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还在上历史系研究生的我读到《万历十五年》，深深为之着迷， 读得废寝忘食，心潮澎湃;九十年代末，有一次在火车卧铺上，看到一个商人模样的乘客捧着《万历十五年》读得入神;还记得在那些年里，《万历十五年》长期占据中国图书排行榜的榜首……然而，当我重读《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的时候，却心中暗暗吃惊，这实在不是一本好读的书啊，“雅俗共赏”这样的称赞并不适合它。正如本书责编徐卫东在附录《〈万历十五年〉的读法》中所说，读这本书之前，应该先读黄仁宇的博士论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其实，读懂这本书，还需要有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以及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储备，否则会时不时陷入五里云雾之中。这样一本学术门槛不低的书，何以在当年一纸风行，创下直追《明朝那些事儿》的销售奇迹？这实在是个问题。
一九九九年，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万历十五年》入选有关单位评选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二十本书”，二00八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 其书又入选“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三百本书”，显然，这部于一九七六年在美国写成的史学著作，其巨大的影响力来自它紧紧扣住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自晚清以来开启的中国现代化之路，经过百年来天翻地覆的动荡和革命，何以走不出历史三峡？ 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时当中国历史重新出发的契机，我们该如何彰往知来？如何规划脚下的道路？《万历十五年》正是直接回应了这个大时代的渴望、苦恼和焦虑，也就是说，它的畅销不是因为它好读好玩，恰恰是因为它足够严肃，一种真正的思想的严肃。九十年代初，正在上历史系研究生的我，其实是读不懂这本书的，深深打动我的，其实是浸透纸背的百年忧思，是那种只有文明规模的历史兴亡大戏才能具有的伟大的命运感和悲剧感。
如今， 改革开放已过四十年，重读这本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三十年之际“最具影响力”的书，反而常常会产生一种时代错位感。黄仁宇用来剖析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痼疾的理论工具，是所谓的“数目字管理”—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精确化管理”， 其实，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文明“去魅”的理性化趋势。今天看起来，会觉得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水平、法治程度，去要求一个由士大夫阶级领导的广土众民的农业国家，就好像当年的教科书批评农民起义没用先进理论指导一样，多少有些外在化， 标尺悬得有点高。更何况，黄仁宇通篇都不怎么触及所谓“数目字管理”背后的文明理念、价值体系，如天赋人权、产权观念、个人主义等，不由得令人产生疑问，若是当年大秦朝装备了足够的现代管理技术，岂非第一流的现代国家？
但是，再深入通读其书，才会领悟到，这恰恰是黄仁宇的史识所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思想不为任何理论教义所束缚，而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立足于实际的历史实践，深知历史是人们在具体条件、具体限制下一步步走出来的， 不是靠着完美理念事先规划出来的，因此经常变理论上的不可能为可能。所以，尽管他认定，中国的社会生活必须经过全面彻底的改造，却不像大陆八九十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把现代文明的理性化趋势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加以理想化甚至真理化，而是刻意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先进治理“技术”“ 办法” 的一面， 刻意避免将制度上的差异、差距动辄上升为主义之争、文明之争、道义之争，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黄仁宇说：“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和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以这样明智切实的眼光来看，有些人非要认定只有搞资本主义才算真正的现代化，那是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就是应该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继续积极向西方学习，而不必自设理障。他说：“最令我们存有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他还说，我们实际所走的历史路线，只能是在创新的观念和历史的惯性之间，“ 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这真是一位亲历世纪沧桑的历史学家才能磨炼出的历史感，也是明智的现实感。
黄仁宇说他从小熟读《史记》，因为爱读《史记》才选择进大学历史系。他的《万历十五年》确实与《史记》有很深的渊源，其书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但将人物传记与社会政治、文化心态的结构性分析结合起来，以几个人物深描出中华帝国社会- 文化的横切面及其内在肌理，可谓“新史传”。这几个人物的选择非常精心而意味深长，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各有时代典型性和文化典型性，既代表了人生的不同走向，又象征了时代出路的几种可能性。
申时行这个人物写得很妙。当年我读书时认定这个人代表了中国文化因循苟且、圆滑世故、不思进取、含混不清的劣根性，他最大的本領就是深明士大夫们尊奉的仁义道德和心中的名利私欲， 一阳一阴总是搅和在一起，他善于觉察其道德高调下掩盖的个人欲求，善于对各种冲突矛盾加以妥协折中，努力搞和谐稳定。现在再看，则深觉黄仁宇对这个人的态度很复杂，他在种种疑窦破绽之中努力维护共同信念，使士大夫文官集团得以在此基础上安定团结，这实在是社会根基所在，只是大厦将倾，他独木难支徒劳无功罢了。黄仁宇一再论述，中华帝国以意识形态为政，政治的头等大事就是使全体文官士大夫尊信“四书五经”的道德教训，按照孔孟之道做人办事，习惯于将种种治理问题翻译为道德问题，总是把技术办法的问题转化为加强内在道德修养的问题，一方面导致国家治理大而化之，一方面导致道德成了遂行私欲的幌子，甚至争权夺利的武器，孔孟之道不免形骸化、虚伪化，从此人心散失，这正是传统王朝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所在。但黄仁宇从未否认，全体尊信的、能于危机中激发人心的价值共识，对于一个社会的生存发展来说确乎最为重要。作家厄普代克（J o h n U p d i k e）为本书写的书评发表于《纽约客》一九八一年十月号，他没有发挥“ 精确化管理” 的精义， 反而更重视如何处理宣讲的道德高调与隐蔽的欲望动机之间的矛盾。厄普代克说，这是当今世界范围的一个大问题：“更明白地说，我们这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原始清教徒主义的农业国家已经立国二百年，公开宣称的道德论调已经落到低谷。”他深深忧惧于当代美国社会的价值共识正在形骸化、虚伪化以至于虚无化，“开明利己主义”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他以自己的耳闻目睹举证：“美国的个人主义似乎也已看到它自己的恶果：在市区，滥建工程，垃圾遍地，毁坏公物，抢劫横行;在城郊，无序发展， 四分五裂， 破坏严重，到处流露着俗丽的气息。”可见，在一个倡行契约、法治、管理的社会，人们对价值共信的忠实恪守， 仍然是最根本的治理之道。在晚明时代， 虽然“ 四书五经”之教、孔孟朱王之道已经虚伪化，但仍足以感召人心激励志士，于沧海横流之际勉力维持甚至奋不顾身，追昔抚今，不免暗自心惊。
《万历十五年》中译本出版于一九八二年， 四十年过去了，这种“现象级”的严肃学术著作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中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当今学者自限于学术体制，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人生出发，真诚严肃地面对时代大问题，起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因，太史公所说“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来者” 的著述动机， 我们今天是很难体会了。如今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蔓延世界的人心的疫病也在暴露，不禁总是想起梁漱溟的那句话： 这个世界会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