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以来，阶级理论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解释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当程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马恩的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阶级理论只是唯物史观的“派生物”，“广义唯物史观除居于基础地位的社会结构理论之外，还包括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就广义唯物史观本身来说，相对于它的基础和核心部分而言，其他部分的内容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次要的地位、派生的地位”，因而阶级观点在唯物史观中“处于推论的地位”。还有学者提出：曾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
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非纯粹的书斋之学，唯物史观的创立即缘于当时革命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形势之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即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去观察分析历史与社会现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促使其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即为他在编辑《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核心议题无疑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由此可见阶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地位。诚如有学者指出：人为将阶级斗争理论“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分析，也不无启发。萨明（T.Shamin）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两种分析类型，“系统分析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设计分析”；而阶级分析则“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以及表现于历史集团对抗中的利益和集团意识的发展”。德里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包括两种模式：“一个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bipolar model）,一个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structural model）。”马克思本人在他更为“纯粹的”社会历史分析中运用构造性模式，以《资本论》为代表；而在“从迫在眉睫的革命的视角来观察历史时，则更为强调阶级对抗的两极性模式”，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但马克思主义的创设并非只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亦相当程度上着眼于动员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阶级观点、阶级话语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自在情理之中。
二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我们自须探究马恩经典论述以明其本源，亦应考察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此理论如何认知和运用。总体来说，史家接受、认知阶级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嬗变的过程，且与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李大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也是阶级斗争理论最早的传播者。他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显示其已然初步确立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不过，他起初欲将无政府主义的互助思想与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于1919年7月6日在《每周评论》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试图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调和、补充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论、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三个组成部分，然后强调：“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办法。”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流布与进化论缠结在一起，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为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阶级斗争被理解为生存竞争，进化论成为走向唯物史观的通道。李大钊以“阶级竞争”代替“阶级斗争”，亦体现了进化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进而将具有个人主观意志的阶级斗争予以排斥。如胡汉民强调：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朱谦之亦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决定论，批评唯物史观“只知历史法则却忘了意志自由一节”。受此影响，李大钊也认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矛盾：“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并提出以“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来“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可见,李大钊既认识到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又对之有所保留。另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则意识到过于强调经济决定之弊，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明确表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二者并无矛盾，且可以互相证明；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打成一片了”,并强调，若离开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就会成为呆板的“自然进化说”。事实上，唯物史观当然并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信奉唯物史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决非消极等待，在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方面反而最为积极有力。
近代以来西力东侵，救亡图存的反帝斗争成为不同政党、不同阶层人们的共同诉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日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被理解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求得民族独立的武器。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交互为用。李大钊1921年后更强调阶级斗争中的民族因素，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将人种问题也视为阶级问题，将阶级斗争解释为种族对抗，并提出中华民族须准备“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1926年，他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他将太平天国革命解释为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
在政治层面来看，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仍不能完全等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掀起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然而两党对于“国民革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不只是革命运动中的民族独立，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变革，因而强调阶级斗争。国民党则反对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国共统一战线的内部紧张，埋下后来分裂的种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潮流。现实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亦投射于学术。社会史论战中的不同派别均致力于以历史认识为其现实革命策略提供支持，陶希圣及其他“新生命派”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却拒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适合中国，究其根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持反对态度。共产党人则以阶级理论为利器，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并将阶级分析运用于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
社会史论战之后，唯物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愈加广泛，阶级斗争理论也一定程度上被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接受。如张荫麟1936年在宋史研究中，表现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和运用。创建“生命史观”的朱谦之也肯定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用于解释阶级社会，这是“唯物辩证法之最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极其重视阶级斗争问题，视阶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还明确表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革命领袖的提倡和强调，加之现实政治中阶级斗争趋于激烈，马克思主义史家进行历史研究的阶级观念亦趋强化。范文澜在延安撰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贯彻到通史书写之中，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阶级观点”。他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纳入对立—冲突、矛盾—斗争的模式，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不仅朝代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王莽、王安石变法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从阶级斗争着眼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撰著，以阶级观点为核心和主导，在动员民众投身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还须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冶于一炉，通过“民族革命”以获得民族独立成为中共“阶级革命”的重要阶段性目标，民族主体价值亦存在于其“阶级革命”之中；甚至在日本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化之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战民族统一战线，阶级调和、合作的一面——即统一战线——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其价值，“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研究的民族主体价值也得以突显。
三
时代的紧急召唤和革命的迫切需要，使唯物史观中最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空前重视。毛泽东的历史观的两个最基本观点为“阶级斗争史观”与“人民史观”。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一简洁明快的言说，将阶级斗争观点提升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毛泽东树立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历史的楷模。他彻底否定近代地主阶级，认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与此同时，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居功至伟，毛泽东亦特别强调农民的历史作用，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强调“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63年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论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精神定向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有二：其一为“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翦伯赞在1950年撰写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吕振羽在1964年撰写的文章中表示：“在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时代，不论任一时代的任何过程、侧面、任何社会现象、问题的发展、运动过程、变化，离开阶级分析法，都是不可能理解的，不可能揭露其发展规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被定位为：“通过对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学者们总结道：“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由于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科学，所以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
阶级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的强化和普及，给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带来深刻变革，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者主体立场和价值取向，引导了史学研究视角和研究论题，甚至改变了史家的史料眼光和研究方式，重构了一套新的史学解释体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给中国史学带来最重要的观念变革，即为眼光向下，以人民大众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就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倡写“民史”的呼声始终不绝。梁启超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精英为主要对象。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的阶级理论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因之乾坤颠倒。在阶级观点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层民众，以民众为中心、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被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衷心接受，并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连金毓黻这种旧派学人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从事民国史料的整理工作，强调资料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人蔡美彪则强调：“几千年来，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控制着历史的编写。他们积极以其自己的观点歪曲捏造历史，侮辱劳动人民。这样的历史书便成为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情形不同了。在工人阶级作了主人的国家，工人们起来自己动手，依据自己的经历，编写以自己为主人的历史。这是我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变革。”
1958—1966年兴起的“四史运动”，着眼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草根，让千百年来在历史中失语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时人所云：“我所读过的一切旧史书，莫不是帝王将相的记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反而无影无踪。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贼盗小人’的形象出现……今天人民的史学刊物，刊登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和翻身史，也让工人农民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迹，是史学还家的创举。”
由于毛泽东对“农民战争”的重视和强调，农民战争被当作“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农民战争”与“古史分期”成为“五朵金花”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农民战争史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显学”。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讨论，经过热烈争鸣，胡绳构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受到较多认同。“三次革命高潮”实质上突出了近代以来表征着民众反抗斗争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突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胡绳强调：“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邵循正指出：给予太平天国等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
在阶级观点的导引下，马克思主义史家不仅改变了价值立场，也改变了史料眼光和研究方式。因以往的史学多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书斋、图书馆、档案馆转向田野，通过实地历史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社会历史调查兴盛一时，虽然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实际上主要还是史家主动投身其中，且获得了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硕果。
如前文所论，唯物史观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之学，它是马克思基于革命斗争之需要，而去研究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从中创立的学说，阶级理论确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之一，阶级分析也确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理论工具。但若将阶级观点推向极端，则不免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往往将阶级分析简化为划清历史上的阶级阵线、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或出于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加区分地对剥削阶级加以谴责，对被压迫阶级加以颂扬。范文澜尖锐地指出：“阶级斗争的情景既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它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观念被空前强调，其中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亦即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内容，“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阶级理论标签化、教条化的趋向提出批评，并强调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主义”，力图以之纠偏。华岗说：“我们当论断和评价历史事物时，只能以该历史事变与人物在当时所处的条件为标准，而不能以今天的条件为标准。”翦伯赞说：“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我们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
由于阶级斗争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历史性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属性，阶级斗争的内容、性质、方式、特征在不同历史时代也有所不同。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如果离开历史主义原则，就容易古今不分，赋予古人以现代意识。因而，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避免将阶级观点当作超越时空的空洞教条。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对历史主义的倡导，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现实政治中的阶级斗争之弦愈趋紧张，历史研究中阶级理论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趋向未能得以遏制，甚至将阶级斗争当成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严重损害。
四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领域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时代主题由革命向建设转换，“阶级”话语受到冷落，史学研究者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也往往持回避态度。但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分化是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观察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看法，对我们仍具有启迪意义。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要开创者，他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近代史框架以革命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其合理性，但应该承认，这一框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丰富历史内容，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难免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胡绳晚年与时俱进，吸收李时岳等人“现代化叙事”的合理因素，对自己原来的理论框架作了调适。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的再版序言中，对“现代化”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他的这些话曾被有的学者解读为对革命史观的彻底否定，对“现代化史观”的全盘接纳，这种看法是对胡绳思想的误读。因为胡绳同时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辩的。”要澄清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模糊认识，必须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加以区分，而“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
胡绳晚年对于“中间势力”的考察，也充分发挥了阶级分析之长。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国共两党是矛盾斗争的两极：一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极是无产阶级。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相当多数的中间势力，他们最后的选择决定了人心向背，进而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这些论述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本质，体现出阶级分析法的理论穿透力。只要不将阶级理论视为公式、教条，而从历史实际出发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上阶分化、阶级矛盾、阶级认同等方面的实态，对历史上的阶级进行深入、实证的考察，阶级分析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极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