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按】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又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派、逍遥学派，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为人类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形成、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导者，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蔚为壮观，风采灿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辩难、扬弃、融合和更替，汇成人类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环顾20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元素，历经80年而蔚为大观，然而，水平深浅，成就高下，大浪淘沙，也清晰可见，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进行了成规模的译介、研究，成果颇丰。年鉴学派的一些后起之秀，与我国学者亦颇有往来互动。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本报约请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和王献华等学者，共同探讨年鉴学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献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
周兵：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后西方史学超越19世纪形成的历史学学科化、制度化壁垒的一次突破，同时也试图改变一战之前强烈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张正明：年鉴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两个重要事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代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们的视线也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一步失去其文明中心地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世界在废墟上崛起。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体现为惊人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超越了国界，突破了民族和文明的分野。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新的形势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
高毅： 年鉴学派得以立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和经济形势变迁。年鉴学派主要是作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它要通过打通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界限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打造“总体史”，把研究对象从狭隘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扩大到芸芸众生，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大到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取向显然是和当时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吻合的，是人民大众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反映。
1900年前后，西方史学界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风气十分强劲，德国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美国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都是一些显著的标志，而年鉴学派就是顺应着这股史学革新的风气产生的。至于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经济和社会史的特殊关注，则分别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50年代人口爆炸、60年代消费社会兴起等重大经济与社会现象有重要关联，这一史学流派一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的问题为研究导向，这正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由于不像年鉴学派这样“接地气”，20世纪初兴起的其他新史学流派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
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江湄：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最主要的是它能敏感地响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响应二战后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势，不断地提出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如民主社会的深化与转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考察等，有着密切相关性，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改变着以往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严谨而严重脱离当代社会实践的倾向。在方法上，年鉴学派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是追求博学的、个人的天才式工作，而是注重形成学术共同体，组织集群式的研究团队，一般是跨学科的组合，产生规模效应，注重宣传造势，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领导者，极大地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王献华：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确实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人们所知，年鉴学派开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发扬光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近现代以来大大加速的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在欧洲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回应。年鉴学派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二战之后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必要将西方的话语霸权问题和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加以区分。后者毕竟主要是一种学术话语，应该更多地从学理上进行批评。
高毅：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理论紧张。支配第一代的基本上是自由意志论，只是费弗尔比较极端，布洛赫比较温和；第二代转向决定论，即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和拉布鲁斯的经济决定论；第三代又回到自由意志论，表现为对多种文化史主题的关注。
二是涂尔干式社会学和拉布拉什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前者注重一般性的概括比较，后者注重地区特殊性的研究。第一代试图把两者协调统一起来，但布洛赫偏重涂尔干，费弗尔偏重拉布拉什；第二代布罗代尔追随费弗尔；第三代又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表现为对有助于协调两者关系的人类社会学的重视。
三是始终强调多学科合作，热衷于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既实现了史学领域的空前扩张，又获得了创新灵感。
至于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是否和战后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年鉴学派很长时期里只是一种法国的史学运动，而且由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英国人差异太大，它在英国长期得不到理会，只有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它，引为他们反对政治史传统霸权的盟友。
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张正明：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全面反对和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打倒传记、政治和事件“三大偶像”。他们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并采用全新的方法完全抛弃被他们视为“多余、附属、死角”的政治领域，实现了史学由传统政治史向经济社会史、文明史的转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江湄：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年鉴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科学”观念，并真正将之付诸实践。1972年，以年鉴学派史学家为主成立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务是把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统一于一种“人的科学”，其中不但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还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甚至文艺理论。年鉴学派对法国乃至各国的社会科学有重大的影响，使之产生“历史学”转向，使社会科学具有了纵深的历史视野，“历史社会学”兴盛起来。
《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
张正明：从年鉴学派产生到第二代布罗代尔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称为狭义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此时，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为最高成就，在史学实践上，以大写的历史为主。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对其反思和超越在国内进入“新史学”时期。
根据年鉴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断裂程度，广义的年鉴学派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前布罗代尔时代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以及以“新史学”、各种“微观史学”为主流的后布罗代尔时期。
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传统进行质疑应属于反思批判性质。一些法国的“微观史学”家如勒华拉杜里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这种划分不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经典年鉴学派时期和后布罗代尔时期断裂较大，历史的价值取向有较大转变。第二，这种划分与一般认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相一致。
江湄：1929年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主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但年鉴学派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在二战之后。其核心性特点是坚持和强化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数据史料、计量方法等。
到了1970—1980年代，年鉴学派发生了所谓“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向。1979年，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劳伦斯·斯通的一篇文章《叙述史学的复兴》，指责那些充满了数据、图表、概念、模式的历史论文根本无法卒读，重新强调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性的经验。
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继续向“历史科学”的理论观念举起叛旗，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格和意识形态功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今蔚为潮流，这促进了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分化。而历史学也随之又一次站在了“科学”和“艺术”的交叉路口上。
高毅：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分支，只有三代或四代之说，第四代年鉴学派其实已经很模糊。哈佛历史系教授伊格内说，年鉴学派现在已经消失，而这只是因为年鉴学派太成功了，如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年鉴学派。
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认为，到1980年代末，年鉴运动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一方面，年鉴集团的成员们普遍回归政治史和事件史；另一方面，很多年鉴集团之外的史学家都受到了年鉴运动启发和影响，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行进，以至于已很难说年鉴运动还是一个“学派”了，甚至连个“典范”都算不上。所以伯克说：“年鉴运动的逐渐消失，部分地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年鉴集团的成员们并没有放弃对文化史的重视，所以他们这时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史”研究。
周兵：年鉴学派有着清晰可循的代际传承谱系，这为追述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这使得年鉴学派作为一面旗帜吸引了众多内部和外围的研究者加入其中，比如，开创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便是如此。
山穷水复疑无路。年鉴学派的演变也说明，史学发展必须不断探索新路。
张正明：年鉴学派包括经典年鉴学派、新史学、微观史学，都倡导总体史观、新的时间观，抛弃线性时间观、质疑进步论目的论史观、重视文化的作用，采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这一新的史学范式，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我姑且把它叫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一般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通过构成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从“总体”上寻找或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进程，构建起社会历史的宏观框架和发展模型。
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则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之效果。这种微观领域或微观角度，一是指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长久不变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等，是视角上的“下移”，即从上层建筑下移到更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不变”的要素，比如经典年鉴学派；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包括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或小人物的历史，或一个村庄、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视点上和对象上的“微观化”。
微观模式是对宏观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对其否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进而是生成论的。
周兵：布罗代尔作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与第一代年鉴派的区别是，将总体史的关怀发展到了极致，完全社会科学化后成为一种理论范式，通过长时段理论固化为一种简单的分析结构和解释模型。
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华拉杜的《蒙塔尤》，后来被奉为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的写作初衷仍是要套布罗代尔的模型，做一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空间范围上被缩小到了一个数十人的农村社区。于是出现了宏观分析方法难以适用于微观研究的尴尬，而不得不转向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手段，无意间创造了年鉴史学的又一经典。也可以说是在布罗代尔历史解释体系走向山穷水尽之际，又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因此，年鉴学派第二、三代之间在宏观与微观研究上的差别，不仅只是研究规模的大小之别，更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异。
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一些具体方法也值得借鉴，但也有重大的缺陷。
张正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年鉴学派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捡起被忽视了的太多的偶然、掀开被现代科技理性遮蔽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直至发展到通过微观史学再现活生生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开了后现代史学的先河。
王献华：沃勒斯坦曾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溯源至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影响。据此，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在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一个分支。需要注意的是，以不同方式受到年鉴学派影响的史学理论并不仅限于世界体系理论。例如，在研究取向上和布罗代尔颇有不同的微观史学，从学术渊源上和年鉴学派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周兵：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负声望的历史学流派，影响当然非常广泛。在许多研究中能够看到年鉴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痕迹，说“分支”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例如，环境史研究中对于地理、气候、环境等长时段结构的铺陈；再如，在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研究中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和心理、心态的描述等。
江湄：创立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本人，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有渊源关系。我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其实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继承了年鉴学派的整体性社会结构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构架，从这些意义上说，世界体系理论和年鉴学派有相当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恐怕不能把世界体系理论看作年鉴学派的分支。
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促进中国学派成长得更好。
周兵：作为学派，年鉴学派是一个比较典型、当然同时也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基础，也有外部客观条件的因素，不一定要完全地强求或模仿。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话，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核心的研究团队和领军人物，能够带动和组织起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有稳定的学术机制和学术平台，如相对较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三是要有较为统一、具体的研究方向和主题。这三个方面，既需要学派或研究队伍内部的紧密团结和活跃的科研创新能力，也要有外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创造和提供一个宽松适宜的培养孵化环境，切须避免急功近利的拔苗助长和盲目短视的杀鸡取卵。
王献华：我国学术界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我认为，只有在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时候，中国学派才可以成长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