾经由联大学生带头，在大后方掀起了有名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联大就是这样一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的学术殿堂。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当时一些教授走到长沙、昆明的时候，教授和学者的家属还没有来，就安排两个人一起住。像陈省身就曾经和吴宓两个人住一个屋子，一个数学教授和一个人文的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大家就一块儿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打破了任何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还没有发表自己作品之前就互相传阅。这样一种发展学术的氛围，让人不胜神往。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格外的宽广，目光格外的开阔。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但他们又都有共同的坚守，秉持。在这里，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一向遭人白眼，学运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闻一多曾在在一次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联大同学一般尊重的是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发生在刘文典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刘文典系中文系的前辈教授，也是一位在国学研究方面颇有名气的学者。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一次跑空袭警报时，路遇沈从文先生，刘竟然对沈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面对这种莫名的挑衅话语，沈从文一言不发，扭过头，一走了之。钱钟书到联大外文系执教时还不满30岁，才华横溢，也颇有点年轻气盛。他曾经对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言论，其中就有“陈福田(时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吴宓太笨”这样的话。这样的冲突 虽然只是插曲，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联大的包容性。
中西融合也是联大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学生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比较，让学生认识中西哲学之得失。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而我们60多年来却一直把“同而不和”当做宝贝舍不得丢弃，所以也就只能日益“小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