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30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从事叶圣陶研究已近50年。1976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商金林初见叶圣陶。从此以后，他常出入叶家，当面向叶圣陶请教，领略大家风范，也常穿梭于各大图书馆，搜集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叶圣陶诗文，从文献中感受这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的生命历程。
多年以后，商金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的文章。他认为，“文献”之“文”可以理解为“叙事的文字典籍”，“献”则是“学者名流论事的言论”，从而提出，精读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的现当代文学文本，要以“文”求实，以“献”考“文”之得失。也就是说，文本精读首先要尊重作品中的事实和作者实际想要表达之意，在“文”“献”中求实——这是商金林一直以来的学术追求，从文献的角度探究走进文本的正确途径。
在文献中，商金林触摸历史，阐释作品，理解作家。
在文献中触摸历史
尊重历史，让文献说话，展现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样态，是商金林治学一以贯之的路径。他的文章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见长，日记、书信、回忆录、报章杂志等，全都被他细细搜罗过来，进行互文印证。
鲁迅在《五猖会》中写了一个“要看五猖会，先要背《鉴略》”的故事，文章最后，鲁迅强调“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自此，诸多鲁迅研究者，乃至21世纪之后关于这篇文章的解读，都停留在“父子隔阂”上，将之解读为“封建家长对孩童世界的压迫”。事实上，当我们用商金林的思路，结合文献去深入文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在《五猖会》中，鲁迅一开始就交代，类似五猖会这样的民俗赛会，“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而结合周建人的回忆，“鲁迅的父亲只要鲁迅把功课背出了许可他去看五猖会，在那时候，已经要算比较的‘民主’了”（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父亲是相对开明的，鲁迅其实十分清楚，在《朝花夕拾》中，类似的记录俯拾皆是，比如“杀死八斤”事件、父亲讲“墨猴”故事等。那么，此处为什么要刻意强调“父子隔阂”呢？其实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沿着商金林“文”“献”互证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真正走进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有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就是鲁迅1919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商金林还注意到，叶圣陶、徐志摩、顾颉刚、郁达夫、闻一多等现代作家都创作了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或小说，乃至后来如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延续了这一题材内容。据他考索，诸多作家对人力车夫这一群体的关注，始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一首题为《人力车夫》的叙事诗。由一首诗的“实”切入，我们看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救国强民的渴盼。
商金林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命名写起，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分析了1919年5月4日的一场集会游行活动上升为“运动”“精神”的过程。正是如顾兆熊、罗家伦等的阐释，“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两个字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神圣、最鲜明、最响亮的名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与反帝反封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商金林《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
朱光潜的经典著作《诗论》初稿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历经多次修改。以往，学术界对此书研究颇多，但主要集中在对其观点进行辨析、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商金林则从文献史料出发，分析50年中《诗论》五个版本的异同，由此为人们呈现了朱光潜长期琢磨、潜心研究此书的过程，让人们感受到朱光潜严谨认真、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到底应该如何做学问？朱光潜曾提出，要警惕五种非学问精神，“一是缺乏真理的精神；二是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三是缺乏忠诚扎实的精神；四是缺乏独立创造的精神；五是缺乏客观实验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任务不仅在造就专门人才，还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朱光潜全集》第8卷）朱光潜多年前的提醒至今仍不过时。我想，这可能是商金林从史料角度考证《诗论》版本的原因之一吧！
在文献中欣赏作家
无论是赏读作品，还是探讨具体著作，商金林都从文献的细微言语中，看到背后苦心孤诣的一代学人，并带着钦佩和欣赏的喜悦，展现他们孜孜不倦的治学追求。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商金林长年累月扎进故纸堆，从搜寻佚文和考订笔名做起，翻阅了大量旧报刊，将叶圣陶从1911年以来发表的零散文章，悉数整理出来，予以结集出版。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的第一本集子就是《隔膜》，1919年以前的所有文篇都没有编入集子，散见于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上。商金林同志为了寻找作者的少作，几乎跑遍了收藏丰富的几个大图书馆。一个个尘封的故纸堆都翻遍了，收获果然不小，文言小说就找到了近20篇，还找到了作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谈》。”在扎实有效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商金林编撰了《叶圣陶年谱长编》，看到了“一个既真实又丰富的圣陶先生”。后来，他又有感而发，花费了五年心血，完成了《叶圣陶全传》。《叶圣陶全传》钩稽了叶圣陶的整个人生，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其中可以看见现当代文学发展、成熟的完整图景。
叶圣陶研究是商金林用力最多的一方面。在不断收集整理、辨识史料并形成自己见解后，商金林将叶圣陶尊为“一代师表”“万流仰镜”，认为叶圣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凭借的是渊博的学识，遵从的是做人的道德”。叶圣陶把“做到极限、做到最好”作为自己为人做事的准则，而且提出“决不宜抱‘唯名主义’”“亦不宜盲从市场”“视之所及，期于尽善”。商金林十分自然地继承了叶圣陶这种“不唯上、不唯众、不唯风、只唯实”的治学路径，尊重文献和史料，追求事实和真相，在文献史料的互证中探究作家作品研究的真谛。
叶圣陶既是作家、学者，又是教师、教育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编辑出版家。从商金林的学术成长之路看，叶圣陶研究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作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圣陶先生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商金林《叶圣陶全传》）以叶圣陶研究为根基，商金林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整个现代作家群体，先后关注到了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俞平伯、刘半农等。
商金林曾经对70多年的闻一多研究进行过述评，从读史料到读人，走近闻一多，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公允评价。对于自己敬仰的前辈，商金林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坦言“闻一多——这光辉的名字，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永远放射着诗人、学者、斗士的光芒”（商金林《闻一多研究述评》）。在谈到朱光潜的时候，商金林不但从著作出发，在文献中梳理朱光潜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商金林还在朱光潜文艺学、美学理念的阐释中，钩稽了朱光潜做事的哲学，展现了朱光潜的学问和人品，特别是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为人处世之道。（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不是死气沉沉的文字，其中充满了作家、学者的认知、情感和追求，商金林基于文献、史料的现代作家研究给学界带来的一股新风。文献、史料仿佛“上帝之眼”，帮商金林打开了领略一代大师人格魅力和道德文章的大门。他在丰富的史料中追根究底、厘清事实，非但不觉枯燥乏味，反而给人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之感。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商金林有理有据的生动叙述中，我们真正认识了现代文学史上如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学识胆识兼具、信仰追求兼有的一批作家和学者。
2022年，商金林将自己多年的论文结集出版，取名为《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读完全书，我觉得这个书名十分贴切，商金林基于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全面展现了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或真挚直率、或温婉亲切、或孜孜以求的人格魅力，让读者钦佩、欣赏之情油然而生。
可以说，商金林不但在字里行间展现对鲁迅、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欣赏，更自觉传承着大师风范，实践在自我言行中。商金林曾盛赞叶圣陶先生等擅长提携后学、对青年人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总是希望能给得够多——商金林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自从结识商老师，他每出新书，或者每年编撰的《叶圣陶研究年刊》都会寄给我们学习；他知道我关注语文教育，就热心邀请我参加叶圣陶研究会，每年都不忘叮嘱我写研究文章；他虽然年逾古稀，但哪怕对于我——一个不是自己学生的后辈，都是“秒回微信”，对请教的问题一一认真作答，给出中肯意见；甚至，我有时在朋友圈转发自己的文章，或者孩子取得的某些成绩，商老师还会给我点赞……
和叶圣陶等一代学人一样，商老师不但对后辈循循善诱，且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心态平和、乐观积极，是后辈在为人、治学之路上的点灯人。
在文献中思考教育
我硕士学的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博士攻读了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就选择了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而商老师因为常年致力于研究现代作家，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闻一多等也同时是现代语文教育的缔造者和引领者，本着“顾及全人”的治学原则，商老师自然也会关注到作家们的语文教育理念和实践。因此，这些年来，我曾在申报课题、做项目和写论文的过程中，多次向商金林老师请教。商老师不但每问必答，且回回都给我极大的鼓励，比如肯定我的项目“1920年代语文教育变革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研究”选题“真好”“值得做下去”。对一个学问上初出茅庐、不大自信的后辈而言，能得到学问人品俱佳的前辈老师的引领和褒奖，这真是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细细想来，商老师的夸奖更多的是激励和鼓舞，就像诸多优秀教师所做的那样——把学生一点点的好处，放大几十倍、上百倍，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优长。商老师是深谙教育真谛的。对教育的熟悉，其实还是源于商老师对现代作家的熟悉——如前文所言，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闻一多等，基本都涉及文学创作研究与教育两个领域。一方面，这些作家都有从事中小学、大学教育的经历，这既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资源，又是他们探求新教育蓝图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出于责任和使命意识，不断思考和实践语文教育可能的发展方向，念兹在兹，对教育改革和提升教育质量鞠躬尽瘁。
商金林在做叶圣陶研究时，对叶圣陶的教育思想、教育论著，乃至其编撰的教科书都如数家珍，这不但为他的文学研究打开了教育视野，更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审视了语文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对之进行价值评估。如1922年新学制改革后的教科书建设，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叶圣陶和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理念和意义等。
在对教育现象进行分析时，商金林采用的仍然是“文”“献”结合的方式。1922年新学制课程标准颁布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商金林结合日记、书信、报章杂志等资料，详细考察了其成书的具体过程，认为其中的第二到六册，具体为顾颉刚、叶圣陶所编，但改版时顾颉刚退出，叶圣陶却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乐此不疲地思索现代国语教育的宗旨，探讨如何用新理念、重构教科书内容来教书育人，以实现“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理想。在编书过程中，叶圣陶等不但确定了“切合现代生活”的选文标准，选入了郑振铎的《我是少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鲁迅的《故乡》等展现时代脉搏的诗文，编排了大量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译作，还初步厘定了文白兼教的国语教学内容，使得教科书内容面目一新，大大促进了国语教科书的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习惯文白混编的语文教科书，但今日之事实，何尝不是昔日之功劳呢？
基于文学史家的敏感，商金林还分析了此套教科书作品的“节录”文章——为了适应教学，诸多文学作品在进入教科书时，需要进行删减、修改、打磨——这其实最见编者的语言文字功底。商金林将叶圣陶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称为“水磨功夫”，其“精雕细琢”中自有教育家叶圣陶的兢兢业业和用心良苦。为适应教学而重新打磨经典作品，将“作品”改编为“课文”，是叶圣陶等对现代国语教育规律的认知表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直到今天，经典作品如何以合适的面貌进入教材，仍然是教科书编写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开明国语课本》，商金林重点分析了其价值，如注重学生掌握系统学习方法，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从儿童视角出发，彰显童真童趣；诸种文体兼具。商金林尤其称赞其在“童化”方面的意义，认为这套课本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精美读物。教科书建设是叶圣陶对现代语文教育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商金林的相关思考，既基于史实，又关注当下，挖掘了其现实意义。
作为“顾及全人”研究的一部分，商金林既从全局视野、整体观照叶圣陶的人生经历，又从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维度，关注叶圣陶所做的具体、切实而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商金林称叶圣陶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认为现代语文学科的诸多命题，如“语文”“听说读写”“语文是工具”等，都是由叶圣陶明确提出或尝试着厘清相关内涵的。在对这些命题的阐释中，商金林更秉承着“唯实”精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叶圣陶的真实意图，如关于“语文是工具”，叶圣陶的本意是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思想思维能力、情感欣赏能力等，都要在掌握语言这一工具的基础上实现，而并非简而化之的“工具论”。叶圣陶并没有因语文是“工具”而忽视其表达情感、思想的一面，而是强调语文工具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语文这个工具，才能真正训练思维、发展心灵，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养。
商金林谈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结合朱自清的生平经历，对照诸多学者的回忆文字，将其教师生涯与写作、阅读教学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朱自清教师生涯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的同时，还论述了其“精读”“略读”，提倡“记诵”“训练文脉”“控制文字”等阅读写作教学思想。商金林认为，朱自清“对中学语文教育有很清晰的定位”。（商金林《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和思想探析》）在他看来，朱自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阅读写作教学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供学习的语文教育家的典范。由此，商金林关于教育家的研究，走出了常见的史实梳理，挖掘了教育家们的精神宝藏。
纵观商金林由文学到教育的研究，自觉的史料意识使得他的教育研究更为科学和严谨，他在史实梳理和探究背后对这些前辈作家、学者教育思想价值、教育精神内涵的肯定与弘扬，更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基于对史实的客观评述，商金林为我们今天如何做教育、如何编教材、如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等问题提供了一把标尺。
翻看商金林年轻时候的照片，再对照他的研究历程，我想，年轻时候的商金林，应该是帅气而执着的，天然就带有某种定力，从来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相比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商金林独具一格，他踏踏实实地“走进”文献里的文学，“欣赏”现代作家，从而真正读懂中国现代文学史，读懂当时中国由古老而现代、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照亮前程的精神之光，鼓舞我们不断向前进。商金林用文献、史料所揭示的老一代学者精益求精、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在内忧外患、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中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执着勇敢又严谨认真的学者风范，理应成为我们的前行路上不断瞭望的精神灯塔。
（作者：韩卫娟，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