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出了一批由中年教师担纲的近代史课程，已故杨立强教授的“北洋军阀研究”，和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的“北洋军阀史”南北呼应，很多人选修。修到半路，“湘”、“淮”、“直”、“奉”、“桂”、“滇”、“川”、“粤”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大家都弄晕了。课代表邱俭同学告诉说：系资料室里有一本新书《军绅政权》，分析特别清楚，很值得看。找来薄薄一本，当时觉得真的不同凡响，梳理得非常透彻。然而，三十年过后，本书再版重印，读来却有了一点新的想法。

陈志让(Jerome Chen，1921- )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1980年，三联书店初版;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清理“军阀政治”，意在揭示清末民初的政权性质。《军绅政权》讨论了一段难堪的往事：民国以后的各色政权，都是“军政府”。可是，“军阀”们倒也没有单独执政，大约和南美“独裁者”(Dictator)的军政府还是有所不同。军阀们联合受过教育、有着功名、占据田地、获得官衔的“士绅”们共同执政。换句话说：民初政权的结构是复合的，“军”与“绅”共天下；民初政权的形态虽然混乱，不够“统一”，但却难称“专政”。《军绅政权》用“军-绅”关系分析社会，陈志让先生认为：1860年到1895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尚能控制湘、淮军人，辅佐清廷，是“绅-军政权”;1895年到1949年，“绅-军”关系逆转，中国政治转为“军阀”主导的“军-绅政权”。军阀横行，乾坤翻转，搅得清末民初社会大乱，中国的“近代化”因此而遭遇挫折。

从“士绅社会”的解体，看传统政治的破产与现代社会的重建，这种分析方法在民国学者，以及海外“汉学家”中间相当普遍，视为自然。Gentry(缙绅)、Literati(文士)，至今还是海外汉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把儒家和欧洲基督教会对照，指出明清是“士绅社会”，西方是“僧侣社会”，这种比较确实能够揭示中西社会的某些特征。“士绅”列“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是支撑社会的骨架。按顾炎武在清代初年的估计，“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按张仲礼《中国绅士》的统计，清末的“生员”加上“监生”，总人数达一百四十四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则有七百二十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三亿七千万的百分之二，比清代统治阶级满族的总人口还要多。这些“耕读传家”、“满腹经纶”的“缙绅人士”，分享中央权力，料理朝野事务，明清的“文治”，赖此以成。

自清末以来，百年动荡，弱肉强食，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渐渐演化为真理。“太平天国”以后，中央体系崩溃，军事割据兴起。“辛亥革命”后，士绅、商人、买办、帮会、农民、教授、政客、党人等等势力，都必须和“军阀”打交道。“共和”政府，不能靠宪政来运作，却纷纷借助武力来维持，导致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各国的“现代化”竞争中成为“失败国家”。《军绅政权》的“结论”认为：“从日本、德国、俄国这三个比较晚近的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工业化、现代化有很重要的作用。首要的作用是维持政治安定的局面，即使政府不积极参加工业发展的工作，至少也应该使货币制度统一、稳定，发展交通运输，发展一般的科学技术教育，用关税或其他政策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第182页)清末民初的“维新”和“革命”，都失败了，“前有绅-军政权，后又军-绅政权，阻挠中国的进步几乎达一个世纪”(第186页)。

《军绅政权》中的历史观，代表了“二战”前后那一代中国人渴望结束战乱，重建国家的热切心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的帝国“大一统”瓦解后，近代中国缺乏一个军事、外交、治安、教育、交通、市场、货币，乃至度量衡的国民体系，难以和“列强”竞争。“乱世”，是一代华裔学者的中心焦虑。另一位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认为：国民党完成了上层组织(superstructure)的改组，共产党完成了下层组织(infrastructure)的改造和统一，是两党的大功劳。其实，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证明，所谓“改造”并非成功，“统一”也远不是中国人的全部任务。国、共两党，重建一统，在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上层和下层组织却仍有很多羁绊，至今还纠缠着一个庞大民族的现代步履。

在“抗战”大后方求学的陈志让先生，也是忧患中人。对民族统一的渴望，在《军绅政权》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显露出来。陈志让先生是四川成都人，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1943)，获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1945)，又在燕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44-1947)。他是在进入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7-1956)的时候，方才改学历史。经济学家治史，善于用统计数字说话，读《军绅政权》每每都有此过硬之处。陈志让引证说：1927年“北伐”后的裁军会议，全国商界只是央求军阀们把军费开支控制在总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十块钱，有四块钱用去养军队，当然没法搞现代化。蒋介石占领上海后，利用江浙市场上的游资，发行公债一亿四千七百万元，每月用去两千万元，这样才把东北、陕西、山西、云南、广西的地方军阀陆续收编起来，形成初步的统一。

陈志让那一代学者都厌恶蒋介石的专制作风，《军绅政权》并不肯定蒋介石的统一事业，认为“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其实，这一论点是可以商榷的。即使按本书的“定义”，把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混为一谈也比较勉强。首先，“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陈光甫、虞洽卿等现代商人不同于明清“士绅”;其次，南北军队在1928年后渐次统一，“统编”后的“国军”虽然还有“嫡系”和“杂牌”、“中央”和“地方”之分，但相互征战已经结束，和北洋时期的四分五裂迥然不同;第三，“国军”开始以军事强势，履行民族国家机器的职能，对内压制异己，对外保卫利权，收回租界，后又组织抗战，俨然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代表。统一的南京政权，和分裂的北洋政权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蒋介石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取得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政权以党权、军事、政务、财经和意识形态的一统资本，统一了全国的政治、金融、商业、教育，乃至文化和思想。

蒋介石军事政权的结构中，“商权”吸收进来，“绅权”再受挤压。史无前例的是，“党权”强力介入民国政治。查一下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这部带有“帝制”痕迹的宪法，强调“大总统”的权力，却没有一处提到“党”字。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1931)全然不同，全文有十二处提到“国民党”。1924年重组的新国民党，至1937年“抗战”前，已经靠军事力量逐渐完成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体制建设，言必称“党国”。加上后来竭力争取城市商人、农村士绅的支持，南京政府不止是一个“军-绅”双核政权，毋宁说是一个以“党-军”为主体，“商-绅”为辅翼的复合政权，这种现代集权体制，是南北“军阀”们没有做到的。

人的认识，必然受到历史的局限。“贫穷”的时候，大家向往富裕;“分裂”的时代，人们渴望“统一”。“境由心生”，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也很难脱离时代的认识，兀自裁断。1970年代陈志让先生写《军绅政权》的时候，中国大致结束了分裂，还没有摆脱贫穷。回溯历史，触景生情，陈先生自然会较多考虑“军阀割据”对现代化的阻碍，较少考虑到在重建“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上，为了达成“富强”的目的，中国社会在1920年代走上了一条军事化、党治化的集权专断道路，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近三十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国际社会再度“崛起”，重续清末以来的“现代化”伟业。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更加证明：“统一”和“富裕”，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业。然而，真正引领中国走上长治久安道路，不再陷入族群分裂和社会混乱，永远让国民安居乐业，身心舒畅的现代制度，建设起来仍然相当困难。三十年前初读《军绅政权》，感到了老一辈海外学者殷切盼望祖国富强的拳拳之心。三十年后再读《军绅政权》，我们这一代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关切。在“统一”和“富裕”之后，与“民族”和“民生”同时，中国仍然有着一个“向何处去”的老问题。中国的近代历史远没有终结，且任重道远。

1992年的秋天，在多伦多大学一次有关中国教育的学术会议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志让先生。其时，陈先生已经从约克大学荣休，也赶来多大参加小组讨论。茶歇时间，我向他转达了唐振常先生的问候。唐、陈两人都是著名历史学家，更谊兼成都同乡和燕京校友。唐先生曾在“文革”后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接待过陈先生，很希望他择日再回祖国访问。陈先生端着咖啡，意味深长地说：回中国已经不习惯了，最能安顿他晚年的地方是“英语国家”。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否真的“乡愁”已淡，或许他只是和那几年的汉学家们一样，因为某种失望而避谈中国事务。然而，我终究不相信一个写过《军绅政权》，还写过《袁世凯》、《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重要著作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会不关心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如果不是年事已高，我们真的还应请陈志让先生再描写一次他在晚年遥看的东方，听他分析“军绅政权”以后的中国。