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数字传播时代，无论是理论范畴还是实践基础，中国传播学都面临着体系化的更新和优化。在百余年传播学历史中，关于学科危机的反思和讨论一直未曾中断，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传播学先驱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59年提出的“十字路口”隐喻：传播学成为“一个伟大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经过但少有人停留”。
与施拉姆当年所言的“十字路口”隐喻相比，传播学如今走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十字路口”。数字媒介使用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传播学科走向“主流化”遂成不争事实。数字革命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问题域的开放带来了学科集群新一轮分化与重组。沿袭西方体制化的学科细分模式，日益跟不上当今时代的学术发展趋势。不同以往的是，“媒介”和“传播”作为核心变量，不断深度卷入现实生活，成为诸多学科交汇的问题域。在此背景下，外学科学者进入传播学领域，可能再也不是穿梭于“十字路口”的“过客”，而是驻足深耕的“开辟者”乃至“竞争者”。例如，对于数字传播和算法伦理的研究，对于数字时代“信息”“数据”和“媒介”的研究，已不能说是传播学研究的固有领地，更不能说是其优势领域。在未来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大潮中，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过新的“十字路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根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沃土，不断凝练学科特色和优势，与时俱进提升理论学术原创力。
在学科渊源上，传播学主要脱胎于社会学。在西方舶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门类中，社会学是“最早提出本土化的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与之相比，传播学同样是本土化意识较为强烈的学科，并对本土化论题展开过持续讨论和实践探索。学科本土化的症结，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两个学科本土化的前提、境况和效果有所不同，但其所指向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是相同的，就是解决理论或知识创新力不足的短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鉴于此，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给中国传播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一定启示或动力。
聚焦“元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之关键
构建中国传播学学科体系，首先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即传播学研究的“元问题”是什么？“元问题”是促动学科发展的根源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夯实学科根基的关键性问题。在“元问题”上不清晰或失去学术竞争力，学科体系构建就会失去核心支撑力，学科发展亦会逐步丧失原动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传统，就是持续深入聚焦学科之“原初问题”（即本文所谓“元问题”）。“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强音。一个学科关注什么“元问题”，需要基于总体性眼光和学术发展趋势，去回应和解决时代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以来，不管社会环境和理论研究如何变化，其始终将基本问题铺展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构架中，铺展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铺展在中国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位移中去思考，以此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元问题”，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没有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社会学这门学科既没有产生的可能，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这是社会学能够植入中国基因，进而快速成长为主流学科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元问题”，同样需要从“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去探寻和确立。在观念层面上，关于传播学“元问题”虽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尚未呈现出清晰化的脉络主线。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主要源于“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即“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元问题”应具有两个重要维度，一个是“真问题”，一个是“大问题”。中国传播研究领域出现“跑马圈地”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元问题”失焦而带来的“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关键在于找准具有内聚力和支撑力的“元问题”。换言之，如果没有贯通学科发展的“元问题”，学科体系的构建就可能失去根基，甚至可能呈现“四分五裂”之态。
鉴于此，关于新闻传播学“元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成为学界的重要关切。学者主要是从传播和媒介之变的视角，从人与社会和世界的联结关系中，重新思考和定位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将视野移至学科之外，俞吾金教授关于哲学“元问题”的思考，或许能给传播学带来更多启发。在其看来，哲学的活力和魅力正是体现在不断地思索哲学的“元问题”过程中。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意义关系，人的全部求知热情（包括哲学上的探索）都是在这种意义关系的地平线上展开的。只有先行地领悟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才能准确地解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因而，从生存哲学来看，哲学的“元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传播学面对的最重要的时代变局，无疑是数字媒介兴起带来的颠覆性传播变革。这种媒介迭代变革引发的不仅仅是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巨变，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交往模式、社会关系结构和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塑。这种时代变革以数字媒介为核心变量，推动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再造，日益关乎“人的生存活动”及其意义。如何理解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让数字传播为“人的生存活动”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实可视为传播学的“元问题”，其内含的答案即能解释“为什么人们需要传播学”。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不断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并以问题为导向重塑新的学科边界。如上所述，很多问题，如数字媒介、元宇宙、算法、互联网治理等，实已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如何从中确立传播学的“元问题”，不仅关乎学科自主性问题，甚而关系学科“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围绕数字媒介这个核心变量，中国传播学界关于媒介、媒介性和媒介观的讨论，不断转向本体论层面。只有紧紧抓住这些关键变量展开深入研究，才可能在“元问题”视域中不断发掘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真问题和大问题。反之，失去了对“元问题”的聚焦式深耕，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根基则难以变得坚实，更遑论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强化实证研究是构建学术体系之基础
传播学以实践性为底色，实证研究是其基本的学科传统。学科传统是学科属性之标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学科的精神气质。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这种实证研究的学科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承继和发扬，在某种层面上甚至呈现逐渐弱化乃至被边缘化的趋势。从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情况来看，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能有独到发现或者能够推动理论创新的则更少。
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离不开实证研究传统的强大支撑。进入数字时代，传播的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传播效能与国家治理水平日益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传播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要实现传播的现代化，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借助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探析和掌握数字传播的原理与规律。当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总体表现出理论创新乏力，甚至不时呈现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从根源上来看与实证研究不到位或不够扎实有较大关系。
强化传播学实证研究传统，首先需要打破对于实证研究的思维定式与认知偏见。很多人在潜意识中认为实证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学术价值不高，对于促进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难有实质性助益。从现实情况来看，受学术环境和科研考评体制影响，科学扎实的实证研究通常需要费时耗力，不易快速出成果，这可能会使研究者陷入科研考核的被动境地，故只好望而却步，舍“远”求“近”。
传播实证研究的弱化，与研究对象属性发生变化亦有一定关系。数字传播已超越传播效果的实用功能层面，对人的主体性、社会结构关系和人类文明形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需要回归人文学科传统，更多运用反思和批判的研究方法，如此才能更加深层次把握和理解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传播活动，也才能更加自主性地借鉴和发展经典传播学理论。在此多重复杂背景下，中国传播学研究总体呈现出人文化和思辨化的色彩。这并不是说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重要，而是旨在表明这类质性研究若能建立在强大实证研究基础上（不然难以切近问题实质而成为空泛之论），则可能取得更大的理论创新突破，从而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时代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实证研究不仅可用以检验理论，而且是推动理论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学科属性来看，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主要是来自或依托于扎根实践的实证研究。这是传播学学术体系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必经之途。反言之，如果失去充盈而必要的实证研究支撑，中国传播学则可能像“断了线的风筝”，逐渐脱离其学科传统，失去根系滋养，构建的学术体系自然亦犹如空中楼阁，失去与现实相呼应的自洽性和解释力。
反观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就是坚守“面向实践用力的学术传统”，“社会调查是其最坚定的信仰”。在中国社会学界，长期盛行一种观念，即“无计量，不学术”。其虽有些“偏执”，但足见社会学对于实证研究传统之看重。在社会学本土化论争中，关于议题、应用、范式的讨论均来自社会学的本土调查与探索发现，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正是坚守面向实践的实证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学才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如关于农民工、“城中村”、留守儿童等问题的研究。
与此同理，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越“十字路口”，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学术体系，在很多重要和基本问题上不但不能丢弃实证研究，反而需要更加强化实证研究的传统和方法。如上所述，关于数字传播和智能媒体的研究，如果缺乏扎实有力的实证研究，则根本难以掌握新技术衍生的传播机理，不然其研究就犹如“盲人摸象”，更遑论理论创新突破。再如，很多孕育于大众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意见领袖与二级传播理论等，其是否继续适用于数字传播时代，特别是其能否有效解释当今中国独特的数字传播现象及实践，都有赖于科学扎实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或修正。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失去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撑，中国传播学研究就可能落入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传播实践，或者用中国经验“佐证”西方传播理论的窠臼。如今不少传播研究止步于对西方理论的诠释或经验论证，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缺乏扎根本土实践的实证研究，对西方理论“进得去，出不来”，只能停留于概念或知识的演绎，其带来的可能结果就是长期徘徊或游离于“十字路口”，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更无从谈起。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话语体系之路标
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认为，理论是一个提出观念的过程，这些观念使得我们能够解释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在其看来，理论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概念、变量、陈述与格式。概念孕育于特定的经验过程，能够呼应或解释特定时空下的特定现象。由此而言，理论创新的基础在于提出具有特定解释力的概念，其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变量”特征，从而“能够解释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当今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创新，即应从传播和媒介的“变量”切入，解释作为“重要事件”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进而思考和探索如何以传播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播学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也是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路标。
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可从社会学本土化得到启示或“旁证”。社会学学者王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社会学中国化1.0版”基本完成，但也应看到，“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内学术圈的学者相互承认的范围内”。目前，中国社会学正在朝着“2.0版”努力，以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进入国际社会学界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学越是揭示了本土社会所蕴含的、为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流派，就越能弥补世界社会学界在这种类型普遍性理论上的欠缺，因而越能引起世界社会学界的注意和承认。”
由于学科历史及属性的差异，中国传播学发展不可能复制或简单模仿中国社会学，但在理论与话语创新的动力和方向上，后者当可为中国传播学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前文已述，正是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这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但又“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原初问题，中国社会学才能集中学术研究合力，在事关学科发展根基的“元问题”领域不断取得理论创新突破，建立起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与此对照，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过“十字路口”，努力实现“中国化1.0版”，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依靠大量科学、扎实、有效的实证研究，推进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方有可能实现“版本”优化和升级，以至于进阶为“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中国化2.0版”。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传播学完全具备这样的现实条件。无论从媒介体制还是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的传播实践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由技术和社会交互变革推动的数字中国建设，必将衍生出丰富的数字传播实践。这无疑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但又“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域，为推进理论创新和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沃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潮中，传播结构和媒介生态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巨变。新技术革命打破了学科分界，传播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十字路口”。如何跨越这个“十字路口”，在学科交叉融合中重塑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三大体系”的根基工程。本文仅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三个路向选择。概而言之，聚焦“元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前提，强化实证研究是构建学术体系的基础动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