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重构中国传播学，城乡关系问题应当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具体来说，首先在历史层面，继承汲取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继承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其次在当下层面，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和文化创造力；最后在世界层面，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传播学有清醒的认知。
【关 键 词】中国传播学/城乡关系/国家社会主义/农民主体性/创造力
转向城乡关系的传播学研究
沙垚(以下简称沙)：赵老师，您好！您是国际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但在2014年您与邱林川、王洪喆的对谈中有很多与“三农问题”相关的论述；2015年您准备在浙江省缙云县与吕新雨教授等召开“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否意味着今后您将把“乡村传播”作为自己新的传播研究方向？
赵月枝(以下简称赵)：是的，近年来我确实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城乡关系视野和乡村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我和邱林川、王洪喆对谈中所说，随着中国传播研究走向成熟，三农议题会更显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者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现代农民的主体性、媒体和文化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生命力、传统知识的意义及创新和传播等。①
但是，我并不觉得乡村传播仅仅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说抱负也好，希望也罢，我认为，乡村传播不应是本已十分支离破碎的传播研究的小分支，而是中国传播学整体都应该具有城乡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重构中国传播学，城乡关系就像劳资关系一样，应该成为传播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乡村问题应当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在我看来，如果像有人研究健康传播，有人专攻组织传播一样，有些学者研究城市传播，有些学者研究乡村传播，那就把城乡关系切碎了。在城市主导话语权以及城乡权力关系和传播资源不平等的今天，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把乡村边缘化的表现。当然，这不是说学者的研究不应有侧重点和自己的专业领域。我这里是把城乡关系提升到定义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高度来讨论的。
沙：您提到城市主导，是否可以这样说，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天然的城市中心主义视角？这也正是您要批判的？
赵：是的，但为了不把问题简单化，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区分三个概念。第一是传播现象，从最基础的言语到古代的烽火台、驿站到今天的网络传播手段，这些都是人类实践的一部分。第二是广义的对传播现象的分析，这包括我们所理解的传播学科“之前”和“之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分析。在这些文献中，不乏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视角，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哈洛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Raymond Henry Williams)《乡村与都市》等。实际上，在美国早期实证社会科学中，也有对本国的村庄和农业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传播分析和技术扩散等问题，但是这个研究路径并没有在作为学科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三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播学，尤其是1980年代初中国引进的传播学，也即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二战之后出现的作为冷战社会科学产物的传播学。就这一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学而言，它确实从一开始就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
用这一传播学的视角来书写传播史，这个传播史就一定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传播史会讲到唐代邸报和宋代的印刷术，但这种历史书写跟现代传播史是割裂的。现代传播史的书写是与印刷技术在西方发展起来之后，欧洲报纸的商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传播史，也是从西方传教士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办“外报”开始的。在帝国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的张力下，中国的志士仁人才开始办我们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传播史是西方传播史的本地化和延伸，是全球殖民传播史的一部分。当然，基于民族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叙事，会从反帝和反殖民的视角书写这一历史，而当下在中国传播研究中颇有市场的修正主义传播史则可能更多书写当年传教士报刊对中国的启蒙作用，和它们如何给中国带来客观上的发展。但是，无论是批判视野还是殖民主义视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
当然，现代传播学并没有放弃乡村。从施拉姆开始，第三世界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这就是发展传播学。但是，正如我在与吕新雨教授的一个访谈中已提到，发展传播学对第三世界乡村问题的关注是具有强烈的冷战地缘政治意义的。因为1949年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取得成功，也因为亚非拉其他地区激进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层担心第三世界的农村会不会像中国一样，由于贫穷与落后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使这些国家都倒向共产主义？所以发展传播学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农村，而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根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在发展传播学所隐含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中，农民一方面由于贫穷会接受革命的蛊惑，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狭隘和不求上进的，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他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总之，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的关注是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在冷战地缘政治框架下，它不但将第三世界乡村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而且将第三世界乡村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之中。
沙：那么您自己为什么转向城乡关系研究呢？是出于什么样的理论视角的考虑？
赵：我转向乡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现实层面的。在中国，农村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之后，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中，“三农”问题凸显，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比如农民抵制苛捐杂税、反抗剥夺土地、抗议环境污染等等。但是对此传播学并没有太多的参与和发言，即便有，也是基于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视角，认为只要普及电视、实现电信村村通、送文化下乡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国际层面，ICT4D这一研究范式，也就是通过信息技术促进发展，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减贫目标，体现的基本上还是美国主流发展传播学的思路。记得2005年我在突尼斯参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技术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希望在第三世界推动100美元电脑计划就颇吸引眼球。虽然我对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思路一直存疑，也从宏观层面写了《一个世界峰会和一部中国电影之间》、《手机之后，要什么？》这样的文章，但对全球传播秩序这样的“大格局”问题的关注是我所致力于发展的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在2000年代中期受聘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时，是从“天上”和“全球”的层面定义我的研究题目的。具体说，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卫星电视新闻对全球秩序的构建。
但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铭心，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超市购物时，无意中看到一份免费的温哥华华人报纸《环球华报》，头版头条竟是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最后两位云南青年只来了一位，与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杀于我老家所在的缙云县新建镇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缙云青年是河阳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②
沙：我在陕北做过一个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项目，就看到乡村中老年的男性农民用智能手机看黄片，并且他们还告诉我，可以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一个片子一块钱，形成一个微型的地下产业。
赵：对啊，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有了手机之后干什么？这个我曾问过的重要问题于我有了新的迫切性，而这不是发展传播学所能解决的。
这进一步涉及我所要讲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理论层面的动机。很显然，现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传播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复杂的现实。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的商业化，到在新世纪初解读小报故事、研究中国传媒与入世以及讨论中国电信领域如何实现普遍服务，③我力图反思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逻辑与中国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吕新雨等批判学界同仁有关资本主义和乡村问题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源于西方，在其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扩张过程中，亚非拉被边缘化，由中心剥削边缘，支撑庞大的帝国，这同时也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传播研究如何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框架和冷战框架，有真正的世界视野、中国立场，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因此，我2009年受聘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的时候，就把自己在国内项目的研究方向定义为“传播、文化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我认为，发展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传播学离不开对城乡关系的关注。因为一旦忽视城乡关系问题，尤其是还在发展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开始反思改革开放前的中共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的断裂与脱节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出了源于“山沟沟里”的中共新闻理论，包括毛泽东的新闻理论。虽然这一套理论没有被“传播学”所取代，从“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设置中颇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我们还能看到有本土革命历史渊源的“新闻学”之于有深刻冷战色彩的“传播学”的优先地位，但是这两者实际上是两套话语，水火不容，而且前者处于实际上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重新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播理论，也不能观照，更枉论针对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以及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和有九亿人口靠农业和农村生活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基本国情。西方批判学者聚焦工人阶级，以及工人的阶级意识能不能形成，他们的理论是以19世纪的欧洲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为基础的。在北美，垦殖主义历史使农民问题被种族问题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置换和遮蔽，这里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更缺乏农村和农民的视角。然而，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是否应当重新看待农民在中国国家和乃至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并且，西方批判学者最感兴趣的中国的两亿多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很复杂，他们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客观上他们的户口也都在农村，农民工的出现过程不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相类比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有着基于农民革命的社会主义传统，至今还声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或许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理论与实践的资源，或者说，新的主体性很可能是在新形式的工农联盟中产生？当然，在当代中国，新形式的工农联盟以什么形式实现，我也不知道。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讲到的“环境工人阶级”④或许在中国会离不开农民的成分。总之，中国的宪法还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应该忽略乡村、农民以及城乡关系视野。
历史遗产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
沙：您认为发展传播学和传播批判理论各有缺陷，不足以在复杂的城乡关系视野下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那么重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传播学，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历史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近代以来有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将之置于城乡关系视野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封建时代的城乡互补结构。尽管我们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在当时都是国际大都市，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无论你做到多大的官，挣了多少钱，最终都要回到农村。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不是单向的剥夺和被剥夺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的互补过程。当然，这种关系不是仅仅靠文化和传统就可以维系的。在皇权和土地都趋向集中，尤其是农民被剥夺程度加深的王朝末期，农民通过起义的方式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使之重新趋于平等。这虽然破坏了社会和生产力，但却改善了生产关系。
如吕新雨所说，正是由于这种内生的城乡互补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没有走上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新十字路口，是企图走“中修帝国主义”扩张性道路，继承大英帝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衣钵，去拉美、非洲殖民，还是走出一条在国内是城乡互补、在国外是反对霸权的良性的发展道路？这里的答案不言自明。因此，传播学者回到城乡关系，从历史实践中发掘资源，还涉及到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重大命题。
沙：谈到历史遗产，回看20世纪，我们绕不开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传播学应当如何去面对和继承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呢？
赵：说革命遗产是可以的，但是尽管我自己在以前的文章中也用过，我希望慎用“社会主义遗产”这个词，因为这隐含着中国现在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且不说中国官方一直没有说不搞社会主义了，我个人是个社会主义者，我希望中国还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因此，我更愿意使用国家社会主义遗产这个词语，即把前三十年定位为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也即国家计划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之后，官方的定义是中国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市场力量起了更决定性的作用。我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中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主义，我希望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国家至上到市场至上，再到社会至上，尤其是劳动者至上。我这个定义得到黄平、姚洋、韩毓海那本《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直接启发。我的理论来源包括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而布洛维的动态的、历史的社会概念又得益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及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里面的“能动社会”概念。
说到如何对待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遗产，我马上就会想到我老家浙江缙云县一个山村里那个快要倒塌的大会堂，它上面还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共文化符号的物质代表，它依然是村里唯一的公共室内聚会空间，今天，是让其倒塌还是修复？目前，浙江在新农村建设中修建了很多新的文化礼堂，我相信国家的初衷是想要赢回农村的文化领导权，但关键是建成之后用什么样的公共机制去维护，在里面演绎什么样的文化和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农村的文化中心和农民的精神家园？我知道，在没有了集体经济支撑的条件下，村里的领导希望得到上级政府资助，修复这个大会堂。我更憧憬，返乡的大学生、经商归来的村民，能与常驻村民一起，在这个大会堂从事各种文化活动，使之发挥新时代的文化和村社共同体的各种仪式功能，将上一代的集体记忆和当下村庄的文化实践和社区共同体的意义生产联系起来，而不是割断。或者说，我希望看到，新时代的知识、财富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相结合，产生出时代的新文化。
事实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本身就是中国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遗产。中国革命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传播实践就是将现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过程。这些文化实践包括用快板书来说革命、用信天游唱东方红、用现代广播播放传统的戏曲等等将传统形式与现代话语，以及现代媒介与传统内容相结合的探索。但是，在现代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传播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血缘关系被割断了。
沙：我有一个数据，1953年4月到5月，陕西地方戏占陕西广播文艺节目总时间的79%。⑤对于当时的乡村，广播堪比今天的互联网，都属于外来的新媒体。
赵：对，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新媒体跟社会运动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促进社会的改造。比如配合农村卫生健康运动，广播、黑板报、戏曲、妇女主任和卫生员会挨家挨户动员。但现在，以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将电视、手机、互联网送到农村，与系统的、全面的农村文化建设是脱节的。第一，内容问题，电视节目、互联网的内容越来越城市中心主义，有关农村的内容越来越少，很多农民看不懂电视了；第二，新的传播技术以消费主义的方式进入农村文化环境，注定冲击和腐蚀农村的社会肌体和村社共同体的价值体系；第三，乡村传播组织者缺位，过去的公社广播有广播员，通过一个具体和真实的人，将党和政府的群众文化工作与农村的文化现实联系在一起，现在没有了这样一个人，新媒体在农村应用中的针对性也就减弱了，技术与社会的脱节就更严重了。一言以蔽之，现在的新媒体基于农村社会就不是那么有机的结合了。所以我考虑的不是作为学科的传播学应该怎么办，而是传播技术如何与农村社会有机的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关键。我所说的人，不是到村庄做个公益形象宣传的大牌明星，而是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基层文艺工作者。比如为了配合浙江省的“五水共治”⑥宣传动员，缙云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根据自己切身的乡村生活体验编排了一些跟乡村传统相结合的方言文艺节目，供村民演出；在更日常的工作中，基层工作者从指导农民春晚到建立农村文化站等各项工作，都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文化工作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我想，当下的农村实践中可能还有更多没有被抛弃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传播学者去发掘。
沙：您强调文艺工作者在乡村文化与传播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如何理解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呢？
赵：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共和国的主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一位叫陈永贵的农民还当过国家副总理，农民的形象也一直是正面的。农民的地位是随着改革开放下降的。不错，改革开放初，还有农民万元户和创业者；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话语里成了现代化的负担。典型的代表是《河殇》，我记得里面有一些农民跪在那里求神的镜头，解说词好像是，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前面提到，在发展传播学鼻祖施拉姆们的笔下，农民不求上进、没有知识、需要现代传播技术去开启。在这里，至少施拉姆还觉得只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启发、改造，就可以获得现代主体性。可是，《河殇》却认为凯恩斯来了也没用，言下之意是农民是现代化的障碍，没有获得现代主体性的希望。当然，后来，农民就变成骂人的词汇，是无知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农民可不是落后的农民，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很不一样，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锻炼出来的农民，是具有政治主体意识和社会批判力的农民。大概是1994年我回老家农村，就有农民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权力关系变化有深刻的分析，跟我说：“月枝啊，三座大山又回来了”。他们当中，大部分受过初中教育，有的出去打工见过世面，他们的儿女里面也有不少中专生和大学生。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我和几位学者一起去河阳村参观古民居，因为有古民居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带领，我们就没有买票。进入一个祠堂时，负责收票的是一位60多岁的农家妇女，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们都不懂规矩，都不买票，领导来了又怎样，还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她敢说，因为她有她的主体性，她觉得你们上面带过来的人不缴费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尊重她的职位的。总之，中国农民既不是被驯服的农民，也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刁民。问题是主导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往往居高临下，在城市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传播体系里，农民成为话语中的弱势群体，但这不代表他们真的无知和落后。
沙：我看过汪晖老师十几年前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如文中所述，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让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好，但同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儒家等传统文化、新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以及天翻地覆的现实变迁中感到迷失与困惑。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很少从工农群众运动和实践中汲取养分和能量？
赵：你说得对。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具有一种能力，去超越自身所在群体的局限性。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利益和小资情调去思考问题，对社会充满牢骚和怨气，还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应关注工农的社会运动，进而与工农相结合，这个观点并没有过时。我们没有资格去替农民表达，更没有资格去教化农民，而是应该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教育我们自己。
从消费主义到主体性创造
沙：赵老师，您说得太好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叫作《农民的表达》，正是沿着您的这一思路展开的，把话语权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表达，倾听农民的表达，而不是代表农民表达。可是近年来，我看到农民的文化在农村消失了，相反在国际舞台和都市舞台上却受到极大的欢迎，比如皮影戏，您怎样看待这种空间错位的表达？
赵：先分享一个案例。2014年秋我到浙江的“良渚文化村”参观，一开始我以为这真的是一个村庄，后来去看了才知道，这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村庄”里的建筑像民居，还有村庄食堂、书屋，业主们过着美好的田园生活，有绿地种菜，亲近大自然。可是问题来了，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因此，不仅是你说的皮影戏等农民的文化，甚至“村庄”这个概念本身都变成了小资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农村变成城里人休闲消费的地方，农民的文化让城市人高价欣赏；同时农民被赶上高楼，逼着他们以在楼下花园里种菜等方式，追忆他们失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置换，城市中产阶级落户村庄，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村庄空间就变成了一种消费的资源，是城里人表达乡愁的方式，也是文化产业增值的手段，农民的文化成了资本的点缀，农民本身成为文化商人的工具。有意思的是，城市居民开始向往农村、消费农村，不正说明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内在困境吗？
谈到消费主义对农村和农民文化的主导，还有更为隐藏的一个层面，即我们现在正在大规模开展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其中送图书下乡、送电影下乡，还包括上面谈到的送家电、手机、互联网下乡。在与吕新雨教授的对谈中，她讲到“送货下乡”忽视的是农民的主体性，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⑦我认为这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治理者居高临下的福利主义思想。“政府买单农民看戏”，听起来很好，可是你买得过来吗？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思路中，农民是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而被建构的，这是文化单向流动的模式。在这一模式里，农民缺乏作为主体的参与性。
沙：2013年我有机会参与过一次送书下乡，我们给五个试点村的农家书屋送书。最多的时候七辆车，市文广新局领导一辆、区分管领导一辆、区文广新局一辆、乡镇领导一辆、村干部一辆、新华书店领导一辆，最后是新华书店的大货车。
赵：这看起来很浩浩荡荡，但是问题不少。第一，你送的书真的是农民需要的吗？我们的图书出版业本身就是城市中心主义的。第二，青壮年都到外面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小孩，谁会读农业科技的书？至于电影下乡，则更讽刺。刚上院线的片子太贵，因此送下乡的片子里，老掉牙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这些片子农民都看了几十年了，都是些都市文化的“残羹冷炙”，这简直是在侮辱农民。我在调研中听到一个段子，在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放映现场，观众只有一个老人，放映员说：“大爷你也回家吧，很冷啊。”老大爷说：“我回家了就没人给你锁门了。”因此，这里最关键还是福利主义的思路不对。当下，主导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了，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吃亏了，因此想要反哺农村，做出一些补偿，这比起《河殇》里对农民的态度，是一个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还是被当作亟待教化的对象，都市精英文化施舍的对象，最多也只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而不是文化的主体。正如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一部分人失业，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政府通过发一点救济金，以示慈善，从而缓和阶级冲突。可是怎么可能把几亿中国农民都当作文化反哺的对象呢？这会扼杀了多少人的文化创造力啊。
沙：您认为，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农民还有没有可能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那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
赵：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我看到当下农民正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是有创造力的。比如现在全国各地都很流行的农民春晚，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春晚离农民太远了，不是赵本山演几个农民小品就能代表农民的，所以农民开始办自己的春晚。首先是筹钱，外出打工和经商的农民愿意出资；其次是内容，在我老家的一个山村，有去上海打工的农民在外面学会了一种叫作“滚灯”的文化形式，回乡后，这些农民就地取材，将灯的做法用当地的材料加以改造，搬上了家乡的春晚舞台，受到欢迎。还有，春晚这个形式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电视台创造的，农民不仅挪用了，还加入了自己的内容。这说明在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农民是具有创造的主体性的，他们能够综合分析、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各种文化形式，再结合农村当下的经济情况，创造出新的文化生活。当然，这不是说农民春晚的节目中就没有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就是“纯粹”的农民主体性的表现了。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
沙：现在农村普遍流行的广场舞也值得关注，这里面是否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回归？
赵：你说得对。不仅是集体主义，广场舞是回归到日常生活实践的城乡文化形式，成为妇女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这是“送货下乡”的文化反哺所不可能做到的。并且，广场舞将个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和社区的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凝聚了社区。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批跳广场舞的妇女应该是50后和60后这一代人，70后甚至80后是在她们的带动下开始的，因此，农村广场舞可以看成是获得社会主义现代主体性的一代女性带动年轻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实践，中国城乡妇女开始不再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消费和做“沙发土豆”了，她们要自己跳起来，而且在公共空间，在大庭广众之下，以集体的形式。
地方政府把广场舞变成落实群众路线的一个措施，也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在缙云县，县政府门前是最大的广场，这里是最大的跳广场舞的地方。这是很意味深长的，又很自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的广场，怎么可能拒绝人民群众自发的文化实践呢？政府部门顺应民心，给群众提供机会和条件，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容否认，广场舞也成为部分城市小资的心病，遭到各种各样的诋毁和妖魔化，这与小资的洁癖有关，联系着小资对公共空间私有化和社会生活个人化的诉求；同时，也不排除有部分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害怕来自人民群众的、汹涌澎湃的文化活动。
方法与计划
沙：说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个具体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向以宏大理论著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不平等的文化权力关系。它是否有可能去做具体村庄的个案研究呢？或者说，它如何处理宏大理论与具体个案之间的关系？
赵：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宏大理论著称，但这不是它的特质。实际上，主流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也离不开现代化、资本主义、历史终结等宏大叙事，只是由于这些宏大叙事是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具体到技术扩散等研究的时候，主流传播学者就觉得没有必要把宏大理论写出来了。
确实，我们看到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于其工业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信息化的视角，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对西方国家内部和全球宏大传播格局的分析上。但实际上，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有很多个案研究，比如瓦斯科(Janet Wasko)做的就是关于迪士尼的个案。北美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中，我的印度裔学长Manjunath Pendakur就回到印度一个村庄去做过个案研究。⑧再比如我原来工作过的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位非洲裔学者，通过对加纳农村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布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分析，来描绘物质文化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与个案研究没有矛盾。
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我和邢国欣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学术前沿》一文中已经讲到以下四个基本取向：第一，置传播现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第二是对权力场域与控制机制的图绘；第三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第四是实践。⑨具体到个案研究，我欣赏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他提出Global Ethnography(全球民族志)，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志的方法与关怀，他还有本书叫作《没有边界的民族志》(Ethnography Unbounded)，采用拓展个案法，这也是我采用的方法。总而言之，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我不讳言宏大叙事，但是我不仅不排除村庄个案研究，而且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必须接地气，把研究落地到个案。
至于技术性的方法，我可以做深度访谈，选几十个村民作为我访谈的个案去跟踪；我可以用焦点小组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跟卜卫2014年初在浙江缙云就做过，召集有代表性的村民，让他们一起讨论；我也希望能做口述史，从访谈我自己90多岁的老奶奶开始，让她讲述她这样一位普通农妇所经历的新中国历史，包括农村妇女的历史；我的一位加拿大博士生计划用问卷，比如手机给村民带来了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用、平时用什么网络、联络什么人、联络频率等，从而研究他们的传播活动。但是，方法的定量定性都是末，不是本，不能本末倒置，关键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
沙：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研究计划呢？
赵：我正在做的以及计划做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虽然2009年我就把自己长江学者的项目定为“文化、传播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而且选定回老家浙江缙云县做个案并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基础研究，包括一些深度访谈，但这个项目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二，在完成加拿大这边的“全球”层面的研究工作后，我计划申请加拿大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事传播与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这样就可以把我在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统一起来；第三，正如你开篇所讲到的，我和吕新雨教授等2015年将在浙江缙云县召开“城乡关系视野下的文化、传播与乡村转型”的学术会议，作为中国批判传播学的第二个年会，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聚集更多的关注城乡关系的传播学者来讨论；第四，我希望通过指导博士生和访问学者来培养有城乡关系视野的批判传播学者，如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一位博士生的论文是关于农村征地中的政治传播，我的一位加拿大博士生将研究手机在中国农村的应用；第五，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我的家乡缙云县刚成立了一个国情调研基地，我将以顾问的身份介入他们的研究；最后，作为我的研究的社会实践和行动指向的体现，我希望在我的家乡办一个“河阳乡村研究院”，下设“乡村与未来文化传播研究”、“乡村口述史研究与书写”、“乡村艺术研究与发展”，以及“乡村中国实习与培训基地”等部门，把它做成一个立足于一个中国村庄，辐射全球的跨国学术平台和教学与培训基地，从而使自己的学术实践贯通中西，连接全球与村庄。当然，这是我的学术梦，能否实现，还看天时地利人和。
注释：
①邱林川、王洪喆编：《东西方之间批判传播研究：道路、问题与使命》，《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8期。
②网络相约自杀的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除了浙江缙云的自杀事件之外，还有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后农民工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012年11月底，三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青年在淮南火车站附近一家宾馆的卫生间里自杀；2013年9月23日，二女一男相约温州宾馆内躺床上烧炭自杀，等等。
③参见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第三编“世界结构中的中观传播”的相关文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pochal Crisis. Monthly Review(2013), 65(5).
⑤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69卷)•广播电视志》第12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⑥“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这五项。这是浙江省政府近期推出的大政方针，既保证经济增长，又促进绿色环保的人居环境。
⑦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集》，2009年。
⑧Manjunath Pendakur.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曹晋、赵月枝编：《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下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 Reader)第315～3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第9～11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