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清王朝长期在对外关系上以“天朝”自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鸦片战争及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已经崩溃，但“天朝”的观念仍是顽强地存在着，由此观念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也影响了清朝对外打开局面，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同情甚至支持。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的甲午战争扫荡了“天朝”体系的残余，“天朝”的观念随之崩溃，然在此时，清朝并没有能立即掌握另一套西方样式的国际关系、国际惯例的知识，因而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外交技巧的笨拙。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于此有所改变，企图掌握更多的西方知识，使清朝的外交在程式上更能与西方相接。
本文叙述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对外态度的调适，从细小事件的描述中，展现昔日“天朝”大皇帝在19世纪末期以弱国之君在帝国主义强压下顽强地欲有所作为的种种表现。
一、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中国传统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为“礼治”。清朝也不例外，礼仪是其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且具有非常的刚性。对清朝礼治的挑战首先来自域外，这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G.Macartney）来华时的觐见礼仪之争。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英国等国在“公使驻京”一事上又有长时间的相争相抗，其核心仍是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1)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后，日本及英、法、俄、美、荷五国使节首先实现用西方礼节觐见清朝皇帝。觐见在西苑紫光阁举行，各国使节行鞠躬礼，其国书被奉至皇帝面前的御案上，同治帝也通过恭亲王奕訢之口，表达其亲睦之意。
此次西礼觐见实现后，清朝与西方各国的觐见礼仪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首先是因为同治帝的病逝，西方使节觐见清朝皇帝的活动又中断了很长时间；其次是觐见礼的地点在西苑而不在宫中，紫光阁又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由此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1894年11月12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之时，光绪帝在宫中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并亲自用满语致答词。此次礼仪改革，主要是进行觐见地点之变。据光绪帝最亲近的大臣翁同龢的日记，在此前一天，光绪帝“以明日各国使臣致礼嘏国书欲赐宝星，又俄君即位欲遣专使贺之。此二事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2)此中的“宝星”，即为勋章，光绪帝企图以此来加强清朝与各国的联络（关于“宝星”后将再叙）；派专使赴俄致贺，迟至两年后才出行（先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后改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而“枢臣兼译署”，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为当时的两位权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后皆被免职）。由此可以看出，就光绪帝当时的本意，企图在光绪二十年的对外礼仪改革中走得更远。而当年参加觐见的法国公使施阿兰（A.Gerard）对此评论道：
这次觐见本身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让君王神圣不可接近和不可仰望的信条（直到那天为止中国礼仪使它带上偶像崇拜的性质），被纯粹的外交礼仪所替代。(3)
施阿兰的评论表现出对清朝儒家“礼治”的本质不甚了了，但也充分地肯定了此次礼仪改革的重要意义。此后文华殿觐见成为常例，有关的礼仪皆成制式。(4)
光绪二十四年新年各国公使觐见贺岁也非同寻常，据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光绪帝在觐见前两日，即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召见军机大臣时称，各国公使“将以舆马入禁门”（即所谓当时清朝礼制中“紫禁城骑马”、“紫禁城赏乘两人肩舆”），“上意谓可曲从”，而翁氏以“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加以否定。(5)光绪帝的态度很可能是因上一年新年觐见的礼仪交涉所引致，但他并不知道，就在翁同龢表示反对的当天，美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更改觐见礼。(6)至此年新年觐见时，各国公使皆从文华门中门出，此一违礼的行为，总理衙门也予以了默认。(7)
也就在此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又译显理亲王）来华。清朝得知消息后，命驻德公使了解西方的相关礼仪，以便接待。(8)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交涉。光绪帝多次表明其在觐见礼仪上的开明态度。三月十三日，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欲其西礼之语”；提出觐见的地点为宫内毓庆宫，“开前星门，于东配殿赐食，准其轿车入东华门”。毓庆宫在康熙年间为太子宫，乾隆帝为太上皇帝时，嘉庆帝住在此宫。其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光绪帝入学后也一直以此为书房。开前星门，轿、车入东华门等都是对清朝礼制的极大改动。翁同龢等军机大臣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光绪帝为之“盛怒”，当面指责军机大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由于光绪帝怒气大作，翁同龢于召见结束后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商量，张提出觐见可在西苑；翁氏继访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得知慈禧太后命太监传懿旨，让总理衙门办理此事，觐见的地点在宫中或颐和园“似尚两可”；翁氏再访此时因病给假的首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奕訢的态度更为前进，表示宫内“乾清宫亦可”。第二天，十四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时，情绪已经平静，根据慈禧太后的意见，觐见的地点定为颐和园。光绪帝虽不再提毓庆宫，仍有“争小节而吃大亏之谕”。(9)十七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为觐见地点及礼仪事请示慈禧太后，确定了大体原则。根据事先的安排，同日总理衙门递折“德亲王计将到京觐见礼节请钦定”，并附有礼节单，光绪帝朱批：“朕钦奉皇太后懿旨著在园觐见，余依议。”(10)
此次确定的觐见礼仪为：先由慈禧太后召见亨利亲王于颐和园乐寿堂，但只是“立见”，然后由光绪帝于颐和园玉澜堂召见，并“赐宴赐游”。(11)乐寿堂为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寝宫，玉澜堂为光绪帝在颐和园的寝宫，就清朝礼制而言，虽不若颐和园中政务公所仁寿殿的地位，但已高于各处殿堂。这是“以礼治国”的儒家国度当时所能给予的最高规格了。(12)
德国公使海靖对此并不满意，主要是慈禧太后接见亨利亲王时应赐坐。据张荫桓和翁同龢的日记，闰三月初九日张与海靖有过交涉，慈禧太后闻讯后表示“若必欲坐，只得不见”。十七日（5月7日）海靖照会总理衙门，提出亨利亲王觐见礼节八条，再次要求慈禧太后召见时应赐亲王坐。军机处将海靖照会当日呈递慈禧太后，(13)并附有一奏片：
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德使海靖照会一件，内称德国亲王觐见皇太后时亦应赐座等语。日前奕劻面奉懿旨：如该王觐见必欲赐坐，即无庸赐见。业经传令张荫桓向海靖告知。今该使复有此请，奕劻拟即日到署再令张荫桓前往德馆，切实声明，俟其声复，再行奏闻。谨奏。(14)
张荫桓与海靖当日的商议并没有结果，海靖称其不敢自专，待其与亨利亲王商议后方可决定。二十日，张荫桓与海靖再议，仍无结果。
与此相反，光绪帝对此次礼仪改革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几次召见张荫桓，商议有关礼仪，并命翁同龢、张荫桓代拟召见亨利亲王时的“口敕”。军机处档案中有此记载：
张荫桓谨拟德国亲王觐见时皇上口敕
贵亲王何时在柏林起程？
贵国大皇帝好？
贵亲王此行经历几处口岸？何时到中国境？
我已吩咐沿途督抚加意接待，究能周到否？
听说光绪五年贵亲王到过上海，现在贵国商务比前数年更旺了。我两国向来友好，此次贵亲王来见，我甚欢喜。就怕中国与欧洲政俗不同，接待不周，还要原谅为好。
谨拟皇上至南配殿口敕
贵亲王今日周旋，不无劳乏，可从容少息。宝星一件以答贵亲王勤恳修好之意。(15)
清朝皇帝以往召见西方国家使者，在受贺词后，只是向身边的亲王用满语温谕数言，由亲王用汉语代宣，觐见也即行结束。此次召见亨利亲王，皇帝采用问答式的对话，乃是首次。为此由曾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并出任贺英王在位六十年专使的张荫桓拟定“口敕”，自是合适的人选。在此份“口敕”中，虽说是一般的外交礼节用语，但与清朝依儒家学说制定的“礼”，已是完全不同。在称谓中，虽“贵国”、“贵国大皇帝”是当时清朝外交的固定用语，但清朝皇帝对他国亲王，称“贵亲王”，很可能是第一次。尤其是“就怕中国与欧洲政俗不同，接待不周，还要原谅为好”一语，本属道歉用语，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清朝礼制并无信心的自我辩解。
为了安排亨利亲王觐见等活动，光绪帝于闰三月二十日派内务府大臣世续“照料一切”。(16)为保证安全，光绪帝又于二十一日特命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副都统英年“妥为照料”。(17)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呈递宝星四件，军机处奏片中称：
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新制宝星四件，内一件恭备皇太后赏给德国亲王，又一件恭备皇上赏给德国亲王之用。其余二件，请留备赏。谨奏。(18)
二十三日（5月13日），亨利亲王到达北京城南马家堡车站，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张荫桓、敬信、崇礼皆前往车站迎接。他们此行时还负有一项任务，就是打消亨利亲王觐见慈禧太后时要求赐坐的念头。由于车站初见时的忙乱，亨利亲王一行到达德国使馆后，奕劻、张荫桓始有机会向海靖询问，然海靖仍要求觐见时赐坐。奕、张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晚，曾在德国学习、此时充当清朝翻译的荫昌，向德方翻译福兰格（Otto Franke）探询后传出了一个相当含混的消息。翁同龢日记中称“彼王似有屈从口气”。张荫桓日记中称“似已如我意”。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早晨，亨利亲王一行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先由庆亲王奕劻带领亨利亲王、海靖与两名随员至乐寿堂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召见过程，清宫档案中有具体的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在颐和园乐寿堂大德国亲王觐见。老祖宗说话记载：
贵国皇太后、大皇帝、皇后均好？
贵国派宗藩修好，邦交甚密，中外一家，共享太平。
贵亲王一路平安，走了几个月？到过几处口岸？沿途地方官接待周到不周到？
中外礼节不同，如有不周到之处诸所原谅。今有送贵国皇太后御笔字画各一件、珍珠宝星成分，皇后御笔画一件，锦缎九匹，以表两国亲睦之意。
贵亲王聪明福气，初次来华，实深忻慰。给予御笔字画各一件、珍珠宝星成分、什物数件，及贵亲王妃御笔团扇二柄，锦缎九匹，留作修好记载。
觐见皇帝礼毕，配殿歇息，赐酒席。坐船看看园廷景致。(19)
尽管慈禧太后在召见时表示了极其亲善的态度，也赠送了精心挑选且相当可观的礼物，甚至对礼物的赠送方式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20)但未对亨利亲王“赐坐”。这关系到清朝的礼制，是通过努力而争取得来的。(21)亨利亲王一行随后在德和堂少坐，往玉澜堂觐见光绪帝。据张荫桓日记，亨利亲王入殿门后免冠鞠躬，光绪帝站立受礼。亨利亲王站立在暖阁中陈明来意，其随员鞠躬，呈上紫瓶一对。光绪帝命庆亲王导上，与亨利亲王握手，指定御座右侧垫高凳，请亨利亲王坐下。光绪帝乃按张荫桓拟定的“口敕”询问，亨利亲王一一作复。礼成后，光绪帝握手送之。庆亲王奕劻带领亨利亲王一行至南配殿，同坐用宴。中午，光绪帝亲临南配殿慰问亨利亲王，并赠送其宝星。亨利亲王则引光绪帝检阅其随带的卫队。德国士兵双手举枪致敬，光绪帝含笑点头，表示赞许。此后，庆亲王奕劻等根据慈禧太后的懿旨，带领亨利亲王一行参观了颐和园。(22)此一觐见礼节中，站立受礼、握手、在御座右侧坐下、握手送之、亲临慰问、检阅兵队，这些在西方国家的外交礼节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在强调“南面为君”的儒教国度中是骇人听闻的毁国举动。所有这些体现出来的是光绪帝对外观念的变化。
此次觐见，德国大为满意。清朝驻德国公使吕海寰于四月初一日（5月20日）发来电报：“昨外部言，德主弟来电，觐见皇太后、皇上，礼节隆重，情意浃洽。主甚为欣感。并有进呈皇太后礼物，业已补发云。”(23)总理衙门收到此电后，于初三日进呈光绪帝。
亨利亲王根据事先的安排，亦于初三日拜访总理衙门，称其收到德皇国电，授光绪帝黑鹰勋章，要求初五日觐见。光绪帝恰于初三日去颐和园，按其日程将于初九日还宫。(24)总理衙门为此建议，仍在颐和园觐见，或推迟几天。亨利亲王原定初六日（25日）离京，不愿去颐和园，也不愿改变行期，仍要求初五日在城内觐见。初四日，军机大臣在召见时报告此事，光绪帝立即答应，并称在宫中相见“亦无不可”，翁同龢对此“力言非体”。军机大臣退下后，庆亲王奕劻进见，光绪帝仍持其意见。庆亲王奕劻为此进见慈禧太后，传下慈禧太后懿旨，初五日中午在西苑勤政殿相见。(25)勤政殿是西苑最重要的政务处所，其地位相当于颐和园的仁寿殿，与昔日的觐见地点紫光阁在仪制上有很大的区别。其正式程度虽不如宫中，但从当时的角度来考虑，宫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场所。更何况光绪帝为了此次觐见，于次日由颐和园返回西苑，并在觐见结束后再返回颐和园，专门跑了一个来回。(26)
四月初五日（5月24日）中午，亨利亲王的第二次觐见在勤政殿举行。亨利亲王入殿后，免冠鞠躬，站立向光绪帝致国电。致电毕，光绪帝起立，与亨利亲王握手，并让坐，表示对德皇的感谢。觐见礼后，庆亲王奕劻引导亨利亲王游北海。(27)第二天，亨利亲王离开北京。
就在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前后，光绪帝对外国驻京公使的觐见礼节也有改变。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A.I.Pavlov）照会总理衙门，称其奉到国电，要求觐见。三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出奏请示，光绪帝朱批：“著于本月十五日在文华殿觐见。”(28)当日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提出，觐见时可由俄使上纳陛将国电亲交其手中。翁同龢对此反对，称此次俄使并没有格外请求，似不必加礼。光绪帝很不以为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先请而允，便后着矣”。到了该日觐见前确定礼节为：俄使上纳陛将国电放在光绪帝面前的御案上（与以往由亲王代递到御案，已有变化），由庆亲王代宣答敕，然后俄使出文华中门。到了觐见时，俄使按先前确定的礼节如仪，而光绪帝却以汉语亲自答词。此为前所未有之事。翁同龢在日记中称，庆亲王对此毫无预知，翁及其他人也未预知，“真辟门达聪之意矣”。(29)
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法国新任公使毕盛（S.J.M.Pichon）觐见光绪帝，递交国书，地点仍在文华殿。觐见时，光绪帝突然佩带了前一年法国总统所授的勋章。觐见的仪式如前俄国公使，法使上纳陛将国书放于御案上，光绪帝亲自答词。参加此次觐见的翁同龢、张荫桓在日记中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来表示其惊愕——“异数”。(30)
四月二十七日，即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帝颁下了朱笔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于皇太后及朕前接见款待礼节，务须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接待。一俟议妥奏准后，即行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并分电出使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31)自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是列强压迫清朝修改觐见礼仪，每次都伴随着争论、威胁和抵抗。此次却是清朝主动修改觐见礼节。光绪帝的朱谕也说得很清楚，“参酌中西体制”，“从优接待”，表示了尽可能与西方礼仪接近的倾向。
按照儒家的政治学说，制礼是天子所为，圣人所为，且有不变为上的信条。此次总理衙门尽管是奉旨制礼，但他们受制于儒家思想，难以有大的作为。五月十三日，总理出奏，强调了此时的世界交往与春秋盟会大有不同，强调了中国风气日开，轮船铁路日盛，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方法，但在具体的礼仪上还只能是缩手缩脚。关于各国君、后的礼仪，该折只是提出“仪文繁重，非一二言所能尽，当视国之远近，临时要酌，请旨遵行”。关于各国宗藩（即亲王、公主、王子等）的礼仪，该折只是提出“今年之德国亲王亨利，本为德国王子，又为德国王弟，此次来华有代君相见之谊，皇太后、皇上接待如礼，各国咸以为优德尤深”，今后若有“友国”宗藩来华，“拟恳皇太后、皇上仍照此次接待礼节，无庸另议”。关于头等公使（即西方外交体制中的“大使”）的礼仪，该折提出“若为庆贺皇太后而来，拟请皇太后、皇上均予接见，如为两国交涉而来，按照各使臣现行递书之礼，皇上亲接国书，口敕答颂，以其头等公使，拟请皇上立受国书，俾与二等公使有所区别，亦足以示优异”。在此奏折中，除头等公使觐见时皇帝立受国书是新拟外，其余各条，均是对现行制度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衙门还提出了两条相关的建议，一是建立“宫馆”（国宾馆），以接待来华的各国君、后、亲王，而不像此次亨利亲王住在德国使馆。此一“宫馆”，由光绪帝酌拨王公闲府，“门楣依旧，但就堂室中，酌照西式，装修完美，陈设合宜”，各国君、后、亲王来华居住时，“官为供张，凡事从丰”。二是此后遇有大庆，各国公使觐见，总理衙门不再开列礼节单，而是按照西方的惯例，“有大庆，则编成一册，分送各使，告以备集宴会日期服色”，以免在“抬写款式”上引出麻烦。(32)光绪帝收到此折后，朱批“依议”。(33)
光绪二十四年由光绪帝所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是在清朝蒙受着列强的巨大压力下进行的。“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俄国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各国也加快了在华抢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步伐。清朝限于自身的力量，无力与各国相抗，一一屈服。光绪帝企图以觐见礼仪上有所让步，以缓和压力，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清朝觐见礼仪的西方化，并不可能减少或减弱各国对清朝的压力。中西文化于此有着极大的差别。以儒家学说立国的清朝将“礼”视为国之根本，认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而在西方，“外交礼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非实质性的，尽管其在宫廷政治中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绪二十四年清朝觐见礼仪的首次改革，是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三月十五日（4月5日）在文华殿的觐见，而巴布罗福恰是迫使清朝租借旅大的谈判代表；而是年清朝觐见礼仪的关键性改革，是德国亨利亲王闰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五日（5月15日、24日）在颐和园、西苑的两次觐见，而亨利亲王正是德国远东扩张政策的首席执行者。在此之前，德皇利用山东教案准备强占胶州湾，派出海军舰队前往中国，其统帅就是亨利亲王。在欢送的宴会上，亨利亲王在答词中称：
有一件事，我可以向陛下保证，声名和荣誉都引诱不了我。我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外国土地上宣布陛下神圣之身的声音，把它传布给每一个愿意听的人，也传布给那些不愿意听的人……让这种呐喊的声浪回荡于全世界，以至于永远。(34)
尽管清朝已经衰弱，尽管其在国际事务上遭受着列强的反复蹂躏，但在此年光绪帝促动的觐见礼仪的改革中，今人仍可以看到“天朝”的残痕，在一些大臣的日记和奏折中淡淡地流露出一种情绪——将之视为大皇帝的格外之恩。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朝觐见礼仪的改革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时，再次蒙受屈辱。西方列强用条约的形式将清朝的觐见礼仪强行西方化：觐见的地点为宫内乾清宫，外国使节乘轿至乾清门前，国书须由皇帝亲手接受，宴会须皇帝亲自入席。(35)
二、为德皇制作宝星与购置世界地图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德国亨利亲王在西苑觐见时，转达了德皇的国电，其中一项内容是，为感谢清朝皇帝对亨利亲王的优礼，德皇将向光绪帝授予“黑鹰宝星”。此一举动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
宝星，即勋章。在西方外交中，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外国人授勋是一常例。清朝官员在此之前也曾获外国的授勋。清朝也于光绪初年即仿效此一做法，对离任的来华外国外交官或来华交涉的外国人授予宝星。光绪二十三年，总理衙门还再次奏准颁行了《宝星章程》。也就在这一年，俄国和法国向慈禧太后、光绪帝授予该国最高等级的勋章。
然而，在光绪帝和相当多清朝官员的心中，对于西方授勋的基本意义仍有误解。他们将“宝星”当作一种特殊的礼物，因而在官方文书中将授勋写为“赠送”、“赏给”。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给来华访问的德国亨利亲王“赠送宝星”后，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颁下一条谕旨：“交总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李鸿章、张荫桓均著赏给头等第三宝星。”(36)这种毫无来由并无目的随意性的举动，有如君主对臣下的赏赐，可见当时人对勋章的荣誉性并不清晰，就连颁奖的光绪帝也觉得不宜公开。(37)
四月初六日，即亨利亲王告知授黑鹰宝星的第二天，光绪帝决定进行对等外交，命拟致德皇国电，由驻德公使吕海寰觐见德皇递交，并告回赠清朝最高等级即头等第一宝星。光绪帝嫌总理衙门所制头等第一宝星不佳，“金色黯淡”，拟令吕海寰在外国制造。军机大臣们退朝后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商议，曾在广东任职的刚毅建议宝星在广东制造，而张荫桓主张在上海制造，致德皇的国电由张荫桓拟稿。初七日，光绪帝同意在上海制作宝星，也认可了张荫桓所拟的国电。(38)当日，总理衙门分别致电柏林、上海：
发出使大臣吕海寰。德赠宝星，先来电，宝星未到。现奉国电致谢，酬以宝星，由华制就即寄。希先呈国电，并告外部宝星后到。德亲王昨晨出京，一切款接如礼。
发上海道蔡钧。酬赠德君头等第一宝星，都中制办金色黯淡，不称旨。拟由沪制造。上年新定国式，久经颁行。希照图式制造大小两座。大者于第二重线上加珠一围，其上嵌大珠一颗。约重成何？其价若干？先电复。制成寄署，进呈后再寄德国。沪上工艺较精，执事熟谙西例，必能仰慰宸怀。希妥速办理。(39)
不久后，总理衙门先后收到蔡钧、吕海寰的电报。吕海寰电称：
遵初七日电，先告外部订期呈递。适十一日（5月30日）德主约看步队营，遂在城外夏宫接见。谨缮国电译呈恭宣圣意。德主大悦，言蒙大皇帝电书慰问，情意殷切，予心甚快。予弟到京接待优隆，甚合两国体制。又蒙皇太后召见垂问，情文实属周浃。且荷赠送宝星，不胜荣幸。请先奏谢。刻下中国整饬海军，所有船只可停泊胶澳。前已谕商中国政府，兹再重申前意。嗣后大皇帝遇有为难之事，不妨直知予知。凡予力所能为者，无不尽力相助。予今日在此接见，以此宫陈设均系中国珍物，足表予郑重之忱。从此务使两国皇家日见亲密。请转奏云云。临行又握手问好。当日筵宴，复举杯相劝，以示优异，请代奏其请我胶澳停泊及遇事相助之事。用否请旨致谢，乞钧裁。(40)
驻德公使的电报，用今日眼光看来，德皇的亲善言辞不过是一派外交辞令，而允未来的中国海军舰船停泊胶州湾，也可视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因为此时清朝正在德国订购军舰，其第一艘“海容号”即将完工。但在饱受列强压力的清朝，感觉就很不一样。总理衙门于十四日收到此电后，呈送给光绪帝。根据吕海寰的建议，光绪帝命再发一电给吕海寰：“奉旨：吕海寰电悉。德皇接见，情意殷殷。胶澳泊船及遇事相助，足见真心亲密。著吕海寰遵旨致谢。”(41)吕海寰奉电赴德国外交部，转致光绪帝之意，并将具体情节通过总理衙门电告光绪帝。(42)
上海道蔡钧收到总理衙门电报后，知此事为皇差，全力为之。四月初九日，蔡钧电告总理衙门：
宝星大珠选购光圆一颗，重三分二，价约洋六百零。正副两座，共足金重四两零，价约二百左右。小珠约数十元，雇洋匠制作，工价百金。据称，外国最喜火钻，如伴就内边一围镶火钻，更壮观。大小珠均用上等。价约增千余金。约四旬竣工。合并附及，应如何定制，乞示，遵。(43)
蔡钧的方案虽对钦定《宝星章程》稍有修改，但仍得到了认可，十三日，总理衙门电告蔡钧：“文电悉。宝星镶火钻，用上等珠。赶四旬造成。送署进呈。”(44)不久后，宝星制作的规格大变。
四月十五日，光绪帝收到吕海寰的电报后，在召见时发下“宝星佩带”一条，令上海照式织造，并规定“色用明黄”。总理衙门根据光绪帝的旨意，两次致电蔡钧。(45)然明黄色毕竟是清朝礼制规定的皇帝专用色，总理衙门奏定的《宝星章程》规定此一等级宝星的佩带为金红色，蔡钧只得在电报中婉言请示，结果遭到了严厉的批斥。(46)
四月二十四日，即“明定国是”的第二天，光绪帝改变了主意，要求宝星嵌珠改为大颗。为此，总理衙门电告蔡钧：
文电宝星大珠一颗重三分二，究不大观，应移作副宝星用。其大宝星另购八分重一颗大珠，庶合式。余均照办。毋庸惜费。统希妥办。敬。(47)
光绪帝的这一改动，显然不符合宝星原有的荣誉性质，使之更具珍宝性质，且这一改动又牵涉到原来颁布的宝星图式。蔡钧对此不敢辩言，立即发电请示：
奉二十四日（6月12日）电，自应遵办。惟大珠径约四分，照原图式，万容不下，与匠熟商，只好斟酌将珠围外边放至分许，另将中国大清汉字略为排紧，当中腾出一字许，以容大珠。其外围小珠暨中珠亦略放大，以期匀称合式。又副宝星中珠照原图只容数厘者，现用三分重珠，亦须将周围外边放大分许，腾出中空地位。至正副两座仍照原式是否有当，乞赐电示，以便遵照改制。再电请示佩带应否用本色织成双飞阑干花边式，或明黄地金红起花，或用彩色起花，或全不赤花，均乞赐示。职道现嘱匠照双龙阑干边式另织一带，系明黄色丝地洋金线起花，以备佩带。
蔡钧的电报因牵涉到原有的《宝星章程》，着实使总理衙门大臣们为难。在该电报的收电日期“四月二十六日”上注有小字：“堂谕改二十七日，又谕仍改二十六日，二十八日递”，可见总理衙门大臣们需要时间来研究方案。(48)二十八日，总理衙门请示了光绪帝后电告蔡钧，同意其关于宝星的修改方案。(49)蔡钧收到电报后，自然表示遵照办理，但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市场上可购买的八分重的大珠，光圆度不够。他与洋匠商议后，建议改用五分重的大珠。蔡钧的提议，最后得到了批准。(50)
五月十七日，即蔡钧最初电报所称四十日到期，总理衙门立即发去一电：“所制宝星已届四十日，何日寄署？先电复。”(51)蔡钧后于六月初五日电告：“宝星已交税司，妥速邮寄。”(52)张荫桓在日记中称，他于六月十六日在总理衙门看到了此一宝星，“金色、嵌珠、分量、制法，无一不佳”，但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差错，“背镌制匠字号及廿二换金等字，市井恒情，不合友邦投赠”。可见蔡钧也将宝星看作为一件珍宝，乃有工匠字号、金色成分的字样，以显示其价值。具有较多外部知识的张荫桓认定，该宝星必须寄回上海，将背后字样磨掉，为此而还拟一电，请军机大臣廖寿恒代呈光绪帝。(53)
就我所见各类记载而言，清代皇帝为赠外国君主一礼物（按照光绪帝等人的理解），从未有过如此费心，反复给予指示。此时的光绪帝似乎已经忘记，去年他批准了《宝星章程》；而且去年法国公使施阿兰回国时，为答谢法国总统授予其勋章，也“回赠”了与赠德皇同一级的宝星。(54)而在此后不久，李盛铎新任驻日公使时，他赠送了日本天皇同一等级的宝星。当比利时公使费葛在该年底赠其“军中大宝星”，他又让兼任比利时公使罗丰禄亲赍国书表示感谢，并告将寄给比利时君主“头等第一宝星”。(55)从现有的材料中，我还看不到赠日本、比利时的头等第一宝星是否依照赠德皇的制式制造。但可以肯定，此时清朝所“赠”各国君主、国家元首的宝星在制式上有差异。当然，就清朝本身的理念而言，此事还不属违制，似可称为“大皇帝格外恩典”。
在给德皇制作宝星的过程中，光绪帝对自己佩带外国宝星也发生了兴趣。前已提及，在闰三月二十七日法国新任公使觐见时，他突然佩带了法国宝星。但此类宝星过重，多枚佩带不便，于是他让总理衙门分别致电清朝驻法国公使庆常、驻德国公使吕海寰：
“发出使庆大臣电。五月初一日。法、俄两国前送皇上宝星各缩制一座，备连缀横排佩带。希在巴黎查明款式。案据制造俄国宝星向在巴黎定制，亦希就近查明缩制。遵旨电达。东。”
“发出使吕大臣电。五月初一日。德国现送皇上宝星想已制就。希照式样缩制一座，备连缀横排佩带。制成送驻法使馆汇寄。遵旨电达。东。”
驻法公使庆常等奉到此电后，不甚了了，电询总理衙门。为此，总理衙门又发了数电：
“发出使庆大臣电。五月初四日。江电悉。缩制者，改小之谓。外国宝星多者，每缩制，以备连缀佩带。东电已详，勿误会。支。”(56)
“复出使大臣庆常电。初九日电悉。外国有投赠宝星案，并无缩制宝星案。前电令查案，因宝星未经瞻仰，只可在该国查案，可以得其样式尺寸，俾缩制不逾式，非谓外国有缩制案也。兹既与官行酌，就原式缩制。正星连芒一寸四分又三分之一，通镶钻石。俄制可照办矣。法宝星若镶钻石，与原赠不符，尺寸缩小，与俄同，无须镶钻石。副星向不缩制。希分别办理，若犹不领会，请就近询罗稷使，便不致误。”
“复出使大臣吕海寰。初九日电悉。即照官行所拟缩制。正星连芒长一寸四分又三分之一。通镶钻石甚妥。副星向不缩制，即作罢论。”(57)
除了自己佩带外，光绪帝让各驻外公使也佩带外国宝星。(58)
为德皇制造宝星，以及光绪帝佩带宝星，均是中外关系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我以为，正是此类小事，恰能清晰地看出光绪帝等人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恰能准确地测出光绪帝所掌握的外部知识的实际水准。光绪帝如此费心用神于为德皇制作宝星，是其不了解近代外交的实质，将程式当作内容。正因为如此，我在详述此事时，尽可能地录下有关史料，目的正是说明，光绪帝尽管力图冲破旧的羁绊，但他所走的路，既未必与近代外交的方向丝丝吻合，也还不可能走得很远。
光绪帝在力图增加其外部知识时，也感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合适的世界地图。此时的清朝皇帝尚无可随时查用的世界地图，这一令今人吃惊的现象正说明了当时的正常状况。在光绪帝的命令下，此一任务约在该年六月初交给了办事干练的上海道蔡钧。蔡钧奉命后，立即赶办，并请示有关事宜：
奉饬购办译印局地图，遵即访购。现只初次印成九十四幅，尚有三百幅。须会明年续出。应否先将初次印出者装潢邮呈，乞示。再图片每幅长一尺，阔尺二三寸。据委员禀示，裱作册页，或连缀裱作手卷、挂幅均可。应用何式装潢，统乞示，遵。钧禀。遇。(59)
对于蔡钧的来电，总理衙门请示了光绪帝后作复：
地图裱作挂屏，仰看不便，宜作屏风式，制木架一座，上用小圆木轴横置于架旁，用辘轱转折。将地图裱成整幅，天头宽裱四尺，附粘木轴，以便卷舒伸缩，随意展观。图背裱面䌷，图面薄抹明油一遍，取其耐久。天头宽无须仰看，地脚则衬裱数寸便合。此数架式各国外部公事房内均常用，沪上不难仿制。即照复。先电复。(60)
此一指示应说是相当具体明确。从这一指令中又可看出，光绪帝需要的是可以随时查看、比较详细的世界地图。根据这一指令，蔡钧后来又两次请示总理衙门，要求对地图及其木架的具体尺寸作出指示：
地图事遵蒸电饬委详考照办。据称，现出之图，按纵线分十束，如裱册页，仍按纵线，连缀成折式，背托耿绢，分束绫套，翻阅便且免散佚。惟裱整幅，连天地头，长丈五六尺，阔丈二三尺，幅面较大，难于裱糊，且背面用绸托，亦嫌接缝过多。可否按纵线分作十长幅，或并作五长幅，分数架，或一架；抑仍裱统幅一。及架应统高若干，座脚高若干，乞酌定示，遵。钧禀。元。
地图已裱就，现制木架。据委员称图身高一丈三尺余，欲整幅张挂，架连底须高丈五六尺。看时虽将天头四尺放下，而图身仍高丈余。上年之图，目力不及，且恐线出图幅长短不定，架难一律。可否将度酌中，定以高九尺或一丈为度。俾天头放下四尺，图可平视，不必仰观，既有簧轴，舒卷仍可烛见全幅。将来续制之架，亦照此尺寸，以期一律之处，乞核示祗遵。钧禀。巧。(61)
前电收到日期为六月十三日，后电收到日期为七月十八日，蔡钧正按其工作日程赶制。然而，当后电到达时，距戊戌政变已经不远。这些地图裱就并配制木架送到北京时，已是第二年了。尽管这些地图的裱制及木架的制作十分精良，耗银达一千六百余两，但对处于无权状态的光绪帝，意义已经不大了。(62)
三、亲拟致日本国书与召见伊藤博文
光绪二十四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相对平和的一年。虽说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依旧存在，但相较于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此时的日本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在此情况下，清朝内部一些官员纷纷上奏，主张联日、联英，以抗德、俄的压迫。其中地方实力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其与日本参谋本部参谋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密谈要点电告光绪帝，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力。(63)
是年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此一事件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64)七月初二日，光绪帝以电旨下达各省督抚：“日本政府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著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余由总署电知。”(65)由于当时清朝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造刚刚开始，没有相应的学校，也缺少懂日文、英文的青年，留日学生的挑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66)
也就在此时，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任期已满，且患有腿病，多次电请派新任继之。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命曾任驻日参赞并以《日本国志》一书闻名的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为新任驻日公使。(67)黄遵宪的新任，因其一路告病而迟迟未能到北京请训，而于七月二十二日军机处《随手档》中留下了一条记载：“发下墨笔致日本国国书底稿一件。”军机章京录此记载时用大字，且以顶格书写，可见此国书是光绪帝亲拟。(68)兹按其原格式录于下：
大清国
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
诞膺
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
大日本国
大皇帝好。我两国同在亚洲，海程密迩。自各派使臣驻扎以来，诚信相孚，情谊弥挚。每念东方时局，益廑辅车唇齿之思。现在贵国驻京使臣矢野文雄到华以来，凡遇两国交涉之事，无不准情办理，归于公平，已征邻好。曩复贻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述贵国政府关念中国需才孔亟，愿中国选派学生前赴贵国学堂，肄习各种学问，尤佩
大皇帝休戚相关之意，曷胜感谢。朕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贵国驻京使臣商订章程，认真选派，以副
大皇帝盛意。兹因出使大臣裕庚奉使期满，特派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黄遵宪为出使驻扎贵国都城钦差大臣，亲赍国书，表明朕意。该大臣托志贞亮、学识宏通，办理两国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允当，尚望
大皇帝优加接待，俾能尽职。从此两国信使往来，邦交益密，共相维持，以期保固东方大局。
大皇帝谅有同情也。(69)
按照当时的惯例，清朝的国书均由总理衙门代拟，经光绪帝批准后发出。此次由光绪帝亲拟的国书又有何新意？若与前派裕庚的国书相比，至少增加了两个内容：其一是关于中国学生入日本学堂事，光绪帝为此亲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谢。若按日本的政治体制，邀请中国学生入日本学校，未必须旨准天皇。但光绪帝以本国情势度之，一切政令皆出自于上，以为是日本天皇的好意。他与总理衙门并不知道，邀请中国学生入日本学校，是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自作主张，日本外务省对此并不知情。(70)其二是在此国书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东方时局”、“东方大局”，表示了强烈的与日本结好的意向，这些内容与措辞在以往的国书中是没有的。还须注意的是，按照清朝当时的惯例，国书的第一句话一般写为“大清国大皇帝问（或‘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而光绪帝却在“大日本国”之前加了一段敬语——“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71)
亲拟致日本国国书，这一特殊的做法，表明了光绪帝有着特别的用意。又按照清朝的政治惯例，出使大臣黄遵宪赴任前需向光绪帝请训。或许此时光绪帝会当面予以指示，以说明其用意之所在。然黄遵宪因病滞留上海，裕庚病重急需替换，光绪帝只能命已在上海准备东渡日本考察大学教育的江南道御史、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先期赴日，临时代理驻日公使。李盛铎赴日后，黄遵宪被免，李随即出任正式公使。(72)他奉到的国书与此大体相同。(73)但他赴日后再未回北京请训，且政变已经发生，光绪帝亲拟国书的真实用意，现在看来已是无可知晓了。
当光绪帝亲拟致日本天皇国书时，已经听说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将来华。
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不到半年，即在党争中解散，是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第一次大隈内阁成立。此一消息由清朝驻日公使裕庚电告国内。(74)对于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裕庚也于六月十二日用电报答复总理衙门：
真电祗悉。伊藤系游历，先自西京至高丽，再由津来京。闻七月半始过津。当经函达仲相（荣禄）转署。此次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75)
裕庚的这一判断是大体准确的。二十八日，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荣禄的电报：
顷接裕大臣由沪转来巧电，云伊藤临行正值庚（裕庚）病，渠遣书记官来告，此行系往中国自行游历，藉可见王爷、中堂谈谈等语。渠昨在西京与矢野晤谈。请转钧署等因。漾。勘。(76)
因此可见，伊藤博文已派员向清朝驻日公使说明，其来华并非有官方使命，而是“自行游历”，只是想与“王爷”（当时执政的只有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中堂”（大学士，当时大学士有李鸿章、荣禄、徐桐、刚毅、孙家鼐，而伊藤与李鸿章极为相熟）进行非官方性质的谈话。七月初八日，总理衙门收到驻日公使裕庚的电报：
伊藤初七已到高（高丽），来京时求派员到车栈照料为叩。(77)
这是可以看到的伊藤对清朝政府惟一的要求。作为前首相，他希望能够得到正式的接待。
尽管在西方外交史上，外国重要政治家出访时受到访问国君主的接见，是极为常见的事情；然而，对于清朝来说，伊藤博文已不是正式的政府成员，也未奉有国书，自1873年同治帝以西礼接受外国使者的觐见以来，清朝皇帝只接见奉有国书、国电的外国使者。也就是说，按照此时的制度，光绪帝不应当接见他，更何况伊藤也没有提出觐见的请求。
围绕着伊藤博文访问，康有为等革新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就历史的发展结局而言，光绪帝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的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勤政殿的大门，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而前一次就是本文所述的德国亨利亲王。在注重礼制的清朝，也可以认为，光绪帝是将伊藤博文比照德国亨利亲王来接待的。而在清朝的觐见历史上，亨利亲王规格是最高一级的。八月初四日，总理衙门将觐见的时间与地点通知了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78)
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前已述及，是年二月十五日光绪帝接见俄国使节时，首次用汉语简单致答辞；闰三月二十五日光绪帝接见德国亨利亲王时，略作问答，仍由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事先草拟，且未涉及实际政治内容。而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时，时间持续了十五分钟，言论也涉及了具体的政治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一次觐见，共有三份正式的记录。其一是事后代理公使林权助给外务大臣大隈的电报，其二是伊藤的随员事后所记，其三是清朝的记录。(79)三份记录的内容只有繁简的差别，而无实质性的歧异，其中最重要的为三点：
一是光绪帝当面称赞伊藤博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个人作用。伊藤随员的记录有两段：“清国皇帝：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皇帝：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清朝记录无前一段，仅有后一段：“上谕：近来贵国政治为各国所称许，贵爵功业，各国无不佩服。”记录中没有光绪帝本人的赞扬，只是说明各国对此的反映。林权助的电报没有关于此的记载。按，林权助的电报，为了省文，将其认为不重要的光绪帝对伊藤的赞扬省略，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大隈与伊藤在政治上非为同一派系。清朝的记录也有可能省去皇帝本人对伊藤的赞扬之词，因为天子至圣至明，佩服外臣之语，在当时的礼教制度下毕竟不太和谐。然清朝记录虽全无光绪帝对伊藤的赞扬，但录下了伊藤的回答：“伊奏：辱承大皇帝褒奖，外臣何以克当。”此中又流露出了光绪帝实有赞扬之语的痕迹。伊藤的随员对于此种赞言自然钦赏，因而对此全录，也是很正常的。
二是光绪帝表示将征询伊藤对清朝维新的意见。清朝的记录称：“我国与贵国同在一洲，至亲至近。现在我国亦要变法，贵爵可将变法次序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伊奏：敬领大皇帝谕旨，如承王、大臣下问，凡有益于贵国之事，外臣尽其所知，倾心相告。”伊藤随员的记录更详，且有场景描写：“（此时皇帝与庆亲王耳语移时）皇帝：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次序、方法告之。伊：敬遵谕旨。他日如承王、大臣下问，当竭其所知以告。”林权助的电报称：“至于中国的改革，皇帝称，他将通过总理衙门大臣们向侯爵提出一些问题。”三者的记录是一致的，而伊藤随员的记录更强调光绪帝对伊藤经验的注重。
其三是光绪帝表示将加强中日两国的关系。清朝的记录称：“上谕：我深愿与贵国大皇帝合力同心，连络邦交。伊奏：我国大皇帝圣意亦与大皇帝相同，可见连络两国邦交甚为容易。”伊藤随员的记录为：“皇帝：愿今后两国邦交从此益敦。伊：我国天皇陛下圣意实亦在此。比来两国臣民交谊日益加密，故邦交必能因之益固。”林权助电报称：“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指出了密切中日两国关系的必要。”三者的记录基本一致，而清朝的记录更强调光绪帝与日本天皇之间的“合心同力”。
如果将此次觐见的记录，放在西方外交史的背景中，可以说是皆为外交辞令，并无太大的实际内容。如果放在以往清朝觐见的历史中，放到当时清朝政治情势中，可以说，光绪帝迈开了大步。他改变了以往觐见中只是简言两国亲善的泛泛数语，而涉及清朝的时政，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伊藤博文个人作用的赞扬，涉及与日本天皇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清朝应当说是异常的举动。如果将之与光绪帝亲撰致日本国书相联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准备与日本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再与当时清朝内部留伊藤博文在华作为政治顾问的呼声结合起来看，更可见此次觐见含有深意。但是，光绪帝心目中的此一中日关系是何模式，今已无法得知。因为就在觐见前一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西苑；觐见后一天，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基本上失去了政治权力。当然，清朝当时应不应、能不能与日本建立另一种特殊关系，又是外交史上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了。
四、赴韩使节的派出
最能反映光绪帝及清朝部分官员此时期对外观念变动的，是赴韩使节的派出。(80)
朝鲜本是清朝的朝贡国，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朝在朝贡体系的大原则下，引入了西方殖民体系的某些“属国”的做法。甲午战争后，清朝在中日马关条约中认明朝鲜是“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在朝鲜的利益，委托由英国代为照看；尽管当时清朝还在朝鲜留有“委办朝鲜商务”候补知府唐绍仪，而在当时的政治隶属关系中，唐绍仪从属北洋大臣，而不是由总理衙门直接给予指令。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鲜国王欲与清朝订立条约，派使驻在北京。朝鲜政府官员朴台荣奉命与清朝委办朝鲜商务唐绍仪会谈，唐绍仪以朝鲜国王尚在俄国使馆为由，称“假宫于他国使馆，何能称独立之主”，并称如果朝鲜直接派使到清朝，“恐不能以礼相待”。(81)唐绍仪的这番言论，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内心。不久后，唐绍仪与前来交涉的朝鲜官员赵秉稷的会谈中，涉及问题的核心。当赵秉稷问道：“不修条约，岂非不认朝鲜为自主乎？”唐绍仪称：“鄙见修约与认为自主事属两歧，不得并论。”“认为自主，不过勿行旧章。若互换条约，则是视为平行之国矣，安得紊而一之。”(82)唐绍仪是留美学童，其国际知识在当时的清朝是第一等的，然他却不认可朝鲜是“平行之国”。也就是说，尽管清朝已认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但还不是平行之国。旧日藩属的痕迹，一时仍难以在其心中抹去。
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转来的唐绍仪报告后，感到了问题的麻烦。若朝鲜以自主之国派使奉国书来京，要求觐见及订立条约，根据当时清朝官员视为神圣的“公法”，总理衙门认为难以拒绝。更兼日、俄此期正加紧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若日、俄也插手于此，清朝会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为此，总理衙门商议后，决定先做出预案，以备将来：“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拟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韩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总理衙门恐此办法不合“公法”，会遭国际上的反对，电询正在欧洲访问的李鸿章。李鸿章以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为由，表示支持；并称据“公法”，应由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而不必递国书。李鸿章还建议，以唐绍仪接任此事，而不必再遣使。收到李鸿章的电报后，总理衙门于六月十六日将此方法上奏，光绪帝表示同意。(83)是年底，清朝派唐绍仪为首任驻朝鲜总领事。(84)
从唐绍仪出任驻朝鲜总领事一事中，可以看出，当时总理衙门的关注点是国书、觐见、订约等中国传统华夷体系中的尊卑等次，而不是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上的国家利益；所防止的是朝鲜使节到北京后将以平行之礼相待，并以西方之礼觐见清朝皇帝，而未注意到如何有效保护在朝鲜的中国人民的安全及其商业利益。因而采取的对策是，与朝鲜建立低层次的外交关系，保持商务关系，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定两国条约。这种做法是传统的“天朝”在失去其外部环境后自我闭目塞听的独特表现。也就是说，不管中朝两国在国际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平行关系，顽固地只是承认对方是自主之邦，不以平行关系相待之。
光绪二十三年（1897），朝鲜王国改制，称大韩帝国。在此情况下，韩国更注重原先宗主国的态度，企图通过遣使、订约的方式，得到清朝对其帝国的承认。韩国官员曾向清朝总领事唐绍仪试探，皆无结果。为此，韩国转向借助俄国、日本、英国之力。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照会总理衙门，称韩国政府请求俄驻韩公使转托俄国政府，交涉清朝与韩国互派使节之事。在该照会中，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表示：“中国、高丽从速彼此派往驻扎之使，于贵国利益尤所欲之举。”(85)对此，总理衙门的对策是发电唐绍仪，阻止韩国派使来北京。(86)四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得知韩国欲派使节来华的消息，电询驻韩总领事唐绍仪：
韩拟派使系几等？是否欲议商约？现认韩国自主者几国？现住韩京各使内，有几国系总领事、参赞、代办？希详查电复。再筹办法。(87)
唐绍仪的电复使总理衙门感到麻烦，韩国拟派二等公使来华。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二等公使奉有国书，须觐见该国君主或元首。让昔日藩属国的使节以西礼觐见清朝皇帝，此中因礼制引出的巨大心理落差让总理衙门感到无从适应。为此，唐绍仪建议，如果有意与韩国订约，不若由华先行派使，“以示昔年主仆之别”。(88)四月二十四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称其奉到日本外务大臣之电，韩国欲与清朝订立条约，请日本政府“居间玉成”，要求清朝政府将其意图告之。(89)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发电唐绍仪：
日本矢野使来言，韩拟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并派驻京使，请日本政府向中国商允。本署告以已派总领事唐驻韩，奉有训条，韩愿订商约，尽可就近与议，由唐转禀，核准具奏，请旨遵行。韩本属邦，派使不便接待。日本与韩国平等，何得代请。矢野谓，将此意电复本国政府转告韩等语。韩如来商，希与妥议通商章程，并止派使。(90)
总理衙门的这一电报次日上呈于光绪帝。(91)然而，总理衙门似乎并未看清楚唐绍仪在韩国的地位与能量。从现有的汉文材料来看，唐绍仪在这个昔日藩属国中似乎并无大的影响力。让唐与韩商议条约并阻止韩派使来京，总理衙门的这一指示实际上难以实现。唐绍仪为此发一长电，说明了日、俄驻韩使节“簸弄”，韩不愿与唐商谈“通商章程”，而要求签订一“条约”。在电报中唐表示了此事的难度，要求总理衙门给予新的指示。(92)五月十七日，唐绍仪报告总理衙门，韩国外务部已托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J.N.Jordan），致电英国驻北京公使窦讷乐（C.M.MacDonald），请求出面协助中韩订约，并称英国公使不日将到总理衙门交涉此事。(93)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终于同意韩国派使来北京商谈订约，但有很大的限制，在给唐绍仪的电报中称：“韩若再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其通商约章，本署当与会议。”(94)总理衙门此电于次日上呈于光绪帝。(95)由此可见，中韩订约遣使交涉中的最大难点是觐见的礼仪，总理衙门不愿韩国使节以西礼觐见，而到了此时，“西礼”已被认定为是平行之礼。(96)
在中韩订约之前，清朝已与英、法、美、瑞典、挪威、俄、德、丹麦、比利时、荷兰、西、意、奥、日、秘鲁、巴西、葡萄牙签订了条约，其中葡萄牙公使由澳门总督兼，丹麦使节由俄国公使代办，秘鲁和巴西此时在北京未有驻华公使。派使在京的都是强国或较强的国家。清朝的外交经验是与列强的交涉，在形式与做法上极具被动性、应付性。如何与弱小国家进行外交，经验并不充分；而如何与先前的藩属国进行近代形式的外交，更是总理衙门面对的一大难题。
也就在此时，非洲的刚果遣使来华，要求与清朝订约。此刚果为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采地。按照总理衙门的理解，刚果属比利时。能否与他国的属国订约，总理衙门两次电报清朝驻英国公使罗丰禄，以询问西方各国的做法。(97)在查清了英德两国的做法后，总理衙门与刚果使节余式尔商定了简明专款两条，规定刚果可以享有清朝与各国所签条约中关于“身家、财产、审案之权”；中国人在刚果可以享有最惠国人民待遇。(98)五月十九日（7月7日），总理衙门上奏与刚果商定条约的情况，并附上条约文本与刚果的国书。光绪帝批准了总理衙门的奏议。(99)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与刚果的订约过程中，刚果的国书由总理衙门代递，刚果的使节也未觐见。
毫无疑问，刚果与韩国是两类不同的国家。从近代外交的角度来看，清朝对此两类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总理衙门对于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外交处理上却让今人看到其共同点。
尽管总理衙门已经同意韩国派四等公使来北京议约，但唐绍仪仍然坚持其意见：“查韩先派使似与体制攸关，不若我遣四等使来韩酌议商约，以示朝廷恩遇旧藩至意。”在此唐绍仪援引了西方的事例：
伏查英昔待美，日耳曼（误，当为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旧译名）待南米利加，均由英、日（日斯巴尼亚）先派使通好，华为大国，似未便任韩先遣使到京索约。敢再陈管见，谨候核示，当转告韩廷遵办。(100)
从唐的电报来看，他似乎未将总理衙门同意韩国派四等公使的决定，通报韩国外务部。唐绍仪此电次日上呈光绪帝。(101)唐绍仪援证西例的方式引起了清朝的注意。于是唐再次致电总理衙门详述英国、西班牙与美国、南美各国订约的情况。唐绍仪继续指出，四等公使权力不足，与韩订约恐于公法有碍：
伏查四等使寄文凭于部臣，系西国通例。惟订约使不递国书，公法似罕见。若是续议通商或他项章程，可由政府订立。但始约须由国主画押，以昭信守。倘华使不递国书，韩必不愿议约。如饬韩使赴京，不递国书，不觐见，恐其亦不允从。(102)
该电于六月十八日进呈于光绪帝。
光绪帝收到唐绍仪的电报后，第一次对中韩关系正式表示其意见，当日发出谕旨：“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103)也就是说，无论是清朝派使、递国书、议约，还是韩国派使来北京、递国书、觐见光绪帝，皆为可行。从光绪二十二年派唐绍仪出任驻韩总领事以来，总理衙门与唐绍仪等人所做的一切就是阻止中韩平等交往，光绪帝的一纸谕旨对此完全否定。
然而由何国先派使，光绪帝最初的倾向是由韩国先派。六月十九日，据光绪帝之意，总理衙门拟电唐绍仪：
昨日电旨当已到。韩本愿先遣使，既准递书，即可由韩先行派使来华。中国当按照友邦交际之礼接待。俟递国书、觐见后，本署与之议约，再行派使赴韩酬答。即告韩政府，国书自当立言得体。俟派定，将衔名暨起程日期先电本署。遵旨电达。(104)
清朝在此提出的要求仅是国书“立言得体”。与此同时，韩国也正在进行遣使的工作，韩国英籍税务司柏卓安（J.M.Brown）甚至已经起草了韩国的国书，通过中国总税务司征求总理衙门的意见。(105)仅过了一日，六月二十日，光绪帝转而倾向由清朝先派使节。这一天上午，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来到张荫桓家中，传达光绪帝旨意，命其起草致韩国的国书。张称其“查照廿一年中日马关约第一款准朝鲜自主立论”，当其刚完成起草，马建忠恰来其舍，“订加了义数语，较圆洽。”廖寿恒收到该国书稿后，回函称赞，“谓必称旨”。第二天，六月二十一日，廖寿恒派人送来经光绪帝审阅后的国书稿，张荫桓拆阅，“奉朱笔易四字，弥仰圣度恢宏，莫名感悚。”(106)六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出奏，请派“出使朝鲜国大臣”，奏折中称：
本年四月，据派驻朝鲜领事唐绍仪电称，英、俄、德、法、美、义、奥、日本诸国均认朝鲜自主，或派三等使臣驻扎汉城，或派领事兼理使事。朝鲜尤盼与中国定约、派使驻京，臣等复以朝鲜若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由臣衙门与议通商约章。六月十一日，复据唐绍仪电，称朝鲜先派使臣，似与体制攸关，不若中国遣四等使臣前往酌议商约，以示朝廷恩遇旧藩至意，未便任令朝鲜遣使到京索约等语。臣等查朝鲜国土与我奉吉两省水陆毗连，商民来往交涉甚繁，既准令自主，自应按照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谨将中外臣工保荐使才人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简派四等使臣一员，领赍国书，前往定约。(107)
如果细心观察，总理衙门的这一奏折与光绪帝六月十八日的旨意有很大的差别。虽然该折也同意“自应按公法遣使订约”，但基本精神是强调“朝廷恩遇旧藩”，因而派出的只是“四等使”，只不过该四等使“领赍国书”而已。与该折同时上呈的，还有唐绍仪的电报，内容是韩国询问清朝何时派使来韩。(108)光绪帝在此折上朱批“另有旨”。当日军机大臣召见时面奉谕旨为：“明日请旨办理。”此中的情节还牵涉到慈禧太后。(109)第二天颁发下谕旨：“翰林院编修张亨嘉著赏给四品衔，派充驻扎朝鲜国四等公使。”(110)
张亨嘉奉旨后，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奏，称其迎养88岁之老母且身为独子，请另派员出使。当日军机大臣给慈禧太后一奏片：“本日张亨嘉奏，沥陈亲老丁单，恳请改派朝鲜公使折；恭拟改派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充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谨将张亨嘉原折恭呈慈览，伏候裁夺。俟发下后，再行缮写谕旨呈览。”此一奏片当然经过光绪帝的同意，徐寿朋是光绪帝的选择。而这一天，恰是光绪帝的生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住于宫中，很快发下军机处的奏片。于是当日颁下谕旨：“安徽按察使徐寿朋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派充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111)由于张亨嘉的个人原因，清朝派往韩国的使节由“四等公使”变为“钦差大臣”。
当时清朝派往各国的使节，其在国内的本缺多为道员一级，徐寿朋是清朝派出的少数国内地位较高的外交官；(112)而且由于徐的国内地位，在清朝的国书中虽未明称其为何一等级的公使，但按照当时的惯例，徐应是二等公使，也就成了驻在韩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113)然而，若以当时的国际惯例而言，光绪帝的谕旨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清朝与韩国此时尚未订约，清朝本应派出的是负责与韩国商定条约的全权代表（专使），然后根据条约再派出常驻使节。徐寿朋使命中的“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从字面上理解，“驻扎”二字当属是常驻使节，“朝鲜”二字，又似未承认“大韩帝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光绪帝及清朝官员对近代外交程式尚未具备完全的知识。徐寿朋的这一任命引起了在韩外交官的诸多评论，韩国英籍税务司柏卓安更是有相当激烈的言辞。清朝驻韩国总领事唐绍仪将此评论报告总理衙门，并提醒注意国书的写法。(114)
前已述及，致韩国的国书，由张荫桓、马建忠起草，并由光绪帝亲手改四字。但其国书的文本，张荫桓并未说明。现存军机处档案中有致该国书稿，按原格式录全文于下：
大清国
大皇帝敬问
大韩国
大君主好。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己。凡可相扶相助之事，辄竭心力，期以奠安。
贵国典籍具存，无烦缕述。光绪初年
贵国与墨、欧诸洲立约，仍备文声叙，足征
贵国久要不妄之美。比年环球各国均以自主、自保为公义，是以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约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独立自主。远怀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兹派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徐寿朋为出使大臣，亲赍国书，驰诣汉城，代宣朕意。该大臣朴实忠诚，办事明达，尚望
大君主代加接待，俾与
贵国政府酌议通商条约，以垂久远。从此两国永敦和好，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115)
从内容来看，该国书当是改派徐寿朋为使后的一个文本，与张荫桓最初起草的文本，应该有所变动。(116)由于该件上并没有具体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是否为收到了唐绍仪的报告后改定的文本。然在此国书中，朝鲜国已改为“大韩国”，徐寿朋使命为“驰诣汉城”，“与贵国政府酌议通商条约”，即为订约专使，而不再是常驻使节。值得注意的是，该国书对韩国君主的称谓是“大君主”而不是“大皇帝”，在当时的中文外交辞汇中，“大君主”一词比照国王。这里面牵涉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对这个刚刚改制后的邻国，应当看作“王国”还是“帝国”。
对此“大君主”这一称谓提出疑问的，又是光绪帝本人。据军机处《随手档》，七月十七日，光绪帝“发下御笔条一件”，在此项下军机章京注记了两条：“电信”、“随事缴进”。而在军机处《洋务档》中有一“电信”的记载：
寄唐绍仪电信。现在英、日、俄等国致韩国书，是否称其为大君主，抑系称为大皇帝？应查明，速电复，以使中国致韩国书与各国通例相符。(117)
由此可见，光绪帝在此事的处理上，放弃了“旧藩”的心态，改以西方各国的做法作为自己的标准。尔后徐寿朋奉到的国书，内容与前引国书相同，只是将“大韩国大君主”改为“大皇帝”。(118)清朝与韩国旧日宗藩关系留下的阴霾，在徐寿朋的国书中扫荡得干干净净，两国在外交程式上完全平等。
尽管光绪帝任命徐寿朋时便电催其迅速赴京请训，(119)其中的重要因素很可能是风闻韩国将派使随伊藤博文来华。(120)但因当时的交通等条件，徐寿朋赶到北京时，戊戌维新已经走到了尽头。八月初六日，即戊戌政变的当天，光绪帝召见徐寿朋。(121)徐寿朋的使命也未因政变而改变。八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第二次召见徐寿朋，慈禧太后在召见时还要求其“到韩后将各国情形随时电奏”。(122)九月初一日，清朝颁下谕令：“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徐寿朋著作为全权大臣，与韩国外部酌议通商条约事宜。”(123)徐寿朋的正式身份由“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变为与韩国议约的“全权大臣”。初七日，徐寿朋出都赴津，拟搭船赴韩，然因船期、天气及韩国独立党人事件，于十月底改赴上海。十二月十一日，徐寿朋等人一行乘南洋兵轮赴韩，十四日入汉城。二十一日（1898年2月1日），韩国皇帝以西礼接见徐寿朋。(124)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9月11日），清朝与韩国订立“通商条约”。此后，徐寿朋改任第一任清朝驻韩公使。在出使过程中，徐寿朋个人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刚奉到出使旨命时，在谢恩折中称：
查朝鲜为东瀛弱国，使臣须专对长才，推以大字小之仁，用绥藩服，赞居中驭外之道，式固邦交。(125)
言辞仍为传统的腔调。而当与韩国订立条约后，其言论大变：
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盱衡往事，良用慨然。(126)
言辞中虽流露出并不心甘的感慨，但毕竟须以“友邦”相交了。
徐寿朋出使韩国，是清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转折。昔日的“上国”开始学习以“对等”的方式与昔日的“属国”相交相处了。
五、结语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是清朝外交史上的大灾年。德国、俄国、法国、英国先后强租胶州湾、旅顺、大连、广州湾（今湛江）、新界、威海卫。在此期间，清朝还迫于压力，向日本、法国发出照会，表示福建、云南、广西不割让予他国，承认日本、法国的特殊利益。英国、俄国、德国等列强已抛开清朝，开始相互商量其在中国的利益划分。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清朝限于其国力，没有任何的反抗，完全顺从了列强的要求。应当说，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下，清朝外交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在这非常狭小的空间中，光绪帝虽企图有所表现，也只能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往韩国的使节这些对当时及后来影响细小的事件上展开。正是在这些细小事件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一、即便是这些细小事件，光绪帝也已走得太快。在觐见礼节与派使韩国诸问题上，他与总理衙门、军机处有着不小的矛盾。传统外交的底色在清朝还没有完全褪隐。二、为德皇制作宝星、购置世界地图两事，又可以看出光绪帝前进时的出发地，还不在近代外交的界限内。他本人只不过是力图从传统迈入近代，处在两边交界处。由此角度观察传统外交在近代中国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传统深重的国度在向近代转型时的艰难与无奈。
(1) 参见拙文《公使驻京本末》，《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2) 《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749页。
(3) 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6页。
(4) 文华殿位于紫禁城内，是清朝此时不常用的一处宫殿。施阿兰称:“这座宫殿，已经相当陈旧，庭柱上的朱红油漆几乎剥落殆尽，露出它那光秃秃的雕刻过的柚木柱子，殿上的陈设只剩下几座青铜香炉和一排围绕着皇帝御座背后的屏风。”（《使华记1893—1897》，第36页）清朝档案中也留下了很有意思的记载，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7年12月15日）英国使臣在文华殿觐见，内务府关防处打扫文华殿门外地面及拔除荒草共用工1632人日，用银244.8两；赁用杉篙，买办筐绳铁锹等物，用银45.6两；买办垫道黄土12万斤，用银48两。以上各项共用银338.4两。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俄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286.6两。是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法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286.6两。五月二十日（7月8日）美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338.4两。（《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441/5-50-1/N/1715）内务府的这些银两开支，很有可能是花账。但这些名目的存在，似又可说明文华殿平日不用而疏于打扫。又，施阿兰称，1897年俄国派乌什顿斯基亲王（Prince of Hespere Oukhtomsky）为大使来华感谢清廷派使致贺，赠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礼物，并授慈禧太后圣卡特琳大绶勋章，觐见在太和殿进行。（同上书，第158页）查清方有关记载，此为误。光绪帝两次接见俄国大使，皆在文华殿。有关觐见的具体礼仪，可以举1897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递国书为例。总理衙门开出的礼节单称：“是日皇上御文华殿，升宝座。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先在东旁侍立。臣衙门堂官二人带领日本国使臣一员，参、随、翻译五员，进文华门中门，由甬路进入文华殿中门，使臣一鞠躬，向前数步，一鞠躬，到龙柱间正立，一鞠躬。使臣致词，翻译译文，各毕，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捧书敬候，亲王一人由左阶下，接受国书，由中阶上至案前，将国书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立处，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用汉语传宣。使臣听毕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臣衙门堂官带领使臣等后退数步，一鞠躬，退至殿左门，一鞠躬。礼毕，即带出殿左门，走甬道，由文华门东左门出。”（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2—3页）
(5)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93页。当时各国公使的新年贺岁礼于中国纪年正月举行，故与公历有差。
(6)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897年2月26日），各国公使新年致贺觐见，法国公使施阿兰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径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E.Heyking）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提出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如此，即便交涉，也不能让法国公使重走一遍。第二天，德国公使为扯衣袖事提出交涉，表示敬信若不至德国使馆说明此理，将不出席总理衙门为各国公使举行的宴会。此后，美国公使田贝（C.Denby）、法国公使施阿兰、德国公使海靖、比利时公使费葛（C.Vinck de Deuxorp）也先后提出交涉，要求行走中门，并请在东华门内乘肩舆，皆被总理衙门所驳。是年三月二十日（4月21日），法国公使因本国授光绪帝勋章而觐见，仍在文华殿进行，出门时走文华门左门。（见《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2977—2978页、第2983页、第2986页、第2990—2991页、第3093页；《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238—240页）
(7) 《翁同龢日记》称：“稍有失，亦未与较。”（第6册，第3093页）
(8)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总理衙门收到尚未卸任的驻德公使许景澄电：“己刻。顷副外部称，奉德主之命云，总署愿接待王弟，极欢喜，并致谢。至德国按理商请兼为中国利益之事，愿速议成。王弟新正廿一抵香港，以后程期尚未定。请转中国国家等语。据闻。”（《宫中电报电旨》，157/4-18/92）其中所谓“按理商请兼为中国利益之事”，系指占领胶州湾。此一电报上呈光绪帝。清朝为此命许景澄查西方礼制：“发许大臣电。正月二十八日。函悉。德亲王礼制较崇，此次来京请觐，带有德廷礼物，自应优加接待。希博考西国接待亲王礼节，详细电闻，以便妥速核办。”（《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207/3-50-3/2082）许景澄于此事两次复电：“二月初七日。遵考西礼，亲王将至，派提督、副将、都司三员先迎于陆境或舟次。主国亲王迎于车站，同车导至所舍宫邸。君主即以是日延见，用客礼。旋偕至外厅，由亲王筵请其从僚。此后辞行再见，或有事另见，无常例。所派官常值照料，出门则提督陪乘送，如迎礼。”“二月十一日。加考西礼，据金楷理询德礼官云，向无章程专书。惟主国亦有遣亲王至陆境或舟次迎送，视两君交谊为衡。至泰西君主尚有设宴及答拜等事。此由西礼宽简，或各国宗藩多姻娅故云。查中西礼制悬殊，德藩尚未明言赴京，拟请核办后通行各驻使，冀免临事争论。备酌。”（《宫中电报电旨》，157/4-18/94）许景澄该两电皆呈光绪帝。此外，新任驻德公使吕海寰也有函件说明德国礼官所陈接待亲王礼节。
(9)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8—3109页；《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81—90页。翁同龢提出五条理由：第一、毓庆宫前殿的东间供孝静皇后御容（恭亲王奕訢的生母），按礼制不能辟中间为过道；第二、配殿太小，无容席地；第三、德方随员无地方可见；第四、前星门近百年未开启，框木沉陷；第五、乘轿入门不合礼制。张荫桓也认为前星门自嘉庆初年起未开，宜慎之，并称“年三煞在南，舆马纷沓于此亦非宜”。如果去掉翁同龢关于礼制的考虑、张荫桓关于星象的考虑，毓庆宫地方太小、前星门久未开可以认为属具体实在的困难。
(10) 《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207/3-50-1。
(11)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10—3111页。
(12) 如果从清朝的礼制考虑，除非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召见亨利亲王，可以在仁寿殿进行。然当时慈禧太后已撤垂帘，共同召见在礼制上不可。若两人单独召见，任何一人利用仁寿殿都会带来不便。因为慈禧太后的地位高于光绪帝，光绪帝又已亲政；而仁寿殿为政务公所，乐寿堂、玉澜堂为寝宫。总理衙门对此安排认为甚妥，为此电驻德公使吕海寰：“闰三月十八日。函述礼官所陈接待亲王礼节，本署已与海使商订，大致相同，更有格外优待之处。海使谅已电达。中国系初次办理，纵未尽如人意，但按各国通例，当无参差。现德亲王念三日由津到京，念五觐见。一切均妥备矣。祈告外部。”（《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分，207/3-50-3/2082〔4〕）
(13) 《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记“照录德使照会一件恭呈慈览”。
(14)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207/3-50-3/1912。该日《翁同龢日记》称：“庆邸请起，上见之，一面命南屋将照会抄递，余等见起复面谕，写一奏片叙明办法，退后并述旨递上，无说，传散。”可见此一处理方法为光绪帝所定。
(15)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该件未记具体日期，据《随手档》为二十一日。
(16)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记：“交总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德国亲王来京觐见，著派世续照料一切。钦此。”以内务府大臣来照料一切，自然与在颐和园觐见有关。在此前一日，内务府收总理衙门来函：“总理衙门为片行事。本月二十五日德国亲王在颐和园觐见。所有殿廷处所应备事宜，应由贵府先期预备。相应片行贵府查照办理可也。须至片行者。右片行，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酉正。”（《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此次亨利亲王除在颐和园觐见外，海靖公使还于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照会总理衙门，请求于二十七日游历雍和宫。此事也牵涉到内务府。（总理衙门片行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理藩院片行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皆见《内务府来文·外交》，包号同上）
(17)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记：“交步军统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德国亲王不日来京，荣禄现在请假。所有地面弹压事宜，著派英年妥为照料。钦此。”该件无日期，据《随手档》为二十一日。荣禄当时为步军统领衙门提督。
(18)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该件无日期，据《随手档》为二十二日。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件宝星皆以慈禧太后的名义赠送。
(19) 《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宫中各项档簿》簿4179号。同样的内容又见于《记载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立，《宫中各项档簿》簿3996号。
(20) 具体的礼物为：“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大清国皇太后送大德国皇太后御笔寿字一轴、御笔画群仙祝寿一轴、御制上上等珍珠宝星成分。大清国皇太后赠大德国皇后御笔画一轴、锦缎九匹。大清国皇太后颁赠大德国亲王御笔寿字一轴、御笔画一轴、御制头等第二珍珠宝星成分、脂玉群仙祝寿山子成脂玉文具成分、旧玉古王觚成件、青绿方樽成件、古铜龙文鼎成件、粉瓷青龙花瓶成对；王妃御笔团扇二柄、锦缎九匹。”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礼物赠送方式为：“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大德国皇太后、皇后礼物盘，先安在殿内。觐见时宝星、红礼单挂红里。上（慈禧太后。——引者注）面交庆亲王礼物盘，由殿内现往外搭交内务府大臣。大德国亲王、王妃礼物盘安在殿内西边，觐见礼毕，交内务府大臣转达交庆亲王。皇帝颁赐大德国亲王礼物盘亦安在殿内西边，觐见礼毕，盘、单均交内务府大臣转交庆亲王。另有寻常礼单全分，皇帝寻常礼单一件，均由殿外随时盘交内务府大臣。”（《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同样的内容又见于《记载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立）
(21) 《翁同龢日记》称：“不坐。此屡经辩论始定，庆邸之力。”（第6册，第3124页）
(22)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122—130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3页。德和园茶水和赐膳，档案中也有记载：“觐见先（前）德和园西穿堂德国亲王等稍坐，茶房预备茶水。觐见礼毕仍西穿堂稍坐，茶房预备茶水。内务府大臣立山代当。膳房预备饭三桌（官传），茶房预备果桌三桌（官传），外买奶食三桌。大德国亲王饭一桌（菜双上）、果桌一桌、奶食一桌，南配殿摆。内务府大臣立山代当。随员等饭二桌（菜双上）、果桌二桌、奶食二桌，牌楼门外南北值房摆。内务府大臣立山代当。”（《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
(23)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207/3-50-3/2047。
(24) 据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四月初三日随驾往颐和园去……于四月初九日还宫。”（405/5-14/W/杂记类996/杂255）根据清朝的礼制，皇帝出行随行人员多达数百人，且牵涉到沿途安全。一般至少提前五六天决定。光绪帝此次去颐和园是提前五天决定的，同时也定下了回宫的日程。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从颐和园回宫，光绪帝的行路是乘轿出颐和园东宫门，由石路至西直门外倚虹堂少坐，然后再乘轿入西直门、西安门至宫中，至少两三个小时。
(25)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6—3127页。此外内务府档案中也有一些反映：“四月初四日由园寄来，立（立山）大人交谕，适面奉懿旨，现在德国亲王于明日午刻在勤政殿觐见，该王在御前大臣坐落处稍坐，并在用饭。所有屋内桌张椅子均由颐和园今日运到，不可误也。衙门见信立即给该路苑丞信，并给郎中等位信，以备明日午前一律整齐为要。四月初四日午初由园寄。差刘头目送来奉宸苑衙门。”（内务府奉宸苑《堂司交谕簿》，430/5-39/215）又一件称：“奉宸苑为咨呈事。据中海苑丞恩奎、继纲呈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奉懿旨：现在德国亲王于明日午刻在勤政殿觐见。……所有备差屋内应行安摆桌张、铺垫，预备德国亲王等饭食，并伺候茶水、办买煤炭、茶叶、蜡烛，抬送桌张来往抬夫工食脚价各项使费，打扫地面，预备船只、办买什物，以及帮差苑副、柏唐阿、苑户、苏拉、官役、船夫等津贴饭食等项，共需用实银九百八十四两五钱。……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可见慈禧太后不仅在原则上指示，且有相当具体的布置。
(26) 内务府《杂录档》记：“四月初四日总管宋进禄等为于本月初五日随驾往南海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东宫门外预备，并随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等所用连鞍马匹开后。当日还颐和园。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照例预备。”（杂记类997/杂256）该件档案称，随侍的太监为一百人，用马一百匹，另大车四辆，抬夫二十二名。
(27) 《张荫桓日记》，第143—146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7—3128页。德皇国电的内容为两项，一是向光绪帝授勋章，二是德占胶州湾（今青岛），中国海军可以在该处驻泊。
(28) 《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同递的还有俄国国电及礼节单，光绪帝皆朱批“览”。
(29)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8—3109页。张荫桓对此有不同的说法，称俄使的国电是由光绪帝亲手接收的，仍令庆亲王宣旨。（《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84—85页）
(30)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131—132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5页。翁同龢还称，觐见前，光绪帝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有长时间的交谈。又据《随手档》，觐见前两天，总理衙门上奏请钦定觐见地点时间，附有礼节单，光绪帝朱批“览”。看来光绪帝并未依照而行。五月二十日（7月8日），光绪帝接见美国卸任公使田贝、新任公使康格时，也是亲自答词。（《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193—194页）
(31)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32) 总理衙门奏《遵议各国君、后、宗藩、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4/17）根据这一奏折，五月十九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各国君、后、宗藩等来京，宜设专馆以示优待之礼。已故镇国公荣毓府第，规模地段均属相宜。著派奕劻、李鸿章前往查看估修。其应如何办理之处，即行奏明请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七月二十八日再发下交片谕旨：“交内务府，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前经降旨，将镇国公荣毓府第改为迎宾馆，现在亟须兴修。即著内务府由官房租库酌拨官房一所，给荣毓家属迁居，以便要工速行修理。”（《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33) 《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又，根据当时的政治习惯，此类涉及慈禧太后的规定，要另呈太后。当日军机处将总理衙门该折呈送慈禧太后，并称“俟发下后再行传旨‘依议’”。第二天，慈禧太后发下此折，军机处传旨“依议”。（《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十四日）
(3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卷，第116页。
(35) 《辛丑各国和约》附件十九，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卷，第1023—1024页。
(36)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37) 《翁同龢日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奏对毕，因将张侍郎请给宝星语代奏，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上曰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又曰李某亦可赏，但须交片，不必明发，又谕毋庸具折，传令递膳牌。”（第6册，第3133页）由此可见，此次赏给宝星的举动，属张荫桓的请求，很可能光绪帝在某次召见张时有此许诺，而张请翁氏代奏。按清朝制度，皇帝有何恩赏皆用明发上谕，以示赏罚皆出自于上，奖优惩劣。而光绪帝却明确指示用交片谕旨（按清朝制度为秘密），由此该旨在《上谕档》、《明发档》中皆不载。又按清朝制度，臣子受恩后须具折谢恩，光绪帝不让其具折，而是递膳牌，即请见，也是从于不事声张的考虑。
(38)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148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8页。张所拟国电称：“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德国大皇帝好。此次大皇帝介弟来华，朕推诚相与，以联两国之欢。中西礼俗攸殊，总虑情文未能周洽，烦大皇帝电称致谢，又赠送黑鹰宝星，并申两国联交，永缔和好之意。昨日介弟言辞，缕述及此，朕心良深慰悦。回赠大德国大皇帝头等第一宝星，以志邦交酬答之情，益彰两国联合之美。特令出使大臣吕海寰译呈国电，先宣朕意。”（《洋务档》，原件无日期）
(39)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
(40)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该电四月十三日发，总理衙门次日收到。
(41) 《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207/3-50-3/2082。
(42)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记：“收出使大臣吕电。四月十六日。寒电敬悉。遵旨赴外部恭宣皇上致谢德主亲密之意。适德主赴海口验看。外部云：承大皇帝情意如此周浃，德主定倍加欣感。允为转达云。祈代复奏。”该电四月十五日发，次日收到。
(43)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该电于十二日收到。该件另注“堂谕抄一分”，显是呈送光绪帝之用。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7。《宫中电报电旨》是专呈皇帝亲阅的，可见光绪帝已看到该电。
(44)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
(45)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8页。总理衙门该日电蔡钧，称：“元电计达。宝星佩带用明黄色织丝带。宽三寸，长六尺三寸。宝星大小共装一匣，用紫檀木匣，外面加银丝，内用黄缎装潢。希照办。电复。咸。”十七日，总理衙门又电蔡钧，称：“咸电宝星带长、宽照京裁尺织造。筱。”（《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
(46) 总理衙门收蔡钧电：“四月二十四日。宝星事，奉咸、筱两电，遵经饬匠依限赶制。顷据织匠禀，请在带上加织龙形，两边用栏杆花纹，两头改结网穗，以期精美。应否照办，乞示，遵。再，佩带《章程》头等第一，本金红色。现奉咸电用明黄色，遵照办。谨闻。钧禀。漾。”（《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8）总理衙门为此回电：“漾电悉。德亲王所佩宝星系黄带，此次制赠德君，带用明黄色系遵旨办理，岂能拘泥署奏？长宽尺寸系照俄君所赠比量一式。俄带系回波缎，各国宝星佩带从无织作花纹者，但宜织制坚厚，明黄一色较大方。两端结网穗，自更精美，惟于缀带副宝星碍否，望就近询德领事妥办为要。有。”（《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8）
(47)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8。
(48)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8，该件注明是二十六日。
(49) 总理衙门电称：“有电悉。宝星既用大珠，自应将珠围外边放大，满汉字紧排，惟须分明可辨。其外围小珠、中珠亦放大，以期匀称。既加钻石一圈，尚须小珠否？副宝星改为三分，亦应加大外围，始能嵌抱。两座大小仍照原式佩带，业详有电。统希查照妥办。勘。”（《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100）
(50) 总理衙门收蔡钧电：“四月二十九日。有、勘两电敬悉。宝星佩带，询之德领事，无需加网穗，已饬匠改照办。至大珠连日访购，七八分重者既少且不光圆，尚未觅熟。昨洋匠来看珠样，谓珠大龙小款式不称，且占中龙、镶珠及火钻地位，镶制万难讨好。极大珠重至五分余者，已极美观，可应准照办理。乞示，遵。钧。艳。”（《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又见《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98）总理衙门以蔡钧电：“四月三十日。艳电悉。大珠重至五分余，既美观，即照所办。余皆照前电办理。卅。”（《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
(51) 《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
(52) 收上海道电，六月初六日（该电前一日发），《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53)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221—222页，第227—228页。六月二十日日记还称：“宝星发下，当另易内匣寄沪关，留木匣在舍，较准尺寸，制衬匣，以成美观。”
(54) 在给施阿兰的国书中称：“朕前承大伯理玺天德赠送荣光头等大星，并由贵国全权大臣施阿兰亲递贵国国书。经朕阅欣。惟大伯理玺天德诞登宝位，福祚绵长，睦谊克敦，实深欢慰。兹因贵国全权大臣施阿兰回国之便，特制一等第一双龙宝星一座，交其亲赍国书，以表我两国交谊永远巩固之据。惟希大伯理玺天德收纳。”（《国书档》，207/3-50-3/1922，原件无日期）
(55) 《致大日本国国书》、《恭拟复大比国国书》，《国书档》，两件皆无日期。
(56) 《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
(57) 《宫中电报电旨》光绪二十四年，157/4-18/100，原件无日期。
(58) 六月初四日，军机处电寄各出使大臣旨：“嗣后出使大臣凡遇各国君主赠给宝星，均著收受佩带，以示联络，毋庸电询总署。”（《电寄档》，207/3-50-3/1576）
(59)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该电发于六月初七日，总理衙门当日收到。前引蔡钧六月初五日电有一语：“地图亦赶紧办，俟讯明装潢，竣工日期另报。”（出处同上）由此可见，蔡钧是六月初收到此一指令的。
(60)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分。该电题“拟寄上海道蔡钧电。六月初九日”，由此可见该电需经光绪帝后，方可发出。
(61)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62) 蔡钧与总理衙门于次年有四份文件可以说明这些地图及木架的最后情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上海道蔡钧呈总理衙门：“窃查上年六月间，奉宪台衙门电谕饬裱地图册页，并装裱整幅配制木架等因。遵即饬令经管图书集成委员伊县丞立勋分别妥办去后。兹据该员禀称所有册页已如式裱竣，装盛红木方匣一具。整幅地图糊裱殊难，亦经设法裱成，配制轮轴木架，系饬陈长福西式木器号绘图试造，屡经斟酌改制，始臻稳妥。轮轴转圜尚未称灵捷，雕刻花样亦尚适观。惟初次创造，工费甚巨。核实估计议定，每架规银三百五十四两。以近日料价工资核计，尚无浮冒。加装铅皮图箱、厚木大箱，以及备用高凳，逐项配齐。计装册页一箱、整幅图架八箱、高凳四只，堪以寄京应用。并照样多备一架寄存图书集成栈房，以便第二次图成配用，免致先后歧异。现在一律完竣，绘图贴说，并开价目清折，送请核办。再红木材料无此长大，现用上等红色花梨木，不甚悬殊等情到道。查此项地图木架第一次制造工竣，拟即委员带匠解京，以期装配得法。业经由电禀奉复照准。除札委伊县丞立勋带同匠人一名，领运前项图架由沪趁搭轮船赴津，再行登陆进京交收，并咨询明津海关道转饬照料放行外，理合备具图折一并呈送，仰祈宪台俯赐察收核办。再，此项工料计实支银九百三十一两五钱二分，连委员经费支给规银六百两，暨购地图股票两分价洋一百元，以七四四折合规银七十四两四钱。共规银一千六百五两九钱二分，由道垫给。应动支何款，并乞示遵，实为公便。至是项地图，每分约四百幅。此次头批九十四幅外，尚有二、三批三百余幅。据地图公会中人云，未经译就，印竣尚须时日。现经职道取有股票存案。俟图继出，按次领取，照式装裱。合并陈明。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施行。”该件所附清册称：“谨将装裱地图册页并裱整幅装配木架工价解费实数开呈宪鉴。计开：黄绫面耿绢背地图册页十幅，工料洋九十六元，合规银七十两五钱六分；红木匣黄龙绫套并粗木外箱，工料洋十二元，合规银八两八钱二分；黄绫面耿绢背整裱地图一幅，工料洋一百二十四元，合规银九十一两一钱四分；花梨木四面雕花洋漆地图大架二座，每座三百四十五两，规银六百九十两；红油白木大箱十六只，每只三两，规银四十八两；洋松高凳四只，每只四两，规银十六两；白铅地图长箱二只，每只三两五钱，规银七两；由沪赴京解费，规银六百两；地图股票两分，洋一百元，合规银七十四两四钱。共计规银一千六百五两九钱二分。”该件所附图说称：“谨将图架除铜练摇手外大小共计二十四件，每件标明数目次序。装架时，按照次序配合。图架较高，顶上横木颇重，装第七图轴、第八横木时，备有高凳四架，以便两边抬上。铜练装在左边柱内，上下套住。轮轴有轮齿扣住，惟须先套住下面第六轮轴，再套上面第七轮轴，两边拉平，不使偏倚为要。第七图轴另有细铁条挂在图幅下面，使图幅坠平。即在左边柱眼套上摇手，摇下之后，卸去细铁丝，用黄绳将图缚在第六轮轴上。图幅有眼，长绳联络，不必剪断。缚紧之后，上下回环，均可摇转。谨注。”四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札上海道蔡钧：“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据江海关道蔡钧呈称，上年六月……查此项装裱地图册页，并装配木架，工费共银一千六百五两九钱二分，即据声明尚无浮冒，自应准其作正开销，应令该道于出使经费项下动支，以清款目。至照样多备一架，应俟筹备组二次图成后，径交招商局轮船运津，交津海关顺便寄京，无庸另派委员，藉节浮费。其第三批图幅告成寄京时，毋庸再配木架。除将运到地图、木架等项存署预备进呈外，相应札行江海关道遵照办理可也。”（《总理衙门清档·一般交涉》江海关道奉饬装裱地图册页等解京案，01-34/5-5-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63) 电报可见于《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348页。这些电报皆呈光绪帝阅。为此光绪帝还专发一电：“奉旨：张之洞三电均悉。中日修好之后，本无不洽。若遂连衡，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将所请，断勿轻允，是为至要。钦此。（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9页下）光绪帝虽然拒绝了张之洞的建议，但在其思想中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象。
(64) 光绪帝对此事的兴趣很可能与康有为代杨深秀所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有关。杨片上奏后，奉交片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复奏称：“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以二百人为限。经臣备函致谢，并告以东文学堂，甫经设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妥定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询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戊戌变法》，第2册，第409—410页）前一天，总理衙门在议复御史曾宗彦奏时，也谈到了相同的内容。（《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8页）查有关档案，总理衙门在上奏前已有行动。四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电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湖北、广东自强学堂、同文馆内东文学生有无年少颖悟堪以派往之人？约若干名？希查明，拟章程，电复核办。漾。”（《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
(65) 《电寄档》，207/3-50-3/1576。
(66) 就我所见，各省关于此事的电报有：一、七月初六日总理衙门收到浙江巡抚廖寿丰电：“冬电谕旨恭悉。日本同洲同文，其政府允中国遣学生附学，自关大局。浙省四月初派知县张大镛等选带廪生陈晃、把总徐方谦等文武学生各四人赴日本肄业，修膳一切经费先由外筹动，咨呈钧署在案。兹接张大镛等来禀，称该国拨派教员，筹添学舍，相待极优，具承睦谊。寿丰愚意，此项学生略识英文东文，尤以先在学堂讲求根底，察验志趣为要。如择焉未精，不堪造就，负彼美意；即才堪造就，而志趣一误，亦复可虑。浙省风气初开，一时无可续派，容随时筹选，再行遵旨陈明。他省派送，似宜慎选。所用经费，并请作正开销。是否有当，谨请代奏。寿丰叩。微。”二、初七日总理衙门收安徽巡抚邓华熙电：“东电获悉。皖省求是学堂开学施教仅三月余，学生分习英法文语。饬查功课，尚无谙习英法语言文字之人，堪以挑选，送往日本学堂。必须一年届满，再行酌度办法，以期核实。恳鉴察。华熙。阳。”三、初八日总理衙门收江西巡抚德寿电：“奉电旨，挑选学生，由总署核办。钦此。伏查江西甫议筹设学堂，一时尚乏谙悉东文年小聪颖学生。现已示谕，绅民如有堪以造就有志附学子弟，准其报名考验。俟挑选有人，再行电咨核办。特先电复，并请代奏是叩。江西巡抚德寿。虞。”四、湖南属于此中的例外，八月初三日总理衙门收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前议派聪颖学生五十名至日本学习，近日来省求考选者千数百名，风气似可渐开。”（以上电报皆引自《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但湖南的具体做法未见电报。
(67) 据《翁同龢日记》，光绪帝曾于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向翁索要《日本国志》，翁自称“臣对未洽，颇致诘难”。（第6册，第3093页）
(68) 就一般而言，国书由总理衙门代拟。按清代制度，《随手档》会记有总理衙门的奏折及朱批。若光绪帝命军机大臣代拟，《随手档》也应记有奏片。该记载仅称“发下”，意即军机大臣召见时由光绪帝发下，由此可以确定该国书不是由总理衙门或军机处代拟的。《随手档》在该记载下有小注：“照缮。次日见面带上。墨笔恭缴。抄交总署。”其中“墨笔”抬两格，其规格与谕旨相同，由此可见，此“墨笔”为光绪帝所拟。而该国书录于军机处档册《洋务档》，该档册主要用于记录各类谕旨及军机处的奏片。这一墨笔谕旨的原件，我也已找到，藏于《宫中杂件》（原三号楼）第445号，就我的观察来看，字迹为光绪帝的亲笔。
(69) 该国书早已发表，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7页。但从此书中无法看出该国书为光绪帝亲拟。此处所录为该墨笔谕旨的原格式。
(70) 矢野文雄的提议，当时并未经过本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后来对此指示：“今后清国政府接受右记提议决定派遣留学生之际，宜设法限定最少人数以求应对。”（详见河野一夫：《驻清公使时代的矢野龙溪》，成城大学《成城文艺》，第46号，1967年；容应庾：《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第320—321页）
(71) 此处可比较1895年给驻日公使裕庚的国书：“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我两国同洲邻近，素敦和好，兹幸友谊如初，尤望益臻妥善。特命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裕庚为出使驻扎贵国都城钦差大臣，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稔知该大臣和平通达，才识素优，办理两国交涉事件，必能惬当。务望大皇帝推诚相待，俾尽厥职，以永敦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外交类·中日项》，3/164/7744/25）
(72) 由于裕庚数次电报，称其腿疾不能出席日本天皇庆典，而黄遵宪一时不能到任，请光绪帝派员代理。八月初三日，光绪电令“著派御史李盛铎暂行代理使事”。（《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已在上海的李盛铎因庆典紧迫，于初九日直接乘船赴日。（《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而在此时，戊戌政变已经发生，黄遵宪受到了很大的牵连，二十一日，光绪帝下旨：“出使大臣黄遵宪因病请开去差使。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著赏给三品卿衔，以四品京堂候补，派充驻扎日本国二等钦差大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73) 李盛铎所奉国书，与前引国书相比有两处改动：其一是“二品衔、三品京堂候补黄遵宪”改为“三品卿衔、候补四品京堂李盛铎”；其二是在最后“从此两国信使往来”前，加了一段：“前曾特备头等第一宝星一座，令李盛铎恭赍呈递，以表亲睦之据。当荷大皇帝鉴存。”（《国书档》，207/3-50-3/1922，原件无日期）
(74) 该电称：“日本进步、自由两党因国事合攻，伊藤辞退，大隈授内阁兼外部。陆、海外，大藏等六臣俱换。”该电发于五月初九日，总理衙门十一日收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8页上）
(75)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总理衙门于六月二十五日又收到北洋大臣荣禄的电报：“顷接裕大臣来函，伊藤日内自东京动身，先往西京，由西京赴朝鲜。由朝鲜至天津，由往北京游历。大约七月望后，可由朝鲜到津等语。请查照。荣禄。经。”（出处同上）荣禄未向总理衙门报告他对伊藤一行的认识，也未提裕庚对此事的判断。
(76)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巧”为十八日，“漾”为二十三日，“勘”为二十八日。裕庚的电报看来十八日由东京发出，二十三日再由上海转发，二十八日再由荣禄转发。
(77)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8) 总理衙门致书：“林大人台启。迳启者。本月初五日大皇帝御勤政殿，接见伊藤侯相。当于是日九点钟，专弁赴贵馆导引伊藤侯相，偕贵署大臣暨翻译、随员等。于十点半钟到西苑门内朝房稍憩，恭候午初刻大皇帝接见。即希贵署大臣转达伊藤侯相为荷。专此。顺颂时祉。名另具。八月初四日。庆亲王、王文韶、裕禄、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松本记录，6-4-4-21，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此中未有清朝以往必附的礼节单。但从后来觐见的礼仪来看，光绪帝虽“赐坐”，似未行“握手礼”。
(79) 林权助致大隈电，1898年9月22日，第168号。（《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松本记录，6-4-4-21）伊藤随员的记录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19页。清朝的记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7/10。此外，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昌言报》第八册有《伊侯觐见时问答》，称据《日本梅尔报》译出，很可能是伊藤随员的记录在日本英文报上（The Mail）发表后，曾广铨再译出。（《昌言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471—472页）
(80) 本文写成后，蒙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提供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权锡奉的论文：《清日战争之后韩清关系研究1894—1898》（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清日战争前后韩国与列强》，城南，1984年）。李永玉先生为我提供了汉译文。该文与本文部分内容相同，我已来不及针对该文进行修改。但对权先生论文的一些不同意见，仍在以下注释中说明。在此向裴京汉教授、李永玉先生致以谢意，并向权锡奉教授致以敬意。
(81) 唐绍仪禀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函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第8册，第4856—4857页。
(82) 唐绍仪与赵秉稷问答，《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4899—4901页。
(83) 总理衙门奏，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4871—4874页。
(84) 总理衙门所奏本是预案，而在是年十月，清朝听说朝鲜将派前驻天津督理成岐运到北京商订条约，唐绍仪为之来到北京，呈文总理衙门称：若朝鲜派使来京“呈递国书，尤难置之不理”，“朝鲜系我朝数百年之藩服，体制虽异于曩时，究不便与之订立平行之约”，并称在朝鲜华商已达四千人，要求按照英、德两国之例派总领事。唐绍仪为此还拟总理衙门致朝鲜外务部照会。十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奏请派唐绍仪为驻朝鲜总领事，与之订立通商章程，“可息朝鲜派使之心，并可免他国煽惑之议”。该方法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总理衙门给唐绍仪札称：“派为总领事官，前往朝鲜，查照袁道世凯驻韩向章妥筹办法，与朝鲜外部会议一切，仍禀由本衙门核定。”（《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4958—4990页）唐绍仪于是年年底到达汉城。权锡奉教授的论文指出，唐绍仪到达汉城后，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回国，“只不过是非正式的驻韩总领事”。其所用材料是唐绍仪给总理衙门的禀文。查其原文，并非是唐绍仪向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说明其不向朝鲜政府说明其总领事身份，而是要求朱尔典暂时不移交先前委托英国代理保护华侨事务。权教授的判断似为有误。唐绍仪似向朝鲜政府通报了其总领事的身份，但唐与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时也有特殊的一面。
(85)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083页。该照会要求：“贵署将贵国政府何时何等人员定派出使高丽之处，示知可也。”口气是十分强硬的。
(86) 电称：“发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三月初二日。寝电悉。华并无疑俄意，彼盖藉词需索。韩派使坚拒为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21页上）
(87) 《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8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5页下。唐绍仪电中还介绍了美、俄、日、法四国驻韩皆为三等公使，英国为总领事代理使事，德国领事兼理使事。以让总理衙门参考派使的等级。
(89)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18页。
(9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6页下。
(91)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9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7页上。按照当时的术语，“通商章程”包括海关税则以及相应商务人员、事务等方面的规定，不包括两国政治关系。
(93)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9页上。在该电中，唐称：“俄、倭、英先后代韩请约，非为保护中韩交涉商务起见，殊有关各西国在亚洲争强之患，倘华不与韩订约，恐日后另生枝节。”
(9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40页。
(95)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96) 权教授论文指出，总理衙门要求“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等项，是清朝政府企图保持“宗属体系”。此论似为有误。当时清朝已不再是保持对朝鲜的宗属体系，而是不继续破坏其礼制。也就是说，当时清朝还不太明白国际之间的平等关系，不愿以“西礼”相待。
(97) “发出使罗大臣电。五月初四日。阿非利加之刚果小国，系比利时君主兼辖。光绪己丑（1879）芝田曾代介绍。今派使来京，请立通商约章。英、德各国曾是否与刚果立约？希速查明电奏。支。”“发出使罗大臣。五月初八日。鱼电悉。英、德既与刚果订商约及通行章程，是否认为自主？抑与比利时国主订立？希详查电复。齐。”《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98) 《中刚天津专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5页。在条约中，其国名称“刚果自主国”。
(99) 总理衙门在奏折中称：“查刚果虽为比利时兼辖之邦，然系自立一国，在阿非利如（加）洲之南。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风气大开，到处皆有华民谋生之路，似应准其订约。惟不必照欧美各国条约之繁冗，因与订简明专款二条，以示羁縻而昭友睦。”（《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外交类·中刚项》，3/164/7805/15）当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刚果国使臣订立条约，“派李鸿章画押”。（《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该条约于五月二十二日在天津签订。
(10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1页下。
(101)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
(10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2页下。唐绍仪在电报中称：“英认美自主在乾隆四十七年，次年派使通好，遂在法京巴黎与英、法、日（日斯巴尼亚）三国同时修约。南美洲之巴里具来以及万尼苏喇、高林比亚并比路、慈尼、墨西哥六国均在嘉庆九年至二十一年间先后背日，自称独立。又于道光三、四年日遣使至巴里具来、高林比亚、墨西哥等国修约。”唐绍仪虽为留美学童，但其世界史知识似乎并不十分准确。
(103) 在军机处《洋务档》中该谕旨称，电寄刘坤一等旨：“代奏唐绍仪电阅悉。所有……”由此可见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表示了意见。在军机处《电寄档》中称：“奉旨：唐绍仪电阅悉。所有……”此电旨先后发给刘坤一、唐绍仪。又，黑体为引者所标明。
(10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3页下。该《史料》注明该件来自《电报档》，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笔者为此核对《电报档》，发现原件上并无日期，只是在排列次序上位于六月十七日与六月十八日之间，该《史料》编者将前一文件的时间，作为该电报的时间。但该电称“昨日电旨当已到”，意即光绪帝在十六日曾下过一电旨，为此查阅《上谕档》、《洋务档》、《电寄档》、《随手登记档》，该日皆无电旨下发。由此可见，《电报档》中的排列时间也有错误。《电报档》不是军机处最重要的档册，字迹较草，且收录的电报也不全，很可能是军机章京在抄录时，将排列的时间弄错了。又据《张荫桓日记》，六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到其家中，传光绪帝旨意，命其不再续病假。同时“仲山又商朝鲜遣使事，为拟一电，属明日请旨再发”。
(105) 从唐绍仪等人的报告来看，当时韩国英籍税务司柏卓安与清朝英籍总税务司赫德，也在交涉韩国派使来华之事，柏卓安与韩国官员沈相薰相合，沈将出任使事。柏卓安为韩拟写“国书”，由电报发至北京，由副总税务司裴式楷（R.E.Bredon）呈送总理衙门。李鸿章为此让裴式楷发电柏卓安，“中国已派使臣赴韩，不日应即起程。所有两国交涉来往等事，应缓至中国使臣到任再与会商酌办”。柏卓安对此极为不满。（《裴式楷致总理衙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初十日，《唐绍仪与柏卓安辩论各节》，《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37页、第5144—5148页）
(106) 《张荫桓日记》，第226—227页。
(107)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33—5134页。在该清单中，共有17人：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湖南盐法道黄遵宪、安徽按察使徐寿朋、江苏候补道杨兆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江苏苏松太道（即上海道）蔡钧、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江标、王同愈、降用内阁学士陈宝琛、北洋存记道梁诚、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江宁布政使袁昶、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富。
(108) 唐绍仪的电报称：“韩廷派专赴英、德、义使成岐运来，称贵国大皇帝允派使来议约，并准韩使赴京觐见，一切足见厚待旧藩至意。钦感莫名。贵使来时，敢不以礼相待？当派大员与议约章，惟何时可来，望预示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3页上）该电于六月十七日收到，上呈光绪帝的时间见该日《随手档》。
(109)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11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4页下。张亨嘉作为使才，是浙江巡抚廖寿丰推荐的。当日光绪帝还派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国二等钦差大臣”，可见此中两国的区别。
(111)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4页下至第5页上。
(112) 徐寿朋为李鸿章的幕僚，曾任驻美二等参赞，原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在奉使韩国前一个月，五月二十五日，迁安徽按察使。这使其在清朝出使大臣中，地位极高。可看当时所派各使出使前的官职：驻英公使为罗丰禄，也是李鸿章的幕僚，以记名海关道而“赏二品顶带、四品卿衔”出使，同时兼任比利时、意大利；驻法公使为庆常，以四品衔工部郎中而“赏二品衔、以五品京堂候补”出使；驻德公使为吕海寰，以江苏常镇通海道而“四品京堂候补”出使，兼任荷兰；驻美公使为伍廷芳，也是李鸿章的幕僚，以二品衔候补道员而“赏四品卿衔”出使，兼任西班牙、秘鲁；驻日公使为裕庚，以广东惠潮嘉道而“赏二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出使；此中惟一高于徐寿朋者为驻俄公使杨儒，原为驻美公使，改任驻俄公使前，其官职已升至“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寿朋的安徽按察使为正三品，后来的旨命为“二品衔、三品京堂候补”。然就在徐出使前，维新时期裁去的太仆寺重设，徐补为太仆寺卿（从三品）。清朝的这种官、差分离的特殊现象，也反过来说明，由于清朝至此时尚未建立职业外交官的人事制度，结果不能不遇到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上的窘迫。又，徐寿朋作为使才是由李鸿章于光绪十六年、张荫桓于光绪十八年推荐的。
(113) 在此问题上，唐绍仪与俄国驻韩公使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俄使马曰：此次派来徐使是全权大臣否？仪曰：徐使无全权字样，想是二等公使。马曰：然则定约后，徐使驻扎韩国否？仪曰：徐使系奉命驻扎朝鲜钦差大臣。马曰：徐使当居各国使员之首。仪曰：若是二等公使，自应居首。马曰：各国使员均是三、四等公使，若首使久为一国使臣所居，不无妨碍公务。”（唐绍仪：《往德、俄、法、美、日馆答谢来贺万寿节晤谈各节》，《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48页）
(114) 俄国公使询问徐寿朋“系全权大臣否？”日本公使询问“有无全权字样？”“国书如何书法？”法国公使告之“惟闻徐使驻扎朝鲜，想此四字不甚妥协。韩人不乐闻”。德领事称：“我馆韩语译员顷来云，贵国钦使有驻扎字样，廷臣之深为诧异。”“朝鲜已改国号为大韩，将来朝鲜二字必须更改。”而柏卓安更是宣称：“中国与韩无约，华使焉可称驻扎？显见华使韩仍为属国，驻西藏、蒙古大臣均有此等字样。华不欲韩使赴京，韩未必接待华使。”“华先遣使来韩，显见华视韩以大字小之意。”“徐使带来国书倘稍不合体式，韩必不接待。”其中柏卓安的言论已情绪化，各国使节的言论仍属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45—5150页）
(115) 《国书档》，207/3-50-3/1922。
(116) 张荫桓称：七月初五日，他在觐见时，“上复询朝鲜国书称谓，谨对言：日前拟稿系照马关约，因中国准朝鲜自立自此约始也。朝鲜改号大韩，自帝其国，并无明文达中国，只可就马关约立说。上颌之。”该日日记还称：“又传询拟另制国书式，发下一册饬阅后，具说帖明早呈递。”张荫桓后到总理衙门“拟说帖”，并与廖寿恒“订定”。李鸿章见此，“频言佩服”。第二天，初六日，他去总理衙门，“总办将发下册式捧回，仲山（廖寿恒）传旨，令照昨递说帖速办进”。（《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161—162页）
(117) 《清光绪朝中日关系史料》收入这一电报时，编者称其材料来自《洋务档》，在其时间上称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若真如此，该电与《随手档》中光绪帝发下的御笔条并无关系，而该御笔条的内容也无处可查考。为此，我又查证了《洋务档》，发现原档上该件并无时间，只是在排列中列在“七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九日”之间，该《史料》编者因原件无时间，将前一件材料标明的时间，作为该发电的时间。在《洋务档》中该电共抄有完全相同的两份，前一份注明“发唐绍仪电信”，后一件无此注明。《洋务档》是军机处用以记录有关皇帝谕旨内容或与此相关的军机处奏片的档案，由此可以认定，该电发出与光绪帝有关。如果结合《随手档》，可以看出该电发出的时间为七月十七日。该《史料》编者标明的时间有误。
(11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12页。编者称该件录自《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为此查《洋务档》，原档该件并没有标明时间，只是在排列次序上位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之间。该《史料》编者将前一文件的时间，作为该国书的时间。又据总理衙门文，八月二十四日，“所有钦颁国书、敕谕各一道，查应备文咨送”徐寿朋。即便将该国书的时间定为八月二十一日的话，那么与发给徐寿朋的时间仅有三天之差，看来此为最后一个版本的国书了。（《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56页、第5158页）
(119) 六月二十七日，军机处电寄徐寿朋旨：“徐寿朋现已简派出使朝鲜，著即来京请训。”七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再电徐寿朋旨：“徐寿朋著即迅速来京，不得以经手未完，稍涉延缓。仍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二日，207/3-50-3/1576）
(120) 七月初七日，总理衙门收到唐绍仪的两封电报：“歌谕谨悉，遵。顷闻日使加藤劝韩廷派使，随伊藤博文同时赴中。除已派译员告韩外部切勿听倭播弄及告柏卓安劝止外，仍乞钧署电告英使朱迩典，转告韩外部，徐使即来议约，韩使可缓来。似可止倭播弄。再伊藤明日至汉，约二十间赴京。绍仪禀。麻。”“顷往询日使加藤，据称，无劝韩派使事。且伊藤来游历，应不干预公务。倘韩使欲同行，伊藤断不允云。绍仪禀。麻。”（《收发电》，总理衙门清档01-38）
(121)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208/3-51/2169［4］。又据当日上谕，慈禧太后已训政，“今日始在便殿办事”。由此而论，这一天的召见，很可能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联合召见。
(122)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徐寿朋片，《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213页。
(123)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124) 徐寿朋在奏折中描写了觐见过程：“是日未刻，韩廷遣派巡弁一员，巡兵六名，带领四人肩舆一乘，前来迎迓。臣当率参赞官恭赍国书前赴韩宫。其宫内府及外部大臣在关门内休憩所迎候。迎入少息，引带登殿。韩皇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臣展读颂词。韩皇答语慰劳，复行握手。臣一鞠躬退出。计连进殿门近御座，前后共三鞠躬。该国仍用肩舆送回。照西洋通例也。当晚韩廷设宴于贞洞花屋，宫内府及外部大臣陪座款待，颇为周至。”（徐寿朋《到韩日期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外交类·中朝项》，3/163/7731/28）
(125) 徐寿朋：《谢充驻扎朝鲜大臣恩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发，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98）
(126) 徐寿朋片，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二十四日奉朱批。（《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外交类·中朝项》，3/163/773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