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叙事中，我们似乎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或者他当时尚在欧洲游历考察，不在国内，没有直接参与到运动之中；或者五四运动宣告了新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主角已经被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新一代知识精英取而代之？这一年陈独秀40岁、胡适之28岁、钱玄同32岁、鲁迅38岁、李大钊30岁，而梁启超已经47岁。当然，重要的不在年龄大小，梁启超长陈独秀不过六七岁，但他们却分属于两个时代。梁启超1895年进京赶考，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发起公车上书，当时也只有22岁，却从此承担起中国思想启蒙的重任，并被后世称为第一代启蒙大师。然而，五四运动兴起，此时距离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已过去二十多年。世事沧桑，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启超也已显出老态了。和陈独秀一班热血精英相比，他毕竟带有浓厚的传统胎记，被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已经过气的人物，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了。
不过，梁启超就是梁启超。虽然年轻气盛的新人们急于给他“盖棺论定”，但他们也承认，“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胡适）。胡适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钱玄同也曾表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这其实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虽然五四期间梁启超不在现场，但其引领新思潮、新风气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广东的叶曙明最近著《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把1895年的公车上书称为“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特别强调梁启超此后二十余年所开展的思想启蒙对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延伸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很有眼光。
除了精神上的这种联系，更进一步言之，诱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其实是由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一封电报引起的。这封电报的内容由林长民写成《山东亡矣》一文，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走上了街头，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显而易见的是，梁氏的电文为那天的大游行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不过，说起这篇电文的内容，话就长了。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之列。这一年的12月28日，梁启超自上海启程，前往欧洲。他特别声明，此行“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此时的梁启超还抱着宪政的理想，以为国民可以对政府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所以他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而坚持其民间立场。
但巴黎和会的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一向被政府隐瞒的去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已传遍巴黎，而最初承诺主持正义，帮助中国的美国，其后亦转变立场，使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立即向国内如实报告情况。他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揭露北洋政府的恶行。汪、林二人接到梁氏的电报，马上联合张謇、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梁启超，委托他为协会之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4月30日，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于是有了前面所言林长民依据电报内容撰写新闻稿一事。林长民即林徽因的父亲，与梁氏为生死之交。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北京的学生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相约于5月4日上街游行的。所以也有人说：“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此言虽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点事实。
梁启超结束在欧洲的考察游历启程回国已经是第2年的1月17日，在海上航行了近两个月之后，直到3月5日，他才抵达上海。此时，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新青年》诸公正忙于为“问题与主义”而争吵。他在上海仅停留了十余日，便赴京面见总统徐世昌，除报告欧游经历外，还特别请求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学生。在请求没有得到允诺的情况下，离京前，他又专门留下一封信给徐大总统，这封信的内容随后刊登在3月26日的《申报》上。在信中他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而申辩：“……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域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为国家前途着想，为保护难得的民气，他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这一年的5月，是五四运动的周年，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其中谈到他对“五四”的价值判断和思考：“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旅欧归来之后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之时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朋友们之间，也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蒋百里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就曾说过：“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办学讲学、著书立说、出版刊物，梁漱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梁漱溟的意思是说，时代已非梁启超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他更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了，而不能引领这个时代了。不过，梁启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经，可以随时和新的时代气息相呼应。郑振铎曾经讲到他和康有为的区别：“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执著的，不肯稍变其主张；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固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所以说他“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走的”。我们看他在“五四”之后的言行，似乎已能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启蒙、救亡、革命，互争长短，时代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历史的车轮要驶向何方，没有人可以阻挡，但总会有人以自身的睿智在此地设置一两块路标，以启示后来者。而且，这些路标不是供后来者发思古之幽情的，它所提供的应该是一种镜鉴，一种启迪，并使后来者能够从这里吸取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
按照梁氏的想法，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设。这个建设就包括了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的建设。按照这个思路，旅欧归国后，他发誓告别政治，专做文化。此后他作《欧游心影录》，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明确。他曾说到旅欧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以私人的资格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再一个，就是拓一拓眼界，求一点学问。而他所求到的学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罗素的以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这时他已跳出大约20年前旅美时对西方文化的肤浅认识，他认为，欧战之后，欧洲人之所以失去“安身立命”的所在，盖源于“19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他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不覆欧洲之辙，所以，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的善变之中又有不变，还是他多年来所主张的“新民”。他说：“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爱国的不二法门。”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的今天，我们再听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是不是感慨良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