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5月，朱自清修满学分，从北大哲学系提前一年毕业。彼时适逢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挽经运动”风潮平息，被称为国文“四大金刚”的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等教员辞意颇坚，皆随经亨颐校长离校，一时师资缺乏。继任校长姜琦(伯韩)为此特向曾援手调停一师风潮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求助，蒋梦麟遂推荐北大学生朱自清、俞平伯等去任教。朱自清便于是年初秋，携妻儿来到一师担任国文教员。
俞平伯与朱自清一道从北大到一师，彼此切磋诗艺，创作了不少新诗。俞平伯曾以小诗形式留下了初到一师时朱自清的剪影：
微倦的人，
微红的脸，
微温的风色，
在微茫的街灯影里过去了。
——《小诗呈佩弦》
10月，朱自清得到俞平伯的《忆游杂诗》十四首，受其感染，亦写下了《杂诗三首》，诗体小而精致。以后他陆续写过一些小诗，意境与技巧上，益趋成熟。试读下列小诗：
“闻着梅花香吗？”
——徜徉在山光水色中的我们，
陡然都默契着了。
——《香》
年方22岁、初出校门的朱自清，教态方正而略显拘谨。对于“小先生”朱自清的教态，学生魏金枝描述如下：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说话呢，打的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的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的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1]
偏偏一师学生方历学潮，思想、言行解放，却亦不免轻慢纪律；多思善问，但又不时“剑走偏锋”。如果说，课间学生频频发问那毕露的锋芒朱自清犹能包容，那么，师生间难以倾心交流、“融洽”默契，则使他备觉心灰意冷。
学生们适逢花季，青春年华的所有错失都是可谅解的；于是朱自清便唯有自剖自责，尽管身为教师的自己与学生几近同龄人，仍聊以“学识不足”离职。
是年秋，经刘延陵介绍，朱自清去地处吴淞炮台湾的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到了那边，刘延陵便告诉他：“叶圣陶也在这儿。”
一个阴天，朱自清跟随刘延陵去拜访叶圣陶。见了面觉得叶圣陶的年纪其实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与沉默的风度与平日所想像的苏州少年文人不甚契合罢了。
相处久了，朱自清发现叶圣陶始终寡言。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那么有味地听着，自己却一言不发；至于与人独对时，自然免不了要说些话，却决不与人辩论。每每觉得要引起争辩了，便以“这个弄不大清楚了”一句话息事宁人。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的和易又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不久，中国公学陡起风潮。叶圣陶不仅赞成朱自清强硬以对的办法；更对着那些风潮妥协论者勃然发怒。
风潮结束后，叶圣陶回了甪直的家；朱自清、刘延陵则复归浙江一师。
二
1921年11月，朱自清回到一师。不出半年，转辗三校，归去复来，不免生出生事如转蓬之叹。
校长马叙伦托他邀约叶圣陶来任教，朱自清便欣然去信，信中谈及一起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以为空闲，许多话尽可以在海滨散步时细说，未料学校风潮陡起，甚是扫兴。但不知能否在杭州西湖边重拾余兴，只可惜天已经凉了，乘划子恐怕不甚相宜了云云；叶答应了，并在回信中称：“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在朱自清印象中，叶圣陶像小孩子一般天真，也像小孩子一般离不开家人。不得不离开家人时，他也得找些朋友伴着，他畏惧孤独。故而，叶圣陶11月来杭城时，朱自清特意到火车站去接，生怕他在车站一类地方，会感到离家的寂寞。
浙江一师的教师宿舍构局是：一位教师一间宿舍，兼具书房、办公室、客厅、卧室的功能。在“一进”校舍的二楼，鲁迅曾独住西头，李叔同曾栖居东首；朱自清与叶圣陶的宿舍则并排于中央。朱自清与叶圣陶相交甚洽，索性把两间宿舍，一间作了两人的卧室，一间辟为书房，两人各据一桌。
12月14日(阴历十一月十六日)夜晚，月色真好，朱自清乃约叶圣陶与另一友人泛舟西湖。已是冬日晚上九点多了，湖上唯余他们一叶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柔柔的水波，一溜儿寒光，像新砑的银子。湖畔的山只剩下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叶圣陶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大家都不大说话，均匀的桨声中，朱自清渐入梦乡。忽听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那天适是阿弥陀佛生日，净寺分外热闹。于是，一行人系舟上岸到了寺里。但见殿上香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而那晚钟虽已声去远壑，似仍有余音共鸣，震醒如梦中人。[2]
朱自清与叶圣陶常促膝相谈，“抒发的随意如野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即便一时意会难以言传，任话语混沌无序，不牵强附会，硬求逻辑化；纵然彼此见解有分歧，任观点相反相成，不强作个结论。
是年除夕之夜，两人酒酣耳热说文章。电灯熄了，又点上了一对白蜡烛，躺在床上有聊无聊，意犹未尽……烛光中，朱自清赋得一首小诗：“除夕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小诗“当景洽情”，那“两支摇摇的白烛”，适是大时代中两位诗人感时伤逝心境的显影(彼时叶圣陶受朱自清、刘延陵影响，写作新诗甚勤)。
二十年后，朱自清犹作《赠圣陶》诗，追念当年一师居室意境：“西湖风冷庸何伤，水色山光足仿佯。归来一室对短床，上下古今与翱翔。”
在浙江一师，叶圣陶开始写童话，下笔若有神，快的时候一日一篇。在一师不过两个月，却写了不少。因着常被学生缠着讲故事；更缘于他寄愿少年人永怀赤子之心。童话的材料有旧日的蓄积，亦不乏片刻的感兴，如《大喉咙》。同室共灯的朱自清曾见证了那篇童话的萌生：“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得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3]
彼时的童话多发表于郑振铎创办的周刊《儿童世界》上。作者悉心勾画一个美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乐园。1923年，所作童话以《稻草人》为名结集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十余年后，鲁迅在译毕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后，犹感念叶圣陶这部童话集的开拓之功，誉之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还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便联络时在北京的俞平伯，酝酿办一个新诗刊物。他们的想法得到了诗人左舜生的支持，应允由中华书局发行。1921年10月20日，他们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刊出了一则以诗体撰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叶圣陶还用笔名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短文《盼望》，称在报纸上看到《诗》行将创刊，盼望这一刊物能让人们清楚什么是诗，能唤起一代新诗人，为《诗》的诞生造势。同年11月，相聚在“一师”的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开始着手《诗》的筹备与编辑工作。
1922年1月15日，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诗刊——《诗》终于在“一师”这一母胎中孕育而生。
创刊号由中华书局印行。《诗》初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每期63页，16开本。第1卷前三期的“编辑兼发行者”均是以杜撰的“中国新诗社”的名义；第1卷第4号起，因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与俞平伯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遂在封面上改署“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字样。至第2卷1、2号，编辑兼发行者又恢复为“中国新诗社”。《诗》于1923年5月15日出版第2卷第2号后终刊，共出7期。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自不待言，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张维祺、魏金枝等一师学生亦多有诗作发表。
三
朱自清后来回忆说，学生们之所以在新文学上有所成，多半还是因为自身的阅读与努力，与国文教员无关。这样的言说像是朱自清式笃实谦逊的一则注脚。然而即便是骄傲自尚的一师学生如曹聚仁者，也由衷感慨：“挽经运动”领头的“我们那一级同学，如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已经野了心的，不大收得回来。朱自清、刘延陵两先生所熏陶的文艺空气，直到后一级才开花。”[4]
他那班爱好诗文的学生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汪静之。最初发起晨光社结社建议并努力付诸实行的，是汪静之的同班同学潘漠华。这两人又邀约了魏金枝与赵平复一起做发起人，除却把一师新文学同好如冯雪峰、周辅仁、程仰之、张维祺等聚拢来之外，还联络了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女师的文友，另外还有一师个别的教员以及当时在杭报社的编辑参加，社员共有20余人。朱自清、叶圣陶与刘延陵担任了晨光社的顾问。朱自清即便自己不居功，学生都没有忘记，“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来文学习作的热烈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5]
社名“晨光”，寓意清晰可见。汪静之写有一首题为《晨光》的诗：“我浸在晨光里。/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尽量地餐着美呵！”此外，拟定社名的潘漠华本人也有同题的《晨光》诗一首，①一反他沉郁顿挫的调子，扎实的迎着诗题的昂扬。“晨光”初沐，还未及照射到的一侧，虽然仍留有黯灰的阴影；但感受着奔去的方向，必然是熠熠生辉的。
1919年10月10日，指导老师朱自清等与社员们一道，在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葛岭抱朴道院等处游览、座谈，晨光社宣告正式成立。作为浙江省最早成立的新文学团体，晨光社还订立有章程，②约定每月聚会一次，评判近期的诗作，或交流习诵诗文的心得体会，或以一经典名著为具体文本例证进行讨论。出版《晨光》周刊一份，登载社员间的作品。社团活动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可以是听讲演，或是游览留影，或是座谈聚餐。在这样融洽轻松的氛围中，不仅可以方便社员自由交流，亦让常常因为认真拘紧而局促不安的朱自清能更好地担任其“盟主”一职。[1]
顾问们对学生鼎力扶植，《诗》上屡有晨光社员的作品发表便是明证，而隐匿于光鲜背后的耕作灌溉，是多少次“批改”的切切。回应这样呵护的光芒的，便是成长。晨光社中相当一部分成员由此启程，踏上新文学之路，过处遍有花草相生；而由晨光社中几位骨干连同应修人集成的湖畔诗社，卓然是其中一葩。朱自清认得且懂得这几个住在诗里的“孩子”，“他们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6]他撑起手，守护着少年的清新烂漫；又扬起声，要引已然有了“成人之心”者的了解，令这不曾覆上现实颓唐的坦率可喜不被障壁不见。
朱自清努力恳切地做着这样的沟通，然而低下头去，他自己的当下也亟盼解答。长诗《毁灭》写于1922年冬，诗前有小序，言及写作缘由，称：“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情思既涌，心想留些痕迹。”
虽为挚友，但衡量间总有参差。与俞平伯之寓情于“俗物”不同，朱自清的闲情生不出别一番偶寄来，杭州城站与清河坊喧阗的市声只会让他“头昏”，他只爱向湖上去。他本人在《新诗杂话》里界定：“初期的作者，似乎只在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里去寻找诗的感觉”。然而，泛舟三日而沉淀的《毁灭》里，一气的撇去了湖山！不可得兼的悲剧果然是由人生生发出的喟叹。
似乎嗫嚅的唇齿音却在游移间开始切割金石，将人生不可能绝缘的纠结层层斩去。“毁灭”之谓，有此一说。这便是魏金枝描述一师时“想诚惶诚恐的坐在家里不敢问世”的朱自清的真相。朱自清只是不想做“冒充浪潮”的泡沫，而真正意义上的“问世”则并非不想，绝非不敢。以何问世？这才是朱自清欲追问的。
外界的浮沫、诱惑无干、无关；然而那些内省的情感呢？那些曾经执着的信念呢？那些网罗、渊源同样无法把握，无法进行一以贯之的价值审判。不是遁于外物，也不能从所谓普世价值里获得赎救，只是倘若撇去外部的那些还谈来容易，而动摇了曾经的砥柱该是怎样莫衷一是的苦痛。“毁灭”之苦痛，有此一道。
然而朱自清真正的“背时”不在天下见者有份时独守隆中，亦不在撇清一切而以怀疑抱残守缺；反之，这两项亦是他要撇去的。他之“背时”在于明省自己除“读书”“卖文”外别无可为，却还是要“问世”。“毁灭”之后生，有此一执。
因为执着，所以要撇去；既然有撇去，不能不有所执。这里给自己的支点，便在于“刹那”。在无法得出刚好的办法之前一定还要“问世”，那么“刹那主义”绝不是消极怠懒，更非模棱折衷。在没有得出“刹那”之前焦灼，在得出之后依然焦灼，这是因为朱自清的认真恳切。因为真要实践“刹那”不可不全神皆注，而忠厚于人于己的他何尝不明白“刹那”终究也只是暂时的答案。
注释：
①载1921年11月25日《晨星》创刊号(宣平旅杭学会编)。
②参见潘漠华致沈雁冰函，载于《小说月报》13卷12号。
【参考文献】
[1]魏金枝.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J].文讯：第9卷第3期，1948-9-1.
[2]朱自清.冬天[J].中学生：第40号，1933-12-1.
[3]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M].//你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曹聚仁.哭朱自清先生[M].//听涛室人物谭.北京：三联书店，2007.222.
[5]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M].//应修人，潘漠华.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朱自清.读《湖畔》诗集[J].文学旬刊：第39期.1922-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