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11月25日在美国去世。国内媒体对诺斯纪念文章的声势，远小于不久前去世的科斯和纳什，虽然他们在经济学思维上的视野远不及诺斯。
在西方和中国研究经济学三十余年的历程中，我有机会和二十多位诺奖经济学家对话和交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位： 新古典综合体系的奠基者，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跨学科研究的天才赫伯特-西蒙；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要纪念的道格拉斯-诺斯，一位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提出问题，观察现象，检验和修正科学假设，而且永不停顿。
诺斯早年受马克思的影响而研究大历史的基本问题。他先是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具体问题，开创新经济史的研究方向。
他接着用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又把诺斯列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然而他定量研究美国当代经济史的时候，发现著名的诺斯悖论，即美国的交易成本占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50%，这和科斯理论以及他早年认为交易成本降低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猜测相矛盾。
这一结果转而让他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研究制度演化问题上的有效性，转而用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科学的思维，研究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证实有效制度的建立不是普遍的趋同或均衡现象，而是路径依赖的非均衡现象。经济制度的演化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密不可分。
我称诺斯为演化历史学家，而非主流经济学界宣传的新古典历史学家，或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因为诺斯在大历史的研究中，先应用后质疑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最终走向演化经济学。
诺斯的思想方法，博取各家之长，又不拘泥于一家之短。他不是北大学风那种简单的“兼容并包”，而是用观察实验来决定不同学派理论的取舍。他的研究与时俱进，不惜以今日之是，否昨日之非。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倡导经济学新思维的大将，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顿肯-伏里（Duncan Foley[注]） 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理论神学”，也就是数学包装的意识形态。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经济学名家，无视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现实，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教条，抵触经济学思维的变革。
相比之下，诺斯这样坚持观察历史真实，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在今日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
诺斯注意到产权制度对西方兴起的作用，又观察到资本主义建立后美国交易成本反而上升的问题，对理解今天中国改革的种种矛盾，尤其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例如中国体制改革起点的包产到户，在改革初期对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无疑有巨大的作用。
然而现代新农村的建设，分散小农的局限日益明显，新型合作社的兴起远远突破了包产到户的局限。私有产权的确立维护了英国的圈地运动，促进了美国机械化农场的规模经营，然而城市化吸收不了农村进城的过剩劳力，又形成西方和拉美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引发难解的种族问题和社会动乱，外加生态多样性的破坏造成的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
什么是中国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是绿色混合经济？都有赖于继续探讨诺斯开拓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纪念诺斯，贵在知行合一，做学风的改进。与其在诺奖经济学家脚下顶礼膜拜，不如站在巨人肩上了解巨人的成就、方法、局限，和未解决的问题，从而推进前辈们开创的事业。
笔者有幸和诺斯对话多次，受益良多。其中一次，因为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主管科研的副主任身份接待和主持科斯的讲演，留下一份和诺斯对话的简报。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今天读起来仍然栩栩如生，犹如诺斯就在我们面前。
今天观察者网重新发表这篇对话，做为我们即将开始的经济分析的序曲，为中国今天的种种经济问题把脉。
愿诺斯永不自满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经济学界发芽开花，愿中国经济学子们与中国发展的大潮与时俱进。
[注] Foley, Duncan K.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演讲时间：2002年3月20日，发布于北大简报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变迁，这是一个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是，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全面理解这个过程。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了静态的优化理论，它提供的是一个一流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某个时刻市场或部分经济如何运转；但是它无法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率的市场是如何演化形成的？经济将以何种方式演变？因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解释经济史显得无能为力。
显然，这是其一大缺陷。因为我们要改善经济，就必须要了解经济是怎样逐渐演变的，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也就是要了解改变哪些因素可以改善经济。
新的研究方向是从交易成本入手，了解交易成本和它的演变方式，及其它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关系和它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擦，它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种关系是确凿的。在世行的资助下，我们测算了25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相对于人均收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
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我用了很长时间探索经济制度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
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常规；正式规定与非正式准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现特征。
但是，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准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
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又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这又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谁决定了政治制度如何运行？它与经济的总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言之，这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
此外，还要看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衍生物——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游戏规则、产权创立后，为组织演化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组织和制度在演变过程中，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以求生存的。无论是竞争市场中的公司，还是争夺执政权的政党，或是大学之间争创一流，都要不断创新改善自己生存的机会。他们所做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运营系统。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学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演变？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世界运行的规律，并相应采取行动。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回溯到基本的组成元素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找不到任何客观结构能够提炼为所谓的基本命题。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的基点，人们可以在头脑中构造现实。制度、组织、市场，都是我们头脑的产物。的确，我们构造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那是通过我们的主观思想形成的。
因而，我们无法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里那样检验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试验，并得到反馈，看看我们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构造的人类互动。这个过程大体如下：“现实”—理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改变了的“现实”。从人心中的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在用头脑构造出对世界的认识，了解、解释周围的世界。
在此基础上，汇总选择作出决定，并按照我们认为世界运转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希望的结果的制度框架。这不仅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型，而且还包括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模型。制度是人们构造人类互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构造产生出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结构是我们理念的函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断对偏离的修正。假如过程是各态历经(ergotic)的，认识就会收敛到真实世界。
前苏联兴衰的例子可以帮助阐释这个认识。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如何运行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想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历史观，关于产权和技术革命的作用等问题的观点，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找不到现成的指南。
列宁根据所掌握的辩证历史观的框架和对产权的大致了解向前探索，制定了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政策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建设成工业大国。这就体现了关于要经过怎样过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个新经济活动形式的创造。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在2002年寻求发展的中国，都是在遵循解释世界的已有的理论和模型。相对这个无比复杂的世界，无论是列宁对创建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美国人对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看法，都还极不完善。就像即使中国在过去15年中有了如此之多的卓著创举，也是有时对，有时错。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立的体系所得到的反馈应该能够得到修正。前苏联的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是提高农业效率。显然，苏联的农业一直不成功，但却从未改正过错误。
一般而言，不成功总是出于两种原因：一、理论不对。坚信的认识不对，则建立的模型也不对；二、认识是对的，但是运转社会的人不对。因此，必须总是关心如何在系统中汇总政治选择，使运转社会的人保持灵活度，并能了解变迁社会随着时间怎样演变。
实际上，前苏联人面前摆着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现成模型：1970-80年，占1%的私有田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0—25%，而占99%的集体农场产量为剩余的75%。关键在于怎样学习。当某项政策的反馈表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就应该进行修正，以便得到想要的结果。
1975年之后，前苏联人知道出了错，因为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于0%。然而，尽管他们知道错了，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此时已是积重难返。
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想扭转局势，实行政治制度自由化，打破了原本不太好的经济结构，导致了苏联于1991年12月的解体。
所以，“现实”是带引号的，它不像物理、化学有质子、元素那样客观，有的只是我们头脑中构造的事物、对外部世界的解释。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改变分析的内容。这样做，便是调整制度框架使之有效率。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结果不符合初衷，我们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结果。有时我们做对了。
有时我们由最初的认识不全面，到修改游戏规则，最终使其得到改善。人类自从新石器时代构造自己的环境以来就一直这样做，而且将一直这样做下去。西方国家虽然一路坎坷，但是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稳步扩张，至少在物质方面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人类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从未彻底地了解我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我们有好的理论，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正确到了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程度。实际并非如此。理论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过分相信它，会导致错误的政策与决策。
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变。25年来的信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各个方面都有改观。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以往任何时候均不可与之比拟的世界。
因此，在向过去的经验学习过程中，更要谨慎地注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以往的经验。比如，价格理论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工具，它提出了市场运作的基本理念，并使经济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机会成本、边际分析等经济学中标准的理论也是如此。
但是，要谨慎的运用这些理论，自己知道明天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不同于今天的世界。必须清楚，未来的世界会非常不同，我们面临如何应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而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不可能找到绝对的指南。
诺斯与陈平的讨论
在接待诺斯教授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提出和讨论了若干问题。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陈平：我是学物理出身的。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经济学感兴趣？
诺斯：我1938年上大学，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想要拯救世界。
陈平：Hurwicz（赫维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有过一个证明，说科斯定理有效的集合测度为零（即有效经济空间的体量为零，换言之，就是经济乌托邦。）你的看法如何？
诺斯：Hurwicz是我的好朋友。中国的改革，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西方法制，最初没有竞争，但有激励机制。Hurwicz 的激励机制的工作十分重要。我要办世界最好的大学，就要设好的激励机制，建立高标准，就能吸引和选拔人才。你如果读科斯的《社会成本》，前5章讨论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往后引入交易成本，新古典理论就完结了。
陈平：记得你研究出一条经验曲线，社会的交易成本随经济发展而增加？
诺斯：我研究美国1870到1970的社会交易成本，平均约占GDP的15%。但到1970增加到45%。一般趋势是每项交易的交易成本比例有所下降，到由于交易规模扩大，所以总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我的文章大约发表在1987年NBER的一本文集中。[陈平注：交易成本的正确估计数据约为GDP的25%(1870)和50%(1970)，见 J.J.Wallis and D.C.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L.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pp.95-16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6).]
陈平：是否有人研究过劳动分工的发展史上，社会交易成本的增长方式是台阶式还是指数式？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有无发展的阈值？
诺斯：这是很好的问题，可惜没有人做。
陈平：你的讲演中提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断对偏离的修正。假如过程是各态历经的，认识就会收敛到真实世界。你的问题也是统计物理的基本问题。
平衡态统计物理假设运动是各态历经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现非线性相互作用下不是各态历经的。所以认识过程可能比你的猜测还要复杂和难以预测。
诺斯：这方面你是专家。
陈平：我们用生态学和复杂科学的办法，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化。李约瑟曾问为何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的资源限制和环境涨落，限制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鼓励自给自足。
诺斯：这很有趣。芝加哥学派把经济学用到社会学等各个领域，我们以为交叉边缘学科才是新的生长点。例如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我们和实验经济学家，人类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合作，研究规范是如何起源的。
我们设计的“最后通牒”实验[注]，选择全世界二十多个文化进行，得到非常有趣的结果。
陈平：我十几年前就接触实验经济学，它对经济理论的挑战令人鼓舞。可惜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研究实验经济学，普遍宣传的是新古典和产权理论。希望你的工作能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新的方向。
（叶伟强记录整理，陈平补充校对）
[注] “最后通牒”实验是给供求双方现金奖励的谈判实验。例如，每次的奖金为100元。出价的甲方提出给乙方1到99元。接受方只有接受和拒绝两个选择。
接受时双方分享该奖金，拒绝时双方都没有收益。按理性假设，乙方可接受1到99元之间的任何提议。实际上，多数文化接近中位数。这说明社会理性不仅追求个人效用，同时也关心分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