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当时聘用了不少伊朗雇员。无论是我们的伊朗女秘书海达丽小姐、会计师勒佐米法尔先生，还是其他任何在我们办事处看到过那副围棋的伊朗朋友，也都对围棋本身感到好奇，并经常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他们经常会问与泽塔先生几乎相同的一个问题：“这些棋子只有黑色和白色，大小一样，既不是王后，又不是士兵，它们怎么走呢？”
这样的问题听多了，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想教会一个伊朗人下围棋，那可能就错了。好在我从没做过这种尝试。当然，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朗人，包括我的伊朗朋友和雇员，向我和其他任何一个懂围棋的中国人提出过想学围棋的要求。他们对围棋只是好奇，但却无法也不想了解围棋中所蕴藏着的那些东方的哲理。
众所周知，围棋的哲理实在太多，我们且不说什么黑白阴阳、天圆地方等带有禅学味道的东西，即便与实战相关的就有不少，比如，大势与实地、进攻与防守、占领与放弃以及杀棋与治孤等，无不充满了辩证法则。如果讲到兵无常势和用兵之妙，则还有强弱转换、虚实转换、腾挪转换以及舍子取势、围城打援、乱中取胜等存乎一心之策也。而如果讲到对棋局的驾驭和控制，那么还会有形势判断、虚实有度、攻守平衡以及善于取舍等涉及人生悟道的东西了。
吴清源大师就曾说过，他对围棋的悟道就是“中和”二字。他老人家还说，他的理想是“中和”。在先生眼里，他所谓的“中”，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和”则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对先生的说法，我不敢说自己很理解了，但我觉得他所说的无形的“中”就是指要时刻保持棋局的平衡，而所谓有形的“和”可能就是指要争取下出能够将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都发挥出来的一步棋。（一般人估计做不到“所有棋子”这一点，但可以尽量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下出能发挥越多棋子效率的则越成功——作者注）
说句老实话，即便是我，一个既粗懂围棋也精通英语的围棋爱好者，倘想将上述围棋的哲理概念一一解释清楚并让那些伊朗人（含西方人）在学习围棋的过程中予以理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首先是因为西方人大多只懂一条直线的逻辑思维，也叫线性思维，而不懂此消彼长的辩证思维，或叫模糊思维。其次，上述那些围棋的哲理概念在西方的古典文化中很少存在。虽然最先提出模糊集合和模糊数学概念的是西方学者（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数学家查德发表了论文《模糊集合》，标志着模糊数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但模糊哲学的概念还是更多地产生于古老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和儒家文化之中。比如，中国的表示阴阳转换的太极图。那两条分别代表阴或阳的鱼，一黑一白，黑身则白睛，白身则黑睛，相互环抱，阐述了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道家文化概念。可是，这两条鱼之间的分界线却不是那么清晰或确定，而是一个运动着的可宽可窄的模糊地带。这个地带也叫中间地带，或叫可转换地带。不要小看这个运动着的模糊地带，它是宇宙中一切事物存在、演变、发展、消亡和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几乎与黄老学说同时诞生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哲学核心也是这个“中”字，如中庸。这个中庸不仅是指伦理道德标准及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的方法，而且中庸里的“中”还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是一种用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说白了，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中的“中”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模糊的概念，而模糊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事物都是非此即彼，任何事物的彼此之间总有一种过渡，一种平衡。比如，黑夜与白天之间有黎明，黑色与白色之间有灰色，过去与未来之间有现在，上下左右等方位之间有中间，即便是性别上的雌雄男女之间也有一个为期不短的性发育前及性萎缩后阶段。而社会上的贫富贵贱之间，在现代社会也涌现出了一个为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
《孟子》中谈到“中和”时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的中和理论就体现了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憧憬。对于孟子这段话，我的理解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是指只有建立起最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达致“中和”的社会，而“尽人之性”一说则是指要尊重人性，即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在时下这个现代社会，这个“尽人之性”就是指要尊重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并让他们能够充分地行使和享受这些权利。
吴清源大师所言的“中和”当然只是指围棋的而非社会的最高境界，我这里只是顺便阐述一下自己个人对儒家“中庸”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应用的看法而已。谬误之处难免，还望读者批评。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人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中庸哲理，他们就很难理解和学会围棋。换句话说，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大到它的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小到它的一招一式、一规一则，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因此，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其思想上没有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那么都是不可能接受或理解围棋的那些高深莫测的模糊概念以及那些此消彼长的辨证思维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何围棋能在日本和韩国得到普及与发展，而在世界其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却始终很难得到推广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1985年，日本棋院首次将其最大的商业棋赛——“棋圣”战决赛放到汉城举办并在韩国掀起了巨大的围棋浪潮。（不能否认，三年后，韩国的曹薰铉击败聂卫平以及韩国后来长盛不衰的围棋热均与这次汉城棋圣战的影响有关——作者注），自那以后，日本便正式迈开了将围棋推向世界的步伐。后来，日本的几大新闻棋战，如名人战和本因坊战也陆续仿效棋圣战开始将一盘或几盘决胜局放到海外进行。这些奖金不菲的新闻棋战的足迹踏遍了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只有非洲好像还没有去过——作者注），举办过这些围棋大赛的城市也多得数不胜数。可以说，日本人这么做也许有其自己的商业动机甚至政治动机，但它为了在世界上普及围棋，能够这么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实在是值得赞誉的。显然，日本对围棋国际化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质疑，而应该好好地学习之。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围棋的生母和原产地，长期以来却在向世界推介围棋的问题上毫无作为，实在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围棋是中国老祖宗留给现代世人的一个精妙绝伦的传统文化瑰宝。这些年来，我国政府花费巨资在世界各国广设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教学为核心对外输出中国文化。这是顺带介绍和宣传中国围棋文化的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可是，我们从政府到棋院，从官方到民间，几乎全都把围棋给忽略了。对此，我建议中国棋院尽快组织相关力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围棋文化国际推广方案，上报政府相关部门，争取将围棋列入孔子学院的教学大纲。推行围棋国际化，中国棋院责无旁贷，不能无所作为。
日本领头推动的围棋国际化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要是推广一般的项目，那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是足够足够的了。比如，同样是日本人推广的体育项目——柔道以及韩国人推广的跆拳道。在它们被推向世界后，很快就能为西方人所接受和学习，不仅列入了国际奥委会的成熟比赛项目，而且早已成为西方各国民众广泛喜好的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了。现在很多级别上的柔道或跆拳道世界冠军并非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而是西方人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围棋的推广则困难得多。西方人虽然也有少数会下围棋，但西方各国的围棋协会中的高手其实绝大多数还是中日韩这三国的侨民，鲜有金发碧眼的白人或其他人种。现在国际性的围棋比赛已经不少了，而且，某些国际棋赛每届还有意分配一些决赛名额给那些围棋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贯彻围棋推广的理念。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也只偶尔出现过一两个也是偶尔才会打败中日韩职业高段棋手的人。如阿根廷的阿基努尔和美国的麦克雷蒙等。后者还是从小在日本学棋长大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我认为，围棋非比其它竞技类体育项目，它还有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日韩两国围棋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早已渗透和浸润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欧美及其它亚洲国家围棋差，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它们影响比较微弱。他们的国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是，怎么才能在国际上弘扬包括围棋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我的观点是，将汉语教学与围棋推广结合起来。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缺乏这个载体，中国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日本和韩国的围棋之所以兴旺发达，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他们两国人从小就学习并掌握了许多汉字，并且通过学习汉字了解了很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特别是对模糊概念及其模糊思维方式的认知和运用。而这一点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领悟围棋之棋道则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语言不通，但文字却很通，只要两人认字且有笔有纸就行。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1000多个汉字（1981年日本推出的常用汉字为1945个，2009年初日本的文化审议会又审议通过了一个新常用汉字表，删除了5个不常用的汉字，但增加了191个新汉字），现在又增加到2131个汉字。另外，日本人不仅使用汉字，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自己创造了不少汉字。这些汉字原来我国是没有的，而是日本人根据其需要创造出来的。比如“畑”这个字，字面是火田，意思却是旱地，就是日本人的创造。还有一些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反过来又被中国人再引进来广泛使用了，如“腺”这个汉字目前就广泛被国人使用，像“淋巴腺”和“甲状腺”等。你不用吧，还真不好办。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先于中国接触先进的西方文化，需要增加一些全新的汉字加以表述，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之。但那时的中国还闭关自守，沉醉在夜郎自大的迷梦之中，日本人靠不上，于是干脆就不打招呼自行创造了不少日本汉字。这么做其实是日本在继承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域外的发扬和光大，非常值得国人肯定。倘我们将日本的这种文化上的虚怀若谷、好的就用的做法与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曾不同程度发起的去汉字化举动相比，孰高孰低，无须明言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专制的韩国军政府也开始学习它在北方的老对手朝鲜，极力推行一个名叫“完全去汉字化”的运动（我国的盟友北朝鲜行动得更早，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的1954年就开始“废除”汉字，明文规定举国上下一个汉字也不准使用了，迄今如此——作者注）。这个去汉字化运动是一件挺奇怪的事，除了韩文中夹带的少数一些没办法消除掉的汉字之外，不仅所有出版物均被禁止使用汉字，就是所有机关、学校、商社和商店的招牌名称或商标也一律不准使用汉字。这么做似乎很爱国，但实际上无异于在掘自己的文化祖坟。
自那以后有不少韩国的学者和老百姓一直在抵制政府发起的去汉字化运动。即便在去汉字化最严重时期，汉城街上仍四处可见顽强保留下来的汉字的店名招牌就是证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一些有识之士更是经常公开地质问：韩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著录的，而且汉字也是韩文的载体，韩文的基础就是汉字（韩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每一个韩文文字构成的拼音部分都是在汉字字体的基础上变形得来的，就像日文的片假名一样，文字形状虽然不一样了，可意思还与汉字一样。为此，你如不知形成一个韩文的源头的那个汉字，你可能连这个韩文的意思都搞不清楚。——作者注）。如果以后韩国不用汉字了，那么不仅其国民的整体文化程度将会降低一个层次，而且在其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那些浩如烟海般多的历史文献又将作何解释呢？或者说，韩国的这一大段文明史又算什么呢？
韩国人的坚持反对和抵制终于获得了成功，民主战胜了专制，文明也终于战胜了愚昧。先是政府对民间开始越来越多地无视政府规定使用汉字的状况故作视而不见，后来则对政府文牍中偶尔出现的汉字表述予以默认。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到了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终于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并且为了促进汉字使用的复兴，还颁行了一个《推动汉字并用方案》供韩国国内各界参考。可以说，这是韩国的汉文化的胜利，当然也是充分尊重民意的民主制度的胜利。可遗憾的是，在那个中国曾经为它战死了数十万人的朝鲜至今却仍然看不到哪怕一个汉字。当然，没有了汉字的文化浸润，朝鲜的围棋水准也就像无源之水，难以提高了。
但拿中国的另一个邻国——越南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越南古代是穿汉服写汉字的，他们把历史上被中国统治的时期叫做北属时期。汉字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传入越南。13世纪越南人曾试着仿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形声字，也叫“喃字”。与我国壮族历史上的壮字很相近。其实很多喃字（约占70-80%）也就是汉字，直接借用过来，一个笔画也没改动。其余的喃字主要是为了给当地土语人名、地名等注音用的，多用会意或形声法改造汉字而成。但是由于普及程度不够，且不为大多数越南士人所重视（越南史上尊称汉字为“儒字”，即可见一斑），汉字仍是主要的书写方式。几百年后，在法国殖民期间，引入和使用法语及其语法和拉丁字母，但汉字还是大量使用在文献之中。1945年，越南独立后废除了汉字，使用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字已经一点也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越南去汉字化之后，由于语法、语调、语义等历史原因一时改不过来，仍然单纯地将汉字用拼音进行标注。在中华文化圈里，越南推行去汉字化最早也最彻底，结果到现在却几乎与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竟然没有几个人会下围棋。这与保留了汉字和汉字文化、同时也是围棋大国的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汉字文化与围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又该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了，即我们如果要在世界上有效地推广围棋，就必须首先推广汉文字教育。我们应争取在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的汉语教程中及时补充加上有关围棋知识的普及教学内容，以让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基本了解围棋知识并喜欢围棋。如果我们再辅之于鼓励中国企业或大型媒体创办若干大型的专门针对东亚之外国家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话，我想，中国的文化瑰宝——围棋从此走向世界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方面，日本没有这个条件，韩国也没有这个本事。真正可以依赖的只有围棋的生母——我们中国。试想一下，倘若其亲生母亲——中国都漠不关心的话，围棋还能走向世界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预想，当什么时候汉语在世界上像英语一样普及时，或者说，当汉语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各国学生们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时，那可能就是围棋真正在世界上普及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不经意间在某个伊朗人或者欧洲人、美国人，甚至南部非洲某国的黑人家里看到一副中国云子围棋或者一套日本的本蛤碁石加榧木棋墩了。当然，也许届时你对此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奇。
(此文摘自于作者《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