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思想是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宗旨和灵魂，它的根本主张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以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生活现代化。中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现代化进程越深入，能否走富民道路就越关键。走富民道路，就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反之，走贫富悬殊的道路，那就只能堕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胡耀邦强调和阐发的富民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发展的宗旨是富民
从经济角度看，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作为中共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主张始终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胡耀邦在发挥、发展和阐述这一指导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报告中就已初步提出：今后要以生产力发展得如何和“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工作，否则就是“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胡耀邦当时就是这篇讲话稿的起草班子的成员，他对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完全拥护。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使农民群众“更快一些地富裕起来”，“这应当作为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一个中心思想提出来。”
1983年1月，邓小平在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最后经邓小平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胡耀邦完全赞成邓小平的这一论述。
1984年初，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提出了“富民政策”概念。他说：“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胡耀邦多次说过，“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因为“富民政策”鲜明地强调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宗旨、根本政策和道路就是富民。
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在富民问题上，胡耀邦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胡耀邦首先主张：“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他既不赞成国富民穷，也不赞成民富国穷，更不赞成国家和人民都穷，而是主张国家和人民都富。
那么，究竟是人民利益是根本、民富是根本，还是国家利益是根本、国富是根本呢?胡耀邦的回答是前者是根本。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两千多年以前，管子就曾讲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传到司马迁，就改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懂这个道理，共产党员反而不懂。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
他还更明确地讲过：“农民富了，我们国家才能富，你怕人家富干什么啊。”实际上，“民富了国家也富了。”
胡耀邦的这些论述也是对以往长期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人民利益的形左实右思潮的根本的拨乱反正。
由此可见，胡耀邦的治国理念是：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毋庸赘言，由于民富是根本，所以才能是“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否则，如果国富是根本，那就只能是“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国政策”了，也就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胡耀邦的根本理念。
以富民为宗旨
胡耀邦特别重视从党的宗旨角度论述富民政策，并以此要求党员干部实践富民政策。
他在讲到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时说：“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
他在讲到国富、民富与党员干部个人富裕的关系时反复强调：“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究竟是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到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富裕而奋斗上面?还是千方百计地只为个人利益奋斗，为小单位增加收入?这可是个大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胡耀邦还从群众观点的角度论述说：“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讲话发表的《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也指出：“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胡耀邦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能否实践富民政策，真正走富民道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只有在拥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条件下，它才是可能的;否则，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所以，胡耀邦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群众观点的角度论述和要求实践富民政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胡耀邦还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论述富民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他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极不以为然，斥责说：“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弄得什么也没有!”
胡耀邦又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角度论述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为国家富强，二为人民富裕。人民不富裕，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富民，改革开放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手段，所以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富民。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胡耀邦始终是把富民视为改革开放的目的、把改革开放视为富民的手段的。
如在1983年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又说：“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决定》确定的商品经济道路正是实现富民的最根本的道路。
富民要义：人民生活现代化
胡耀邦所说的“富民”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需要从他特别重视的消费角度去认识。
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消费环节既是最终目的，是目的地性的环节，也是作为原动力的起始性环节。胡耀邦特别重视消费，他从消费角度主张人民“生活现代化”。他说：“生活要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他在这里所说的“生活现代化”就是消费现代化。他不仅把消费现代化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更把它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他曾引用张闻天的话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生活现代化是目的性的。他所说的当然不是少数人的生活现代化，而是普遍的、人民的生活现代化。他所说的“富民”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人民普遍过上现代化的富裕生活。
胡耀邦的生活现代化意识源于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访东欧、苏联的经历。1978年11月，他曾在中央党校讲到：
“我们中国人同外国人吃饭不一样，中国人出国，人家请吃饭，我们总觉得我们的中餐好，实际上人家的饭比我们并不差。我觉得外国的饭比我们营养价值高，人家吃奶，吃奶制品，吃肉。……我们有许多陈旧的观念，羊肉、牛肉都不是饭，鸡蛋也不是饭，香蕉、栗子、枣子更不是饭。枣子怎么不是饭呢?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吃面包，吃大米饭，一点点就行了，把它当副食，我们拼命吃饭，吃粮食，老吃不够。我们中国粮食产量最低，可是消耗最大。这是几千年形成的。”
胡耀邦的这种阅历使其得以较早地倡导生活现代化。1977年11月，他提出：“现代化是一场革命。生活习惯也要改变。”实际上，这就是已经开始倡导生活现代化了。
胡耀邦认为，生活现代化首先是以现代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生活水平的现代化。所以，他特别重视通过发展现代生产力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在讲到饮食改革和革命时就说：要用30年时间，“通过畜牧业的大发展，根本改变全民族的食物构成，大幅度地增加食品中的肉食和奶制品，使中国人的体质根本好转，跻身于全人类体质的优等水平”。
胡耀邦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导致生活水平的现代化，而且还会导致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他在1978年5月就已提出：要研究一下，“人类吃饭问题经过了什么变迁?开始吃冷食，后来吃热食，现在，否定之否定，又要吃冷食了，是发展了的冷食。……一个发展方式，一个消费方式，改变是可以的”。后来又概括地说：“生活方式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这种认识，胡耀邦批评了把现代生活方式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错误。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农的、封建的生活习惯出发，把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批判，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不要被落后的东西束缚住。”
但胡耀邦并不认为所有的生活方式变革都要被动地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看来，在现有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能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导致某种程度的生活方式变革。如在讲到改进服装的花色、品种问题时，他就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他说：“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种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实际上，胡耀邦倡导穿西服、倡导分餐制、倡导改变烹调方法中落后的东西等等，也都是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来开路的。
不仅如此，某种程度的政治变革也是导致这种生活方式变革的一种重要因素，胡耀邦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了。实际上，现代生活方式并不是经济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经济现代化逐步出现的。但这里有一种重要因素，就是政治因素是否与这种历史进步趋势相适应。
譬如，如要发展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那就必须使人民得以享有相应的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以政治力量剥夺这种权利。在长期的极“左”政治之下，这个问题曾经非常突出，致使我国在现代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大倒退。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文革”前就说应在生活领域“有点自由主义”，胡耀邦更是在团的工作中直接实践。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胡耀邦等改革领导人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的贡献尤为突出。如在1983年12月，他就一口气讲了八个方面的松绑，即：(1)服装样式。(2)歌曲种类。(3)有恋爱情节的文艺作品。(4)人体绘画、雕塑。(5)电影、电视内容尺度。(6)舞蹈：集体舞和交际舞。(7)清查、禁止污秽物品的范围和办法。(8)人体结构、生理卫生知识教学。在这里，既有解放思想，又有政治变革，是这种合力在推动生活方式变革。在这里，政治变革就在于：公权力转向尊重人民发展和享受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并且切实下放和保障这种权利了。
胡耀邦指出，这种在现有经济条件下通过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实现的某种程度的生活方式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不要轻视生活方式的改革，许多改革往往是从生活方式的改革开始的。如孙中山就提倡穿中山装、剪辫子;五四运动就提倡白话文、妇女放脚;毛主席生前也提倡过不搞祝寿、实行火葬等。生活方式的改革对每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可以促使人们想到思想上、经济上、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他又补充说：“历代社会变革往往是同生活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往往首先表现在生活方式上。”
胡耀邦认为，在这些变革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对此，早在1978年4月，他就已经指出：“现代化工业、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事业，要求我们进行吃饭方面的改革和革命，而吃饭方面的改革和革命，又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进行。因此，我们要积极赞成这个吃饭问题上的改革和革命，宣传这个问题上的改革和革命。”
胡耀邦特别重视以消费刺激生产。怎样刺激呢?他讲到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如在讲到服装多样化问题时就指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措施。”
胡耀邦认为，这种以消费刺激生产的做法意义重大。如他对旅游区干部说：你们要搞好旅游区建设，“人民收入增加了，就要消费，他要上名山，到有海的地方去旅游，……这反过来又将成为推动你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胡耀邦关于人民生活现代化的这些论述，不仅当时是富有新意的、很先进的，是有力地领导了时代潮流的，而且其中包含的基本道理迄今仍然有效。特别是，将“人民生活现代化”明确为“富民”的一种基本内涵，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指标，它使一切虚幻的指标都会在它面前原形毕露。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2015年11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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