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传来噩耗，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岁。作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派的旗帜性人物，诺斯创造性的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注入制度分析，以制度演进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
大家仅关注于诺斯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却并没有注意，同一年与诺斯一起获奖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一位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引入现代数学工具，开创计量历史学门派的经济学家。诺斯与福格尔的同年获奖，显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诺斯的获奖并不是源于其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比如交易成本，产权，路径依赖等等，而是源于他把一种制度研究的视角，引入了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
作为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的诺斯最大的成就在于创造性的把制度研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心理研究，经济计量等现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引入了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从根本上改写了经济史研究的框架与手段，如果只把他的成果集中于新制度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视角。
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诺斯重新回归了历史研究的传统，在保留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转换新的经济视角，重新焕发了经济史研究的活力。经济学家往往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源，然而，他们却选择性的遗忘了斯密所坚持的历史归纳与演绎的分析方法，在《国富论》中，斯密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介绍英国的货币制度与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并从中抽象出自己的财政思想与自由放任观点。更为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同样拥有大段的对于英国的工人阶段现状的介绍与分析。在经济学诞生的最初百年之内，经济学家们往往通过对于真实的经济史实的分析，归纳，提炼出自己的经济观点。
然而，伴随着现代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历史研究已经被纯粹的数学分析所代替，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通过逻辑性的数理分析，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从海量的统计数据中抽象出经济结论，经济学家们不再关注于一个经济系统整体的经济表现和历史演进，而选择把研究视角落在更为微观的经济数据之中，希望通过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起现代经济体系大厦。然而，由于不完全理性与信息不完全的存在，经济物理学研究方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上世纪末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生物演化的思想引入经济研究，从而开创了演化经济学派，它们强调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关注于新奇的产生，突出时间的演进和制度的变迁，在研究视角上与诺斯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然而演化经济学突出于自然选择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而诺斯则更多的关注人类意识在制度选择中的作用，通过引入心理学的相关思想，强调制度变迁的自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的统一，显然在分析视角上，更具说服力。
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30%，人口超过全世界一半，远远超过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而自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以来，无论基础研究还是生产应用，中国都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并不会明显弱于创新仅主要集中于纺织产业与蒸汽机的英国，从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供应与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并不弱于英国，可是泱泱大国却败于新兴的弹丸小国手中，显然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予以解释。
如果依据诺斯的经济思想，鸦片战争之中的清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选择并没有形成推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无法保证私人从事适应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活动，自然也就无力实现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平衡。而在古典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欧美国家已经普遍建立起推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高效的市场机制，利用“看不见的手”推进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的有机结合和平衡，自然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西方经济的活力，恰恰是制度选择的差异决定了看似实力相差巨大的两国在战争中的完全逆转的结局。
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桎梏，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国再次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实，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也是现代经济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诺斯则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博弈论的分析思路，指出在市场机制中，通过合理的确定产权关系，使得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从自己的市场行为获得相应的收益，那么市场竞争可以实现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有效的竞争结构，使市场各方形成无交易成本的总收入最大化的平衡。竞争可以通过群体性的模仿，强烈的市场竞争，有效的信息反馈，消除博弈论问题中由于背叛造成的双方报酬不平衡和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保证经济效率，创造出比传统的管制经济更为活跃、更为巨大的生产力。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市场制度将引诱行为人为追求经济绩效而进行谈判，引起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和演进，长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诺斯的经济观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诺斯对于西方经济增长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式，从研究视角上更为侧重产权界定、契约关系、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范畴，这也使他成为继最早把交易费用和产权引入经济制度结构而早在1991年获得诺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之后，最为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然而，终其一生，经济史始终是诺斯的研究重心，广受经济学界推崇的制度变迁与交易成本，仅仅是诺斯研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工具，把诺斯看作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显然没能完整的把握诺斯一生对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性的贡献。
到了诺斯晚年，《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出版恰恰为更准确的界定诺斯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在这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他似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这位诺奖得主经济思想的观念，创造性的提出一个社会应该建立起生产性的、稳定的制度上的有效性。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与现实反馈之间的自我修正机制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也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尽管在分析视角上，诺斯保持了一贯的制度演进和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而在其早期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为他赢得诺奖的代表性著作中再三强调的交易成本、契约、产权等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却荡然无存，而引入了心理学中更为玄妙的人类意识，探究信念如何产生，个体信念如何加总成为信念体系，信念又是如何作用于制度，从而引起制度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古稀之年获得诺奖，达到人生的巅峰，并没有让诺斯停止自己的经济研究，反而让他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理，重新反思，改写了自己的经济史观，这也许恰恰是诺斯更令人尊敬的伟大一面。
苏联的兴衰为诺斯的经济变迁提供了最佳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信念体系成为苏联建立的思想源泉，而一战的经济负担则为突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苏联的成长历程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内涵的讨论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了制度体系，而经济的成功与失败则为纠正这种信念体系进行了持续的尝试，二战与冷战成为修改信念体系的内部感知的外部激励。当上世纪90年代，苏联陷入长期的生产衰退之后，苏联的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已经严重偏离其信念体系，从而引起对于适应失灵的矫正，当原有的制度变革不再有效时，剧烈的制度变迁自然就形成了。
诺斯的伟大在于他重新改写了经济史的研究框架，经济学家们不再仅仅盯住一件件零散的历史事件，或者琐碎的经济数据，诺斯通过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东西方的历史变迁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经济规律和历史特征，这才是诺斯真正打动诺贝尔经济学家评委会的核心理由，这也奠定了诺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
永远怀念道格拉斯·诺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