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合发展显示道路自信 撷英集粹重在创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确立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作为四大核心城市与发展的引擎，这就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必然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可循。而按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法学所所长李林的观点，这里还存在三个法域的多样性特点。三者在法治价值理念、立法体制、执法制度、司法体制、法律专业共同体、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和不同①。
融合发展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思想，是中国领导人在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以高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底气提出的路线方针，既是对中国过往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为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制定的重大战略方针。
在此方针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置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推出，既展示了高度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也展示了充分的模式包容。也正因为需要对不同制度、多种模式、不同法域法系等进行撷英集粹，“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将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具体示范。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也可望给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解决发展路径的困惑，以直观有效的成就示范，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模式选择。
二、多样性复杂性全球独一无二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面积只有约5万6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约6800万人，但是蕴藏的能量巨大。如果用GDP排名，这个区域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排名中，目前可以名列第11位，与俄罗斯相当。
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当今世界非常特殊的区域，与其他已经成型的几个湾区如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相比，绝非仅仅是经济规模的不同。已有的“世界三大湾区”中，东京湾区属于大陆法系，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属于英美法系，都是在一种政治制度、一个关税区、一种货币、一个法系法域之内进行的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则存在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多样性特征，堪称全球独一无二：制度多样化、法律多样化、观念多样化、文化多元化、人口全球化，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世界级的金融体系，世界级的跨境贸易，世界级的制造业，世界级的航运，世界级的港口，世界级的美食，世界级的血缘散射，当然还有举世闻名的“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
从政治制度上说，这是世界上制度最为复杂的地区，作为主体的中国内地，自建立新中国以来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两个曾经长期接受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并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继续保留“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以及“钱照赌”的生活方式。香港、澳门堪称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短兵相接”的最前沿。
从经济模式上说，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形态最为丰富的地区。香港多年被美国、加拿大相关研究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澳门是典型的特色自由经济体；深圳、珠海、汕头等早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而特设的特区经济模式，则或多或少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比内地其他普通城市吸纳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他区内城市如广州、中山、佛山等城市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模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成就来判断的，就这一点而言，作为长期实行传统市场经济的香港、澳门，在深圳GDP从追赶到超越香港的现实面前，已经逐步认识并承认内地采用的经济模式确实存在很多港澳地区并不具备的优点。
从人口组成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属于粤语文化区②，这也是世界上最有融合能力的地区，历史上就是精英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香港则在上个世纪多次承接了内地精英的大规模移民，加上近20年内地留学海外学子大量来港就职，以及大批内地学子来港求学及留港工作，给香港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大幅度的优化。可以说，香港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融合了中国天南地北的精英。深圳自建市以来，汇聚全国各地精英，仅仅从深圳餐馆的多样性就可以看出“移民”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小于甚至有过于欧洲各地精英汇聚巴黎和伦敦；而深圳的外国人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父异母弟弟早已生活、创业在深圳。深圳对于高素质“移民”的包容、开放与主动吸纳水平，远在香港之上，这也是深圳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快速追赶并迅速超越香港的重要原因。另外，这个地区也是华人开枝散叶到海外的重点地区，海外华人华侨富商巨贾数量众多，在东南亚、北美洲、南美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相当可观，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能力具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
从社会文化说，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地区：澳门开埠400年，香港经历150年港英统治，西方文化都随殖民政府强力植入并落地生根，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并融合共生。澳门所谓的华洋杂处早已成为常态，东西方混血美女为澳门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情，土生葡人在当地安居乐业且富有影响。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也是典型的精英移民城市：随着高科技重镇的逐步成型，外来精英包括大量留学欧美的中国精英、外国精英迅速集聚，加上一开始就对接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香港，多种文化伴随经济优势的浸入自然顺畅、既深且广，观念荟萃、思想活跃。在深圳的餐馆里看见西方人熟练地用两根筷子吃饭绝对不需要惊讶，普通话、粤语和英文在交谈中混杂不足为奇。而广州作为其中的一个核心城市，曾经是清代唯一官方对外商埠，洋商、十三行③的长期存在与财富影响，使得广州早就具备大量的国际化元素。就是说，文化冲突在这个地区不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这个区域不是没有，但是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剧烈对抗，而是比较容易通过融合发展相互尊重、相互接纳。
显然，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范围内堪称独一无二。
三、区内城市的合作与成就为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就是摒弃落后、学习先进，或者说通过吸纳当今世界的先进文明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内各城市，即使不计历史上的长期交往与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拥有40年的合作发展历史，在处理制度与模式差异、谋求共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值得规避的教训。
从成功经验看，香港多年保持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地位，是市场经济的典范；澳门博彩业一枝独秀但长期维持经济繁荣，则无疑是特色经济的典范；深圳利用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与制度差异，从低端制造业开始逐步发展形成强大综合实力包括高新科技优势，是利用特殊政策异军突起的典范；广州、佛山、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则堪称从计划经济转型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典范。
上述多种“典范”聚合的重要意义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确实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补强，在共同发展的利益驱动下，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以期共同分享比单打独斗更大的收益。换一个角度说，事实已经证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更大共同利益的追求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弱化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造成的隔阂或阻碍，这也就为融合发展预留了空间。
以深圳为例，可以比较充分地预估融合发展的前景：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其本身作为既与香港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不同，又与广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区经济”，制度与模式混存的意味明显，利用制度和模式不同进行相互补强、“先行先试”的优势明显。仅仅从深圳的经济与科技成就，就可以看出融合发展的内在强悍：2018年深圳新建300米以上高楼全球第一，城市竞争力全球第五中国第一，财政收入全国第一，财力质量中国第一，上市企业市值总价全国第一，城市营商环境全国第一，人口吸引力全国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摩天高楼数量全球第一。这里还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的科技公司。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明证了集纳优良制度与模式的道路正确，也证明了融合发展的能量巨大。
从负面教训看，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能否真正主动地融入至为关键：香港曾经是这个区域无可争议的领头羊，但是这些年在被区内城市的模仿与追赶之中不仅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巨大领先优势，还在很大程度上日趋保守。由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包括香港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很大，合作的基面难以吻合，香港社会当时的优势心态在相当程度上负面影响了与内地的平等合作；再加上一些意图以“两制”弱化“一国”的政治力量刻意阻挠，一些境外反华政治势力刻意制造各种事端，香港已经错失了很多合作发展的良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香港沿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模式在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渐消弭，香港主流社会也逐渐接受了“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客观现实，这也为其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磨合基面。当然，香港的法治环境、金融业务、国际网络、品牌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具有相对的优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香港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如何扬长避短，以积极的态度、主动的选择、开放的心胸、诚意的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区内城市结成“生命共同体”，真正把自己当作区内平等合作、相互依赖的亲密伙伴，为了共同的更大利益拆除排斥内地、高度自保的藩篱，弱化境外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其他内地城市相互补强形成聚合效应，不仅对香港，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优势互补、聚合形成的“富可敌国”的经济成就，本身就是对“融合发展”理念的最佳注解，也为区内各城市通过设立更高、更大的共同目标，携手整合、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大湾区历来富有融合创新的基因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上述制度、模式、文化的多样性，更在于这个区域的民众对于多元文化的接纳程度与吸收能力，都堪称世界一流，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更加具有融合创新型制度与模式的基因。
香港、澳门作为曾经长期接受殖民统治、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本身的客观存在，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是巨大的宪政法治系统工程。而经过十多年的磨合，港澳本地法制与新宪制间基本实现了成功衔接，同时实践亦证明，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规范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制和法制的基础规范，社会主义的宪政架构可以与资本主义的地方政府体制相容，基础规范与政治法律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无关。”④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本身就给不同制度与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理性的“实物”验证。
1979年建市的深圳，领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香港堪称血脉相连，无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最直接地经常性接触外来制度和吸纳外来经济模式的地方。深圳作为中国内地设立的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就是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积蓄能量、发展壮大的，无论当年的设立特区，还是率先进行的土地拍卖，都是通过对当时制度与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才得以实现的，突破与创新堪称深圳立足之根本、发展之精神。应该说，对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是深圳奇迹的重要基石。
广州曾经是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乃是中国大陆长期“华洋杂处”的地方，历史上就非常容易接触外来制度和模式，也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著名大城。珠三角作为最早大量接纳港澳台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长期接触港台文化，对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不仅不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纳并部分地内化为本地文化。港澳居民以广东人所占比例最大，经常性的返乡寻亲访友，使得很多港澳居民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相当熟悉。这个地区的民众经过长期的接触、合作、磨合甚至争执，对于不同制度与模式的共存发展习以为常，对外来的优胜之处明显比其他非特区的地方，具有更强的适应与吸纳能力。
放眼世界，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多种制度、模式、法系法域和文化直接碰撞、磨合、交融。而在这种直接的碰撞、磨合、交融过程中，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目标相互理解、妥协、忍让、权变就必然发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也就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更具有融合创新型模式的基因。
2000年底笔者采访《亚洲事务》总编辑法国人贝齐尔，他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包括“概念上无法理解：中国是国家，台湾是地区，其中在主权问题上有关国家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主权与治权不同等等的争辩，对法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这种争议”。⑤但是两岸对此却觉得很正常，港澳民众对这种两岸之间的“复杂”也安之若素：就是心理上对此见怪不怪，也可以说见多识广。从贝齐尔总编辑的观点可以看出，两岸政治制度的复杂程度是西方世界难以理解的。同样，粤港澳大湾区的“复杂”程度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
也正是因为必须面对极为复杂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系法域、运作机制、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粤港澳大湾区最初的融合可能起步比较艰难，但是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磨合、调适、改革与创新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还是具有内生的巨大能量，当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浸润融合，共同发展的巨大成果与辉煌前景，将推动相互之间心态的调适与合作方式的创新。也正如贝齐尔总编辑当时就特别强调的，中国大陆令他感到印象最为深刻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体制与机制创新的能力是很强的：“中国大陆具有很好的自我组织和安排的能力，在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方面做的很好。这其中，有着对自己的独特思想文化的继承，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再生、复兴或者说崛起，这完全归功于自己，关键是不再只是模仿他人或剽窃；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是将古老的一套东西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出现了很好的政经发展趋势。”⑥。
五、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保障中华文明的长期领先与延续
中国历史上就在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方面大有建树，如果没有持续的优选、吸纳与创新，中国不可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科层制⑦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流程和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对维持秩序、获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败必不可少。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开始实行科层制--秦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同时，吸纳了战国时期各国制度的优点，建立了适应封建统一国家所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三公九卿制度，用以协助皇帝领导与管理全国。科层制在两汉得到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后来逐步进化到通过科举制度从全社会选拔优才，无疑使当时中国的科层制在世界上最为完备、最为合理、最有效率，对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维持必要的秩序、取得最佳的效率、激发社会的活力，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先世界的科层制是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保障，对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非常先进的制度设计，在制度创新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制度与模式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改善接近完美才是最为理智与自信的选择。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融合创新”对中国的形成、发展、壮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不断融合各种优势包括制度与模式优势，才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四大文明中作为唯一不间断传承延续的文明，就是通过不断的优胜劣汰、融合创新才得以经久不衰的。
积极主动地吸纳当时社会文明的最佳成果可以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历史上的制度与模式融合对中国的逐步发展无疑影响重大，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往往都与博采众长、吸纳优胜制度与模式有关，这不仅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勇气以创造大时代。
就当今而言，作为对世界影响巨大的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与道路实践，使中国远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强的博采天下制度与模式之长的自信力与主动性。
习近平主席是具有大历史观的领导人，“大历史观的不同在于：是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做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也就是依据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的认识方法。基本特点是：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⑧而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种大历史观、大自信下的主动行为，正是博大胸怀与恢宏气魄，才使得国家主席选择设立一个用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为世界进行发展模式示范的创新与实践载体。
六、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示范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过程；而制度的变迁与完善，则是这个寻求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都是当时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制度设计。就当代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追求意识形态以致暴力相向的强烈对峙并非其创建的“初心”，更大成分还是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尝试与努力。
就迄今为止的各种已有的社会制度而言，只能说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最能够吸取制度与模式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无疑会激发更大更强的活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功地展示了优选制度与模式的伟大成就。当时富有争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择善而行的优选概念。
回顾中国内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从1979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1984年确立14个沿海沿江地区开放城市，1986年海南建省并成为特区，1988年进一步扩大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化扩大开放，再到中国大陆稳健发展并逐步实现对曾经“须仰视才见”的众多资本主义强国的超越，中国无疑是一直以探索---示范为基本方式，进行稳步有序的渐进式开放。这不仅避免了全面盲目接受休克疗法的风险，也通过参照示范体的经验教训降低了改革成本。
或许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历史短暂的国家，难以理解中国对于制度的优选能力。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在主动与被动中通过不断的制度融合、道路优选、模式吸纳，使文明的精髓坚韧存续至今的。尽管中国因为满清入关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但是经过几代哲人的引领与几代国人的努力探索，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回归了吸纳百川的传统，恢复了兼容天下的胸怀，重建了包容并蓄的能力。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一度让人们误以为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和欧美式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才能够真正拥有未来；而这种误解，无疑使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胜”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也直接导致这些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对于通过不同的制度与模式获得长足发展的中国，心生妒忌、恐惧与排斥。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并非适应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因为欧美国家通过战争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自己的制度与模式，已经而且还在给一些原本稳定运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大量涌向欧洲的难民已经激起当地民众的巨大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与国会撕破脸的方式急于兴建边界围墙，就是这种灾难性的后果的反噬。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用事实证明中国选择了最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一种成功的道路示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主动寻求最为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目地追随“文化帝国主义”的舆论引导。如果说冷战刚刚结束时“华盛顿共识”独领风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北京共识”已经且正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吸引。而只有广泛地吸取当今人类社会在制度和模式等方面的最佳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并非仅仅为了建立一个经济和军事上雄霸世界的霸主之国，还包含盛唐那种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王道意愿。日本当年通过大化革新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与大规模复制、移植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有重大关联；日本先后派遣了十九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先进文化。中国盛唐的软实力对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影响痕迹至今清晰可见，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含着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成功示范与道路选择的意涵。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大变局的世界需要选择道路，若有实实在在的榜样则最为稳妥，而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提供实证的示范：这里集纳了最不同的政治制度，最多样的经济模式，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大不相同的关税区，最多元的东西方文化。环顾全球，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辖下的一个区域，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兼收并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多种经济模式。但是正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状态之下，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和而不同、撷英集粹的方式，通过融合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能够为区内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可以用成功实践的范例，在更大区域包括世界范围，发挥重大的影响与示范作用。
七、可为解决台湾问题积累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储备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不可绕过的过程。2019年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经引起两岸四地以及全球的高度关注，表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已经提上日程。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家统一方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融合发展”的国家统一方法已经推动落实的现状下，对于如何进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先期准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实践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特殊意义。
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法律分歧等方面高度复杂，需要在更大的共同利益驱使下通过融合发展，相互认知、相互体谅、相互协助、相互妥协，以期实现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虽然在具体细节上与现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会有诸多差异，但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法律分歧的复杂性上并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总体处于涵盖之下。所不同的，无非是台湾更多地存在着政治势力的算计，包括希图抑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外国政治势力的干扰，政治的对抗性与军事威胁，在外国反华力量的支持下会比较严峻。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构思，并在香港和澳门率先实践的。对于当今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来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国家不能实现完全统一，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台湾自李登辉时代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对“一国两制”反复加以污名化抹黑，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港澳地区的实践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都具有客观的参考价值。
从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角度看，通过将港澳地区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推进整合更为复杂多样的制度与模式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会推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无疑对两岸统一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特别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经济模式的协同发展产生的巨大成就，必然会对未来台湾地区与作为国家主体的中国大陆如何融合共进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大陆完全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总结与试错，以融合创新寻求最为有效的方式，逐步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储备。
八、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创新实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备受欺辱以来，历代国人特别是历代国之精英披肝沥胆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今，中国人之所以对前景充满信心，之所以相信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基于对过去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选择了正确有效的发展道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普通人来说，民族伟大复兴，无非强汉与盛唐：大汉之雄烈使强虏远遁、宵小俯首；大唐之繁盛使万邦来朝、争相仿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若以汉唐为标杆，就必须进一步强化硬实力与软实力。就今天中华民族的状况而言，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民族再造”：“强汉之雄烈”就需要激发国人勇悍的精神，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盛唐之气象”就要求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通过制度与模式的吸纳与创新，尽取天下之长，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用，也使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倾心仿效。
繁荣富强，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世界，已经不是上个世纪的那种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壁垒森严。曾几何时，同样缘起欧洲的两种思想体系，外化成你死我活的铁血争斗，20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较量损耗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与财富。而以往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发展模式对峙，经过长期磨合已经呈现出优势互撷的理性，很多发展模式早就不再是敌对性的，而是相互吸收与借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对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斗争实现了超越，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王道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超然诠释，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融合发展理念，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促成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设了可行的途径。
当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植入世界各地的人心并非易事，虽然中华文明历来提倡“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追求“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不同的文明传承与文化基因，要真正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需要精心的教化与实证的示范。推行这个观念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当然困难重重，欧盟经历近三十年的整合（如果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则有六十年），包括部分主权让渡，尚且不能完全结为一体，更出现英国脱欧的重大倒退，要求在差异更大的世界范围内马上接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并形成共识，仅仅依靠理念的感召是不够的。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人们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物，世界需要亲见实实在在的成功示范。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而这个坚实基础就是通过探索尝试和示范推广造就的，探索与尝试在一定的时期甚至领先于理论的构建，示范则为迅速推广、降低改革风险提供了可靠经验。但是，以往的探索往往限于一城一地，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规模之大及影响之远，都是波及世界的，因此需要更为复杂的理论构建和更大规模的实践检验，这就需要包含更多制度与模式、城市与人口的区域承担。
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一城一地的范围，和制度单一的实践，都不足以为全国和世界进行示范，而利用一个在当今世界经济体中可以排名第十一、人口相当于中等国家的“混合区域经济体”，且具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的高度复杂的区域，确属举世难寻的探索复兴大道的实践胜地。无疑，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养育雄烈之气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也有培植包容之心的制度与模式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无论经验与教训，对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都是巨大的财富。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拥有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且经济实力相当于中等国家的独特区域，其理论创新与具体实践本身就牵动甚广，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全局性宏伟蓝图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精心努力才能逐步显示更佳的效果：因为复杂的区内结构性矛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磨合甚至对撞才能化解，各相关城市的相对优势也需要时间协调才能形成聚合效应。
但是显然，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置与推动，不会仅仅以经济规模超越已有的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等三个湾区为最终追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包容天下之长的撷英集粹、融合发展，可以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验证，为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最为合理、有效、坚实、可靠的光明大道。
粤港澳大湾区将能够利用这个区域在制度与模式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直观地向当今世界证明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模式、不同法律体系、不同社会文化可以在更大的共同利益的目标下，通过融合、创新与实践，探索出更为优化的发展模式，为世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为众多的发展国家提供更为有效的发展道路选择。这种优选与示范，将是已经回归世界政经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对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做的中华文明的贡献，将对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①三个法域：三个法系，按照法国比较法学家达韦德教授在《当代世界法系》一书中的划分，香港可归属于英美判例法系，澳门可归属于大陆法系，内地可归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李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问题》。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月号
②全球以粤语为母语者约有1.2亿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海南等地，在广东省1亿人口中，使用人数超过6,700万。随着近代两广地区人口向海外迁徙，粤语在加拿大及澳洲等地之华人社区中为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粤语也是除了官话外，唯一在外国大学有独立研究的汉语族语言。此外，粤语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以及北美洲、欧洲和澳洲、新西兰、圣诞岛等地的华人社区都有广泛分布。
③广州十三行，又称广东十三行、十三洋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锁全国对外口岸，仅保留广州珠江粤海关一带作为对外通商港口，且不得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
④黎沛文：《从居民到公民：香港人国家认同主体资格的建构》载于陈广汉、黎熙元主编：《当代港澳研究》2018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⑤《中国恢复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信心》-访《亚洲事务》杂志董事长贝齐尔。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01年1月号。
⑥同上
⑦“科层制度”是一种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基本职能是执行决策者的经任命产生的官员所组成的大型组织。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流程和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对维持秩序、获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败必不可少。
⑧原载于郭伟峰着《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