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道”有着至高无上的尊崇位置。帝王们都想做“有道明君”，出家人都想成“得道高僧”，道教徒都自称道士，“梁山好汉”都打着“替天行道”旗号，就连伪君子们也一个个“道貌岸然”。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是“终极真理”，是天地人效法的对象，是宇宙中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法则，是人们做人做事应遵循的常理、方法和路径，是抵达“德”的行为规范。而“德者”，“得也”。只要真正修道、守道、行道，早晚“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至于如何修道、行道,孔子的学生有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正人君子只有先夯实做人、做事、从政、经商的根本，方能明道、立道、弘道，受益于道。而立道修道的“根本”，就在于爱人、利人、为人。

汉武帝时，为了保证长年征战所需粮草的供应，朝廷对地方官员征收税赋情况进行严格考评，并据此决定地方官员的进退流转。时任京兆尹倪宽体恤民情，反对横征暴敛、杀鸡取卵，坚持视每家每户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征收税赋，能收多少则收多少，能缓收则缓收，完全不顾个人去留得失，因而在政绩考核中被定为最下等，按当时律令应当免职。老百姓听说后，惟恐失去一位好官，纷纷凑米筹钱，担挑车运，争相纳税。短短几天，关中地区赋税超额上缴，最终成绩反而一下子攀升到了其他郡县之上。不久，倪宽就被擢升为御史大夫。

东汉人荀巨伯有次到远方城市探看一位生病的朋友，恰恰碰上胡人攻城，朋友对他说：“我今天看来必死无疑了，您快逃吧!”荀巨伯说：“我远而来看望您，而你让我离开，这种为求活命而败坏道义的事情，哪是我荀巨伯会做的呢?”胡人进城后，问荀巨伯：“我们大军一到，整个郡都逃光了，你是什么人，竟敢留下来?”荀巨伯说，“朋友生病，我不忍心丢下他，愿以我的命来换他的命。”胡人深受震撼，纷纷议论说：“我们不守道义的人，冒犯了讲道义的地方。”随即撤军而去，那座城市因此得以保全。

明代曹州小商人于令仪为人宽厚，从不欺人。一天晚上有个小偷到他家行窃被抓，发现是邻居家的儿子。于令仪问邻儿想要什么东西，邻儿说：“若能得到一万钱就不愁吃穿。”于令仪就按邻儿说的数目给了钱，邻儿拿了钱刚走出去，于令仪又赶紧叫住他。邻儿不明就里，非常害怕。于令仪说：“你太穷，夜里背钱回家，易招人怀疑盘问”，让邻儿留宿到天亮后再回去。邻儿既感激又懊悔，从此痛改前非，成了一个安分守法的良民。

晚清商人胡雪岩年少丧父，家境贫寒。13岁那年，他在放牛时捡到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因担心失主找不到，就在原地等候，直到物归失主。失主是大阜杂粮行的掌柜，深为胡雪岩感动，就收他为学徒。15岁那年，一位金华火腿行掌柜到大阜杂粮行谈生意期间病倒，胡雪岩知道后，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金华火腿行掌柜病愈后，就邀请胡雪岩到自己的火腿行发展。在金华火腿行，胡雪岩接触并潜心学习了钱庄业务，为日后发家奠定了基础。20岁那年，胡雪岩遇到有才华、有抱负、有机遇但缺乏进京做官“本钱”的穷书生王有龄，就私借钱庄500两银子送给王有龄。日后正是借助王有龄的感恩回馈，胡雪岩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得以迅速暴富。

古人云：“临事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 无论倪宽升官，荀巨伯救朋友，还是于令仪放贼，胡雪岩发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关键时刻替别人着想、为别人尽力。正是基于这一点，倪宽赢得了民心，荀巨伯征服了敌军，于令仪挽救了窃贼，胡雪岩遇到了贵人。也正因为此，墨子强调：“道在为人”，这是做人之道、成事之道，也是做官之道、经商之道，更是治国安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