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叶圣陶研究领域，商金林老师是当仁不让的权威专家。他的贡献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二是年谱的编辑与传记的写作，三是对其思想与文学的深入研究。谁都知道，这三个方面之中，前两项工作是耗时费力却很可能名利无收的，只有特别愿意下功夫的人才会甘守寂寞、迎难而上，但是，也正是在前两项功夫做足的基础之上，第三方面的研究才会取得真正扎实深厚的成果。
商老师就是那个特别愿意下功夫，特别甘守寂寞、迎难而上的人。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叶圣陶研究，历时50载，以惊人的毅力和钻研的精神，取得了无可取代的成绩。在叶圣陶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商老师可谓居功至伟，就连叶圣老的儿子至善先生都曾感叹说：“商金林比我对我父亲还要熟识。”a由于他的努力和付出，叶圣老的文集才能以现今所见的全貌见诸历史，其长达70载的文学道路上的点点滴滴，才得以保存，做到了尽收。至善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文章中说：商金林“为了编我父亲的年谱，花了将近十年工夫，所有能找到的旧报刊他都翻遍了，哪儿有我父亲的文章，他比我们熟悉得多。”b这种“熟悉”的程度绝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有，而若非长期坚持，也绝不可能练就这样的史料功夫。正是这种过硬的功夫，保证了叶圣陶文献史料收集的完整。至善先生曾在《〈穷愁〉编后》中说：
1913年年底，作者开始用文言写短篇小说，发表在《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上，前后两年共二十来篇，就划然而止。顾颉刚先生为作者的集子《隔膜》所作的序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经过（见本卷《隔膜》之附录）。
作者的第一本集子就是《隔膜》，1919年以前的所有文篇都没有编入集子，散见于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上。商金林同志为了寻找作者的少作，几乎跑遍了收藏丰富的几个大图书馆。一个个尘封的故纸堆都翻遍了，收获果然不小，文言小说就找到了近二十篇，还找到了作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谈》。于是依据作者的意见，选出《玻璃窗内之画像》等十四篇文言小说，连同1918年年初用白话写的《春宴琐谈》，编成一集;取其中一篇作品的篇名《穷愁》作为集子的名称。
众所周知，作家早期的作品最难收集，其史料价值也特别重大，倘若没有商老师至勤的精神和深厚的积累，叶圣老在1919年之前的“少作”恐怕就永远无法重见天日了。
同样，在对叶圣陶散文的收集与呈现方面，商老师也是最重要的功臣。至善先生回忆说：
七十年代后期，金林兄就常来看我。他在各个图书馆尘封的旧报刊堆里找材料，发现了些什么，就像见着矿脉露了头，兴冲冲地跑来了，像是炫耀，又像是报喜。有时候还真个解开了在我心中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疑团。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的青云路惨案，我那时没满八岁，分明记得有这么回事，却连到底发生在哪一年都说不清楚。是金林兄找来了我父亲在当晚写的报道——《“同胞”的枪弹》;是父亲听我念了他自己写的报道，才陆续回忆起了当时的若干细节。要不，在前头，我不可能把这件惨案交代得这样有头有尾的。这是后话。由于金林兄发掘不止，我和至诚知道，父亲有许多散文没编进集子，因而后来的选家和评论工作者选来选去，评来评去，总是《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那些篇目;后来出了本《小记十篇》，又尽在这十篇中打主意。兄弟俩都认为这种现象不太好，应该改变，跟父亲说了。他老人家说情形确乎如此。我和至诚又说，商金林找来了这许多没收进过集子的短文，内容各式各样，编两本集子也绰绰有余，我们很想试一试。
这里说的两本集子，就是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和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叶圣陶散文乙集》。至善先生还说：“我父亲在解放前自己编过两本散本集：《未厌居习作》和《西川集》，解放后只有一本《小记十篇》，经常被选的游记就在《小记十篇》里。分散在各种报刊上的散文比已经收进集子的多一二十倍。再说从二十年代初到现在，六十年间，发表过我父亲的文章的报刊恐怕不止一百种。我父亲自己已经记不起曾经写过些什么，发表在哪种报刊上。幸亏《新文学史料》丛刊发表了商金林同志编的《叶圣陶年谱》，我们可以按图索骥;真找不到，还可以请商金林同志帮忙。”e毫不夸张地说，在叶圣陶研究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商老师的一人之力远远胜过一个研究团队。何况，那还是在20世纪没有传真复印技术，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靠双足双手去勘查翻找和抄写。今天想来，这真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
二
如此深厚的史料基础，必然促进相关的研究。1995年，商老师出版了《叶圣陶传论》;2004至2005年又出版了四卷本的《叶圣陶年谱长编》;2014年，在叶圣陶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130万字的《叶圣陶全传》出版。这是一部厚重的集大成的巨著，不仅其规模之宏大与史料之详尽是近现代人物传记中殊为鲜见的，而且其在体例与写法上亦有所创新，既不同于常见的“传”，也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评传”或“传论”，以“全传”名之，显然包含了商老师一份特殊的苦心与雄心。
“全传”之“全”，首先体现在对史料的发掘和处理上。将传主的生平史料详尽而全面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切传记的应有追求，但商老师的努力并未止步于此，他一方面确实已将相关史料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归传中，但同时也更有意识地将史料的考证过程一一展现出来，厘清了不少以往研究中的错讹和含混之处，为相关研究做出了明确的终论。比如，关于叶圣陶究竟何时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学界一直未能确认。以往的研究认为，《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五号出版于1927年5月10日，而郑振铎5月21日赴欧游学，其“离国声明”发表在第六号上，因此叶圣陶的接编很可能即由第六号开始。但是，商老师经过极为缜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认定：叶圣陶的接编固然可能始自1927年5月，但确由他开始主编的第一期《小说月报》却是标注为4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四号。对于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结论，商老师是这样说明的：“当时，一般期刊经常脱期，不能按时发稿按时出版，《小说月报》也是如此。”f第四号虽然注明4月出版，但刊中作品如赵景深的诗作《Mars的恩惠》注明的写作时间即是5月22日，林守庄的《流泪》一诗则迟至7月30日才完成。此外，从封面插图的题材和插页中商务印书馆的“夏令卫生必备要籍”等信息综合来看，第四号的出版时间并非刊中注明的“4月10日”，而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8月，这是符合叶圣陶接编的时间的。此外，从第四号的“卷头语”写作中也“可以肯定，这一期是由叶圣陶最后编定发稿的”，而之后的第五号封面上的篆书和楷书也都出自叶圣陶之手。可见，说他从第六号开始接编显然是不准确的，事实应该是，从第四号开始，叶圣陶已全面接编《小说月报》。不难想见，如果没有如此详细的考证经过，简单地认定他的接编始于第六号，就會造成史实错误;而如果仅在传记中将正确时间一笔带过地纠正为第四号，又会令读者感到迷惑。商老师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对这一看似细节的问题做出了深入的考证，不仅令这个问题从此有了定论，更是以实践的方式为史料研究工作做出了示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全”与“准”是《叶圣陶全传》在史料方面的过人追求和突出实绩。
而《叶圣陶全传》的成就仍不止于此——虽然仅这一点已令很多传记难以达到。更重要的是，在处理这些细碎庞杂的史料的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雄心，即透过具体的一个历史人物写出宏阔深邃的一个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全传”之“全”的第二个方面，就体现于其对历史的整体性观照。
商老师说：“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做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圣陶先生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g可以说，这种“一个人与一部文学史（文化史）”的处理方式，正是“全传”的有意追求。这样的写法和追求或许是很多传记作者所共有的，但是，能真正落实这样的写法、实现这样的雄心的成果却并不很多。《叶圣陶全传》得以实现这一追求，一方面有赖于作者的学问与治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叶圣陶本人的特殊经历。正如商老师所说的那样，作为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叶圣老的个人经历是既特殊而又有代表性的。以传记的形式，通过一个人的经历辐射出一段历史的面貌，看取几十年间中国文坛、知识界、教育界乃至思想界的风云，这在叶圣陶传记中是切实可行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他们的思想、作品和经历确实能够提供这样一种认识历史的可能性，而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参与和担当，也确实令他们当得起这样的写法。商老师在全面研究“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时，特别选择为叶圣陶先生作传，或许如他所说，是出于某种缘分，但我更相信这是出于一位学者的判断和眼光。
基于这一思路，身为现代文学专家的商老师在传记写作中并非只关注叶圣陶文学创作这一个方面。他的看法是，叶圣陶先生的很多功绩都在文章之外，因此，他的研究有意识地强调和突出了这一点，在“全传”的写作中也以材料和篇幅的侧重体现了这一点。我以为，这正是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的特点之一，即看重和强调叶圣老在文人、作家之外的那一部分社会实践，强调他实干的、投入社会的现实关切与历史担当。这种精神和擔当体现于他在新文学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在编辑方面的实干与苦干，以及他开现代教育之先河的多方面重要贡献，甚至体现于他在国难流离的环境下的种种文化坚守。这些，是叶圣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教育家、文化大师的有代表性的方面，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传统是现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宝贵遗产，是由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全传”深入到位地体现了叶圣老的平民情怀、担当精神、人道主义、实干精神等诸多方面，真正全面展现了那一代人的气质风范。在我看来，这加重了“全传”在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厚重感。可以说，这也是商老师作为研究者和传记作者的一种“压在纸背”的情怀，而他数十年在叶圣陶研究领域的坚持本身，是他对叶圣陶先生精神品格的认同和追慕。
这种突破个人经历、突破文学领域的整体性视野，使《叶圣陶全传》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全”的品格。可以说，在叶圣陶先生身上，人们看到了一部既具体真切又视野深广的现当代文学史和教育出版史。正如多年前吴福辉先生和朱正先生称赞《叶圣陶年谱长编》时所说的，这种方式可以“让读者真正了解了一个叶圣陶，又从叶圣陶这个人看到一个时代”。
“全传”之“全”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确切地说，这更应被称作一种“新”。商老师以稳健的方式在既有的传记写作的成规和套路中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和突破，使“全传”成为一部兼具史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双重意义的研究型著作。
传记作为一种作家研究的常见方式，在体例方面原已形成某些定式。《叶圣陶全传》在大体沿袭既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上的拓展与补充。比如在第四编中，作者补充了大量的文学文本分析：第十六章“‘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第十七章“‘真不愧为写生妙手——短篇小说集《火灾》”、第十八章“开拓我国童话创作的路——童话集《稻草人》”、第十九章“展示‘广大的社会动态——短篇小说集《线下》”、第二十章“探寻改革和奋进的道路——短篇小说集《城中》”、第二十一章“‘不厌世和‘不餍足——短篇小说集《未厌集》”、第二十二章“‘全力描写时代的‘稗史——长篇小说《倪焕之》”。由此目录不难看出，这里的文本分析都是专题性质的，内容涉及主题、人物、手法、语言、文学史影响，以及对于写作背景的细致描述。商老师还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在文本分析中加入了同类或同时期文本的横向比较。比如在分析《线下》中的《苦恼》一篇时，就参照比较了契诃夫的《孤独》，在主题、立意、手法等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的异同，提出“叶圣陶的《孤独》显得更真切细腻”，“虽说是受到契诃夫《苦恼》的启悟，又吸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技巧，融入了日本近代‘日常小说的风味，但的确是叶圣陶本人的创作，借用郁达夫的话说是‘中国小说世界化的范例”。i这样开阖有度、挥洒自如的分析，更像是文学史的写法。一般来说，传记是较少在这个方面花费大量篇幅的，而在《叶圣陶全传》中，这样的写法成了一种特色，突出体现了作者对于“人”与“文”并重的观点和态度。老实说，真的砍掉这些内容或许也并不妨碍“全传”之“全”，但有了这些，却使得“全传”更加别开生面。这种体例上的新尝试，类似于文学史课堂上的讲述与阐释，他不仅给出作为珠串的历史线索，同时更给出了璀璨如珠的文本的灵光。真正研究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只有串儿没有珠子的文学史是空洞的，也不具有真正的文学性，只有依靠文本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文学史的真相与全貌。《叶圣陶全传》的写法，是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的结合，类似的尝试在林志浩先生的《鲁迅传》中也曾出现过，与之相比，商老师的做法更加深入细致，相信也更会对今后的传记写作和相关研究产生启发性的影响。
在传记式研究中分析文本，将文本还原到具体的写作情境中加以理解和阐释，无疑更有助于深入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叶圣陶全传》的写法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与示范，同时也体现了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在商老师看来，文学史的研究是对“人”和“文”的全面研究，而传记研究的方式恰好充分发挥了这一综合优势，在收集、甄别和考证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必能更加准确地进入作家和他的文学世界。比如，在对叶圣陶短篇小说《冥世别》的研究中，商老师根据叶圣老在谈话中所说写《冥世别》是出自对“几位自以为正直之士的老先生，不责备反动派之残暴，而斥青年之无知罔识，自遭其殃”一事的反感，纠正了以往学界认为该文是为纪念“四一二”烈士而作的不确理解，认定此文是针对“国民党某元老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青年运动的提案，从而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个短篇的主题”j。这样的考证与辨析，似乎已多少超出了一般意义上传记的范围，而成了一种更具学术价值的研究。其实在我看来，《叶圣陶全传》更大的学术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传记写作，商老师在史料、史识、文本处理、文学史观等各个角度，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和更大的探索空间。
三
学术研究是漫长而艰苦的，但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快慰。在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中，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惊喜，对此，他特别珍视，只是因为他一向谦虚低调，所以很少把这段经历说出来。我愿借此机会，让更多的同行朋友分享商老师这一至乐时刻。
商老师自1976年后即开始查找叶圣陶先生佚文，着手编写《叶圣陶年谱》。那几年，他见到叶圣老的机会较多，他自称“因为年轻好奇，爱问这问那”，常在闲谈中提及和追问一些文献中的蛛丝马迹，也常因这样的追问取得意外的收获。
那”，常在闲谈中提及和追问一些文献中的蛛丝马迹，也常因这样的追问取得意外的收获。
午睡起来，作书致吴作人，以弘一法师之裸体油画一帧送与中央美术学院，请其保藏。此画系弘一出家时送与丏翁者，丏翁逝世后，满子取之来。近时与至善满子共商，弘一为我国作西洋画之前辈，其作品有保存之价值，藏之私家，不如藏之美术学院为得其所。余与吴作人谈起此事，吴欣然，因即送去。
后来，在叶圣老1982年6月写的《〈刘海粟艺术文集〉序》中，他又看到：
西洋画的基本功注重写生，描绘人体模特儿，来源极古。我国人对人体模特儿写生，大概是李叔同先生最早。他在日本的时候画过一幅极大的裸女油画，后来他出家了，赠与夏丏尊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夏先生的家属问我这幅油画该保存在哪儿，我就代他们送交中央美术学院。可惜后来几次询问，都回答说这幅画找不到了。
此事深深地引起了商老师的兴趣。他知道，夏丏尊与李叔同是挚友，又是叶圣陶的亲家。夏丏尊与李叔同关系之近、交谊之深，可说是尽人皆知。叶圣老与李叔同也很有缘，他早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就特别崇拜李叔同，顾颉刚曾回忆说，叶圣陶在中学办报时就“学李叔同魏碑体亦特肖”，可见其用心和用功的程度。后来，叶圣陶写《两法师》《弘一法师的书法》《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等文章，也都是经典之作，表达了他对弘一法师的艺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由衷认同与深刻理解。
商老师深知叶圣老与弘一法师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在读了《〈刘海粟艺术文集〉序》之后，商老师就去请问叶圣老，这幅“极大的裸女油画”究竟有多大尺寸？“送交中央美术学院”时是哪位先生接收的？……对此，叶圣老也都凭借记忆一一给予了回答。在仔细询问之后，商老师不仅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更明白了这幅油画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原来，这是李叔同留日期间创作的油画，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裸女油画作品。其模特应该就是他当时的女友。这幅画从构图到色彩、从技法到意境，都堪称艺术珍品，而其与画家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更赋予了特殊的史料价值。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幅极为宝贵的珍品。更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在几位作家、艺术家之间的赠予过程，也堪称文化史上的一则美谈。基于这些认识，在《叶圣陶年谱》中，商老师郑重地写下了一笔：
1959年8月30日，作书致吴作人，以弘一法师的裸体油画一帧送与中央美术学院，请其保存。
《叶圣陶年谱》1986年12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当年叶圣老还健在。1988年叶圣老谢世，商老师开始撰写《叶圣陶传论》，将《叶圣陶年谱》扩展为四卷本《叶圣陶年谱长编》，并协助至善先生编《叶圣陶集》，成了至善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中，至善先生又多次向商老师提起弘一法师的这幅裸女油画，觉得丢了实在太可惜;又说这幅裸女油画是叶圣老亲手送交给吴作人先生的，是无偿捐赠，别说“证书”，连“收条”都没打，那是一個讲信用的年代，他们真诚地希望这幅油画得到很好的保存和研究，可结果反倒落了空，因而感到十分遗憾。于是，怀有同样遗憾的商老师在编写《叶圣陶年谱长编》时，再次记下了这件事。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2年。2012年2月22日，商老师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李垚辰发来的邮函，信中写道：
商教授：
您好，在您百忙之中打扰您。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馆员李垚辰，在您编写的《叶圣陶年谱》中，我发现有这样一个记载，1959年8月30日叶老“作书致吴作人，将弘一法师裸体油画一帧送与中央美术学院，请其保藏。”而此事叶老在1982年《刘海粟文集序》中也有提到。
我馆现在整理作品，有一幅可能是此件作品，但相关历史资料全无。看到您的记载，我感到万分激动，我想您对叶老研究很深，也许了解更多对于此事的情况和资料。晚辈现斗胆致信于您，求您相助。希望您能帮助我们找到有关此事的叶老的书信、手迹或对于此作品的描述等更翔实的资料。弘一法师作品存世不多，尤其是他的油画作品，如果此幅作品实为弘一法师所作，将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您！望回复。
此致
敬礼！
晚辈李垚辰2012年2月22日晨
接到此信，商老师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真是个特大的喜讯！”当时，至善先生已经去世，商老师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叶圣老的孙子叶永和，接着，他就给李垚辰打电话，把所知道的相关材料都告诉了他。这之后，他又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璜生馆长通电话，进一步交换信息、了解情况。原来李叔同的这幅油画没有署名，和好多外国画归在一起，只标有“外国人画”字样。恰恰是商老师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的记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详尽的查考，发现的这幅油画就是叶圣老捐的那一幅。王璜生馆长本人就是画家和学者，经他初步考定，这幅失而复得的作品正是李叔同的真迹。
2012年3月27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邀请了一批专家前来鉴赏，商老师也在获邀之列。与会专家都一致认定是李叔同的油画，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检测与材质研究，认定这幅油画大约创作于1909年。这件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瑰宝终于再现于人世，不仅让人们得以欣赏到弘一法师卓越的艺术才华，同时更记录了李叔同、夏丏尊、叶圣陶、吴作人等多位先生及其家人的珍贵友情与高尚的人格风范。
对于这段传奇的经历，商老师念念不忘，时感欣慰。他曾感慨地说，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都曾对弘一法师的生活道路与精神性格有精辟的概括，认为他最值得称颂的是“认真”和“敬畏”这四个字。他们都说，弘一法师当公子哥的时候是“认真”的公子哥，当革命志士时是“认真”的革命志士，当艺术家时是“认真”的艺术家，当教师时是“认真”的教师，出家后就“认真”修行;对世间一切事物，都充满“敬畏”之心。多年之后，商老师在这幅油画的传奇经历中再次看到了这种“认真”和“敬畏”的精神。他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李垚辰和王璜生两位先生也正是这样“认真”和“敬畏”之人，是他们对工作的“认真”和对艺术的“敬畏”，使李叔同的这幅油画珍品得以重见天日，现在更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其实，在我看来，这“认真”与“敬畏”两个词又何尝不是商老师本人治学与为人的最佳写照呢？我想，如果没有他多年认真至勤的学术积累，那史料中微小的一条线索也就无法引起更多的关注。如果说，世间诸事总有因果，那么，商老师在其研究中的至勤与至乐，或许就是对这因果的最美好的诠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