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从汽车站拉到了我家乡所属那个市的市区，我要求学的学校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的市区，道路静悄悄的，三轮车师傅的蹬车速度越来越慢，我跟他说，师傅您歇一会儿，换我来吧。我吃力地蹬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走在起起伏伏的路上，三轮车后面，坐着抽着烟浑身不自在的师傅。

我的家乡在山东临沂，我在那儿待了三年时间。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三年和我的青春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在那个名叫小埠东的村子，我是游离在校园的叛逆学生，是支起锅灶做饭炒菜的另类村民。专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苦闷气息，根本压制不住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我伏在冰冷的床上写诗，在黄昏的火车道上散步，去邮局寄信，在一家大厦对面的录像厅度过整整一个暑假……

我的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有的在这儿结婚了，他们喝着劣质的白酒，让前去贺喜的同学们醉倒了一片;有的在靠近城里的地方开了饭馆，哥们儿几个凑了钱给他送了条上书“马到成功”的牌匾;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和一个皮肤黑黑的男生私奔了，家长找到学校要人;在火车道上溜达的同学走了神，火车尖叫着在他身后强行刹车停了下来，奔腾的蒸汽里，冲出几个家伙把他痛揍了一顿……

可是我热爱这样的生活。我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古老的、正在拥有一点点现代气息的城市。校长带我们几个去歌舞厅，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灯红酒绿。我喜欢在文化大厦下面的自助公用电话亭，给一个喜欢的姑娘打电话，一次又一次地打，有次下了大雨，那个电话始终没有拨通，走在大雨里的我，心里还是有点儿高兴。

以后的十多年里，每次从北京回家的时候，都会在学校附近停留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都在做些什么呢?无非是去文化大厦看看，买几本书，到邮局的门口坐一会儿，抓起自助公用电话的话筒，想了想又放回去。呼吸着只有在家乡才能呼吸到的那种空气，胸腔里是甜的滋味，或者说这是回忆的滋味。我与家乡的关系，仿佛现在一个中年男人和不羁少年的关系，回头看去，现在的眼神，多是对过往的羡慕。那时多么年轻，尽管干了许多傻事。

2000年2月的一天，奔驰的火车把我扔出了北京站，坐着328路公交，我来到了一个名叫龙王堂村的地方(现在那儿变成了奥运村)，我来北京投奔我的朋友，第一夜在一个新租来的房间里，我和另外一个从东北赶来的朋友彻夜未眠，北京的冬天寒冷又干燥，我的那个东北朋友说：“哥，咱们回家吧。”我说：“好。”结果没几天他回去了，我却在这座庞大的城市一停留就是十多年。

北京和我又是什么关系呢?汪峰写了出来，在那首名字叫《北京，北京》的歌里，他这样唱，“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器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当我在KTV里，在一帮面孔模糊、来历不明的家伙面前，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首歌时，我理解了自己和北京的关系。

在这儿，我是主人，也是过客，我像路过自家门口一样路过天安门，却会在经过某个地下通道的时候，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在蓝色港湾看电影，在朝阳文化馆朗诵诗歌，在宋庄喝醉，在通州老去……在北京，我结束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开始了无聊的中年生涯，几乎每一天都在想着，什么时候能逃到某个大山深处，却又在每一个充满雾霾的清晨醒来，加入这个城市拥挤的人潮中。

有一次我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终于过上了自己年轻时梦寐以求的“卖字为生”的生活。朋友回信说，恭喜你阴谋得逞了。我是怀抱着什么阴谋来这座城市的吗?如同当年的沈从文一样?这我没有仔细想过。有一次喝醉了，我抱着朋友的肩头，跟他说：“我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你知道吗?”擅长拆台的朋友说：“你是什么狗屁作家啊，你写过什么畅销书没有?你就是一北漂，和别人一样的北漂。”我不服，那我也是一个北漂作家。

北京和临沂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对于家乡来说，我是一个逃离者，未来对于北京也是，会在某个时刻默默地离开。一个人离开一座城市，多少是有些伤感的，因为城市会寄托人许多的情感，可对城市来说，它没有伤感的理由，每天都有新鲜的人群涌进来，每天也有熟悉它每寸肌理的人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