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出生的一代和毫无疑问的改革受益人，理应在这个时候写下些什么。为了等待官方对耀邦的官方评价，做到有的放矢，这篇文章也就推迟到今天。

首先谈一下我对中共中央纪念文章的看法。全文的基调是对胡耀邦诸多优点的大力肯定，这些优点不论在党内党外想必都没有争议。但对这样一篇充满对胡耀邦“溢美之词”的定论，我依然感到有所缺憾。

简单来说，一是缺少了对改革开放时期胡耀邦坚持民主的阐述和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强调民主——至少是党内民主——称得上是中共在文革后所总结的最大教训。即在一党执政不变的前提下，贯彻一定程度的民主是防止文革式政治灾难重演的唯一手段。胡耀邦的成功和他所获得的肯定很多都源自他身上的民主作风，这一点没有写进此次纪念胡耀邦的文稿当中，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一点，此次文稿中仍然没有对胡耀邦下台以及由他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定论。当然，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彻底为历史平反的时刻，它真正的发生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还是要经历一个逐渐还原真相的过程。这次的纪念文稿没有涉及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提及1986年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历史过程。

当然话说回来，能在胡耀邦诞辰百年之际做这样公开的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不能不说是必须肯定的进步。但这样的进步最终会否导向我们所期待的目的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警惕对胡耀邦的“庸俗化”解读，即将胡耀邦作为一个“普通的”优秀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来进行解读和认识。

实际上，胡耀邦是中共高层当中的一个“异类”，他的下台源于被当时的中共高层所放弃，而中国群众怀念胡耀邦，纪念胡耀邦，乃至将他作为一个“符号”来使用，无不是看中了耀邦的“异类”特质。不能看到和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胡耀邦的与众不同，以及这三个字所承载的历史诉求。

现在我来说我所理解的胡耀邦。

简单来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两个胡耀邦。一个是积极平反冤假错案、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本人”，另一个是1989年之后被符号化、作为某种象征的胡耀邦。

面对个人的胡耀邦，没人能够否定他身上所具有的善良、诚实、勇敢的美德，但这些美德尚未超出一般的道德要求，也谈不上伟大。这么说在一些人看来恐怕是苛刻、不敬的，毕竟胡耀邦所处的历史、人际环境无比复杂。虽然如此，我依然认为，人之为人，正是无论在任何条件下应该坚持“为人的标准”。我们不能因为胡耀邦所处的时代有种种限制，就降低对他人格的要求，或反过来对他坚持人格的言行进行夸大其词的赞美。说到底，这种赞美是对其他放弃“为人的标准”的人们的一种体谅。而这份体谅，正是令这个民族深受其害的精神疾病，是这个民族“奴性”的某种折射。

作为个体的胡耀邦，也当然值得我们做更多研究。在我看来，个人的胡耀邦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他如何从一个制度中脱颖而出，最终走进权力顶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精神世界基本完好，不受污染，本质上讲这其实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我们今天更多谈论和面对的，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符号意义上的胡耀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作为“异类”的胡耀邦，过去二十多年人们反复提到这个名字，恰是中国人肯定和追求普世价值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实际上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一天就开始了，无非是历史新阶段的又一个“四五运动”；而1976年中国人所纪念的周恩来，当然也是一个符号。

作为符号的胡耀邦，象征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反省、直至自我否定、最终自我更新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既重视那个平反冤假错案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胡耀邦，但我们更重视1986年末的胡耀邦，那个被迫辞职的胡耀邦，更重视那些我们还说不好、说不清楚，只好用“胡耀邦”这三个字来代表的东西。用文艺的说法，“胡耀邦”代表了中国人对现代世界的乡愁。

胡耀邦去职三年之后，赵紫阳重蹈覆辙，也成为“异类”。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两位旗手先后出局，这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而力主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没有站在胡赵一边，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还可以引为佐证是“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最近香港出版的《张春桥狱中家书》，很多读者哑然于张春桥信中的“前现代”思维，好像时代的变迁对他的大脑没有发挥作用。还可以作为参照的则是赵紫阳晚年回忆录《改革历程》。晚年赵紫阳送给自己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不啻是另一番心路历程，展示给我们他个人“自我反省、直至自我否定、最终自我更新”的整个过程。

今天我们纪念胡耀邦，看似举国共思，但应留心这思怀洪流中还有诸多分层，取舍不同，着意不同，目标不同。需警惕，切莫让一个“忠臣”胡耀邦，遮掩了那个“逆子”胡耀邦。（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