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苏格拉底相遇孔子——第三届中国–希腊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6月5日至6日在曲阜举行。或许与本人以前发表过关于孔孟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文章，[1] 以及本人是山东省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有关，虽未提供论文，但还是作为“嘉宾”应邀与会。会议举办者发给的代表证上，就是这么写的。

文人就好凡事“挑刺”。 6月5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是在孔子研究院的大礼堂举行，与会者有人当看到会标上的“相遇”（Meet）时，即认为这词用的不好。如果细究起来，会议的名字也确实有点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krates）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前399年。孔子是生于前551年，死于前479年。也就是说，孔子死后的第十个年头苏格拉底才出生的，并且一个生活在希腊雅典，一个在中国曲阜，二者实际上不曾相遇。

但是，不可过于抠字面的意思。两个不曾在时间与地点上相遇的历史人物，我们后人也是可以让他们重新相遇的，并且，已有西方前辈做出了榜样。就拿苏格拉底与孔子来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早在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就讲，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的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等、中国有孔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斯在书中让苏格拉底与孔子相遇了，我想在这里，相遇也就是拿他们二人来比较研究一番的意思。

5日下午在阙里宾舍举行的分专业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时谈到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相近之处，但也谈到了二人国家体制思想上的差异，曾指出：孔子是向后倒的未来国家蓝图，苏格拉底则是具有现代性的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思想。这引起了一些中外与会学者的兴趣。当时即有人认为我的提法“有新意”，建议写成文章发表出来。但因学期末了，教事缠身，毕业生要论文答辩、在校生也要考试出题，加之个人以前疏懒的老毛病又犯了，便由夏到秋，一直拖到了现在才动笔。下面即是我当时发言要点的记述与展开。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相同的地方

我当时谈孔子与苏格拉底二人相同的地方时，讲到了：1、他们二人都是爱智主义者，虽然出身不高，但博学与有自己的思想，在社会上很早就有影响；2、二人都是道德思想家，讲究人要有自我克制能力，要有道德修养；3、二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有教无类，都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4、二人都有社会担当心。另外，甚至二人思想存留于世的载体形式也是一样的。都是用了谈话的形式，都是由他们的学生或再传弟子记述的。苏格拉底有《对话录》，孔子则有《论语》。

史载孔子的出身并不高，年轻时很不被人看起。《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孔子贫且贱”；有一次鲁国贵族季孙氏家举行宴会招待士，孔子也去了，却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挡在了门外：“孔子要絰，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以上记述当无误。此点孔子本人也承认过。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曰：“吾少也贱”。

孔子奉行爱智主义，爱学习，是出了名的。不想现在的多数人这样，不读书不看报，只是做拉关系当官与发财致富的梦，信奉反智主义。

我们都知道，孔子关于学习的最有名的话之一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2] 他还说过关于学习的如下名言：“学而不厌”；[3]“三人行，必得我师焉”；[4]“学如不及，犹恐失之”；[5] “朝闻道，夕死可矣”。[6]

另外，《论语·八佾》中还记载他不耻下问的故事：“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以上话的白话文即：孔子进了太庙每事必问。有人见此便说了：谁说鄹邑出生的孔某人知礼？进了太庙什么事都问。孔子听了后说：我这样做本身就是知礼的表现。

司马迁讲孔子早年“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7] 他不是专为找事做而作的上述旅行。孔子此行当有学习的目的在其中。史载“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8]《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鲁昭公十七年是公元前525年，孔子该年虚岁27岁，他上述的出国学习之行当在此期间。

屈原《离骚》中写道：“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孔子也是这样。在回到鲁国之后，孔子又曾在鲁君的帮助下与鲁国人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即去周天子所在的今河南洛阳市学习周礼和研究古代文献。回来后，其即名声鹊起。史载：“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该年30岁，“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9]

总之，孔子的爱学习就像其自己所形容与总结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10]“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1]

苏格拉底的情况与孔子大致相同。苏格拉底也是出身不高，也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刻苦学习，很早就成了蜚声雅典城邦内外的名人。

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述，苏格拉底生于雅典，系出阿罗贝格部。父亲苏甫若尼斯各是位石匠，母亲裴娜瑞德是位助产婆。苏格拉底本人也做过石匠。是朋友格黎东把他拉出作坊，使他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在作坊里和市场上与人讨论问题，“由于他辩论得激烈，常常有人抱之以老拳，或者扯他的头发；在多数情况下他总是遭到白眼和嘲笑，他却对这类虐待泰然处之。有一回他挨了一脚毫不在意，别人看了甚为吃惊，他说，‘要是毛驴踢我一脚，我能跟它打官司吗？’”[12]

苏格拉底与孔子一样，也是极其热爱学习，大力提倡人接受教育。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识即美德”。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苏格拉底传》中讲到，苏格拉底曾说过：“只有一件好事，就是知识，也只有一件坏事，就是无知”。 拉尔修另外还记述，特尔雯神庙的女祭司曾对人讲到：“在所有活着的人中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13]

据英国研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知名学者、爱丁堡大学教授A.E.泰勒研究，苏格拉底在很年轻时就达到了上述“在所有活着的人中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的水平。泰勒在其的《苏格拉底传》一书中写到：“重要的是要知道，苏格拉底作为一位具有杰出的理智力量的人物的声誉，必定在他的前半生就被确认了，尤其是他跟著名的‘智者’的关系必须追溯到这个时期……特别是普罗泰戈拉在几年前就已认识了他，并且称赞说，他是他遇见的当代最有才能的人，并对他的将来寄予最大的信任”；“苏格拉底本人在他40岁以前在远离雅典的知识界中为他自己赢得了卓越地位。我们从柏拉图的《菲多》中知道在他临终时在场的人的名字。并且其中的一两个人的出场都是意料之中的。这些名字中的几个人都被色诺芬证实为苏格拉底的朋友。尤其是从特比斯来的两位年轻人西米亚斯与克贝（一度是毕达哥拉斯派菲洛劳斯的学生），和从麦加拉来的两位埃利亚派人士欧克里德与特普西昂也在场。西米亚斯和克贝是被色诺芬提到名字的。他们属于那些真正值得提到名字的人们之列。他们为了专心致志于他们的灵魂的善而是苏格拉底的常客。居勒尼的有造诣的世界主义者阿里斯提卜（尽管实际上不在场）与苏格拉底的交情之深在柏拉图看来，必须对他的不在场作出某种解释。厌恶阿里斯提卜的色诺芬也把他写成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一名成员，并且受到苏格拉底对他的懒惰与贪图酒色的生活的辛辣的指责。毕达哥拉斯派对苏格拉底的特殊兴趣表现在以下的事实，即柏拉图关于他的死的谈话是通过埃利斯的菲多对毕达哥拉斯派的弗留的埃科克拉底和一群未提到名字的志趣相同的人说的，他们表现为热烈的仰慕者，渴望知道这位伟人的最后时刻的全部情况。当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的故乡的城邦，即特比斯、埃利斯、弗留，都是‘敌人’的城邦，尽管公元前421年名义上签订了和平协定，伯罗奔尼撒战争却继续下去，几乎从苏格拉底的40岁一直持续到他66岁。似乎可以推出，他与这些非阿提卡的哲学家中的老人的联系必定是在他40岁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而散居在希腊地区各处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团体必定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把他推崇为一个受尊敬的教师了。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从特比斯来的毕达哥拉斯派的年轻的学生们曾经渴望大战一结束就能够成群地去拜访他。同样性质的‘国际声誉’是通过出自埃斯克勒的、保存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说明所假定的，那就是，尤其是居勒尼的阿里斯提卜首先是被‘苏格拉底的名声’吸引到了雅典。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包含的是，和某些现代的描述相反，苏格拉底从他的生活的早期起，在远离雅典的知识界中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位杰出的人物”。[14]

孔子苏格拉底二人都是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时代最重要的道德思想家。雅斯贝斯指出他们的思想原则塑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主要就是指的他们的这一点。中国的孔子大力提倡人要讲究仁、义等一套道德伦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提倡人要善行、要有道德地生活。

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仁”居于核心地位。尽管《论语》一书中，孔子在具体场合下对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所指的中心是明确的，这就是讲究人要发自心地去善待同类，要有爱心， 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

它大体与近世讲究的人道主义相类似。《论语·里仁》中有“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子曰：‘里仁为美。宅不处仁，焉得智？’”；“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等语。

对于达到仁的途径，孔子设想是通过人自身的克制，人的自我修养：“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5]

义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孔子的“义”之所指，是说人的行为要公正合宜，尤指不能贪人钱财，讲就信用等。

其在《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论语·宪问》中讲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在《论语·述而》中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另外在《论语·里仁》中还说过如下的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该句话的白话意译为：先生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没有敌对，也没有过于亲密，凡是讲义的就是朋友、亲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对于不贪富贵安贫乐道的弟子颜回，他褒奖有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6] 颜回死，孔子像失去了儿子一样悲痛欲绝。“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孔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17]

在义之与比方面，孔子还说过如下著名的话：“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8]

在此顺便提及，由孔子以上“义之与比”的言行，联系《论语·颜渊》中子夏“君子敬而无佚，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本人认为，近年来有人拿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硬往孔子身上套的做法，有欠公允。

与孔子相近，苏格拉底也提倡人的灵魂尽可能地美好，提倡人有道德地生活，提倡行善事，“被认为是西方道德哲学之父”。[19] 苏格拉底也在很多情况下认为，克己禁欲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并且，苏格拉底也大力提倡人讲诚信。由此想到，张东荪先生曾说过中国人“主修”，西方人“主智”，也不尽然。

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一书的《论自制力的重要性》篇中写道：“如果自制算作人光荣而又具有价值的美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回想一些事情，来证明苏格拉底是不是在指引人走上自制的道路”。

色诺芬在该篇中记述道，苏格拉底曾说，“每个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把自制当作所有道德品行的基础，首先树立自己心中的道德标杆。无法自制的人是无法学会付诸实践将任何好事实现的。甘愿做肉欲奴隶的人身心都会面对同样恶劣的境况”；“如果没有自制那么他将不值得信任。你会把自己的羊群、粮仓，或者农场里的大小事务交托给一个毫无自制的奴仆来做吗？就算是白送给我们这些，我们也不会接受一个这样的人来负责帮我们打理一切。既然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自己要做到自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并且，苏格拉底身体力行，“他不仅仅是发表这样的言论，还付诸行动来证实。他战胜了自身身体的欲望，也战胜了一切与金钱相关的欲望。他一直觉得不管是谁，如果他的金钱来路不正，那么他就是让自己被困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并且地位极其卑下。”[20]

色诺芬在该书的《对话诡辩家安提丰》篇中记述了安提丰当面讲苏格拉底生活状况的话：“你所用来果腹的食物都是最粗劣的，你的衣衫总是破旧不堪，没有任何季节的区分，你不着长衫也不着鞋袜。”[21]

色诺芬在该书的《人贵在自制》篇中记述苏格拉底的话说，“自愿受苦的人在忍受苦难的时候，心中都怀着美好的希望，并因此心怀鼓舞。就像狩猎人是心怀猎获猎物的心情去忍受打猎的辛苦劳累一样。其实这些劳苦所换来的价值并不大。但那些为了收获珍贵朋友而付出辛劳或者为了战胜仇敌而付出努力，还是那些为了拥有健康体魄、饱满精神而妥善治家，为朋友作出贡献，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可以说，他们是非常心甘情愿地付出努力，并且也是享受其中的。他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自己过得自在惬意，还能得到别人的艳羡与敬佩。何况，贪图眼前安逸的现状，就会像健身教练所说的一样，既得不到健康的身体，也不能让心灵得到任何知识的积累沉淀。持之以恒地努力可以让人建立起美好高尚的心境。这是前人传授的经验。赫西阿德斯也曾说过：‘恶行无处不在，就在你的眼前，你的身边，这条道路走上去是平坦无比的，随时可以踏上。’但是高尚的神明把辛劳汗水放在了德行宫殿之前，这条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常常会让人产生放弃的念头，但当你即将攀登上顶峰的时候，它会逐渐变得容易起来，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无赖们不要以为留恋轻松的事情是什么好事，说不定你得到的只是艰苦。”[22]

苏格拉底主张人们在色情方面也要有自制力。

当时的希腊社会中盛行男同性恋。色诺芬记述道，“在色情方面，一直以来他都奉劝别人要与俊俏貌美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一旦与这类人关系打得火热，就有可能出现无法把控自己的情况。他曾在看到克里同的儿子克里托布洛斯在亲吻了阿尔克比阿底斯的儿子后问我：‘你不是告诉过我，你觉得克里托布洛斯是个很有节制，也很谨慎的人吗？’”；“苏格拉底说：‘……你可知道与一个美男子接吻会有怎样的后果吗？你将会成为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会把大把的金钱挥洒在娱乐里，会被很多纷繁的事情缠身，由此自然而然就分散了你用在高尚善良的事业上的心思，甚至还会做一些让疯子都会觉得不屑做的事情。’”[23]

另外顺便提及，苏格拉底认为做事有分寸也是人有道德的重要表现。拉尔修在其《苏格拉底传》中讲：苏格拉底“有一次当被问及什么是构成一个年轻人的美德时，他说：‘做任何事都不过分。’”[24] 其这点也与孔子相近。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与苏格拉底二人，又都是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各自重要地位，也与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教育家有关。

《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曰：‘有教无类。’”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留下了名字的学生中可以看到，他的学生中有十分富有的，也有家庭经济情况不行的；有鲁国本国人，也有齐、宋、陈、卫、晋、吴等外国人；有年龄小的，也有年龄大的；有良民，也有坐过监的。

用现在的话讲来，孔子学生中的成功人士不少。《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的“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即人们常说的贤人七十二。他们中，包括了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冉求、仲由、端木赐、言偃、卜商、曾参等人。

颜回事迹本文前已涉及。另外据孔子讲，他还有 “不迁怒，不二过”，“其心三月不违仁” 的美德懿行。[25]

闵损字子骞，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而其孝悌之德尤为人称颂。

冉耕字伯牛，为人端庄正派，善于待人接物，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与颜回、闵损并称。也是与颜回一样，因病英年早逝。

冉雍字仲弓，品学兼优，为人度量宽宏，仁而不佞。《荀子·非十二子》中将他和孔子并提：“下则法仲尼、子弓（仲弓）之义”。孔子认为冉雍可以做一国之君，并且二人一起讨论过君临之术：“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26]

冉求字子有，亦称冉有。多才多艺，性格直爽，以擅长政事著称。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27] 冉求长期担任鲁国季氏家臣，曾率兵御齐，打败齐军。孔子晚年的体面回国，与他有直接关系。

仲由字子路，又名季路。性格直爽，信守承诺，为人勇武，忠于职守。也以擅长政事著称。曾协助孔子堕三都。后来做卫国大夫孔悝的蒲邑宰时，在贵族内讧中被杀。

端木赐是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曾经商于曹、鲁之间，富致千金，在孔子弟子当中最为富有。他办事通达，性格开朗，以语言著称，擅长外交活动，常在鲁国、卫国任职和参与政治活动。

言偃是陈国人。名偃，字子游。性情豁达，为人行事不拘小节，在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著称，主张用教化来治理社会。他为了贯彻孔子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的主张，在做武城宰时以礼乐为教，使境内有弦歌之声。

卜商是晋国温地人，字子夏。性格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孔子去世后，他到魏国西河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教训，以防止臣下篡权。提出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李悝、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曾参字子舆。其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弟子，一辈子笃信孔子学说。曾参举止稳重，性情沉静，为人谨慎，待人谦虚，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他曾提出“慎终（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虔诚追念祖先美德），民德归厚”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被后人尊称为曾子。据传以修身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是他的作品。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是招收弟子不论人的出身高低、国别与年龄。就像色诺芬所记述的：“他热爱人类，是普通民众的朋友。他结交的许多喜欢听他讲学的人中，有来自各国的人，他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报酬，并且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毕生所学都教于他人。”[28] 另外，苏格拉底对其心爱弟子的爱也是至上的，就像孔子喜欢他的大弟子颜回。

拉尔修在《苏格拉底传》中讲到，苏格拉底弟子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色诺芬、安提西尼和所谓的十家。十家中最杰出的是埃斯基涅斯、菲多、亚里斯提卜。[29] 此外还有格黎东等人。

史载，关于柏拉图的成为苏格拉底弟子，有这样一个故事：“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天鹅落在他膝盖上长出羽毛，然后长啸一声冲霄而去。第二天柏拉图前来求当弟子，苏格拉底宣称他就是他梦见的那只鸟。”[30]

色诺芬在苏格拉底的弟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德洛之战中，色诺芬从马上摔了下来，苏格拉底“赶忙过去救了他的命”。[31]作为历史学家，色诺芬著有《远征记》、《希腊史》、《苏格拉底回忆录》等著作，并存世。他的《希腊史》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编，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他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则全面地记述了其老师的为人与言行，是后人研究苏格拉底的最重要史料。

安提西尼（一译作安谛斯滕）被认为是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不是纯雅典人，母亲是外邦人，被人瞧不起。但当有人告诉苏格拉底安提西尼的母亲是色雷斯人时，他回答说：“啊，难道你期望一个如此高贵的人会由两位雅典的父母生育的吗？”[32]

安提西尼在哲学观点上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只有个别的可感知的事物才真实存在，一般概念和规律是不存在的，“只能看见此马或彼马，而不能看见一般的马”。主张哲学家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不自然的，宣扬自立、自足、自制的道德思想，说“与其享乐，不如发疯”。

埃斯基涅斯（一译作艾斯钦）与其老师苏格拉底一起，被认为是雅典“最初教授修辞术的人”。[33] 但当初被苏格拉底收做学生时，埃斯基涅斯却是个穷人。他对苏格拉底说，“‘我是个穷人，什么都没有，我把我自己送给你。’苏格拉底答道：‘怎么，你不知道你送给我的是无价之宝？’”[34]

菲多（一译作裴洞）也是出身低微的人。早年被俘为农，辗转于困境之中，是苏格拉底让朋友也是学生的格黎东出钱把他赎回，使他成为哲学家的。菲多是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

亚里斯提卜（一译阿里斯底波）是非洲昔勒尼人，家境富裕，是个享乐主义者。因钦慕苏格拉底之名来到雅典追随苏格拉底，后成为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

亚里斯提卜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感觉是主观的，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他提倡享乐主义的伦理学原则，但强调“要能主宰快乐，而不为快乐所主宰”，并认为有知识或智慧的人才真正谈得上快乐。

格黎东（一译作克里托）有点像孔子的大门徒子贡，颇有资财，是雅典的富翁之一。因为敬佩苏格拉底而成为苏的门徒，并且非常忠实。就像色诺芬在《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中讲的，像格黎东等一些人听苏格拉底讲学，“他们并不是为了成为雄辩家或者律师，他们是为了做一个光荣无上的好人，是为了让他们家族中所有人以及亲朋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受到旁人的指责。这些人一生都没有因为做坏事而受到人们的指责。”[35]

关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都有社会担当心。这里包括了两点，一是二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二是二人都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具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虽然曾长期流亡在外，但孔子对鲁国一直怀有深厚感情。《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浠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之国也。’”《论语·述而》中记述孔子的话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中对于孔子讲此话的背景有说明。他当时从曹国到了宋国，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杀他，先是把树杀了。孔子一行人只好离开。弟子们害怕了，催促他快走，便有了孔子以上的话：上天已把传播道德的使命赋予本人，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对雅典城邦热爱，也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其曾在法庭的申辩中讲到：“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动弹，我决不会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以我惯常的方式说：‘高贵的公民啊，你是雅典的公民，这里是最伟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闻名，如果你只关心获取钱财，只斤斤于名声和尊荣，既不关心，也不想到智慧、真理和自己的灵魂，你不感到惭愧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附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我想是神灵把我拴在城邦上的，具有这样一种资格，可以走来走去，激发、催促和责备你们每一个人，整天不停地到处紧跟着你们”；“一个于你们有恩、需要闲暇激励你们的穷人，对他最适合的是什么呢？雅典公民们，对这样一个人最适合的是让他在国宾馆用餐。这对于我最恰当，远过于对你们当中在奥林比亚赛会上赛马赛车得胜的人。因为他使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使你们真正快乐”。[36]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不同之处

除了本文前已提及的国家体制思想不同之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不同之处还有如下其他几点是：1、二人的知识观不同；2、二人对统治者的态度不同；3、二人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不同；4、二人对妇女的看法有区别。

虽然孔子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中有君主限权、朴素联邦与地方自治的成分，此点本人以前在研究时也指出过的，但是，他的理想国家蓝图却是倒退与回溯性的。就像我们前已提及的，他的政治目标与理想是恢复西周礼制，认为恢复了西周礼制，天下就“归仁”了，就达到了理想状态。

关于此点，孔子在如下话语中，讲的更具体与详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矣”；[37]“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8]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9]

与孔子不一样，苏格拉底肯定雅典当时施行的共同体契约性民主法治体制；同时主张对雅典城邦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进行改进。[40]

我们前面的引文中提到，苏格拉底在法庭的申辩中曾认为雅典是“最伟大的城邦，最以智慧和力量闻名”。

在对话录《格黎东篇》中，苏格拉底与格黎东对话时曾以拟人方式讲到法律所给予公民的平等与自由，以及雅典政治的契约性：“苏格拉底呀……我让你出生为人，抚养你，教育你，给予你我能办到的一份好处，如同每一个公民一样。而且我还宣布，我向每一个雅典人提供自由，当他已经成为公民，熟悉城邦和法律的治理情况时，如果对我们不满意，可以携带自己的财物离开，到他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去。没有一条法律从中作梗，不许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对城邦不中意的人离开，迁往一个殖民地，或者到外邦去侨居，把全部财务都带走。可是，如果有人留在这里不走，看清了我们如何执行法律、管理城邦，仍然无意离开，那我就要说，事实上他已经跟我取得协议，我可以向他发号施令，他愿意执行。”[41]

另外，色诺芬在《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里，也记有苏格拉底在与小白里克里斯交谈时说的肯定雅典人与雅典司法的话：“苏格拉底说：‘白里克里斯，千万别认为雅典人的毛病已经非常严重，甚至是无可救药了。你可曾发现在海军训练上，他们仍然是井然有序的；在运动竞赛上，他们仍旧是十分服从领导的；在歌舞训练上，他们也仍旧是不逊于其他人的。’……苏格拉底问道：‘白里克里斯，你觉得阿莱阿斯帕各斯的法院怎么样？他们难道不是由那些久经考验的人组成的吗？……那你觉得还有谁会在断案上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合理、更有尊严、更公正呢？’白里克里斯回答：‘我实在找不出他们的毛病。’”[42] 阿莱阿斯帕各斯，雅典城堡对面的一座小山，是雅典最高法院所在地，雅典最高法院因所在地而得名。

与上述二人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不同有关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知识观也不一样。

为恢复西周礼制的政治主张服务，孔子像他自己所讲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一生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43] 孔子向学生传授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上的知识，包括古代礼仪制度，以及与之有关的诗、书、御、射、乐等。

更进一步，孔子主要向学生传授做官的本领与技能。他曾直接对人讲：“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已！”[44]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45]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则主要是同他的门徒们开放式辩论，一起追求真理，一起探究哲学问题；一起学习与了解社会现实。为此，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曾称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为“思想作坊”（或译作概念工厂）。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平时的工作是对雅典各类公民提出建议与忠告，就像其在法庭申辩时所讲的：“雅典公民们，真理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职位在哪里，不管这是自己选定的，还是上级指派的，他都应该坚守在那里，而对着危险，不考虑死亡，也放弃其他顾虑，决不让荣誉受到损害”；“我这个人，一辈子忙忙碌碌，无意于多数人所关注的事情，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城邦里喧腾的种种热门活动，诸如宦海沉浮、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等等，一概不闻不问……一心为你们每个人作出我认为最大的服务，千方百计说服各位关心你们自身，关心自己尽可能地臻于完善和智慧，不要只想个人的琐事，要关心城邦本身，不要老想城邦的琐事。”[46]

对于统治者的态度，孔子有无原则尊崇的倾向。《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乡党》记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寅寅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踧踖如也，局促不安的样子；与与如也，弓着腰的样子。亦即，孔子在当权者面前如同京剧《法门寺》中的丑角贾桂，不敢伸直腰。

苏格拉底不这样。与孔子完全不同，苏格拉底则对统治者有不恭的倾向。换言之，苏格拉底是以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从政者。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人物也是人，有时候还不如老百姓有智慧哩！其在法庭申辩时公开讲，“我去访问一个有智慧名声的人，心想在他身上可以证明（关于我的）神签有误，可以向它指出：‘这个人就比我智慧，而你却说我最智慧。’我对这人进行考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说，这是一位政界人物。见到他，雅典公民们，我的眼界大开。我跟他谈话，发现这个人虽然很多人认为智慧，他自己尤其自认为智慧，实际上并不智慧；于是我试图给他指出，他认为自己智慧而实非如此。……我临走的时候心里暗想：‘我还是比这人智慧；因为我们虽然没人真正知道美的和好的，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什么，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看来我在这一点上要比他智慧，这就是以不知为不知。’……天狗在上，雅典公民们，我必须对你们说老实话，我得到了一点经验：那些名气最大的，我从神的意旨来看，几乎是最不行的；那些名气比较小的，却颇为讲理，似乎是比较干练的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到处奔波，备尝辛苦，终于证明那条神签是驳不倒的。”[47]

苏格拉底不像孔子提倡畏大人，而是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下材料也是苏格拉底该方面主张的曲折反映。色诺芬在《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记述说：“指控者说苏格拉底教唆青年对他们的父母不重视，让他的门徒们都认为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更为聪慧”； 指控者说“苏格拉底除了教唆他的门徒轻视父母之外，还教唆他们轻视其他的亲属，说亲属不如医生或者律师所提供的帮助多，因为医生可以进行治疗，而律师可以为之进行诉讼”； 指控者说“他曾表示，只有那些明白很多事情并对他人有益而且让人们也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最受尊敬的。”[48]

另外，苏格拉底认为，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之中，管理者与劳动者，都是在为自己而工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他为此曾把管理者比作狗。色诺芬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城里发生革命后，阿里斯托哈斯家里来了许多亲戚，他经济力量有限，负担不起许多的来人后，在苏格拉底的提议下，借钱开了一间羊毛作坊。羊毛作坊开起来了，并且经济效益还好，但问题又来了，亲戚中的妇女们对阿里斯托哈斯的不干活有意见。苏格拉底听后对阿氏说：“你怎么不把狗的故事讲述给她们听呢？……可以这样告诉你的亲属们，你其实与传说中的狗是一样的，是她们的保护者，因为你的存在，才能保障她们安安心心地工作。因为有你，才为她们排除了一切困难。”[49]

孔子与苏格拉底，二人对待从事具体社会生产与体力劳动态度的一些不同。

孔子对人从事具体社会生产与体力劳动是持轻视的态度。从他的恢复西周礼制理想考虑，认为唯有知礼才最重要。因此，当有学生想与其讨论如何种田时，孔子曾大发光火：“樊迟请学稼，子曰：‘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我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50]

另外，本文前面提到，孔子讲过“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的话。由此想到，文革时期，在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曾据此批判孔子轻视体力劳动者，看不起工农大众。孔子是有那么点意思。

在此顺便提及，毛他们虽然批判孔子轻视体力劳动，但他也是一样。曾与孔子的上述想法一样，其在世时只管教人“闹革命”，认为“革命”上去了，生产自然而然上去。另外，其本人虽然早年曾当过老师，但却对此职业甚是鄙视。有这样一件事。其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校长张干，1949年之后在原湖南第一师范旧址上建的妙高峰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算学老师。在1950年10月毛的一次家宴上，当他打听张干下落、周世钊告知张还在原地当普通算学老师时，毛随口道：“哦？还在吃粉笔灰！”不久又就发挥其影响，让张“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后被聘为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优金”。[51]

与孔子正好相反，苏格拉底提倡人们从事具体社会生产与体力劳动。这也可以从苏格拉底的指控者那里得到证明。色诺芬在《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中记述道：指控者控告苏格拉底用古希腊著名诗人 “赫西阿德斯的诗句——不要认为做工是耻辱，而要将闲懒作为耻辱” 教育门徒，居心不良；色诺芬接着为苏格拉底辩解说：“苏格拉底同意这样的观点——忙碌的工人是好的，闲着什么都不干的人是不好的，做为善，闲为恶——但是他同样说了真正工作的人是那些做好事情的人，他们是最有用处的工人。”[52]

随着孔子热的逐步升温，我们中近年来有人对孔子轻视妇女的思想，想方设法予以掩盖。对历史人物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孔子是有轻视妇女的思想。他曾亲口讲过，“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53]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则是对有思想有水平的女性尊敬有加，而不论其所从事的职业高贵与否。

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伯里克利》中记述说，雅典高级妓女阿斯帕西娅是个非常聪明且具有政治家气质的女人，因此被伯里克利追求；苏格拉底有时也带着门人去拜访，他的朋友们也常把妻子带去听她高谈阔论，尽管她所做的事情既不体面又不正派，她培养年轻女子，使她们成为高级妓女。

另据研究称，“阿斯帕西娅和与之年龄相仿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友谊长期持久……显然，他被阿斯帕西娅的智慧所吸引”；“如果阿斯帕西娅到雅典不久他们就结识了，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龄，那么智力发展水平可能差不多。阿斯帕西娅受到智者的影响，尽管苏格拉底不是智者，而且反对他们信奉的真理，但他听过智者的演讲，思考过他们的学说……苏格拉底和阿斯帕西娅之间肯定有某些共同的认识，甚至诽谤者都称她为‘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则幽默地称她为苏格拉底的导师。此外，在完善苏格拉底的思想方面，阿斯帕西娅一定也起了作用，其中就包括关于女性的思想。”[54]

此外，与恢复周礼的政治主张相配套，孔子有思想统制的倾向。比如《论语·颜渊》中记述其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苏格拉底与之相反，提倡言论与思想自由。就像萧公权先生所指出的，“西人说言论自由多注意于个人之表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即认个人之良心为真理无上之权威。虽国法君令不能压倒良心，使之屈伏而发违心之论。氏之此说实为欧洲言论自由最早之呼声，亦即西方后此言论自由之基本信条。”[55]

三、有关的话语

综上所述，由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与态度的五点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学说与思想的性质。与孔子思想相比较，苏格拉底的思想无论在政治体制思想方面；在知识观上；在对统治者的态度上；在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上；在对妇女的看法上，都更具有进步性。用西方学术界的术语讲来，苏格拉底的思想与孔子相比，更具有现代性。

对于他们各自思想不同点形成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是选择使然，而不是什么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了，地理环境起了决定作用了，等等。

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都应是选择的结果。比如，在古希腊，社会的现实是对妇女极度轻视，妇女只被看成生育工具与实现性快乐的工具，不具有完全人性和理性。只有男人才被视为具有完全人性和理性。由此导致了人们的观念中男女之间的爱，不如两个男人之间的爱高尚，男同性恋在雅典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在（男同性恋）这爱情里，是两个理性存在之物之间发生关系……两个理性存在物之间的爱情是最高一类的爱情。”[56]

但就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苏格拉底却与雅典社会上一般人不一样，他是一反对男子搞同性恋，二能够平等看待妇女，曾带领门徒向知识女性阿斯帕西娅学习。

另外，与前述苏格拉底的政治体制思想有内在关联，曾经留学英国的阮炜，曾写书认为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自由。亦即，阮炜认为，作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源头的古代希腊政治制度糟的很；中国人以前的言必称希腊，就像毛当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批评的那样，很不正确。

在《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中，阮认为“希腊人没有宗教自由”， “希腊人没有人身自由”。到头来，甚至连柏拉图的在雅典讲学时发表自已的不同政治观点，也成为了希腊人中间没自由的证据。该书第八章《不自由的民主》的第八目，标题即是《搞意识形态控制的柏拉图》。[57] 要知道，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柏拉图的在雅典发表自已不同政治观点，这事有点像后来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的发布《我的奋斗》，表明的是当时雅典的社会内有自由。阮某人所举事例正好相反。然而，就是这样一本逻辑上不通的学术专著，在目前的我国却成了畅销书。2009年初版后，2014年又出了第二版。

关于古希腊社会中有无自由的问题，本人不同意以上阮的观点。笔者认为，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如下分析更有道理：苏格拉底之死不能说明雅典社会内没有自由，“苏格拉底被关进监狱，指控他的罪行是：宣扬新的神明，腐蚀年轻人。他在监狱中喝了毒药。这一件事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例证。那时候，他年事已高，讲了一辈子想说的话，而雅典刚刚经历了严峻的时刻，遭受了沉痛的失败，经历了急速的政府改组，以及严重的管理不善。苏格拉底是在一个突然的惊慌时期被判罪的——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当时的人们为自身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变得残忍凶恶了。应该说，这是个合乎情理的推测。即使如此，我们必须指出，他是被少数人判罪的，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他的名义继续讲学，不仅没有受到骚扰与干涉，而且受到人们的敬仰与爱戴。苏格拉底是雅典唯一的为自己的观点而死的人，其余的三人被迫离国。这就是名单上的全部人数了。”[58]

正因如此，才如我们以上所述，苏格拉底至死都认为雅典城邦伟大，都热爱着雅典的。

[1] 本人的笔者的《论孔孟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一文，发表于《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内容扩充后收入《宪政体制的历史思辨》（齐鲁书社2011年出版）一书。本人的《论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2013年孔子诞辰纪念日而作》一文，在同年山东省社联与曲阜师大联合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后收入《宪政体制的历史申论》（齐鲁书社2014年出版）一书。

[2] 《论语·学而》。

[3] 《论语·述而》。

[4] 《论语·述而》。

[5] 《论语·泰伯》。

[6] 《论语·里仁》。

[7] 《史记·孔子世家》。

[8]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9] 《史记·孔子世家》。

[10] 《论语·述而》。

[11] 《论语·公冶长》。

[12]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柏拉图对话集》附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01页。

[13]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0页。特尔雯神庙女祭该语王太庆译作“在所有的人中间苏格拉底最智慧”，似欠妥，故未用。

[14]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37页。

[15]《论语·公冶长》。《论语·颜渊》。

[16]《论语·雍也》。

[17]《论语·先进》。

[18]《论语·里仁》。

[19] 罗伯特·柯布里克：《希腊人：爱琴海岸的奇葩》，李继荣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版，第195页。

[20]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页。

[21]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22]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

[23]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24]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8页。

[25] 《论语·雍也》。

[26] 《论语·雍也》。

[27] 《论语·公冶长》。

[28]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29]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4页。

[30] 第欧根尼·拉尔修：《柏拉图传》，《柏拉图对话集》附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14-615页。

[31]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4页。

[32]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A.E.泰勒：《苏格拉底传》附录，赵继铨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8页。

[33] 第欧根尼·拉尔修：《苏格拉底传》，《柏拉图对话集》附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00页。

[34] 第欧根尼·拉尔修：《柏拉图传》，《柏拉图对话集》附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06页。

[35]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36]《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41页，第42页，第49页。

[37] 以上几条见《论语·尧曰》。

[38] 《论语·颜渊》。

[39] 《论语·季氏》。

[40] 参见柏拉图对话录《高尔吉亚篇》。阅读该篇时，可参考A.E.泰勒的分析。（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183页。）

[41]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7-68页。

[42]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43] 《论语·述而》。

[44] 《论语·泰伯》。

[45] 《论语·卫灵公》。

[46]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页，第48-49页。

[47]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页，第30-31页。

[48]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

[49]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8页。

[50] 《论语·子路》。

[51] 辛平：《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太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第160页。

[52] 色诺芬等：《苏格拉底》，峥嵘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53] 《论语·阳货》。

[54] 罗伯特·柯布里克：《希腊人：爱琴海岸的奇葩》，李继荣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版，第195页，第196页。

[55] 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56] 霍普·梅：《苏格拉底》，瞿旭彤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8页，注14。

[57] 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58] 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