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侠（1923—2001）是河北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担任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漆侠的史学研究涵盖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夏金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诸多领域，代表作有《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秦汉农民战争史》（合著）《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合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研究法》等。上述著作加上论文，汇编出版了《漆侠全集》。另外还主编出版了多卷本《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等。史学研究成果，多次荣获教育部、河北省一等奖、特别奖。在教书育人方面，成绩突出，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成果特等奖”。在学科建设方面，为河北省和河北大学建成第一个博士点，成为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为河北省建成第一个、河北大学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漆侠长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贡献突出、成绩斐然，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被学界誉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漆侠是山东省巨野县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8年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的第一位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肄业，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兼任通史组干事，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1953年转入天津师范学院（后改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起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1949年前，漆先生在专业学习方面非常刻苦勤奋，博览群书，打下了雄厚的史学基础，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6篇宋史研究文章。1949年后，他积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晚年回忆说：
我学马克思主义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年我的好朋友殷新程（现新华社离休干部）从解放区托人带信给我，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希望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学的第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我都仔细阅读，并记有读书笔记。到近代史所，范文澜同志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很认真。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漆先生早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就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到河北大学工作后，他正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84年终遂夙愿。入党之后，漆先生热情更加高涨，工作更加勤奋努力。由于他拥有渊博的史学功底，又坚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在中国古代史的贯通性专题研究和断代史研究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作出了卓尔不凡的贡献。特别是在宋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对中国古代一些重大问题的卓见
漆先生博学高识，对中国古代史许多重大问题做了探索，提出了自己富有创新性的见解。乔幼梅认为，这反映在如下方面：（一）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提出了三段分期法，简称“二黄分期”。（二）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提出了四个时期、两个高峰论。（三）应以经济史研究作为突破，带动中国古代史全局性的研究。（四）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五）研究古代哲学史、思想史，固然要对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进行追源溯流的静态研究，还必须将其思想放在该时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进行动态研究，不应走“从思想到思想”的陈旧路径。（六）必须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坚持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重视经济交流的关键作用。（七）宗族与宗族制度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具有独特的作用。（八）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和起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而不是后备军。（九）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尺度，运用阶级分析、辩证分析、从后向前看的方法。（十）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常用的方法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其中，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最高层次的方法。
上述探索和观点，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历史人物评价和研究方法等诸多领域。漆先生的一些贯通性见解和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例如，1953年发表的《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一文，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家伙”的“片面反封建”倾向，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主义理论、辩证法和矛盾论，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辨析。文章认为：“关于封建制度，我们同样地可以说，它在今天说来，是我们所要彻底消灭的东西，但在古代的历史上，它代替了奴隶制度，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进步。”王学典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以来，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正面阐发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地位与意义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期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反对‘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力保‘帝王将相’‘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所持的理论根据，无不与此文有关”。漆先生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变法改革、政策调整格外重视，既出版了《王安石变法》《唐太宗》《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等专题研究论著，也主编出版了《中国改革通史》（十卷）这样的通史著作。
重要的史学研究代表作
漆侠先生堪称勤奋的学者，他的重要代表作主要如下。
（一）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几种著述：1.《隋末农民起义》，虽然篇幅不大，却是漆先生出版的第一部书，率先对隋末农民起义的背景、过程、结局做了系统论述。2.《秦汉农民战争史》（合著），首次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黄巾起义从社会阶级矛盾演化的角度做了系统的研究论述。3.《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一文，以矛盾论为指导，辨别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漆先生对此文颇为满意。4.《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一文于1966年3月发表后，引起激烈争论。
（二）《王安石变法》。该书是漆先生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是他研究宋史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成名作。1959年出版，后又做了两次修订、增补、再版。20世纪前半叶，学者们开始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尤以梁启超《王安石》影响最为持久。20世纪后半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代表性成果便是漆侠的名著《王安石变法》。该书对北宋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广阔社会背景，阐明了变法要求的酝酿及其最终成熟原因，论证了新法的来源、内容、实质和变法过程中复杂曲折的斗争，并且指出了变法最终失败的根源所在。该书代表着漆先生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宋代政治史所取得的超越前人的突破性成果，在史学界受到广泛而持久的赞誉。邓广铭认为该书“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王安石变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迄今并没有出现足以超越的同类作品。
（三）《宋代经济史》（上、下卷）。该书全面系统地考察论述了宋代农业、手工业、禁榷专卖制度、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并进而分析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思想。《宋代经济史》约有100万字，在首篇《绪论》之后，共有5编。全书篇章结构如下：上册包括代绪论和第一编。在代绪论中，以三万字的篇幅考察了中国封建经济制度演进的总过程，指出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其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第一编专门论述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农业生产力（人口、垦田、水利、工具等）的发展、商业性农业及多种经济作物的发展、各地区土地所有制的不平衡、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官私地租形态、国家赋役制度、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状况等内容。下册包括第二至第五编。第二编论述了手工业生产及诸关系，共九章，论述的范围包括矿冶、铸钱、军工生产、纺织、建筑、陶瓷、造纸、印刷、农产品加工等诸行业。第三编分四章，专门探讨了宋代封建国家的禁榷专卖制度及其与此密切相关的茶、盐、酒、矾等的生产和流通特点。第四编分五章论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包括城镇商品经济、商税征收、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的贸易、金属货币的流通和纸币的发行、物价变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等内容。第五编分三章专述宋代经济思想，主要对地主阶级改革派、保守派、浙东事功派，以及农民阶级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宋代经济史》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宋代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的具体结合，虽然是首次，但这种结合是有机的而不是牵强的、机械的，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削足适履、教条主义式的，因而这种结合就富有理论创新意义。该书既对宋代经济史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研究论述，还对许多重大关键性问题作出了高度概括，而这些概括富有理论色彩。如以两个马鞍形来概括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的趋势，宋代的发展则处于第二个马鞍形的最高峰；对宋代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则以“北不如南”“西不如东”作为具体说明，“北不如南”是“量的问题”，“西不如东”不仅是“量的问题”，而且存在社会经济制度重大差别等“质的问题”。以“两个马鞍形”“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面貌加以高度概括，富有理论意义。《宋代经济史》被史学界誉为“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专著”，是“填补空白的奠基性巨著”（乔幼梅语），是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王曾瑜语）。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诸奖项。该书屡获再版，显著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事业的纵深发展。
（四）《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合著）。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论述辽、西夏和金朝经济史的学术专著。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民族平等观念，对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寺院经济和赋役制度等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尤其在诸如生态环境、宗族经济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拓展。李锡厚、王曾瑜认为：“在辽夏金史这样一个举步维艰的研究领域中，过去曾有人分别就某个王朝的经济或个别问题撰文、著书，进行探讨；本书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从而为辽夏金史、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范例。”
（五）《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邓广铭在1984年曾指出：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漆先生继承并发扬光大老师的高见，对宋学展开专门的系统研究。书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注意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及其对于思想学术领域的深刻影响，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书中也对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漆先生后因医疗事故突然辞世，故此书还有两章未及完成，但此书仍然不失为他的又一部代表作，也是中国宋史学界研究宋学的一部代表作。
（六）《历史研究法》。漆先生生前曾多次为研究生开设、讲授“历史研究法”课。该书是在先生逝世后，由他的弟子们根据先生的讲义、研究生们的听课记录，再加上先生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而成。书中第一讲《绪论》，论历史研究中方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第二讲《论治学》，首先介绍阐释王国维的“三境界”、治学的“三境界”，然后讲如何治学（从学术发展趋势确定自己的行动、加强基本功、博与约、通与专、贯通）。第三讲《论史学》，第一论历史学科的地位，第二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第三论历史的特点，第四论历史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第五论史学的功能作用，第六论史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特别是选题问题，第七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四讲《论史料》，讲史料的分类、搜集、选择、分析、审查。第五讲《论史观》，首先讲历史观的内涵和意义，其次讲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观及其演变，第三论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观，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六讲《论方法》，依次讲述史料搜集和考订的方法（考据法）、比较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辩证的分析方法）。第七讲和第八讲《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划分四个时期，依次论述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认为有两个高峰。最后附录了漆先生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10篇专题文章。该书是漆先生近五十年历史学习、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方法论教材。
（七）《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漆侠主编。邓广铭在生前曾为中国缺乏一部系统的大型宋辽夏金史断代史著作而深表遗憾。为弥补这一缺憾，漆侠于2001年5月联合乔幼梅等学者写出课题规划和写作大纲，向教育部申请“宋辽夏金史”项目，得到批准。不幸的是，漆先生于是年11月2日突然辞世。王曾瑜、乔幼梅等人经过集体研究协商，决定接过漆侠的接力棒，完成他的未竟之业。经过66位专家学者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课题，定名《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共有七卷八册，380万字。该书遵照中华大一统和各民族平等理念，按时间顺序，大量吸收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研究成果，对10—13世纪中国境内各个政权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一部继往开来的集大成式的巨著，荣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八届河北省社会科学特别奖。正如该书《后记》所说：该书撰写时，尽量体现主编漆侠的学术成就和观点；凡漆先生已有研究成果者，据以增删修订；凡学术界有争议而漆侠发表过看法者，正文中采纳漆先生观点，其他观点在“注释”中注明。
着力培养宋史研究后继人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漆先生主要是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据王岸茂回忆说：“（1956年上半年他和同学们听漆先生讲过几节中国古代史课后）都认为这个老师讲得好，史实清楚，观点明确，有条有理，讲课水平显然高得多……漆先生重视学习马列主义，能用正确的理论观点分析问题，这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就比别人高明。”据刘敬忠回忆：“1963年，我考入了河北大学，在迎新生的会上得见先生的风采。1964年9月，先生曾给我上过几次有关马列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课。当时，先生刚过不惑之年，风华正茂。他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情，深入浅出的讲述均深深地打动了我。”1980年漆侠受聘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讲授一学期“宋代经济史”。1981年受国家教委委托，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举办全国高校宋史师资培训班。1982年开始招收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1989年3—4月赴美国讲学，1994年4—5月赴日本讲学，1995—1996年赴新加坡讲学一年。漆先生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大多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中有三位博士毕业生成为“长江学者”。
1989年5月，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评奖程序规定，河北大学教务处邀请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胡如雷、滕大春、王曾瑜等专家到校，对漆侠申报的教学成果进行现场鉴定。专家们对他的教学成果给予了一致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项教学成果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为题刊发于《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并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在这篇文章中漆侠说：“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这是培养包括宋史在内的文科研究生的首要任务。乾嘉考据之学，我们要继承并加以发扬；但乾嘉学者治学的老路，我们的研究生绝不能再走。毫不夸张地说，马列主义理论的素养，决定一个研究工作者水平的高低。研究甲骨文、殷周文字的，有所谓‘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而郭老则以异军突起之势，后来居上，成为殷周史研究成绩最大的一位权威。这主要是由于郭老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古代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我们的研究生也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
乔幼梅、王曾瑜在《漆侠全集·前言》中评论说：“漆侠先生特别是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间，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努力培养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后继者，组成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研究群体，这在中国史学界中，同样是仅见的……漆侠先生苦心经营，造就了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堪称第一流的宋史研究中心。他刻意创设一种专心致志的学习环境，使青年人不致于经受大千世界的各种诱惑，老实读书，不偷懒取巧，不心猿意马，在各方面进行最严格的要求和训练。漆侠先生不仅重视图书设备的建设和不同年龄层次研究人员的梯次配置，更重要的还是树立代代相传的好学风。不少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都是经过漆侠先生的培养。漆侠先生向他们不仅传授了高学识，也传授了好学风。学术民主是学术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生公开向老师漆侠先生提出异论，而老师不以为忤。在新时期，史学界的同仁理应继承和发扬漆先生的优良学风。”
漆侠的治学经验和主张，归纳起来就是：“多读书多掌握资料，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漆侠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道路，是一条科学道路、成功之路。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