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着1998年夏季在水晶湖岸边他常去的那家会所，我和妻子仔细品尝着那条葱烤白鱼，是刚从湖里网上来的，配着粗大的烤红薯条。那顿晚餐，印象深刻，至今，我女儿还能想起那位白胡子老人和他的葱烤白鱼。那一年，诺斯78岁，精力充沛，喜欢驾驶飞机和跳伞，还喜欢园艺。诺斯经营的果园和菜园，确实不是我这样的人学习几个月就能做的。在园子里散步时，他随手摘了一束覆盆子递给我妻子，那些胀满汁液的小红泡，披了一层薄霜，精致得让人不忍卒食。
在1993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对我说，他在心理学系开课，为了要学习认知科学。谈到认知科学，我和他显然有更多的感受要分享。后来，我始终关注他在这一思路上的文章，大约在2005年，我读到他与两位德国作者合写的一篇新作，“学习，制度，经济绩效”1。这篇文章以及他2005年发表的著作《理解作为过程的经济变迁》2充分表明，他想象的“制度”已不再是一套静态的行为规则，而是从那些参与社会博弈的微观个体基于各自的认知与确信的理性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institutions’ emergence）。他指出，若要深刻理解制度运作，应当从认知过程开始分析。至此，诺斯的思路其实已经与哈耶克晚期阐述的“涌现秩序”思路趋同3。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4，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5。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将“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6。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7。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因为，（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8。
我相信，这也是诺斯晚年陷入的表达困境。难怪，他在2005年那本著作的前言里承认，他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当然是在认知科学领域），才澄清了那本著作的思想脉络。我在谈及哈耶克的表达困境时还写了下面这一段文字：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波兰尼9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10。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我请读者反复琢磨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因为，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我认为，与哈耶克相比，诺斯还是过于关注逻辑表达以致非常不利于感受和表达涌现秩序。
也是在1998年那次对话中，诺斯说他试图借鉴“非各态历经”（non-ergodicity）概念来刻画制度变迁的“锁入效应”（locked-in effect）。我们知道，完全的随机游走是各态历经的——只要假以时日系统就可遍历它的状态空间。但是，经济变迁的路径完全可能锁死。诺斯说，人类至少已有十几个古代社会因走进演化死路而消亡。我想到汤因比11在《历史研究》里表述的类似见解——越是成功的文明越容易坠入“文明陷阱”。诺斯的论证来自那位因遭受挫折而闻名于世的“收益递增”理论家布莱恩·阿瑟12。阿瑟的研究表明，技术发明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新技术几乎总是基于既有技术，因此，出现过许多次，人类技术走进死路，不得不另寻它途。诸如哈耶克、凯恩斯、阿瑟和诺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复杂社会似乎遵循着与技术死锁相类的规律。演化进入死路，当然意味着演化过程不是各态历经的，此即诺斯所说的“非各态历经性”。顺便推荐，阿瑟的新著《技术的本质》2014年由湛庐文化公司策划翻译出版。我写了中译本序言，回顾了阿瑟经历过的“痛苦如地狱”那样的挫折，然后，我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路径依赖性，阿瑟的论述，诺斯的论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论述，
可概括为这样一项平凡的陈述：人的行为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全部行为。注意，是“依赖”而不是“由此被决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赖”。
当一个人的行为演化进入死路时，他通常会因无法承受而陷入抑郁或自杀；当一家企业的技术演化进入死路时，企业通常会被淘汰；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演化进入死路时，社会通常会消亡。
最后，在上述两项思想贡献之后，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1993年为诺斯与福格尔（他们两位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的授奖理由，其实相当模糊甚至糊涂：因为他们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以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从而更新了经济史的研究13。当然，我们知道，诺斯在华盛顿西雅图大学旁听张五常的课程（那时诺斯是经济系主任），由此学会了张五常的交易费用理论并运用于经济史研究。1993年，张五常对香港记者大呼“走宝”（意思是自己的宝贝丢失到别人那里）。那位记者恰好见到诺斯并转述了五常教授的感慨，对此，诺斯的评论是：张五常并未坚持走这条路故而无缘得奖。
坚持走“交易费用”这一条路，很是不容易，因为它缺乏逻辑的彻底性。科斯1998年那篇两页半纸的短文——“新制度经济学”14，第二页的一小段，有如下的描写（我试着翻译）：在一家企业内部发生的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该企业面对的交易费用的水平，受到它从其他企业购买投入品之能力的影响，而其他企业供应这些投入品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那些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以及它们面对的交易费用的水平，以此类推，后者又依赖于另一些企业……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构15。
或许我更早意识到了科斯描述的这种复杂性，于是就写了“从交易费用到一般均衡”16。我在那篇文章里论证说，交易费用只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之内有意义，当它被扩展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内时，它的意义就将完全消失。上面引用的科斯的文字，正是他对交易费用概念所做的一般均衡理解。科斯在授奖演说中表示过：一个人在八十多岁为了他二十多岁的工作而得到这一奖项颇令人难堪。诺贝尔委员会为他授奖的理由是他年轻时写的“企业实质”一文，该文的核心思想是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转换为“买还是造”（buy or make）这一交易费用问题。如果交易费用在一般均衡分析中丧失了意义，那么，科斯的难堪是否有更多的理论意味？
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里有根有据地批评诺贝尔委员会的无知与意识形态僵化。我很同意萨缪尔森的这一批评，或许因为这一奖项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或许因为各学术机构为竞争这一奖项而展开的广为人知且十分昂贵的“院外活动”，或许还因为哈耶克在授奖演说中明确提醒过的“知识的僭越”，那些诺贝尔委员确实可能越来越远离或无暇关注真实世界了，由此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诺贝尔奖是否还具有任何重要性？
对制度变迁而言，真正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涌现秩序”。这是哈耶克晚年一再表述的研究课题，如前述，这也是诺斯尚未完成的课题。■
1 .“learning, institutions, economic performanc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 2, no. 1, pp. 75-84
2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参阅汪丁丁“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第六讲“附录一”，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
4. 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 82，pp. 368-378
5. F.A. 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 LXVIII，no.4，pp. 229-245
6. F.A. Hayek，1963，“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 XLVIII，pp. 321-344；F.A. 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 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 Popper》，pp. 332–349
7. G.R. 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 12，no. 3，pp. 125-147
8 .F.A. 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9 .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
10.参阅哈耶克“复杂现象论”，第4节“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
11. 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12.参阅Brian Arthur 1994年的著作《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直译：“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
13.原文：for having renew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by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ai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14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8，no. 2，pp. 72-74
15 .原文：The costs of coordination within a firm and the level of transaction costs that it faces are affected by its ability to purchase inputs from other firms, and their ability to supply these inputs depends in part on their costs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level of transaction costs that they face which are similarly affected by what these are in still other firms.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is a complex interrelated structure
16 .《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小传
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临终前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史问题，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11月23日于美国密歇根去世，享年95岁。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